Le Monde - 26.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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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6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 今日全球主要报道要闻速览

法语区权威媒体 (France & Francophone) - 《Le Monde - 26.08.2026.pdf》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追加制裁,但不涉及中国等中介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并承诺反击。该策略虽成本低于军事选项,但最终结果仍存变数。 - 《Le Monde - 26.08.2026.pdf》乌克兰“灵魂收集者”奥列克西·尤科夫的追悼: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泰拳教练尤科夫协助回收近4000具遗体。他于8月5日在顿涅茨克因地雷爆炸重伤身亡,享年40岁。其葬礼在基辅与家乡斯洛维扬斯克举行,妻子称其为“进入亡者世界”。 - 《Le Monde - 26.08.2026.pdf》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教育改革计划专访:阿塔尔将教育定为优先施政领域,计划缩小班级规模至20人以下,提高教师工资,并通过《学校规划法》重建代课教师岗位。目标是让下一代在PISA测试中跻身欧洲前列。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 第二部分:今日跨报思想文化与批判深思雷达总矩阵

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 (本日暂未提取到独立的跨报思想雷达条目)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 法语区权威媒体 (France & Franc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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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 - 26.08.2026
8 篇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 国际 / 美国 / 伊朗制裁 /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追加制裁,但不涉及中国等中介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并承诺反击。该策略虽成本低于军事选项,但最终结果仍存变数。
  • 国际 / 乌克兰战争 / 人物追忆 / 乌克兰“灵魂收集者”奥列克西·尤科夫的追悼: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泰拳教练尤科夫协助回收近4000具遗体。他于8月5日在顿涅茨克因地雷爆炸重伤身亡,享年40岁。其葬礼在基辅与家乡斯洛维扬斯克举行,妻子称其为“进入亡者世界”。
  • 法国 / 教育政策 / 总统选举 /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教育改革计划专访:阿塔尔将教育定为优先施政领域,计划缩小班级规模至20人以下,提高教师工资,并通过《学校规划法》重建代课教师岗位。目标是让下一代在PISA测试中跻身欧洲前列。
  • 法国 / 媒体 / 电视改革 / BFM-TV力推索尼娅·马布鲁克重夺收视:BFM-TV任命前CNews记者马布鲁克主持晚间黄金时段节目,以重夺市场份额。她将主持政治访谈与辩论节目,并邀请多位政论嘉宾参与。此前她因与CNews编辑方向分歧而离职。
  • 文化 / 文学 / 反乌托邦 / 反乌托邦小说《装饰》对超资本主义的批判:小说描绘一家垄断企业阿尔玛控制民众生活,任何反抗者将面临社交与经济毁灭。主人公阿诺德试图融入体系,却发现其虚伪本质。作品以超连接自由主义社会为背景,呈现反乌托邦景象。
  • 科学 / 神经科学 / 研究突破 / 科学家培养脑类器官超过五年突破研究瓶颈:哈佛与麻省理工团队成功将脑类器官体外培养超过五年,使神经细胞充分分化并呈现与真实大脑高度相似的活动模式。该突破为探索大脑发育与治疗路径开辟新视野。
  • 环境 / 森林保护 / 瑞士 / 瑞士森林保护与自然演替模式探讨:瑞士1991年联邦法律要求保持森林总面积不变,但专家指出其与法国等国在森林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差距。贝特拉赫施托克森林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展现自然演替模式。
  • 法国 / 政治 / 选举制度 / 法国公开初选机制的民主价值探讨:公开初选通过民众参与赋予候选人合法性,2016年右翼与中间派初选即有400万法国人参与。该机制能动员选民、凝聚团结,并避免因分裂导致的选举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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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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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寄望通过经济窒息伊朗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半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决定扼杀一个早已奄奄一息的经济体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于周一宣布,将对约60个伊兰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额外制裁 ▶ 制裁名单中不包括中国等被视为伊朗贸易客户或中介国的国家

▶ 在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盖伊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并承诺予以回击 ▶ 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项风险与成本均低于军事选项的策略,但其最终结果仍存变数 第2-3版

加沙评论 以色列发动信息战

▶ 在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记者)的加沙医院轰炸事件一年后,一名以色列军方人士向包括《世界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描述了随后展开的虚假信息行动

环境 巴斯克沿海漂浮垃圾捕捞 第7版

经济 非洲谋求从稀土资源中获取更大利润 第11版

▶ 该消息披露了以军惯用伎俩:试图将遇难者与哈马斯联系起来,以规避战争罪指控 第4版

预算 大型企业税续征方案酝酿中 第10版

苏伊士,历史运河 德·雷赛布的功绩 连接地中海与红海长期以来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最终,这位法国外交家的决心使该项目得以落地 第23版

乌克兰 欧洲各国欲与莫斯科正面对抗

夏日特刊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油画,作者:爱德华·里乌 图片来源:斯蒂芬·马雷沙勒 / GRANDPALAISRMN

希望之许,一项林业实验 瑞士正在实验一种古老技术,在多处林地沦为木材工厂之际,该技术有助于维持凉爽与生物多样性 第22版

周一,在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召开的志愿者联盟会议上,基辅的盟友谴责俄罗斯轰炸强度升级。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确认已批准在当地生产法英联合研制的导弹 第5版

M 社论 加强对基辅的欧洲支持 第26版

总统选举: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拟关闭“贫民窟学校”

恢复初级学业证书考试、关闭“贫民窟学校”、重新实施分层教学、增加教师工资……在开学前几天,复兴党总统候选人阿塔尔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披露其教育政策。本报记者分析了自2000年奠定法国教育体系框架的《教育法典》修订情况。修订次数与频率之高,凸显了学校改革的堆积,也令教师倍感压力。

距总统选举投票仅剩8个月,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提出,若未来数月民调无法在其与同属中间派阵营对手、前总理埃杜阿尔·菲利普之间做出抉择,可通过投票决定两人之中谁将代表阵营出战。

第8-9版,第26版"思想"版

外交 沙特阿拉伯在法国推出主题公园项目

在爱丽舍宫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会晤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宣布将在法国建立一个漫画主题园区 第3版

电影《无名女郎》:一场身体迷宫

本片于周三上映,重新演绎了两位角色——由莱娅·塞杜和尼尔斯·施奈德饰演的埃娃与大卫——之间的身体交换

PAGE 14

《世界报》特刊

恐惧、愤怒与希望如何搅动世界

在报亭与 lemonde.fr / boutique 购买 / 132页

唐纳德·特朗普寄望金融窒息战术击垮伊朗

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白宫因缺乏军事解决方案,转而倚重经济压力。约60家伊朗实体、个人及船只被新增至制裁名单。德黑兰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

华盛顿——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半年后,美国陷入进退两难:既无战争胜利,也无和平退场。既无压倒性胜利可期,也无部署在该地区的部队被迫撤离的屈辱。拒绝承认这一战略迷失导致其精密导弹库存急剧减少的现实后,唐纳德·特朗普选择回归美国历届政府曾反复使用的手段:经济制裁。“伊朗正在彻底崩溃!”这位商人周一(8月24日)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如是声称。

数日前,唐纳德·特朗普曾许诺一场“D-Day”经济战,以纪念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他呼吁所有盟友跟进,并向那些参与平行贸易网络、允许德黑兰出口石油并可能面临美国次级制裁的国家发出警告:“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为伊朗提供任何救生索的国家,都将自行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于8月24日周一公布了这场“计划性窒息”战术的具体内容。约60家伊朗实体、个人及船只被新增至制裁名单。美方责令关闭伊朗国有银行——德黑兰的Melli银行在海湾多国、俄罗斯、英国及法国均设有分行。据其所言,被视为伊朗进出口便利化者的国家已收到一份美国精确列出的要求清单及一份未公开的强制时间表。总而言之,暂无针对这些国家的即时制裁措施。

政治双重日程表

记者们反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华盛顿邮报》记者问道:“我们给予每个人纠正不当行为的机会。为什么我要摧毁全球金融体系?”斯科特·贝森特回答道,同时坦承其运动的局限性。他明确表示:“任何协助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排除出美元体系。倒计时已经开始。”在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盖伊于周一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

美国此次运动的未来补充声明并未增强其威慑力,反而更像是对军事力量的一种至少暂时性的替代方案。8月20日,副总统J.D. 万斯在播客节目中承认,此次“新阶段”代表着一场“微妙的博弈”,伊朗可能重启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或能源设施的精准打击。

同一天,斯科特·贝森特在CNBC频道上表示,石油市场“误解”了此次运动的含义。“这将奏效。在委内瑞拉实施封锁时奏效了。现在在古巴奏效,将来在伊朗也会奏效,我们将导致该政权垮台。”据信,伊朗政权中已出现“巨大裂痕,规模如峡谷般深远”。

在这一乐观言论背后——它突然重新唤起自1979年以来掌权的压迫性神权政权垮台的目标——现实一如既往地更为复杂。美国不得不考虑双重政治日程: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于10月举行,而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初举行,共和党对众议院乃至参议院的控制权可能受到威胁。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是跨党派的,而生活成本问题在民众关切中遥遥领先。

在此背景下,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成为一项风险更低、成本更小的策略,尽管其最终目标仍模糊不清。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查尔斯·利奇菲尔德指出:“这一选择似乎是权宜之计。该政府拥有惊人的能力,能坚定地相信其找到的最新措施。某件事不奏效,就换下一件,自欺欺人。唐纳德·特朗普在重掌权力时曾质疑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效果。”这种灵活性并未排除未来某个时间点重新采用军事选项的可能性。尤其是若伊朗在经济上被逼入绝境,可能会加剧对美国的压力成本,通过引发能源市场新的混乱局面。

8月21日接受采访时,唐纳德·特朗普表现出一贯的自信。“[伊朗人]没有钱。他们没有海军。他们没有空军。他们不支付士兵薪水。他们不支付警察薪水。他们的通胀率为350%。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预测中显示,伊朗2026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接近70%。这一数字本身已极为异常,表明社会遭受的冲击程度,以及本币正全面崩溃。然而,近期并无任何实例表明压迫性政权会因经济压力而垮台。

美国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唐纳德·特朗普称其已成为“美国领土”——旨在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但即使伊朗原油出口量有所增加,美方仍无法恢复战前正常航运或油轮通行规模。

在制裁方面,自2011年以来,华盛顿已动用大部分可用工具。若要令制裁网络进一步扩大,必须由俄罗斯和中国等主要行为体在实践中加以复制,但这些国家并无此意。

不过,美国在这一行动中可依赖一个新的支持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8月18日,该国在遭两枚导弹袭击后宣布与伊朗断绝一切贸易往来与交易。作为伊朗在海湾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伙伴,阿联酋不仅是其对外出口的门户,迪拜亦是西方制裁网络绕行与德黑兰获取外汇的核心枢纽。由于银行业务中的高度不透明,难以预测交易禁令将被执行到何种严格程度。

白宫此次行动有多重目标:通过扣押用于出口石油产品的“幽灵船队”,切断伊朗政权的外汇收入,从而试图瘫痪其公共财政。

《美国制裁机器仍然令各方畏惧》

查尔斯·利奇菲尔德 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

于德黑兰, 8月24日 VAHID SALEMI / AP PHOTO

制裁的首要目标是切断伊朗政府的资金来源,使其无法支付公务员和军人的薪资。第二个目标是阻止伊朗进口任何可能用于恢复其军事能力(包括弹道导弹能力)的物资,从零部件到电子元器件均在限制范围内。

加密货币冻结

在2025年2月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仅15天后,文件指出「伊朗的行为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文件宣布将把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尤其是对华出口)压缩至「零」。同时,针对海运和保险行业的参与者发出警告,若其协助这支「幽灵舰队」行动,将面临「风险」。

在该届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内,美国财政部已将超过450家实体和船只加入制裁名单,这些均为伊朗当局设立的平行网络的一部分。财政部还声称已通过拆解隐藏在伊兰银行背后的金融电路,剥夺了该政权约30亿美元(约合26 亿欧元)的石油收入。此外,华盛顿还冻结了近5亿美元属于该政权的加密货币资产。

「永远不要指望制裁能创造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制裁毫无用处或徒劳无功,」查尔斯·利奇菲尔德指出,「美国的制裁机器仍然令各方畏惧。第三国的银行会竭力避免被美国盯上。以中国为例,作为关键角色,她不会与美国结成任何联盟,而是谴责所有制裁,称其损害国际贸易与稳定。但那些仍渴望接触美元的中国企业,尤其是银行,一旦收到警告,有时会缩减业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9月24日访问白宫,在此之前,两个对立大国之间不太可能爆发重大贸易和银行业冲突。「我们认为,与他国对话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低调的外交手段,」斯科特·贝森特周一表示,此时美加两国间的关税升级和轻蔑言论正愈演愈烈。这种尊重外交并非仅针对盟友。

皮奥特·斯莫拉尔

伊朗:民众购买力缓慢崩溃

家庭通过减少消费或储蓄来承受经济冲击

8月24日,在美方宣布新一轮制裁的数小时前,德黑兰各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其中,位于首都中心的费尔多西广场附近的加油站不得不宣布油料库存告罄。"这主要是恐慌效应,"一位工程师如是说。与其他受访者一样,他选择匿名。在伊朗,黑市汇率已成为经济忧虑的主要晴雨表之一,美元和黄金再次创下新高。伊朗货币里亚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法定货币)和通用的计价单位土曼继续贬值:美元汇率突破了1美元兑200 000土曼的象征性关口。

数小时后,美国公布了拟扩大对伊朗进行次级制裁的计划,针对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往来的企业和国家。从德黑兰发声的伊朗经济部长阿里·马达尼扎德试图安抚民众。"试图断绝伊朗金融和商业命脉绝非易事,"他在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还称"政府早已为类似局面做好准备",并拥有一项为期两年的应对计划。

周一上午,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在X平台发文称,德黑兰的贸易伙伴已向伊朗官员发出信息,表示他们"完全不理会"美方官员关于对伊斯兰共和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声明。"从经济角度看,美国并不具备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能力,"他写道。

失业率上升

对德黑兰而言,问题的核心仍是石油出口,中国是伊朗“幽灵舰队”运输的黑金主要目的地。但这些供应已受到影响。据路透社报道,7月份对华出口量约为每天82.3万桶,8月降至53.4万桶,背景是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些石油流向对伊朗变得尤为重要:若次级制裁进一步吓阻中国买家及金融中介,德黑兰可能进一步减少外汇收入。

形势因阿联酋于8月18日决定暂停与伊斯兰共和国的贸易和金融往来而雪上加霜。这个海湾国家是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及商品与金融网络的重要入口。对伊朗而言,这意味着石油收入减少、进口成本上升,商业流通路径更长且风险更高。这些变化发生在以色列-美国战争影响已显现之际。据伊朗统计中心数据(当地媒体援引),今年春季失业率达9.1%,较去年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口较前一年春季减少约45万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2026年实际GDP将收缩5.4%,平均通胀率达68.9%。

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更为具体的现实:家庭正逐步缩减开支。据伊朗《经济日报》8月1日估算,最低工资的74.5%现用于食品,而一年前这一比例约为59%。部分食品价格飙升:固体油(+399.5%)、液体油(+344%)、蛋黄酱(+253%)及进口大米(+211%)。

这种局面令低收入家庭几乎无力负担其他基本开支——住房、医疗、交通、教育等。 “我放弃了买衣服、旅行和外出:这些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位40多岁在德黑兰印刷厂工作的伊朗女性说,“很快,我担心自己服用的抗抑郁药物也会变得无力承担。”

补充收入变得必不可少。在大城市,许多工人开始在主要工作之外兼职为Uber式平台Snapp开车,以弥补购买力下降。

即便如此,伊朗经济迄今仍展现出真实但代价高昂的韧性。它依赖国内生产、非正规网络、易货贸易、替代货币及平行贸易机制得以运转。这种适应能力避免了经济的急剧崩溃,但主要依靠将经济冲击转嫁给家庭。后者,正如维也纳国际战略咨询公司欧亚枢纽合伙人副总裁Bijan Khajehpour在分析网站Amwaj.media撰文所写,扮演着“减震器”的角色:他们削减消费、动用储蓄、变卖资产、推迟投资,并更多依赖家庭网络,而里亚尔贬值与通胀正逐步侵蚀其购买力。

根据伊朗议会研究中心7月的一份报告,若当前趋势持续,到2028年,45.5%的伊朗民众可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GHAZAL GOLSHIRI

「MBS」宣布在巴黎附近兴建主题公园项目

法沙战略伙伴关系首次理事会于周一举行,出席者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及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周一(8月24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巴黎期间,伊朗战争及美国意图对德黑兰施加大规模经济压力(冒险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被边缘化。这些议题被一项「空前」项目(据爱丽舍宫用词)所掩盖——双方宣布将在塞尔吉-蓬图瓦兹兴建以日本经典动漫《龙珠》(上世纪80年代作品)为主题的主题公园。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X平台表示:「自迪士尼乐园巴黎落成以来前所未有」,并披露该项目预计投资60亿欧元,最终创造22,000个就业岗位,但具体时间表仍未确定,且项目还包括另外两个未公布细节的主题公园。

据爱丽舍宫顾问透露,两位领导人是在2024年12月马克龙访问利雅得期间发现对鸣人(1955-2024)漫画的共同热情。该项目由沙特集团奇迪亚(Qiddiya)主导,将落户于一座昔日主题公园米拉波利斯(Mirapolis)旧址,后者已于35年前关闭。

周一,巴黎方面庆幸能接待一位甚少出访的王储,并选择法国作为其自2025年11月访问华盛顿后首次赴中东以外地区的行程。绰号「MBS」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上周末于其位于卢韦西耶讷(伊夫林省)的宫殿度过,该建筑为一座当代高科技「大世纪」风格宫殿,于2015年收购。随后,他于周日晚间为电子竞技世界杯决赛闭幕。该赛事原计划在沙特举办,但在2月28日伊朗战争爆发后紧急移师巴黎。

周一,在由两国领导人于2024年设计的法沙战略伙伴关系首次理事会结束后,王储与马克龙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战争,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无障碍航行。两国国防部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旨在加强新兴技术合作。随后,两国元首步行前往附近的盟国联盟俱乐部,出席一场商业圆桌会议。法国航运巨头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在会上确认了一项投资计划:为沙特港口开发新码头,投资额为4.34亿美元(3.72亿欧元)——该项目已于2025年秋季宣布。

主题公园将专注于《龙珠》宇宙,这是一部日本经典漫画,故事背景设定于吉达。由于所有海湾国家均试图减少对霍尔木兹瓶颈的依赖,位于红海的吉达对沙特王国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

自今年4月起,法国试图在这些纷繁且混乱的努力中找到立足点,这一议题已成为6月底阿曼苏丹海赛姆·本·塔里格访问巴黎,以及7月初马克龙访问叙利亚的核心。周一,巴黎与利雅得在联合声明中重申,愿共同「将叙利亚重新定位为连接欧洲、海湾与亚洲的桥梁,并建设替代性路线」。

这些广泛的物流、商业和能源项目在周一举行了部长级会议,爱丽舍宫重申大部分项目「途经沙特阿拉伯」。巴黎专家、美国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莫吉尔尼茨基指出:「许多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例如,一条横贯沙特阿拉伯东西的管道连接到该国沿海的商业枢纽。他补充道,「利雅得正在努力满足其他海湾国家的需求,例如正与科威特商谈,以输送部分石油产量。」因此,对法国企业而言,沙特阿拉伯是通往整个地区市场的门户。

其他商业项目

红海水域仍然动荡不安,在伊朗盟友也门胡塞叛军的压力下,后者于周一再次展示其破坏能力,声称对沙特一艘停靠在该国西海岸 Yanbou 港的油轮发动导弹袭击。Yanbou 是该国石油的主要出口通道。

在巴黎讨论的其他商业项目中,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获得了一份价值5亿欧元的合同,为利雅得地铁提供额外车厢。作为沙特正寻求与美国发展民用核能之际,铀业专家欧安诺集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istral AI 则达成另一项协议,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而由法国协助开发的大型 Al-Ula 考古与艺术项目则延长至2035年。

多家法国记者工会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巴黎的标准化接待感到愤怒——八年前,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遇刺,令“MBS”成为新闻自由捍卫者眼中的贱民。这些工会自周日便将后者的法国之行定性为“对新闻自由捍卫者的挑衅”。他们还提醒称,由 Trial International 与无国界记者组织于2021年提起、针对王储的“酷刑与强迫失踪”诉讼仍在审理中。

路易·安贝尔

以色列如何主导信息战

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详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战争中针对舆论采用的手段

耶路撒冷——本报驻当地记者

这是一份罕见的军方消息人士证言,其匿名身份获准描述战争信息战的一个侧面:当出现战争罪嫌疑时,以色列军队如何组织反击,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已发布图像或信息的影响?在严格保密条件下,该军人向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打破沉默"及包括《世界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描述了以军反复使用的方法,并以加沙战争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例。

2025年8月25日上午10时刚过,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南部巴勒斯坦飞地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大楼实施空袭。数分钟后,医院再次遭到袭击。共22人死亡、50人受伤,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及5名记者,后者中有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医院外的一台摄像机拍下了第二次袭击的画面——当救援人员和记者赶来救助首次爆炸的伤者时,袭击再次发生。

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情绪反应。该军人描述了以色列为试图控制舆论影响而采取的方法。首先,军方声称医院屋顶上的目标是哈马斯用于监视以军士兵移动的摄像头——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路透社的调查已予以证实。其次,军方启动"追溯归罪"机制:不遗余力地将此次双重袭击的受害者与哈马斯联系起来,而哈马斯正是2023年10月7日恐怖袭击的责任方。

该消息人士介绍了具体操作流程:"此类袭击发生后,Tsahal(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会竭力将伤亡者与哈马斯挂钩。这是他们一开始的做法,因为若能证明死者是哈马斯恐怖分子,我们在世人眼中就会显得更为正当。这一过程被称为‘追溯归罪’。”该军人解释道。其目的是将责任推给敌方,从而稀释图像的冲击力。"只要存在任何情报,哪怕是与哈马斯的微弱关联,我们都可以说此人是哈马斯恐怖分子,"他强调。

证据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纳赛尔医院摄像头事件即是如此:"我们无法将携带摄像机的记者定性为恐怖分子,也无法将其与任何恐怖组织挂钩,"该消息人士称。这一事件促使他决定作证:"在这次袭击后,我决定打破沉默,因为我意识到以军是在针对记者。他们将此称为战术威胁、军事目标,但说到底,这些人就是记者。"

结果事后归罪:轰炸次日,军方宣布六名遇难者为“哈马斯恐怖分子”,尽管此次袭击——如戈拉尼旅所计划、后经南部司令部(加沙地区周边)批准——仅针对一台摄像机。同时,总参谋部以此为由指责哈马斯:“敌方开展广泛且秘密的视觉情报收集,并无耻利用敏感场所与民用基础设施,如纳赛尔医院,从中对Tsahal部队实施恐怖活动。”官方声明如是称。

事后辩解

正如在这类情况下几乎总是会发生的那样,军方当局也宣布进行调查,尽管实际上,对士兵的指控几乎没有任何结果。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在8月24日(周一)对《世界报》表示,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12个月,内部调查仍在进行中。Tsahal不会就正在调查中的事件细节发表任何评论。军方拒绝回答是否使用双重轰炸(这种轰炸对救援人员和记者尤为致命)的问题。

关于纳赛尔医院谎言的证词揭示了一种反复使用的方法:每当平民、医护人员、人道主义工作者或记者被军方杀害时,这种方法就会被重复使用。打破沉默执行董事纳达夫·韦曼指控道:「Tsahal鲁莽的交战规则,加上其追溯归罪的程序,被军方用作几乎自动为每一颗子弹、炮弹或导弹射击辩护的工具,并作为逃避真正调查的手段。」该组织成立以来一直收集和核实士兵证词超过二十年。

「导致媒体人员在纳赛尔医院丧生的事件,均源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些政策,不应被其试图将其呈现为孤立事件或不符合军方协议的行为所掩盖。」他断言。

「这些不可辩解的政策是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作战方式的核心。」这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强调。事实上,自加沙战争开始以来,此类事后辩解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2025年3月,15名巴勒斯坦救援人员在拉法附近失踪后被发现死亡。以色列士兵在杀害他们后,用推土机埋葬了尸体。后续在一具尸体上发现的视频以及《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军方曾撒谎。最终,以色列军方在8月份对这一事件启动了刑事调查。同样,2024年4月,世界中央厨房等人道主义团队曾被直接袭击。此外,对学校和医院的反复轰炸也造成了大量伤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它植根于以色列国防军十多年前明确制定的战略,该战略将捍卫其行动的「合法性」置于首位。但由于2023年10月7日以来在加沙进行的战争强度空前,这种危机管理方法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地当局统计的死亡人数超过73,000人——这一数字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军方的质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常将这场战争称为「第八条战线」。「以色列同时在领土、安全、合法性和信誉四个战线上作战。」以色列国防军前国际发言人Peter Lerner最近在X平台上解释道。

L'enjeu de la présence des médias est décisif. « Lorsqu'il y a une vidéo, qu'elle est publiée et

军方拥有一个工具,虽然古老、鲜为人知,但极为有效:军事审查制度

“对所有人开放,全世界都能看到它。如此一来,控制叙事就变得更加困难,”“破晓行动”组织的消息人士指出。然而,自本次冲突爆发以来,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已有超过200名巴勒斯坦记者被以色列士兵杀害。这在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自两年零十个月前起,国际记者仍被以色列国家阻止进入加沙。超过130名报社主编在今年6月谴责称:“这是现代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局面。”但无济于事。多起诉讼已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均被驳回。这一禁令也削弱了媒体调查哈马斯、其领导人及战斗人员的能力,而该伊斯兰组织因7月20日(应为10月7日)2023年恐怖袭击以及法外处决和酷刑行为而受到指控。

信息战也是针对信息的战争。军方还拥有另一个工具,同样古老、鲜为人知但极为有效:军事审查制度。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其使用量激增。以色列信息自由运动组织与调查网站“+972”通过法律诉讼获得了多年的统计数据。2024年,部分审查涉及6265篇文章,完全禁令则达1635篇。即使2025年数字略有下降,仍创历史新高。军方要求审查内容不得显露痕迹。“未经审查官批准的文本不得刊登删减内容,”审查总司令、准将在一份官方公告中警告称,“审查官介入时,媒体不得标注审查行为,这意味着其大部分活动仍对公众隐瞒。”调查网站“+972”主编哈盖·马塔尔在公布这些数字时评论道:“没有任何一个自诩为‘西方民主’的实体拥有类似机构。”

路透社摄影记者侯赛姆·马斯里(Hussam Al-Masri)在以色列军队8月25日对加沙汗尤尼斯纳赛尔医院发动空袭后的现场拍摄的器材。图片来源:哈特姆·哈利德/路透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调查媒体对自身处境深感担忧。诚然,审查制度未能阻止其披露敏感信息,如监狱中对囚犯施暴、粮食分发中心周边的“杀戮区”、利用人工智能(AI)锁定目标,或巴勒斯坦平民充当人体盾牌保护士兵等。但压力与日俱增。7月中旬,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ACRI)致函国内情报机构辛贝特负责人,就记者手机监控扩大化表达担忧——此前该协会刚发布了一项相关调查。

宣传战

至于国际媒体,议会于2025年12月底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若政府认为媒体威胁国家安全,可没收其设备、关闭其办事处并禁止其传播。这一方法早已在2024年用于针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类似手段也被用于2026年初禁止国际NGO进入加沙,这些组织被视为"碍事"。如此一来,外界再无独立见证加沙局势的渠道。

对外部记者而言,这意味着信息来源进一步减少。巴勒斯坦记者塔格里德·霍达里(Taghreed El-Khodary)在8月10日于《国土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证据、文献和证言正是以色列试图通过威胁、审查和杀害记者来抹除的对象。将记者拒之门外,以色列便能争取时间。」

局势在同样被占领的西岸地区(自1967年以来)也极为恶化。巴勒斯坦记者工会自2023年起持续报告新闻自由受到侵害。数十名记者被逮捕,其中一些遭到酷刑。无国界记者(RSF)称,目前有19名西岸地区记者被拘押。「在有文件记录的犹太定居者极端暴力针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平民的背景下,以色列士兵正在针对记者,并阻止信息从这片日益与世隔绝的土地上流出。」RSF在8月24日(周一)的一份声明中发出警告。

这种信息控制策略是以色列"哈斯巴拉"(hasbara,即以色列宣传)的一部分。它在国内舆论中是否奏效?在本国民众中,答案是肯定的;但在全球舆论中,效果则大打折扣。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显著恶化。「在36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超过67%的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而持正面看法的仅为25%。」该美国智库指出。

然而,以色列为此投入的资源却相当可观。政府大幅增加了哈斯巴拉的预算。2025年9月,《世界报》曾报道以色列军方如何让网络影响者进入加沙,以传播其"无饥荒"的叙事。

欧洲领导人聚首基辅谴责针对平民袭击的升级

基辅 — 特派记者

欧洲领导人于8月24日(周一)抵达基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广场,他们神情凝重地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手中接过勋章,为他们的儿子、丈夫或父亲——这些为国捐躯的战士——追授荣誉。

为庆祝乌克兰独立35周年(1991年脱离苏联),泽连斯基总统当日身着刺绣衬衫,邀请欧洲领导人共同庆祝国家节日。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首次访问基辅,也是他首次出访国外;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则已是第五次到访乌克兰,但同样感慨万千。

“政治决心”

在泽连斯基之后登台发言的两位领导人均强调了欧洲的坚定支持。安迪·伯纳姆将乌克兰对俄罗斯侵略的抵抗比作英国在二战中对纳粹德国的抵抗:“英国在20世纪高举自由火炬,而乌克兰在21世纪接过这一火炬。”他如此宣称,并对俄罗斯针对伦敦的“可耻威胁”表达了蔑视。他强调乌克兰“不是我们安全的负担,而是保护欧洲的前线”,并多次感谢基辅。他还认同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八国领导人此前一天与乌克兰举行峰会时的立场。

赞扬乌克兰人民的韧性之余,安东尼奥·科斯塔回顾了欧洲理事会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发动大规模战争”当日起对乌克兰的支持。他承诺这种支持将“持续必要的时间,尽可能长久”,甚至“战后也将继续”,目标是让乌克兰“融入欧盟的和平计划”。在他看来,欧盟“已准备好接纳”乌克兰。不过,他也坦承乌克兰加入进程面临的困难,特别是该国仍饱受腐败丑闻困扰:“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承认,“但这不应阻碍我们的政治决心。”

对于安东尼奥·科斯塔而言,为乌克兰人提供前景尤为重要,尤其是在今夏冲突出现令人担忧转折之际。俄罗斯愈发蓄意袭击平民建筑,并实施“双击”战术:第一轮炮击后半小时,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再发动第二次袭击。他斥之为“冷酷无情的行径”。

莫斯科频繁使用乌克兰军队无力拦截的弹道导弹(其防空能力不足且美国减少了爱国者导弹供应)。在经济层面,黑海近乎封锁——乌克兰谷物出口的主要通道——正重创该国经济。

维持压力

在上午的演讲之后,周一,安迪·伯纳姆首次主持了志愿者联盟会议,该联盟汇集了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联盟的两位联合主席——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通过远程方式参会;会议“强调了对乌克兰的团结”,安东尼奥·科斯塔总结道。

然而,这种团结无法创造奇迹,也无法让珍贵的“爱国者”导弹凭空出现。而俄罗斯在其后勤中心和炼油厂遭受对手袭击后陷入动荡,加大了火力投射: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公报,7月份共有376次。这便是“恐怖主义战略”,安迪·伯纳姆总结道。华盛顿的“爱国者”导弹年度交付量已减少近一半,从2023年的675枚降至2026年预计的264枚,据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估计,莫斯科可能每月能生产约100枚弹道导弹。

为试图重新平衡局势,安迪·伯纳姆确认已授权MBDA防务公司分享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能够实现法英联合研制的“Scalp”远程巡航导弹的本地化生产。

就其本身而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强调了“俄罗斯可能试图升级对欧洲国家的袭击,以此阻吓它们援助乌克raine”的风险。他预计“挑衅行为将会增多”,但敦促“保持冷静”。他还希望继续对莫斯科施压,这正是联盟承诺的。首先通过加大行动打击“影子舰队”——这些船只在制裁下仍运输和出口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其次通过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以遏制克里姆林宫生产弹道导弹的能力。

法国总统还谴责了莫斯科在炼油能力被摧毁后转向他处寻求燃料供应的行为——“包括在我们这里”,他补充道,暗指两家瑞士公司。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和英国驻乌克兰大使尼尔·克伦普在基辅圣米歇尔广场的乌克兰阵亡者纪念墙前,以及圣米歇尔金顶修道院前,摄于248月。亨利·尼科尔斯 / 法新社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7月中旬任命的新任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陪同下,推进其诉求。他表示,到今年年底前,乌克兰还缺少23,5亿欧元才能平衡预算。周一,欧盟委员会宣布解冻此前承诺的为期两年(2026和2027年)向基辅提供的90亿欧元贷款中的新一笔,金额为6,1亿欧元,“用于乌克兰亟需的防空系统、弹药和雷达”,该委员会在公报中明确指出。这笔资金将在2026年已解冻的16亿欧元之外再追加,其中8,35亿欧元已实际支出。欧盟是否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目前,欧盟正谨慎对待乌克兰的计算。

索菲·费伊

奥列克西·尤科夫之死:战场上不知疲倦的“灵魂收集者”

自2022年以来,这位泰拳教练已协助将近4000具尸体从战区运出,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

自2022年与俄罗斯交战以来,乌克兰每天都有新的亡者。对公众而言,他们往往仅是一连串没有面孔、没有过去的数字。但偶尔有人会走出这种匿名状态。奥列克西·尤科夫(Oleksi Ioukov)便是其中之一——他于8月5日在顿涅茨克地区因地雷爆炸重伤,三周后这位40岁的男子离世。他的离去不仅震动了亲友,甚至波及俄罗斯。他被誉为“灵魂收集者”,毕生致力于从前线和平民区回收士兵遗体。

8月8日,数千人在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参加了东正教葬礼仪式。此前,他的家乡斯洛维扬斯克(顿涅茨克州)也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在追思活动中,他的妻子叶夫根尼娅·卡卢吉娜(Yehveniia Kaluhina)表示:“或许是神明决定,他该进入亡者的世界了。”她还对前来悼念的人们说:“Vous êtes tous formidables, le peuple ukrainien est le meilleur, nous nous battons pour notre liberté。”这番话提醒人们,平民对正规军的支持在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列克西·尤科夫曾在“黑郁金香”(Black Tulip)志愿者组织接受训练。该组织最初专注于定位一战和二战期间失踪士兵的遗体。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顿巴斯战争爆发后,他创立了“滩头阵地”(Platsdarm)志愿者团队,旨在——用他的话说——为亡者提供体面的安葬。2022年2月全面入侵后,他进一步扩大了行动规模。

法医与调查员

他的车队以“200”标识为识别标志——“200”货运自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起,即指战场遗体撤离。从2022年3月至2026年夏,他协助从交战区清理出近4 000具尸体,无论俄军还是乌军,军人还是平民。

奥列克西·尤科夫在斯拉维扬斯克经营一家泰拳俱乐部,自幼学习尸体挖掘技术,因此兼任法医与调查员。他与十余名队员隶属于乌克兰武装部队下属志愿专家网络,负责收集被遗弃或草草掩埋的遗体,以归还家属。当遇到俄军士兵遗体时,他的工作成为莫斯科与基辅间一项鲜为人知的对话基石,实现双方士兵遗体的交换。

2024年,《世界报》曾跟随奥列克西·尤科夫前往顿涅茨克州边境执行任务。一条无须的胡须衬托出他清瘦的面庞与深邃的双眼。他敏捷的思维与武术爱好者的身形浑然一体。当时他展示了从一辆被烧焦的俄军装甲车残骸中提取俄军士兵遗骸的全套技艺。时光流逝,2022年秋乌克兰反攻后,仅有几截骨头残存于被摧毁的车辆内。在绘有骷髅图案的白色帆布上,奥列克西·尤科夫拼凑出这名阵亡士兵的骨骼拼图。

他的奉献超越战争本身。他以宗教般的语言谈及此事:“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留在战场,因为只要遗体被遗弃,只要未被埋葬且未被亲人哀悼,亡灵便无法安息。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战争将持续,只要亡灵四处游荡。”当乌克兰人惊讶于他的团队不遗弃俄军遗体任其腐烂时,他答道:“我不同意,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冒着触雷、遭炮击、遭无人机袭击的风险前往——一切都与你们为敌,但必须坚持下去。”

这项工作促成了乌克兰与俄罗斯间的遗体交换。它为奥列克西·尤科夫赢得了俄方家属的感激。据流亡格鲁吉亚的俄罗斯记者伊万·菲利波夫(领导一个拥有数千个亲俄Telegram账号的观察站)称,奥列克西·尤科夫的事迹在这些渠道上受到赞扬。其中一条写道:“这将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帖子,即使对我而言也是如此。奥列克西·尤科夫是对手,但他的工作值得尊敬且高尚。他的逝去将留下些许苦涩。愿你的记忆受到敬仰。”

雅克·福洛鲁

在波尔日,大火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团结

在法国吉伦德省这个7月被大火蹂躏的市镇,183户受灾家庭获得了强大的集体支持

报道 波尔日(吉伦德省)——特派记者

她已经折返了好几次。在波尔日网球场的停车场,人们正在一个大厅里整理从法国各地涌来的捐赠物资,以援助吉伦德省火灾的受灾者。她先是给自己五分钟,然后十分钟,最后才下定决心进去寻找一些衣物和厨具。一开始她无法接受:“太丢脸了。”这位白色标致车的女司机要求匿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得不屈服,为自己和母亲在火灾后租下的住所添置物品——火灾于7月21日至8月1日间肆虐,烧毁了44 000公顷土地,摧毁了240栋房屋,其中包括她的家。

8月21日,星期五,她把车停在远处,车里装满了床上用品和餐具,唯一的顾虑是“不想碰到熟人”。许多人都有同样的尴尬,他们曾经“过着正常的生活,却在一天之内一无所有”,73岁无家可归的米丽亚姆·拉尔德梅尔解释道。她也曾难以跨出捐赠大厅的最后一步。最终,她是为了给猫喂食才鼓起勇气,之后才敢拿走一台电风扇和一把熨斗,搬进波尔日市营露营地的小平房,那里安置了她和另外37个家庭。

大火肆虐波尔日镇一个月后,摧毁了该镇183栋房屋和一半的公共森林(共3450公顷),居民们刚刚开始重新振作。他们饱受创伤,眼睁睁看着大火连续三天摧毁整个城镇的多个街区。他们还感到“在灾难最严重时被国家抛弃”。就连幸免于难的人,比如露营地副经理克里斯泰勒·库雷热隆,也说自己“无法为仍有栖身之所而感到高兴”,感到“道德上也受到了创伤”,甚至对比自己幸运的邻居感到些许愧疚。

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创伤仍然异常沉重。“首先,看到我们昔日的生活被彻底摧毁,这种无尽的悲伤难以言表,”灾民Yve Brugiere-garde站在自家房屋的灰烬中说道,“从零开始重建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每天都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失去的远不止物质财富。”这名男子想知道“如何解释无法拯救一个村庄”。

每次他回到受灾最严重的阿卡雄盆地大道时,这位前军人都会联想到贝鲁特,他曾在那里服役。“这就像两架轰炸机分别轰炸了这条路的两侧。这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些解释。”他补充道。他本希望议会委员会能彻查这一“事实上的遗弃”,并将参与集体诉讼,与数百名其他公民一起提起诉讼,“因为这是唯一了解真相的方式”。

《环境之殇》

这场行动的发起者是一位45岁的母亲,吕迪维娜·多尔尼阿克。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她说自己“需要理解”,并通过行动来抚平创伤。这位至今无法说出自家被烧毁房屋地址的母亲,每天凌晨3点43分(她被紧急疏散的时间)仍会醒来——她带着9岁的女儿罗曼回到了这片仍然充满昔日记忆的土地。这个周五,母女俩在一张铁架座椅前驻足片刻,那里曾是她们最爱的温馨时光。接着,她们来到罗曼最爱的安抚玩偶——那只小象曾经待过的地方,如今已荡然无存。

对于这位白色标致车的女司机来说,自7月22日以来,部分即时记忆已然消失。她常常话未说完便陷入茫然,站在某处反复思忖自己为何会在那里。

即使是未受波及的居民也深受其害。香烟店主阿德琳(因与其他受访者相同原因,仅使用名字)只能开着百叶窗睡觉,“以防万一”。她对烟味和飞机轰鸣声异常敏感。邻居、面包店的女售货员则将出行限制在“家与工作间的最短路径”,无法忍受看到被毁的区域。

在这个8月底,烧焦的森林仍然矗立。树木呈焦褐色,仿佛提前进入了秋季。若非地面一片漆黑,它们几乎称得上美丽。和其他波尔热居民一样,面包店老板已开始担忧这些树木会在未来数月被砍伐,留下数十年空白。 “在我们的心理咨询中,除了‘pyrocumulonimbus’——这种由大火产生的巨型对流云团——和被遗弃的感觉,‘环境之殇’、‘再也认不出的风景’成了反复出现的主题。”心理学家夏尔-亨利·马丁解释道。他负责指导一个由8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紧急医疗心理干预小组。1500次咨询还揭示出“一个顽强的群体,在极强的团结氛围中渴望向前走”,医生补充道。

在这个拥有3500名居民、曾以琐事和旧怨为生的地方,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动力正在形成。正如一位在灾难中幸存的居民所言——当时只剩下几名消防员(其他人被调往他处)和森林消防队员:“是村庄拯救了村庄。”就连无党派市长马蒂亚尔·扎尼内蒂在波尔热生活35年后也感慨:“发现了集体的新面貌。”在“抽屉咖啡馆”志愿者马图·兰提看来,自7月21日以来,她认识的人比过去20年在这里生活的总和还多,“所有的隔阂都被打破了,世代间、面具背后的姿态都消失了。我们交流、给予、接收,前所未有”。

《“安居乐业”》

正是凭借这种力量,勒波尔热才得以继续前行。而不是依赖政治承诺。此外,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于8月17日秘密到访,未与被警戒线隔离的民众见面,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脱离民众”的印象。「一个月内发放许可证,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政治宣示,但重建与适应领土特别工作组却要三个月才能给出意见。这些政策根本无法有效衔接!」当地居民维耶·布吕吉埃加尔德感慨道。他已踏上一段在他看来「漫长而痛苦」的重建之路。

在吉伦德省勒波尔热,8月21日,居民们来到由法国人民互助会管理的捐赠中心领取物资(上图)。维耶·布吕吉埃加尔德在废墟中漫步,查看昔日住宅的焦黑残骸(下图)。 摄影:埃莱·勒凯 《世界报》图文

目前,183名灾民暂时有了栖身之所:活动房、亲友或朋友提供的住处,或由保险公司支付的租赁房。少数人,如75岁的菲利普,选择继续留在被大火烧焦的土地上。他暂时住在车里,等待好心人通过社交网络为他找到的移动房。他居住的谷仓未投保,若无他人援助,他只能守着几只母鸡和几块光伏面板度日。

在他的住处及邻居家中,拆解废铁的工人已开始作业,随后将进行全面清理。市长希望这项工作能在9月底前完成。人们已开始思考未来:「让勒波尔热成为全国典范,一个在森林乡村特色方面堪称楷模的村庄。」马夏尔·扎尼内蒂如是说。

就此议题,反对派议员、当地农民迪杜·代雷斯已有所思考并计划投身其中。「必须在村庄周围建立缓冲区,既能抵御火灾也能抵御风暴。为此,我们可以设想种植宽阔的农作物带,这比皆伐更有效。」他说道。在森林边缘,他设想种植更多阔叶树,它们比松树更不易燃,并希望在重新造林时增加消防通道和蓄水池。这位65岁的经营者已失去三分之二的森林(相当于他农民退休金的补充收入),他不希望子孙后代再经历这场噩梦。他说,将竭尽全力「汲取此次灾难的教训」。

正如米丽亚姆·拉尔德梅尔所言,她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当局采取必要措施,让我们能安居乐业。」周五中午,她站在活动房门口,在带我们参观被毁的土地前,突然问我们:「对了,我跟你们说过吗?我原以为被烧毁的丁香花,现在又重新开花了?」

玛丽琳·博马尔

每年夏天,“伊察斯-贝拉拉”号都会在巴斯克海岸线水域巡航,回收水面垃圾

阿尔诺·克拉维耶和托马斯·戈斯兰-贝鲁埃、阿蒂尔·佩龙内在“伊察斯-贝拉拉”号上将网兜中的垃圾倒入大袋子,时间为8月20日。维多丽娜·阿利斯 / 《世界报》特别报道

报道

圣让德吕兹(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特派记者

在圣让德吕兹港(大西洋比利牛斯省),宁静的清晨与平日里熙熙攘攘的游客码头形成鲜明对比。除了水拍船体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远处,一束光线划破黑暗——那是“伊察斯-贝拉拉”号(“海之草”之意,巴斯克语)正在起航。

8月20日(周四)上午6点30分左右,38岁的阿尔诺·克拉维耶登上驾驶舱,发动引擎。自5月1日以来,这艘15米长的渔船每天早晨都会解缆出海。与两名队友一起,船长将在上午沿巴斯克海岸线从昂热到昂代巡航,寻找漂浮垃圾。

船上分工明确。阿尔诺·克拉维耶掌舵,30岁的托马斯·戈斯兰-贝鲁埃和38岁的阿蒂尔·佩龙内在船尾观察水面,一旦发现垃圾立即行动。“我们时刻保持观察状态。”首席船员说道。为不放过任何漂浮物,三人以6节(约11公里 / 小时)的低速前进,仅凭肉眼搜寻漂流物体。“通过经验和习惯,我们能更容易发现它们。”阿尔诺·克拉维耶强调。

奇异发现

第一件垃圾很快就出现了。「右舷有一个大塑料瓶!」,阿尔诺·克拉维耶对队友喊道,同时调整船只航向靠近目标。对于零散的垃圾,技术手段相对简单:阿蒂尔·佩龙内和托马斯·戈斯兰-贝鲁埃用大型捞网(当地称"萨拉巴德")将其捞起,再丢入甲板上堆积的大袋子里。袋子装满后,垃圾会被运往垃圾处理站。

但收集工作并非逐一追踪垃圾那么简单。为提高效率,阿尔诺·克拉维耶寻找洋流——这些是垃圾"聚集的水上公路"。一旦发现高密度垃圾区,船员便在船侧展开漂浮拖网,沿洋流方向回收尽可能多的垃圾。「有时其他船只会联系我们,告知发现的海上垃圾,」阿尔诺·克拉维耶补充道。苏科阿信号台也会在发现危及航行的危险物品时联系他们。

多年来,「伊察-贝拉拉」号收集到的奇异物品包括:一台电视机、几张床垫、一个冰箱、汽车轮胎,甚至还有一艘双体船的舷梯顶棚。每发现一件垃圾都是小小的胜利,却也提醒人们海洋中漂浮着多么巨量的塑料。

「我们发现最多的,是塑料包装和渔民丢弃的垃圾,比如绳头和渔网碎片,」托马斯·戈斯兰-贝鲁埃总结道。水手们还会回收大量漂浮木料,从树枝到整段树干,这些可能对航行构成危险。

有些漂浮物来自遥远的地方。巴斯克海岸位于比斯开湾湾口,有利于洋流将垃圾带来并积聚。「我们曾打捞到一只来自格陵兰的箱子、一只从美国海域抛入大海的瓶子,以及来自爱尔兰、苏格兰或加拿大的塑料制品。许多垃圾还从西班牙漂来,」阿蒂尔·佩龙内证实道。除了来自外海的垃圾,还有从陆地流入海洋的,尤其是被河流携带入海的垃圾。

这项垃圾清理活动自1998年起由混合工会「科斯塔·加尔比亚」(巴斯克语意为"洁净海岸")组织实施,该工会由巴斯克地区市镇共同体和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组成。两年前,西班牙西北部一座垃圾填埋场坍塌,大量垃圾涌上海岸,迫使当地官员租用船只清理。「这在当时是法国首例,」巴斯克地区市镇共同体海岸及自然环境主管卡罗琳·萨拉德回忆道,她负责监督工会的行动。

每年,清理任务从5月1日持续至9月10日,总成本为75 000欧元(含垃圾处理费)。这笔开支也因避免垃圾冲上海滩而节省了大笔费用——海滩垃圾清理每年需耗资120 万欧元。「一旦垃圾与沙子混合,处理成本会更高,」卡罗琳·萨拉德解释道。

海上哨兵的角色

自2003年以来,由Itsas-Bellara号负责这项海上收集工作。船上,垃圾清理已成为家族故事。若阿尔诺·克拉维耶(Arnaud Clavier)的参与始于2011年,其父亲已掌舵八年之久。「他用了两年时间培训我,之后我独自接手了这项活动」,船长表示,自此再未离开过这艘船。船名——“海之草”——则源于其另一项活动:在夏季之外,阿尔诺·克拉维耶与阿蒂尔·佩龙内(Arthur Peyronnet)会收集红藻,主要用于食品和化妆品工业。

除了家族故事,这项活动对船长而言还有另一层个人意义。「我在巴斯克地区长大,年轻时见过海滩的状态。我游泳时曾见到大量塑料涌来。我心系改善环境」,他确认道。自2011年起,阿尔诺·克拉维耶称已看到情况改善,每年收集的垃圾数量逐年减少。但他也提醒称,这一趋势需相对看待,因其主要取决于洋流:「我们这边收集的垃圾减少,并不意味着海洋中垃圾减少。未抵达我国海岸的垃圾会流向他处。」

此外,其船员还担任哨兵角色,在海上发现水母或僧帽水母时会进行标记。每次出海后,他们还会将收集数据传输至苏伊士集团旗下的里瓦日斯·普罗泰克(Rivages Pro Tech)科学技术专业中心(位于比达尔),该中心利用这些数据开发预测垃圾抵达海岸的工具。

13时左右,Itsas-Bellara号开始返港。当天收获颇为有限:一只酸奶罐、几瓶汽水、几个纸杯、糖果包装,以及常见的木块和渔网绳索。「今天收成不多,约40公斤」,阿蒂尔·佩龙内说道。每年5、6月收集量最大,之后洋流会远离海岸,但今年似乎格外。阿尔诺·克拉维耶解释称:「今年几乎没有涌浪,降雨也少,因此从外海漂来的垃圾和河流带来的垃圾都减少了。」

本季度以来,船员已收集14吨垃圾,其中4吨为塑料,10吨为木材,远低于2018年的纪录——当年共清理27吨垃圾。这一数量与法国巴斯克海岸线40公里每年清理的5000至6000吨垃圾相比,仍显微不足道。

「一艘船无法回收所有垃圾」,有人承认。在Itsas-Bellara号上,三名水手也意识到这一点。「我不觉得自己是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阿蒂尔·佩龙内轻声说。「我们所做的只是沧海一粟。」但阿尔诺·克拉维耶拒绝忽视这一点:「每一件垃圾都算数。如果我们不清理,没人会去做。」

皮埃尔·布瓦泰尔

肯尼亚大象神秘死亡事件引发关注

NAIROBI — correspondance

当帕特里克·帕帕提提(Patrick Papatiti)于8月13日(周四)接起电话时,他已在肯尼亚南部卡吉亚多县的奥尔古卢里保护区内,守护一头11岁的垂死大象长达数小时。「我们只能等它死去。」这位奥尔古卢里社区护林员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据帕帕提提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有19头大象在类似情况下死亡。而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KWS)——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政府机构——则公布的数据为:在6月24日至7月31日期间,共有16头大象死亡。这些大象绝大多数为成年雌象及其幼崽,它们表现出虚弱和部分瘫痪症状,无法站立。

KWS已启动调查,并派遣兽医和科学家团队对大象尸体进行取样。首次分析结果显示大象死于氰化物中毒。该机构表示仍需等待最终检测结果以确认假设并追溯这种高毒性化学物质的来源。

目前有两条调查方向:其一,氰化物可能与一种名为Cynodon plectostachyus的饲草植物相关;其二,可能源于番茄种植田中农药的使用。该地区是番茄的主要产区,而番茄残渣在部分大象胃中被发现。

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周边,「一些曾被用作

在两条被探索的线索中,其中一条涉及一种饲料植物,另一条则涉及野生动物通过使用农药进行扩散

「这些土地原本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被开垦为农田后,导致人兽冲突加剧」,来自该地区的努朱纳·旺古努(Njuguna Wangunyu)解释道。他现任牧场管理中心执行主任,该中心帮助农业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在干旱季节,大象常常闯入农田觅食,破坏庄稼。

2025年,环保非政府组织Cejad(一家专注于化学品管理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在卡吉亚多县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地使用的农药中存在危险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风险。

未受影响的食腐动物 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KWS)已要求杀虫剂监管机构Pest Control Products Board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有某些产品被滥用,或是否污染了受大象死亡事件影响地区的水源或土壤。

帕特里克·帕帕提(Patrick Papatiti)坚决否认了大象遭氰化物农药毒害的假设,并表示该地区并未使用这种化学物质。他守护的这头年轻雄象「距离农田有70公里」,他说道。此外,他指出,「除了大象,没有其他动物以这种方式死亡,而以大象尸体为食的鬣狗等动物也未死亡」,并强调毒害应会影响其他动物。对于困扰这些庞然大物的疾病,他坚称:「我们一无所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

总部位于安博塞利地区的Big Life Foundation保护组织也持谨慎态度。该组织主任本森·莱伊安(Benson Leyian)在书面回复中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明确确定毒素来源,也无法判断其是否为人为投放」,同时强调这一系列不明原因死亡事件「令人担忧」。他忧虑道:「除了严重干旱期间的损失外,我们已长期未观察到如此集中的大象死亡事件。」

该地区约有1 600头大象栖息,其中包括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游客纷至沓来,为的是观赏成群结队的巨兽迈着悠闲的步伐前行,背景是横跨边境、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

肯尼亚在过去几十年里加大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力度,尤其是打击偷猎行为。该国的大象数量从1989年的16 000头增至2021年的36 000多头。

法国教育改革的轮番上演

《世界报》分析了2020年制定的教育法典的修改情况,该法典构建了法国学校体系

自2017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上台以来,小学已放弃了一项2014年实施的学校节奏改革——该改革本身又推翻了2008年的一项改革——实施了优先教育区班级缩减政策(在大班、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并两次更改教学大纲。中学则在2016年由时任社会党部长纳贾·瓦劳-贝尔卡塞姆推出的改革刚实施不久后便逐渐式微。自2023年起,在时任教育部长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提出的“知识冲击”框架下,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变动:设立数学和法语需求分组,两年后又取消这些分组,重写教学大纲……

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于2019年进行了重建,此后这项重大改革几乎每年都会被修订。同一时期,职业高中经历了两次变革,自2023年以来每年都进行调整。教师培训也经历了同样的动荡节奏,在2008年至2017年间已被重组两次。

这份清单远非详尽无遗,但足以体现教育部长在8月25日(周二)为2026年开学季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所确立的不寻常方针的规模。即将开启的学年“不会再进行新的结构性改革”,埃杜阿尔·热夫赖在开学通知书序言中承诺道。“已经有太多改革了”,这位在任于马克龙第二个五年任期内的第七任教育部长在5月6日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如是说,并提醒道,“每一项结构性改革,整个机构的精力都会投入到其实施中”。

塞韦兰·米耶

政治僵局

这一承诺部分源于特殊时局:距离2027年总统选举仅剩8个月,且在国民议会的政治僵局背景下。但这一声明也反映出“长期部门”——教育部——各层级普遍紧张情绪:教育政策的不稳定已成为一种导致倦怠、沮丧甚至痛苦的传播媒介。为量化这种政治变动倾向,《世界报》基于斯特拉斯堡大学讲师朱利安·戈萨制定的方法,通过分析自2000年教育法典创建以来的修改情况,试图对其进行量化。

在涉及国民教育的范围内,自2000年以来,构建法国学校体系的数千条法条中仅有20%保持原样。在此期间,20%被删除,17%被新增,而

法国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的改革始于2019年,此后这项重大改革几乎每年都会进行修订

其中40%的内容已被修改,部分内容甚至多次修改。「人们常说国民教育难以改革,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朱利安·戈萨如此总结道。

改革的节奏和规模在总统任期内急剧加速,至少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首个任期(2017-2022年)期间如此。与雅克·希拉克任期(2002-2007年)相比,修改《教育法典》的法案数量以及被修订的条款数量增长了两倍以上。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仍在进行中,但改革节奏似乎有所放缓——这与专业人士的感受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因2022年以来部长频繁更迭及疯狂的政策调整而精疲力竭,更何况这些政治行动主要是在极短时间内反复推翻重来。

除了在此期间未通过任何重大教育法案外,这种方法的另一弊端在于,它使那些未纳入《教育法典》的措施(如部门规章或通知)被忽视,而这些措施可能涉及广泛的教育领域:课程设置、教学时长,甚至考试日期和题型。自2017年以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规范性膨胀」趋势使得变革「难以跟踪」。自2024年国民议会解散以来,马克龙第二任期(因政治僵局而受阻)的多项措施均属此类。

因此,这些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教育专业人士实际面临的变革。反之,某些被纳入统计的修订可能纯属技术性调整或影响极为有限,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其数量。

社会学家泽维尔·庞斯在其著作《教育政策的制造》(PUF,2024年)中描述了这种治理模式。「自2007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部长们相继推出大大小小的改革,这加快了改革节奏并增加了改革数量。」该研究员分析道。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这一分析仍与专家观察及一线专业人士的感受相吻合。「在国际舞台上,法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堪称教育改革次数最多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专家埃里克·沙尔博尼耶解释道。他将这一特点归因于法国教育领域的高度政治化,以及部长们倾向于通过细微调整来改变体系的趋势。

「在某种程度上,法典的适应性调整是自然的,这也是学校与时代保持联系的标志。」国民教育督察、教育法专家菲利普·兰博评论道。然而在他看来,连续修订的规模进一步证实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规范性膨胀」趋势,使得变革「难以跟踪」,甚至超出教育领域:「每当发生事件,我们就频繁立法,因为这是一种展示政治行动的方式。」

「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在学校里,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长,都无法摆脱被各种部长级变动和媒体争议左右的感觉。奥利维耶·博弗尔(Olivier Beaufrère)是一名校长,也是校长工会SNPDEN-UNSA的全国书记。他总结道:「一年我们告诉团队要以某种方式工作,第二年又不得不告诉他们,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长期目标,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观察到,「意义的丧失」正在蔓延。

最近的几项调查凸显了这些不断变化对工作条件恶化的影响。2025年,法国战略分析署(France Stratégie)的一份关于教师职业吸引力的报告显示,四位教师中有四位将「改革接连不断」列为辞职的原因之一。

埃米莉·勒加尔(Émilie Le Gall)数了一下。作为一名职业高中的教师,自2011年她第一年任教以来,已经经历了12位部长、3次针对其领域的全面改革,以及无数「边际调整」。她苦涩地抱怨道:「我们刚和同事们把一些事情落实,一两年后,一切又被推翻。」近年来,由于这些政策反复无常,她只要求自己教两个年级的班级。「每年都要重新来过,这让我付出了大量精力,如果我要同时教三个年级,就无法保证不敷衍学生——他们不该为这种局面负责。」她解释道。

教师们将每一项改革都视为可能昙花一现的新举措,越来越难以投入其中。若瑟利娜(Jocelyne,她没有透露姓氏)证实道:「每当出台新政策,我都觉得这只是某位部长的新宠,两年后或两个月后,又会要求我做别的……这让人筋疲力尽、心灰意冷,我们越来越不想执行这些改革。」

「我们从未有时间去真正掌握任何东西,这正在恶化教学条件」

埃马纽埃尔·维尔德 数学教师

尤其是当政策反复无常,让教学政策的意义变得模糊,并令其对学生的连贯性受到质疑时。「我们从未有时间去真正掌握任何东西,这正在恶化教学条件」,46岁的埃马纽埃尔·维尔德(其中23年任数学教师)感叹道。2023年秋季,他正在接受一项全新的数学与法语支持与深化计划培训(针对六年级学生),而教育部却在该计划实施仅三个月后宣布将其替换为分层教学小组。「无论何种教育改革,都必然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他分析道。「但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观察一批学生的效果,就将其一笔勾销,连回顾的机会都没有。」

对学生而言,几乎没有人能在整个学业生涯中不受重大改革影响,这一现象也引发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据《世界报》分析,对于一名在2026年取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其学业轨迹中有3 / 4的法规条款已被修订。社会学家泽维尔·庞斯认为,这种反复无常可能成为解释教育不平等与学业困难的因素之一,因为它持续扰乱教师团队,并削弱其教学稳定性。

40%

在政治层面,「这种教育体系的永久性改革主要反映出法国在真正思考国家对教育体系的期待方面存在巨大困难,」泽维尔·庞斯表示。这为总统竞选年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埃莱阿·波米耶 瓦朗坦·雷诺

这是自过去二十六年来,规范法国国民教育部门的法律条款中被修订的比例。在此期间,构成法国教育体系的数千条条款中,仅有20%保持原样,20%被删除,17%被新增。「在国际舞台上,法国在过去五十年来堪称教育改革数量的世界冠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专家埃里克·沙尔博尼耶解释道。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我们不能在学校背后省钱」

教育规模、初中、教师工资……总统候选人公布教育改革措施

专访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将教育定为其“优先施政领域”之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这位前国民教育部长公布了其改革措施,目标是让“今天入学的一代人在PISA测试年龄段时拥有欧洲最优教育体系”,并提高教师工资。

Renaissance党候选人同时认为,要在2027年赢得总统选举,团结必须基于一个叙事和愿景,而不能仅仅以“国民联盟(RN)与不屈法国(LFI)对决”的吓阻论为唯一动力。

您的国民教育政策方案是什么?

法国学校存在水平下降的问题。我要终结法国社会对共和国学校的怀疑。我的目标是让今天入学的一代人拥有欧洲最优教育体系,并在未来十到十五年跻身PISA排名榜首。

必须为这项公共服务提供政治与预算手段以完成使命。我希望从2027年起通过一部由国民教育部长(任期五年)主导的《学校规划法》。首要目标是通过人口下降趋势将小学班级规模降至20名学生以下。有人将人口下降视为大幅削减预算的机会;而我坚持认为,不能在教育上省钱。

初中和高中呢?过去十年,这两个阶段的班级规模都出现了激增。

我们将利用人口下降趋势在这些阶段重建代课教师岗位。第二阶段——尤其是初中——是我的第二优先事项。统一初中制度的宏大承诺本是提高水平、缩小不平等,但这一承诺已被背弃。我要重新构想初中体系。我将关闭100所最差的学校,因为这些学校集中了所有困难。学生将被分配到其他学校,实现混合与成功教育的双赢。我还希望初中更加个性化。法语和数学的分层教学将全面推广。

在四年级和三年级,四分之一的时间将实行差异化,部分学生将学习职业与技术科目,其他学生则可深化某些学科。我将恢复六年级入学时的“学业证书”制度,以确保学生具备进入初中所需的基础。同理,初中毕业证书将成为升入高中的必备条件。

分层教学曾被废除,其负面影响也有记录。为何要重新推行这一普遍受到质疑的措施?

我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其他成功教育体系也在实施。由于该措施从未真正落实,难以评估其效果。但我愿听取意见,避免在全国层面过于僵化,并为学校提供更多灵活性。

个性化初中、学业证书、初中毕业证书成为升学必备……您采纳了国民联盟提出的措施。您是否认同这一立场?

我完全不同意这一说法。我与国民联盟(RN)立场针锋相对。与他们不同,我并不希望禁止学生进入初中学习,但进入初中的学生必须具备相应水平,并为未达到标准的学生提供过渡年。这必须与更早期的措施相结合,例如从幼儿园开始教授阅读,以减少学业延迟和不平等现象。

我并未听到右翼或极右翼候选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关闭“学区隔离”来促进社会融合。极右翼试图推翻包容性教育;而我捍卫的是让包容性教育得以实践的人,特别是帮助残障学生的陪伴人员。谈论对水平的要求,这本就是一项共和主义政策。

您对改善教师待遇有何具体建议?

教师职业的薪资水平已逐步沦为最低工资水平。2023年,我们实施了自199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但不得不承认,这还远远不够。我希望教师的净工资每月增加200欧元,职业中期的教师可增加至500欧元净工资。资金将通过节省开支来筹措,特别是在社会支出方面。

这一提议与学校自主权相辅相成,我计划进一步加强自主权,包括在小学阶段。在中学阶段,我希望每位校长建立一套系统,确保短期代课教师的及时替换。教师也需参与其中。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巴黎复兴党总部,24 août。摄影:玛丽·马尼 / 《世界报》分歧

您是否担心法国民众会更加信任马克龙主义的继承者?

我深信相反的情况,前提是我们能够讨论未来。当然,我始终对自己在任职期间的责任负责。但要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必须有一场真正的竞选运动。我们必须唤醒它!有些人试图让辩论沉睡,这可能是给国民联盟最大的礼物。在历史书中,人们将回顾这场总统选举及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刻,并将其视为决定性转折点——无论是向好还是向坏。

您与地平线党主席爱德华·菲利普之间的竞争是否会为中间派阵营提供清晰的选择?

我的出发点很明确:面对极端势力,这场选举已无明显热门。爱德华·菲利普作为候选人已有三年,而我仅三个月,如今在民调误差范围内不相上下。

菲利普的做法是重建20年前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并与20年前的那些人为伍。他捍卫的是围绕左右分歧的再极化理念。这与我的做法完全不同。我在国民议会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分歧的回归只会让国家产生更多分裂而非解决方案。因此,我不会卷入向右翼和中间派寻求支持的竞争。最终,我们需要说服的不是政党、政治框架或活动人士,而是大多数法国民众。

您是否担心您与爱德华·菲利普之间的这场“野生初选”会损害中间派阵营的胜算?

我非常清楚,这种通过民调来划分候选人的方式只有在2027年初其中一位候选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且我们陷入误差范围内,问题就来了。为了提前应对这种局面,我已提议可以与中间联盟的其他党派一起组织一场决胜投票。

您认为您的项目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17年或爱德华·菲利普曾捍卫的主张有何不同?您在当前的重组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的阵营汇集了所有像我一样认为今日法国正在遭受间接攻击的人——在欧洲边界受到俄罗斯的攻击、在工业上受到中国的攻击、在道德上受到美国的攻击,以及在生存层面受到气候失调的攻击。所有人只要认同这一判断,就有义务共同努力,因为当前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如此。

如果第二轮出现国民联盟(RN)与反对派候选人对决,您会怎么做?

我拒绝设想这种情况,但我也不会为国民联盟投票,也不会为“反对派”候选人投票。我始终与“反对派”理念对立,反对其否定共和国价值观的行为,尤其是其反犹太主义。但对我们这一阵营的陷阱在于,仅仅以对抗“反对派”的“稻草人”作为唯一动力来团结。这行不通。人们厌倦了“反对”式投票,甚至在首轮就已如此。唯一可行的团结,是围绕一个叙事和愿景。我希望投票给我的法国人是因为他们认同我所承载的项目。

采访:玛丽亚玛·达拉梅与埃莱阿·波米耶

热浪:慢性病患者的陷阱

在5月底以来的高温天气中,已记录到7300例超额死亡——这一临时数据尚未纳入8月份的热浪统计——其中有多少人患有慢性疾病?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一数字是一个涵盖所有死亡原因的估算。"高温可能引发多种慢性疾病急性发作,进而导致死亡。按病因进行量化极为困难。"Santé publique France健康、环境与劳动事务主任塞巴斯蒂安·德尼(Sébastien Denys)于8月19日(周三)在公布今年第三次热浪——即7月热浪——的统计数据时如是说。

然而,在医院里,专科医生们每天都能观察到连续热浪对患者的影响。"当热浪持续并反复出现时,可能会打破原本已然脆弱的平衡,"波尔多大学中心医院(CHU)心脏病专家朱利安·杜布莱(Julien Doublet)解释道,"这会增加住院、并发症和死亡风险。"高温会加重心脏负担,而脱水则可能促进血管中血栓形成,进而引发心肌梗死或脑卒中。

调整治疗方案

肾脏同样极易受到影响。"对于肾功能衰竭患者而言,反复的热应激可能加速病情恶化。他们将更快需要透析或移植手术,"波尔多大学中心医院肾脏科、移植科、透析科及血浆置换科主任莱昂内尔·库齐(Lionel Couzi)表示。一项2024年的国际研究表明,这些患者暴露于高温环境会显著加速其肾功能随时间推移的恶化。

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热浪也会增加危机风险。"高温作为一种压力因素,会促发复发或自杀念头的出现,"巴黎精神病学与神经科学大学医院集团精神科医生玛丽娜·阿卡维(Marine Akkaoui)详述道。"当热浪反复发生时,患者会越来越疲惫,对下一次热浪的耐受性也随之降低。"她补充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热浪的感知能力较差。"这位医生经历了一个比以往更繁忙的夏天: "我们没有经历过任何喘息期,就像人们在度假或与家人团聚时那样。我们面临的是溢出的急诊和大量的门诊。"

科学研究已证明,高温暴露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上升、急性肾功能衰竭以及自杀率增加之间存在关联。然而,目前针对热浪对慢性病患者影响的专项研究仍然较少。

"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仅存在约十五年,"在里昂南医院(里昂市民医院集团)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肾脏病学家马克西姆·埃斯皮(Maxime Espi)解释道。"早期研究关注的是总体人群,随后是老年人,但我们才刚刚开始关注肾功能衰竭患者或精神疾病患者等特定亚组群体。"因此,目前尚无国际

高温对慢性病患者的影响仍鲜有研究

(基于科学的)针对这些慢性病患者在热浪期间的管理方案仍然缺乏。

然而,许多用于保护心脏或肾脏的药物在高温期间反而会进一步削弱这些患者的身体状况。「利尿剂会加重脱水,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如培哚普利、伊贝沙坦]则阻碍肾脏适应这种状态,」雷恩大学医院肾脏科医生蒂埃里·弗鲁热解释道。这些药物被广泛用于绝大多数肾功能不全患者,也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这些是治疗高血压的基础药物,」其同事、心脏病专家卡罗琳·杜尔马普补充道。「在法国,有非常多的人服用这些药物。」在高温天气下,他们可能面临血压骤降,若出现脱水,则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肾脏的突发性衰竭。

因此,医生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调整了治疗方案。「在这些热浪期间,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使用药物……但我们无法逐一照看每一位患者,」克雷泰伊亨利-蒙多医院(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心脏病专家提博·达米指出。在此背景下,远程监测——通过联网设备与协调护士合作进行远程随访——已帮助改善了对最脆弱心脏衰竭患者的监督。对于其他患者,异常的血液检查结果则提醒了医生,使他们能在患者病情恶化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对于精神障碍患者,他们的药物会干扰体温调节,可能使他们在热浪中感到极度不适。「我们看到患者对药物非常担忧,」玛丽安·阿卡维说,「但对他们而言,停药才是导致病情恶化的首要因素。」

从5月到9月

对所有慢性病患者而言,住所是关键因素。「社会脆弱性可能转化为医疗脆弱性,」利昂内尔·库齐指出。「这些反复出现的热浪对肾脏的影响,在有空调的房间和过热的房间中是完全不同的。」医院应对热浪的能力在这几个月里也暴露出明显不足。「在本身就加剧热应激的环境中,为这些脆弱患者提供医护服务极为困难,」他继续说道。

透析患者尤为特殊,他们每周需连接血液净化机清洁血液四小时,共三次。尽管大多数大型医院的透析单元已安装空调,但一些小型单位尚未配备。「医疗体系必须适应,」朱利安·杜布莱强调。「现在已很明确,这项工作必须在长达数月的周期内推进,从5月持续到9月。」

在这些慢性病患者中,有些本身就是医护人员。「他们在工作场所也要承受高温。我们不能忽视高温对他们健康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缺勤,这会进一步削弱本已紧张的患者护理队伍,」提博·达米强调。「今年夏天,我们的一些病房温度超过38℃。」

对大型企业征税的延期

原计划在2025年实施一年,后延长至2026年,这项税收将出现在新预算中

一言为定。在2025年预算中设立对大型企业利润的附加税时,弗朗索瓦·巴约政府曾承诺这项公共账户重整的重大措施仅持续一年。「某些要点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2026年公司税附加税将不复存在。」时任预算部长阿梅莉·德·蒙沙兰在2025年6月17日曾这样承诺。但在税收领域,例外情况可能迅速变为临时措施,有时甚至成为永久性政策。

这项附加税就是如此。在2026年又延长一年(仍作为例外措施),考虑到公共账户状况极其糟糕,它很可能在2027年继续延期。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居尔已于8月24日(周一)开始让公众为此做好心理准备。2027年预算法案仍有待敲定,该法案将于9月30日公布,但放弃这项附加税的想法显然已不在考虑范围内。即使相较于2026年预期的73 亿欧元收入下降,也几乎毫无可能。

「我希望能降低它,但这并未确定,也尚未成功。」罗兰·莱斯居尔在接受RMC和BFM电视台采访时承认道。「如果能降低,我们会这样做,但今天看来并不容易。」这位部长开始为未能履行承诺进行辩解。如果这项「例外」税收在时间上持续下去,是因为导致其出台的同样「例外」局势「不幸地」有「持续的趋势」。他列举了一系列不断积累的困难:「伊朗危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热浪、利率上升……」

事实上,自年初以来,坏消息接连不断。与最初的希望相反,今年2月底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攻势引发的石油冲击并未消退。北海布伦特原油周一交易价格约为93美元(80欧元) / 桶,较一年前上涨36%。在霍尔木兹海峡——通常全球五分之一的油轮运输在此通过——船只如今仅能勉强通行。这场危机拖累整个法国经济,并将迫使政府延长对燃油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行业的补贴,罗兰·莱斯居尔补充道。

反复出现的热浪和火灾也可能为国家和政府带来不容小觑的账单。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特在8月12日评估称,这些灾害可能令法国付出「100亿至150亿欧元」的代价。

此外,利率上升这一全球现象对法国影响尤其严重。为向法国政府提供十年期贷款,国际投资者如今要求年收益率超过4,1%,这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首次,而德国——被视为更可信——同期仅需支付3,24%。两国利率差周一在金融市场上已超过88个基点,达到2012年欧元区危机期间的水平。利率飙升必然增加未来几年国家需支付的利息负担。

公共财政赤字几乎未能遏制

政府现已认为,2026年公共财政赤字目标难以实现。该指标原计划从占GDP的5,1%略降至5%,但如今不仅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再度上升。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将于8月28日(周五)发布半年度账目,原则上有助于进一步细化预测。

对于2027年,政府仍表达了将赤字降至更低水平的意愿,尽管幅度极为有限。但经济形势恶化、债务负担上升,以及增加军费和其他部委预算的意愿,使得这一目标异常艰难。此外,国民议会缺乏绝对多数,令结构性改革的通过变得复杂,甚至无法实现。

在此情况下,预算负责人几乎看不到2027年能够放弃对大型集团利润的附加税,尽管该税违背了最初由右翼和马克龙派执政时推行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因此,部长级官员率先发表声明,意在为经济界“消除雷区”。《世界报》于8月22日(周六)公布的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致议员的信中承诺:“我们不会牺牲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能否平息约300家相关大型集团负责人的怒火,仍有待观察。法国雇主协会(Medef)将于8月26日(周三)和27日(周四)在巴黎举办以“勇气”为主题的会议,届时将能衡量他们的愤怒或沮丧程度。

「我希望降低这项税收,但尚无定论」

每天7点,《世界报》晨间节目

罗兰·莱斯居尔 经济部长

非洲谋求从矿产中获利

稀土生产国试图迫使采矿公司在当地加工矿产

2025年9月3日,几内亚西芒杜山脉的辛费尔矿业综合体。摄影:帕特里克·梅因哈特 / 法新社

非洲正在缓慢但确定地在争夺关键矿物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非洲的地下蕴藏着约三分之一的此类金属,这些金属对能源转型、半导体制造或国防工业至关重要,如钴、锰或锂。然而,该大陆长期以来只是旁观者,眼睁睁看着这场夺取资源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而且,95%的关键矿物以原矿形式流出非洲,主要被运往中国精炼,非洲国家仅能从中获得微薄的收益。

面对这一明显的不平衡,一些国家最近对出口原材料实施了限制,以期更好地分享这一新矿业繁荣带来的经济红利。这种旨在更好地开发矿产资源的趋势被称为“资源民族主义”,并通过建立精炼厂、获取技术转让、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税基来实现目标。

这一现象并非仅存在于非洲大陆。经合组织(OECD)在4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2022至2024年间,全球约70%的钴和锰出口曾至少受到一次出口限制措施的约束。」

需求持续增长

但这一趋势在非洲加速发展,至少14个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纳米比亚、几内亚或津巴布韦——自2023年以来已颁布禁运或配额,以迫使外部运营商在当地投资进行本地加工。

这一战略受益于全球需求持续增长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非洲如今懂得利用地缘政治局势,"柏林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梅兰妮·穆勒(Melanie Müller)确认道。该地区矿产资源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非洲大陆获得了真正的谈判筹码。"面对争夺资源的大国,非洲大陆获得了真正的谈判筹码,"这位专家强调。

这种力量对比首先针对中国——非洲采矿业的主导者,也是全球关键矿产冶炼的领军者。非洲新的要求威胁到北京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实施这些禁运,非洲国家得以在与中国企业的合同条件上获得更优惠的条款,"梅兰妮·穆勒补充道。

这一赌注已为津巴布韦带来回报。这个非洲南部

至少14个非洲国家自2023年以来已颁布禁运或配额

第四大锂生产国在今年3月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口精矿,以推动本地加工并增加国家收入。在该国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企业被迫接受最后通牒:必须在津巴布韦境内建设锂冶炼厂,否则不得出口商品。

这一对抗最终促成了今年5月中国华友徽州公司在首都哈拉雷附近投产非洲首座锂冶炼厂。该国另有三座冶炼厂正在建设中。然而,津巴布韦的案例目前在整个非洲大陆仍属例外。

大多数非洲国家仍依赖外部伙伴——通常是中国——来发展基础设施。据驻加纳的独立分析师菲德尔·阿马基·奥乌苏(Fidel Amakye Owusu)分析,主要阻力在于资金:"我们虽想最大化矿产收益,但自建大型工厂的能力几乎为零。"他敦促各国政府超越保护主义的空谈,转向具体解决方案:"举个例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加丹加地区——全球钴矿生产核心区——你们想建一座钴冶炼厂吗?你们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吗?有足够的能源基础设施为其供电吗?有足够的本地工程师吗?目前都没有。"

中美竞争

实际上,可靠且低成本的电力供应仍是最大障碍。「精炼过程耗电量极大,」梅兰妮·穆勒指出,「当我们看到南非这样一个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仍频繁面临停电,挑战显而易见。此外还需建立本地企业生态系统,以确保从粗矿到成品的全流程加工。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需要时间。」

中国在全球精炼87%的关键金属方面占据准垄断地位,在非洲兴建精炼厂目前并非盈利模式。国际能源署于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非洲以外地区兴建精炼厂的建设成本高出中国150%,运营成本也高出约50%。

此外,北京似乎不愿推动此类发展模式。2025年11月,几内亚启动了全球最大铁矿——辛巴多矿区(年产量1.2亿吨)——的开发项目。为此,一条超常规走廊(含港口、公路及600公里铁路)由以中资企业为主的财团斥资约200亿美元(173 亿欧元)建成。这一庞大设施并未包含任何精炼厂。

尽管资源民族主义兴起,但当前仍是中美主导的超大型走廊项目盛行,其终极目标仅限于快速输出粗矿。作为中美在非洲竞争的象征,刚果(金)周边正在开发两个对立走廊:西部由西方企业主导的洛比托走廊,意在将该国稀土经安哥拉港口出口至大西洋;东部则是中国升级的坦赞铁路走廊,通往印度洋沿岸的坦桑尼亚港口。

夹在两大阵营之间,非洲或许可借助该大陆首富之力摆脱单纯的殖民地逻辑。据《福布斯》估算,身家3200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商人阿里科·丹格特正在重塑非洲精炼业。2022年,他斥资逾200亿美元在拉各斯兴建一座超大型炼油厂,并计划在肯尼亚的印度洋沿岸城市拉穆再建一座。

尽管此类泛非项目目前仅限于石油行业,但这位尼日利亚巨头并未排除多元化投资的可能。他在5月15日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呼吁非洲工业化,并敦促各国坚持资源民族主义:「各国政府[非洲]必须更好地保护投资。」

「锂:恐怖主义的新融资模式」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员布拉德利·莫廷(Bradley Mortin)研究了萨赫勒地区手工锂开采的条件。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解释称,这种「白色黄金」的一部分来自伊斯兰主义组织(如博科圣地和西非伊斯兰国)或尼日利亚众多匪徒团伙控制的地区。他估计,这种资源可能转化为恐怖主义的新融资渠道。

人们常说黄金开采在萨赫勒地区盛行。锂的情况是否遵循同样的逻辑?

完全如此。黄金和锂的关联性极强。两者均以手工和小规模方式开采,均从地下以岩石形式开采,随后需经过处理和破碎。开采后的运输和精炼流程几乎相同。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明:在能源转型时代之前,萨赫勒地区的矿工在挖掘黄金时常会发现锂,但因其无价值而弃之。但随着锂价上涨,许多矿工重返昔日金矿废石堆寻找锂。

多支武装组织因此对锂矿床产生兴趣……

该地区的圣战组织和犯罪团伙,特别是博科圣地和西非伊斯兰国,部分通过手工锂开采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这种趋势始于约五年前,即2021年,自西方、中国或俄罗斯大型企业为寻找新锂源而来到非洲开展勘探活动后出现。锂价上涨创造了可乘之机。

武装组织是否能控制锂开采至出口的整条产业链?

在萨赫勒地区,存在大片地区因地质或政治原因无法进行大规模工业化锂处理。要么是土壤不适宜,要么是武装威胁过高。因此,手工矿场大量涌现,且许多矿区由武装组织或匪徒控制。至于出口环节,其流程同样类似于黄金走私。锂岩石由武装组织等中间商回收,随后被「掺混」至其他货物中,以进入合法物流链。最终,这些锂岩石被运往国外进行精炼。中国是主要目的地之一。

在您的研究中,您批评非洲国家治理的缺陷,认为这阻碍了其控制产业链并最大化开发关键矿产……

在萨赫勒地区,国家机构的薄弱和不安全局势是导致锂成为恐怖主义新融资模式的两大因素。例如,2022年,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曾试图获得一份合同,允许其购买尼日利亚所有锂资源用于特斯拉工厂。当时,尼日利亚政府拒绝了该提议,以便该国能自建精炼厂并实现内部增值——这在理论上诚然理想。问题在于,该国无法控制境内大部分锂矿。因此,即使尼日利亚开始在本地精炼锂,也仅意味着武装组织将在国内而非出口海外进行销售。

采访:N. H.-B.

Shein,超快时尚“冠军”登陆港交所

这家中国平台试图在增长放缓之际吸引国际投资者

北京—本报特约记者

在伦敦和纽约的上市尝试均告失败后,Shein终于正式启动:这家国际“超快时尚”冠军于8月24日(周一)宣布将于9月1日起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该平台以低价时尚闻名,计划发行280万股股票,发行价介于47,60至49,50港元之间,约合5,20至5,40欧元。香港交易所在公告中称,最终发行价将于8月31日(周一)确定,次日开始交易。Shein希望通过此次上市筹资1,5亿欧元,估值达230 亿欧元。这一数字远低于2022年在经历多年疯狂增长后所提及的1000亿加元(约合860亿欧元)这一象征性门槛。

通过此次上市,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在线快时尚平台(总部设于新加坡,但制造活动集中于中国广州附近)表示将投资于技术现代化及国际扩张。其国际化步伐已相当迅猛,业务覆盖160个国家,在法国拥有2300万用户。Shein几乎将快时尚模式推至极致:公司持续更新产品系列,同时以极低价格销售。其目标客群为年轻用户,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客。

2025年,该集团实现约370.4 亿欧元营收,净利润1,860 亿欧元。但2026年上半年表现不佳,亏损约8700万欧元。Shein将此归因于成本上升、多国海关规则变化以及与Temu等应用的激烈竞争。

铁腕公关服务

企业试图实现从“依赖技术的高速增长时尚平台”向“成熟全球服装零售商”的转型,但面临增长放缓和持续的利润率压力。金融分析师Lenny Zephirin在7月30日美国CNBC财经频道表示:“投资者兴趣集中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存储芯片、云存储及基础设施领域”,在他看来,这对Shein上市而言并非理想时机。

然而,Shein仍有一大优势:其工业效率极为强悍。在广州南部的南村——一个庞大的工人村,人们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点。周日时,到处可见孩子们在五颜六色的布料堆上玩耍,而他们的父母则在卷帘门半掩的车库内用缝纫机赶制订单。一台连接Shein软件的电脑负责分配订单。从这些小作坊到布料供应商仅一两条小巷之隔。快递员骑着电动三轮车或开着小车来回运送半成品,将其送往下一道工序——钉扣、缀珠或装领。夜晚则由无子女的老工人接班。

中国其他工业区无法与之匹

集团保持一项主要优势:效率极高的工业生态系统

在广东省的生态系统中。在南京——Shein的创始地——制造业被认为更现代化、标准化,但也更昂贵、更缓慢且灵活性较差。因此,Shein创始人徐阳天对广东呵护有加,正是后者成就了其成功。2月24日,该市邀请他前往宣布投资100亿元人民币(12.7亿欧元)及创造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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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能依赖一支中国新闻服务团队,其严苛程度无与伦比。调查记者陆明和曾供职于《南方周末》(2000年代初至2010年代初备受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后被整顿),他于2月26日在收到Shein威胁起诉后愤怒表示:“徐阳天的言论只能由[公司本身]解读。Shein的公关逻辑不基于‘传播’,而是‘控制’。”

关税

无任何披露、沟通或解释,只有无休止的投诉:陆明和等媒体同行如此总结Shein的公关策略:“无论你写什么,只要涉及Shein,就可能被指控‘侵犯版权’。询问其是中国企业还是新加坡企业?投诉。分析其资本结构?投诉。转载其财务数据?投诉。他们什么都不解释,不沟通,不回应;只是默默、机械且顽固地提起诉讼。”

《世界报》的一位深圳公共媒体财经记者(要求匿名)证实:“Shein不接受采访,不与媒体对话,且无论你写什么都会让文章被删除。他们在微信官方账号上提起投诉,文章随即消失。”

自2025年5月起,Shein或通过其平台销往美国的中国原产商品需缴纳10%至87.5%的关税。自7月1日起,欧盟对所有价值低于150欧元且自欧盟外进口的小件包裹征收每类商品3欧元的统一关税,直接针对Shein、Temu或AliExpress等网站。正是在种种困境下,中国调查记者陆明和分析Shein对信息控制的执着:“在此关键时刻,任何口误或选错的照片都可能被放大,并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证据。”

BFM-TV 寄望记者索尼娅·马布鲁克 重振媒体帝国

在总统选举年,信息频道恰如闰年之于2月29日出生者——稀有的高曝光机遇。为吸引更多目光,并重新夺回观众首选地位,BFM-TV决定将赌注押在索尼娅·马布鲁克身上。这位前CNews当红记者将在Fabien Namias领导的频道获得每日两小时的黄金时段,期待重夺市场份额与商业收入。

索尼娅·马布鲁克今年2月因与CNews负责人Serge Nedjar在编辑方向上的分歧,以及拒绝继续与两度因性侵未成年及性骚扰罪获缓刑的Jean-Marc Morandini同台而离开Canal+集团。

这位法籍突尼斯裔记者将以“100%马布鲁克”的形式,在周日至周四晚18:50-21:00的战略时段主持节目。她在欧洲1电台任职13年、CNews任职9年,两家媒体均为Vincent Bolloré旗下。她表示:“这或许有些自负,但我梦想打造一档节目,让公民交流更健康、更丰富,充满细腻、质疑与对立。”

节目将包含一档20分钟的政治访谈(19:30开始),以及名为《自由观点》的每日辩论,邀请“性格鲜明”的嘉宾——如转投国民联盟(RN)的民调专家Jérôme Sainte-Marie、左翼律师Caroline Mecary、专栏作家Chloé Morin、法籍叙利亚作家Omar Youssef Souleimane等。周日特别版则将与贝济耶市(埃罗省)市长、右翼人士Robert Ménard进行“长程对话”,并由三位立场迥异的评论员组成三人组陪伴。

每日还将设置“决斗”环节:前记者、现任欧洲议会议员(复兴欧洲党)Bernard Guetta对阵国民联盟佩皮尼昂市长Louis Aliot,前文化部长Aurélie Filippetti(公共之地党)对阵前欧洲议会议员Laurence Sailliet(共和党)等。

马布鲁克强调:“在前东家那里,我也坚持观点多元化。我始终公开表达保守立场,特别是在移民、教育等议题上。但这些声音从未被听见。”在2月宣布加盟时,该频道记者协会曾发布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BFM-TV“以事实与一线报道为核心,优先于观点”,意在与专注极化表达的CNews区分。她补充道:“我不会改变自己。我不是第一个因加入新团队而收到严厉公告的记者。”

正面交锋

若由海运与物流巨头罗多夫·萨阿德(CMA CGM)掌控的电视台在7月已连续第五个月成为收视率最高的新闻频道,CNews的竞争已不再是其唯一对手。7月,LCI创下历史第二佳月度收视成绩,且跻身收视率榜首的日子也不再罕见。在新赛季,LCI并未改变其专注国际时事的机制(该机制似乎颇为成功),而是选择在每天8:40重新推出一档政治访谈节目,由阿梅莉·卡鲁埃主持。除大卫·皮亚达斯和达吕斯·罗什班等明星外,该台还将播出大型辩论,如8月29日弗朗索瓦·奥朗德与爱德华·菲利普的对决,以巩固其在观众收视习惯中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两家频道将展开正面交锋,随后CNews明星主持人帕斯卡尔·普拉德、克里斯蒂娜·凯利或洛朗斯·费拉里将于8月27日回归。这家由视听与数字通信监管机构(Arcom)多次处罭的频道并未宣布重大改变,仅新增每日播出《警务-司法:法国24小时》(13:00-15:00),一档号称“尽可能贴近法国人所经历的现实”的节目。该节目将由让-马克·莫朗迪尼制作,尽管其已被迫离开荧屏,但似乎仍获得雇主信任。

最后是法国新闻台(7月收视份额为1,1%),其将在9月1日——其十周年之际——推出新演播室与新目标:“更生动、更灵敏、更具辨识度”,据其主任、前BFM-TV记者尼古拉·马吕介绍。对这家公共服务频道而言,选举背景无关紧要:自开播以来长期落后于对手的它仍需证明一切。

奥德·达松瓦尔

新学期其他新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将重启尼古拉·德莫朗(周六、周日9:00《正反两面》)、迎来梅泰娜·比拉班(11:00《纯粹文化》),RTL早间节目将由塞利娜·朗德罗主持(7:00起《RTL早间》),法国新闻台则由西蒙·勒巴隆接管早间时段;托马斯·斯内加罗夫将转投法国文化广播(8月31日起18:00《晚间提问》)。此外,RMC将强化体育声音的女性化,欧洲第一电台则坚持其定位……在线性收听与盈利下滑的背景下,各广播电台于8月24日(欧洲第一电台8月27日,法国文化广播8月31日)完成新学期回归。面对YouTube、社交媒体、电子游戏或流媒体平台的激烈竞争,综合频道承诺本季将减少虚构类与原创节目,无论公营还是私营。同时,各台也将目光投向2027年总统选举:阿尔巴·文图拉将在TF1早间节目中担任采访主持,弗朗西斯·莱泰利耶则在法国2台担任同一角色,而M6尚未公布其布局。塞里尔·哈努纳在M6的新节目内容与播出频率仍未确定,暂不在此列。

气候变化对电信网络的影响

吉伦德数字化网络成为首个配备“地方韧性方案”的农村光纤网络

固定互联网结构。“这非常漫长,”他强调道,尽管“已进行了大量工程”,但仍有“14公里线路需要重新铺设,171根电线杆倒塌”。

“必须理解的是,我们的居民需要与保险公司联系,[并处理]所有行政事务,”在火灾中车库被烧毁的雅克·勒格朗继续说道。

些许安慰的是:由于吉伦德省在2018年建设之初便选择将最关键的光纤主干线埋入地下(而非架设在电线杆上),因此网络受损范围得以控制。这一选择对地方政府和Orange Concessions而言代价高昂,但优势在于能保护该基础设施免受强风和树木倒塌的破坏。必须指出的是,该地区的许多民选官员和居民仍然因1999年的历史风暴而心有余悸——那场风暴在法国造成92人死亡,并摧毁了基础设施,包括电话网络。

努力被认为不足

但这些努力如今被认为不足。"必须建造得更加坚固",亚恩·布雷东强调,以便更好地保护固定互联网网络免受即将发生的灾害侵袭——在他看来,这些灾害必然会发生。自2022年那场大火(焚毁了朗德-加斯科涅山区超过30 000公顷森林)以来,该省又遭受了西拉诺和多明戈斯风暴,以及2026年2月的尼尔斯和佩德罗风暴,随之而来的洪水"造成了严重破坏",吉伦德数字负责人历数道。

面对这波接踵而至的灾害,吉伦德数字成为首个农村光纤网络,自2023年起便制定了"地方韧性方案",以确保基础设施安全。拟议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关键地点埋设电缆、将部分位于高风险区域的技术设备迁移,以及修剪生长在电缆间的树枝。

最终,该省评估所需投资在4 000万至20 亿欧元之间(为期十至二十年),而该网络(覆盖超过520 000户住宅)的建设成本约为20亿欧元。问题在于: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运营商,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为之掏腰包。这一问题并非吉伦德所独有,令整个法国本土及其覆盖近半人口的农村网络感到担忧。

在2023年7月的一项研究中,专业联合会Infra-Num与地区银行提出在全国高风险区埋设115 000公里光纤,成本近100亿欧元。但"没有任何财政余力来资助网络韧性工程,情况完全陷入停滞",电子通信与视听协会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会常务代表阿里尔·图尔潘抱怨道。

诚然,许多农村网络如今已陷入财务困境,部分甚至难以维持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在预算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政府也不打算承担这笔账单:吉伦德特大火后,财政部一名发言人坚称,应由运营商"负责修复和加固因火灾受损的设施"。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运营商,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为之掏腰包。

然而,这场争论却因农村网络管理者与商业运营商(包括Orange、SFR、 Bouygues电信和Free)的利益分歧而陷入僵局。前者希望提高后者接入其领土客户的费用。"运营商必须恢复投资能力,以应对基础设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法国电信联合会(该行业的游说组织)总干事罗曼·博南方补充道,并呼吁公共当局终结对该行业的"过度税收"。总而言之,"大家互相对视,怒目相向",亚恩·布雷东愤慨道,"继续这样下去,只会继续遭殃。"

皮埃尔·马涅尔

法国ChatGPT用户将迎来广告

自8月24日起,广告商可付费在OpenAI的AI助手回复旁展示品牌广告

用户使用ChatGPT是为了「准备旅行、为企业选择软件、布置住所或学习新爱好」……而从8月24日起,在法国,用户在使用ChatGPT时,将在助手回复旁看到展示的广告,OpenAI在一份声明中解释道。法国是该功能部署的31个欧洲地区之一。「ChatGPT广告」功能此前已在美国推出,并于2月扩展至其他8个国家。

这些广告将出现在ChatGPT免费版及入门级订阅版Go(每月8欧元)中,不会出现在其他订阅版本中,且仅针对「18岁以上」用户。

该公司知悉此话题敏感,且部分用户反对定向广告。OpenAI承诺将维护用户对其AI助手的「信任」。「广告会被清楚标识并与ChatGPT回复区分开来。它们不会影响这些回复,广告商无法获取用户对话内容,且用户仍保留控制权,」该公司写道。

OpenAI表示,用于定向的广告数据历史可被删除。今年2月,竞争对手Anthropic在超级碗中场时段播出广告,讽刺AI助手可能在回复中推荐赞助品牌……OpenAI认为此举不公平。对该公司而言,广告是关键议题。

大众市场

与主要面向专业用户的Anthropic助手Claude不同,ChatGPT在大众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为平衡每次查询产生的计算成本,OpenAI试图对占每周十亿用户绝大多数的免费用户活动进行变现。

该策略与大量依赖广告收入的Google或Meta(Facebook和Instagram)相似,或如Netflix从纯订阅模式转向混合模式。为与社交网络区分,OpenAI强调称「用户来到ChatGPT是带着明确的问题、目标或任务,而非为了滚动浏览内容」。「这创造了一个对话式广告环境」,文中写道,并确保20%的与助手的交互呈现「明确的商业意图」。据与法国启动合作的机构Cosmo5称,布伊格电信、库尔图拉、道达尔能源或家乐福将成为首批广告主。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在线广告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仍是一大挑战。ChatGPT的服务目前在法国仅能通过OpenAI商业团队或大型广告公司如阳狮、电通或哈瓦斯接入。该公司表示,三个月内将推出直接通过竞价平台接入的服务。OpenAI现已向广告主提供按展示(每次广告向用户展示时)或点击收费的模式,但据《回声报》报道,其价格仍高于社交网络。「每千次展示的平均成本在过去六周下降了约20%」,OpenAI方面表示。

在仍处亏损且与竞争对手Anthropic争夺上市机会之际,OpenAI的广告业务将受到密切关注,如同其所有收入来源。据科技媒体Axios报道,该公司计划在2026年通过此项多元化业务实现25亿(21.4亿欧元)收入,并在2030年达到1000亿。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亚历山大·皮卡尔

背影中,莱娅·塞杜(Eva Helsinger / David Zimmerman)与尼尔斯·施奈德(David Zimmerman / Malia)在《未知女子》中。百代电影公司

《陌生人》——阿蒂尔·阿拉里

这是一部重新诠释两个角色灵魂互换的惊悚片,由莱娅·塞杜和尼尔斯·施奈德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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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尼尔斯·施奈德)不再是原来的大卫。这个略显沮丧的三十岁男人

自从在一场狂欢派对上与一名陌生女子发生性关系后,如今灵魂附身于她的身体(莱娅·塞杜)。清晨醒来,他发现自己拥有了金发、乳房和一件风衣,口袋里还有一条线索。她名叫伊娃,是名演员。大卫必须找到她,夺回自己的身体和面孔——那双深陷的眼睛、垂肩的头发。

他以为能成功,但事情变得复杂。在又一次性关系后,大卫面对的不再是伊娃,而是玛莉亚。一切仿佛外星生物在猎物间转移,每次都窃取灵魂。惊恐万分。这些角色如同被放逐者,在公寓与公寓间(男孩的公寓、女孩们的公寓……)徘徊,寻找新的线索。

《陌生人》是阿蒂尔·阿拉里执导的第三部长片,一部冷峻的惊悚片。它是一场公寓门开开合合的芭蕾,在巴黎与其郊区间上演。由重复的钢琴音符推动节奏,这种在熟悉场所中闯入者的往返,将日常(回家)与奇幻(在自己家中感到陌生)奇妙融合。

入围戛纳电影节的《陌生人》重新演绎了两个角色间的灵魂互换——这一题材在美国喜剧中已被广泛探索:《疯狂星期五》(Freaky Friday,1976)、《换脑奇兵》(Switch,1991)……《陌生人》以其独特的方式刷新了这一类型,将角色抛入迷宫,尼尔斯·施奈德和莱娅·塞杜突破了表演与自我的极限。尼尔斯·施奈德瘦得像根钉子,几乎认不出来;而莱娅·塞杜在拍摄时刚生完孩子不久,身材圆润。

双重身份主题

该片改编自阿蒂尔·阿拉里与其兄、漫画家卢卡·阿拉里(同时也是《萨尔巴卡纳》出版社2024年漫画《大卫·齐默尔曼案》的作者)共同创作的同名漫画——向歌手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齐默尔曼,生于1941年)的多重身份致敬。阿拉里三兄弟中,老三汤姆·阿拉里(摄影指导)担任本片的摄影师。与漫画相比,《陌生人》保留了带有类型片色彩的情节剧质感,但删减了对白,变得更加简洁。

阿蒂尔·阿拉里生于1981年,曾执导《黑钻石》(2016)和《小野田:丛林中的一万个夜晚》(2021)。《陌生人》是他最隐秘、最个人化的作品。这位演员兼编剧也是贾斯汀·特里耶(其伴侣)《坠落的生命》(2023)的合著者,该片获戛纳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Terriblement contemporain, le film prend acte d'un passé qui n'est plus, mais que l'on cherche à préserver

《陌生人》开场镜头定格在巴涅奥勒(塞纳-圣但尼省)的双子塔上,主题即为双重身份,同时暗指无序的城市规划。大卫仿佛在拼接碎片化的领土,在首都与郊区间徘徊。摄影师将旧明信片与自己在同一地点(博比尼、沙朗通、库尔伯瓦等)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并将其归档。他延续了父亲——同样是摄影师——的工作,而父亲已自杀身亡。

卡夫卡式调查

这只是故事的开端,引发了无数疑问,却并未深入探讨——比如性别转换,在这里仅用一次高潮般的闪电完成。但这部乌托邦式作品探索的远不止男性或女性,而是让主人公们有可能活在新的皮囊中,发现自己更多面的可能性。

《无名女》勾勒出些许平静的线索,却也制造出令人眩晕的画面:与相信自己在和别人说话的母亲(瓦莱丽·德维尔)一起喝咖啡;在亲友到来前仓皇逃离房间,生怕被当作小偷……大卫(莱娅·塞杜)和马利亚(尼尔斯·施奈德)惊恐地四处张望,手在"这个想要摆脱的身体"上游走,他们孤立无援,在城市中四处漂泊。摄影机引导着寻宝游戏,或让他们原地打转——一个镜头俯瞰螺旋楼梯,大卫沿梯而下,继续他的卡夫卡式调查。

《无名女》极具当代性,既承认一个不复存在的过去,又试图保存或回收它。导演阿蒂尔·阿拉里似乎在告诉我们,某些艺术圈子的生存状态同样如此:主人公埃娃是名女演员,靠打零工维生;大卫甚至不再试图推广自己的作品。他在影片中汇聚了一小群电影人——包括导演拉杜·茹德、瓦莱丽·马西迪安娜等人的客串——并短暂拍摄了位于伊夫里-叙尔-塞纳(瓦兹河谷省)的Luxy艺术影厅,这座象征着捍卫罕见作品的场所。

此外,导演也是"Zapper Bolloré"请愿书的签署者之一,该请愿书谴责"极右势力在电影业中日益扩张的影响",并在戛纳引发轩然大波——Canal+首席执行官马克西姆·萨达甚至威胁将来抵制所有支持该请愿的人。而《无名女》正是获得了这家加密频道的支持。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濒临深渊,其独特之处与当下种种紧急状况产生共鸣,并将继续萦绕我们心头。

克拉丽丝·法布尔

法国导演阿蒂尔·阿拉里作品。 主演:莱娅·塞杜、尼尔斯·施奈德、瓦莱丽·德维尔(片长2小时20分钟)

《这部电影像一则无法解密的寓言》

两位演员谈及在职业生涯中首次尝试扮演他人时所面临的挑战与陷阱

访谈

在第三部长片《陌生人》中,阿蒂尔·阿拉里重启了一种法国式的谜题与模糊美学——每一幕都为神秘增添一层面纱。尼尔斯·施奈德饰演一位穷途末路的摄影师(大卫),莱娅·塞杜饰演一名外国女学生(伊娃),两人在片中交换身体,为一场关于身份主题的游戏拉开序幕。

两位演员在这部作品中上演了一场引人入胜的相互附体表演,这种附体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幻觉:我们熟悉他们,却又无法辨认。我们与他们相遇,仿佛遇见同一个演员的两副面孔。

这部电影建立在身体交换的基础上。你们如何应对如此独特的表演挑战?

莱娅·塞杜:我并没有太多思考如何让一个外人占据我的身体。我只是对自己说:“我要去演大卫。”

关于性别的问题,说到底我并没有太在意。我觉得演一个男人很有趣。我绝对不想表演性别,而只想让它变得具体可感。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就是大卫;有时又会想:“现在我不是了。”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

尼尔斯·施奈德: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了陷阱——荒诞永远近在咫尺。这类情境常被用来强化男女差异,但阿拉里在这里将其处理为一则近乎写实的编年史。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因此也极具诱惑力。

我长时间寻找大卫身体里的年轻女子的呼吸、步态,试图找到她的声音。后来我尝试剥离这一切,让她即使在无事发生时也能存在。

这部电影超越了性别问题,成为对身份的哲学思考……

莱娅·塞杜:是的。说到底,这是关于“成为自己”的眩晕。什么是成为自己?这是一个如此抽象的问题。当然,性别问题确实存在,但电影首先是哲学层面的。

尼尔斯·施奈德:这部电影像一则无法解密的寓言。你可以为它投射无数意义,但它从不强加任何解释。我原以为必须完全理解一个角色才能去演他。

但我甚至无法准确说出自己是谁。什么构成了我的身份?我的身体?他人的目光?我的记忆?接受有些东西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在我看来反而更为真实,胜过试图解释一切。这甚至成了一种自由。从你放弃理解一切的那一刻起,某些东西才可能最终出现。

有时我们会觉得这部电影也在谈论演员的职业...

L. S.: 完全是这样。扮演大卫或任何角色,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必须要有信念。这正是电影打动我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几乎达到了这一理念的顶峰,因为我们要去扮演某种不可能的事物。

N. S.: 打动我的不是真实本身,而是真实的感觉。亚瑟要求我们让原本不真实的东西变得可信。

有一场戏非常迷人:您的角色发现了自己的新身体。您是如何体验这场戏的?

L. S.: 我只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男人发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身体的处境中。但这场戏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受:我看着一个本不该属于我的身体,同时又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我在现场看着自己表演。我在其他电影中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N. S.: 对演员来说,在镜子前表演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你开始观察自己,你就不再是那个被塑造的角色。而这种不可能恰恰成了这场戏的一部分。

您还提到了一种在表演中可能出现的脱离现实感...

L. S.: 是的。我曾经历过脱离现实的时刻,那种极其令人不安的感觉——仿佛灵魂出窍,看着自己在表演。这种情况在表演时也会发生。一切都变得异常敏锐:现场的任何一点噪音、一个技术人员的说话声或看手机的动作……你会意识到一切。困难在于保持全然的存在感。

N. S.: 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时刻。危险恰恰在于成为自己的旁观者。

你们两人在银幕上都展现出了深刻的转变...

N. S.: 亚瑟希望大卫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某种羞耻感。我不得不减掉很多体重。他必须显得疲惫不堪,几乎像幽灵一般,仿佛与世界保持距离。

相反,当马里亚进入这个身体时,她发现一个已经被消耗的男人。

L. S.: 我在生完孩子后不久就拍了这场戏。我感兴趣的是利用这个身体——一个刚刚生育、仍在哺乳的女人的身体。我在生活中体验着最具体的女性经验,同时扮演一个困于女性身体中的男人。用最真实的物质性——我的身体——去诠释这种不可能的理念,我觉得非常美。

《无名者》难道不是在根本上谈论电影本身吗:那个从内部观察角色的第三视角?

N. S.: 亚瑟正好谈到了这种贯穿他所有电影的冲动。总有一个第三视角,第三只眼。即使两个角色在一起,也总有一个“他者”。

L. S.: 是的。我们无法掌控一切。必须放弃自己,投入体验。

采访:马蒂厄·马舍雷

■■□□ 影片推荐

《姆比公主的记忆》

瑞士与肯尼亚合拍片,导演:达米安·豪泽(片长:1小时19分钟) 如果你喜欢完全超出常规的电影,这部《姆比公主的记忆》绝对适合你。这部融入科幻元素的伪纪录片讲述了2093年,一位导演前往乌玛塔地区,试图记录2070年大战后的创伤。影片最初将幸存者的采访与人工智能生成的片段交织在一起,直到与一位批评新技术的年轻女性姆比的相遇彻底颠覆了项目本身及其作者的生活。在这一前提下,瑞士-肯尼亚导演达米安·豪泽呈现了一场关于记忆、幸福、艺术角色及其捕捉生活中微小美好瞬间能力的欢愉而机智的思考。

面向大海

英国电影,导演海伦·沃尔什。主演:巴里·沃德、洛恩·麦克法登、莉兹·怀特(片长1小时56分钟)

在第二部长片中,英国小说家兼导演海伦·沃尔什选择在威尔士北部的安格尔西海岸拍摄。这是一片粗犷寒冷的风景,似乎塑造出同样粗犷沉默的男人。主人公杰克(巴里·沃德)与弟弟一起从事贻贝采集工作。他的儿子汤姆(洛恩·麦克法登)不愿步父亲的后尘,却在当地邂逅了过路工人丹尼尔(洛恩·麦克法登)。两人间建立的联系帮助汤姆走上了他过去一直回避的岔路。经过紧张的铺垫后,摄影机近距离贴身拍摄,某种平静随之降临,得益于导演对这段浪漫故事投以的温柔目光。在表达对某种压迫性男性模式的批判之余,影片试图开拓另一种视角。

■ BO. B.

■■□□□ 为何不呢

邦博内拉

法国电影,导演西琳·布拉努瓦(片长1小时27分钟) 西琳·布拉努瓦此前曾执导街头足球纪录片《沥青上的足球》(2016),此次转向虚构叙事继续探索同一世界。影片《邦博内拉》描述了一场街区球队间的对抗赛。故事跟随14岁少女丽莎的成长轨迹,她天赋异禀,决心成为首位进入并赢得该项赛事的女孩。刚出狱的前街头足球运动员恩佐将她视为摇钱树,收为徒弟并对外谎称是她的父亲。这部温暖影片试图为郊区青年提供另一种视角,在一个被个人主义和逐利之风侵蚀的世界里,突出集体主义与谦逊的价值。除精心设计的足球场景外,《邦博内拉》还因维玛拉·庞斯在片中饰演的那位有些迷失的“铁娘子”母亲角色而增色不少。

■ BO. B.

法国上映最佳影片

上映周数 / 观众人次(*) / 影厅数 / 与上周相比 / 总观众人次

《蜘蛛侠:全新一天》 / 4 / 6 928 58 / 829 ↓ -22% / 6 945 718 《奥德赛》 / 6 / 451 235 / 1122 ↓ -18% / 6 846 682 《天降奇缘》 / 2 / 396 728 / 529 ↓ -15% / 1 000 985 《汽车总动员:恐龙任务》 / 3 / 220 405 / 890 ↓ -22% / 1 312 647 《诡影:远方来袭》 / 1 / 183 140 / 312 / 183 140 《峡湾》 / 1 / 151 121 / 270 / 151 121 《橡树街的终结》 / 2 / 137 400 / 522 ↓ -46% / 458 731 《哗变》 / 1 / 103 212 / 277 / 103 212 《法兰西喜剧院》 / 5 / 92 582 / 825 ↓ -20% / 1 033 831 《戴高乐之战:我写下你的名字》 / 9 / 88 150 / 664 ↓ -4% / 2 338 966

*估算数据 上映周期:8月19日至8月23日(含)

冰封历史中的小女孩

《解冻》

■■□□

冰与火交织,一道幽灵般的身影,一抹阴森的阴影,几滴鲜血。电影《解冻》——智利女导演马努埃拉·马特利的第二部长片——的开场镜头将观众带入一片扰人的梦幻氛围,几近奇幻:摄影机在走廊中徘徊,缓缓推近洗手池黑暗中的排水口。这位智利女导演营造出神秘感,配以简约的配乐和合唱。这些最初看似零散的元素,逐渐在叙事主体中拼凑出意义。

从南极洲运来的那块冰,是一段与1992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相关的档案影像。智利通过船只和冷藏卡车,将一座500年历史的南极冰山运抵现场,在本国馆展出。这个刚刚走出独裁统治两年的国家,渴望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重大后勤挑战,以此吸引公众的想象力。

伊内斯(玛雅·奥鲁克饰,表现出色)的父母——这位在开场场景中因掉落乳牙而流血的小女孩——从智利远道而来,为这项浩大工程提供协助。小女孩在外祖母经营的酒店中自娱自乐,而那个冬天,酒店还接待了拼图游戏的第三个关键人物:汉娜(Maia Rae Domagala饰),一个幽灵般的少女,在白色背景下若隐若现。这位来自德国的少女在亚历山大(Jakub Gierszal饰)的严厉管教下训练滑雪。

未尽之言的氛围

在《解冻》的前半小时内,马努埃拉·马特利以伊内斯的视角,用极其细腻且智慧的方式构建叙事。这位智利女导演在叙事与视觉上均展现出强大的感染力。仅凭几处细节,她便成功搭建起场景——从滑雪道到积雪森林——并

[...OMITTED...]

女导演以敏锐与智慧构建叙事

让人感知到角色之间深刻的关联。整部影片弥漫着一种未尽之言的氛围,既维系着对过去的张力,又暗涌着对未来的不确定。

若伊内丝与家人或疗养院员工的关系被温柔地触及,那么首先占据叙事核心的,是她与汉娜萌生的友谊。曼努埃拉·马特利在这部影片中捕捉了两个孤独灵魂的相遇——她们都在寻求自由,并逐步走向各自的内心世界。直到故事突然急转,汉娜神秘失踪,人们无法确定这是自愿离去还是其他原因,于是她的母亲莉娜(萨斯基娅·罗森达尔饰)来到滑雪站。搜救随即展开。

曼努埃拉·马特利以一种错位的方式直面祖国历史。她将故事设定在1992年,捕捉到一个转型时期——人们可能试图掩盖过去的恐怖。对伊内丝的家庭而言,这场失踪恰逢他们正与西班牙投资者协商出售部分土地,用于开发一项大型房地产项目。1998年,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被迫迁离。

于是,影片不断探问我们试图隐藏的真相。它从各个层面挖掘这种不和谐,接纳愤怒,探索不安,记录沉默,同时接受一切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现实。当少女的感知与感受成为叙事主导时,《解冻》显得最为真实。她以无尽的忧郁凝视周遭世界及其无法估量的混乱,这种目光久久萦绕在我们心间。

波里斯·巴斯提德

智利、美国、西班牙与墨西哥合拍片,导演:曼努埃拉·马特利。主演:玛雅·奥罗克、萨斯基娅·罗森达尔、玛雅·雷·多马加拉(片长1小时48分钟)


关于我们超连接自由主义社会的荒诞恐怖寓言

在一座被跨国公司奴役的城市中,一只拟人化的老鼠决定反抗身边虚假的世界

《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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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导演阿尔韦托·巴斯克斯在动画长片《装饰》中延续了他惯常的主题:通过超现实动物寓言探讨存在危机与社会政治议题。

继《心灵漫游》(2017)聚焦生态危机后的青春逃离,以及《独角兽之战》(2022)描绘种间血腥战争,他的第三部长片讲述失业老鼠阿诺德的故事。他坚信自己所处的世界并不真实,试图逃离这场闹剧与所居住的城市。叙事同样令人费解却又洞若观火,曾获上届安锡国际动画电影节保罗·格里莫奖。

如同《楚门的世界》(1998)或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囚徒》系列(导演援引为参考),阿诺德感觉周遭一切虚假,仿佛活在一座“装饰”(西班牙语decorado)之中。这种感受困扰着他的身边人,首先是妻子玛丽亚,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怀疑丈夫是否精神崩溃。朋友们多是边缘与古怪之辈,虽不甚可靠,却愿听他说疯话。至于邻居,表面上寒暄微笑,背地里却虚伪、窥探且告密成性。

扭曲的镜子

故事为了不让阿尔玛不高兴,阿尔玛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跨国企业,宛如一座冒着烟的苏联式工厂,高高耸立于城市之巅,掌握着民众的命运。任何不遵循这家公司所制定的生活(和思维)模式的人,都会面临社交和经济上的毁灭,甚至危及私人生活和家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昔日电视明星,概莫能外。

那么,在这层社交伪装背后,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

这种表象游戏似乎从一开始就证明了阿诺德的正确,这位主人公裹着浴袍,让人不禁觉得他比清醒时更显沮丧。但和他一样,人们最终也会察觉到这座“波将金村”机制中的沙粒,就像那些鸟儿的鸣叫声借用了智能手机的通知音。然而,即使许多居民最终开始质疑这个体系,它仍然以压倒性且超现实的态势继续前行。相反,阿诺德在无法离开这座城市的情况下,试图成为阿尔玛的一名模范员工和公民楷模。

《装饰》作为一面扭曲的镜子,折射出一个个体的生命与轨迹被强大企业所收买的社会。即使怀揣满腔善意,也难以挣脱。阿尔韦托·巴斯克斯将这场对超连接自由主义社会的控诉,处理成一场在迷幻物质中展开的梦境:恶魔以鱼头人腿的美人鱼形象诱惑世人。

在图像层面上,这部五彩缤纷的卡通式戏仿呈现出一幅超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景象,与2008年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鬼城般的景象不无相似之处。这是一个以管风琴为背景、节奏急促的荒诞社会童话,其夸张手法却可能令那些寻求明确答案的观众望而却步。

保罗·克罗凯

西班牙动画电影,导演:阿尔韦托·巴斯克斯(片长1小时35分钟)

日本反邪教的奇妙荒诞喜剧

在这部介于奇幻与喜剧之间的影片中,下津悠太捕捉到一所高中异常狂热的氛围,推动学生们组成人体金字塔

新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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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电影常是社会批判的绝佳切入点。日本导演下津悠太在尝试这一路径时,在《新团体》中可谓尽情发挥,这部影片在奇幻与喜剧间游走。故事宛如一场噩梦,通过荒诞手法揭示我们生活中潜藏的紧张关系。导演本人也乐于在影片中制造模糊:这究竟只是一场噩梦?还是现实的可怕回响?

对于爱(安娜·山田饰)和优(青木柚饰)两人——均为高三同班同学,首次异常出现在校园操场:某位同学突然四肢着地,仿佛要组成人体金字塔。随后几天,这一行为被几名同学效仿。为使这一行为"正常化",校方最终强力鼓励全体学生加入。主导逻辑变为:集体利益必须压倒个人意志。爱和优试图抵制这股席卷绝大多数同学的疯狂浪潮,但其他学生对反抗者变得愈发咄咄逼人且充满威胁。

下津悠太在此直面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弊病。爱这一角色被塑造为温顺的学生,不愿表达个人意见,反而习惯让他人替自己发声。这名少女甚至承诺将与好友就读同一所大学,无论对方选择何方。而从国外归来的优——神秘地没有家人——则以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推动爱走出舒适区并鼓励她坚持己见。

导演将学校描绘为服从文化的温床,这种文化随后渗透至整个社会。那些胆敢挑战权威的人会被严厉压制。肉体恐惧随之滋生,最终演变为霸凌。群体因人数优势而变得肆无忌惮,毫不犹豫地欺凌弱小。这种体制绝非无关紧要。政客、奸商在权力圈中如法炮制,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人的恐惧,迫使他们唯命是从。

虚假的幸福

这部影片通过缓慢的全景扫描揭示了这种控制欲望,镜头在空间中扫动,而角色们似乎在寻找逃脱之路。与此同时,画面构图强调了Ai和Yu的孤立感。户田聪(Yuta Shimotsu)拒绝被这种禁锢所限,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基调或简单的主题。

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愉悦的是,《新集团》在同一时刻兼具闹剧与社会惊悚的特质。随着影片的推进,它不断发现新的层面,例如深入挖掘Ai的家庭深层失调。

不久之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这种"虚假幸福"的影响——这种幸福被灌输为与归属群体同步的必然结果。户田聪甚至直指语言的中毒,以及被二元逻辑简化的认知。他同时指出民主防线的脆弱,多数原则并不能保证免受精神操纵。于是,《新集团》可以被视为一则提醒人们保持清醒与睁大双眼的快乐号召。

鲍里斯·巴斯提德 日本导演户田聪作品。 主演:安娜·山田、青木柚、皮埃尔·滝(片长1小时22分钟)

罗宾·雷努奇如何学会为亚历山大体诗行计数

这位演员兼导演、古典悲剧的狂热爱好者,分享了他记忆诗行的技巧

访谈

演员兼导演罗宾·雷努奇有自己的一套记忆亚历山大体诗行的方法:他会为诗行计数。这并非他首创,其在巴黎国立高等戏剧学院的老师米歇尔·贝尔纳迪(1930-2023)曾传授过他这一技巧。但他将其改造为适合自己记忆需求的方法。

无论是戏剧台词、小说散文还是电影剧本,只要是需要记忆的文本,罗宾·雷努奇都会在页面上进行分解,以此深入理解其深层含义与角色的本质。通过上升、下降或水平的线条相连,音节被转化为图形芭蕾的一部分,参与到有机真实之中。语言与音乐性合二为一。主人公、其质地、口述风格与真实性均源于这种用铅笔勾勒的符号交织。

古典悲剧的狂热爱好者罗宾·雷努奇曾执导过四部拉辛的戏剧:《安德洛玛克》《贝蕾妮斯》《费德尔》《布里塔尼居斯》。他最近还指导了弗朗索瓦·莫雷尔在莫里哀的《伪君子》中饰演阿诺尔夫一角——该剧于7月在德龙省格里尼昂的"夜晚节"首演。

他于2011年在维克多·雨果的《吕意·布拉斯》中亲自饰演唐·萨吕斯特一角。这足以说明他与诗体韵律的亲密接触,也足以说明他对其陷阱与闪光点的熟稔程度。"亚历山大体诗行有12个音节,"他以年轻教师般的热情解释道,"这个数字对应韵律。但它并非恒定节奏。尽管我们常说中间停顿,但高乃依和拉辛从未停止过对规则的突破。"

通俗解释:经典亚历山大体诗行通常被分为两个相等的六音节部分(中间停顿)。然而,这种诗行的朗读与表达方式往往大相径庭。"诗行,"这位演员继续说道,"可以在不遵循中间停顿节奏的情况下计数。"摩里哀《愤世嫉俗者》第二幕第一场中"夫人,您是否希望我对您直言不讳?"的例子便是明证。

《“语言是前所未闻的”》

直接深入到发声的血肉之中,罗宾·勒努奇应用他的方法:“‘夫人’:三个音节,‘您是否愿意我对您直言?’:九个音节。”他详细说明道,必须考虑“夫人”一词末尾的“e”——这个音并非默读,而是必须发音以达到所需的十二个音节。当它被听到时(因为需要它来完成韵律),这个“e”被称为“扬音”;当它被省略(因为它无用),则被称为“合音”。

“语言是前所未闻的,”罗宾·勒努奇热情洋溢地说,“当我学习一段台词时,我先为角色的语言计数,然后将我的呼吸融入其中。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扭曲他的思想,无法成为他。”

技术性的言论,严谨的韵律。尽管拉辛、高乃依和莫里哀对亚历山大体随意处之,但亚历山大体对自身的规则毫不宽容。它押韵。它讲求句法。它注重语音。作家们则自由地利用这些约束来更好地转化它们。“拉辛非常情感化,让元音颤动,”罗宾·勒努奇指出,而“高乃依更偏政治,将辅音用作结构工具”。一个以“e”结尾的韵脚属于阴性,而辅音则更偏阳性。

没有什么能逃脱这位演员的敏锐洞察。他能描述维克多·雨果《吕意·布拉斯》中堂萨吕斯特的鼻音,探讨莫里哀作品中标点的缺失,或评论兰波故意“打破韵律”的奇思妙想。

他还能即兴分析语言的不同性质:权威语言(“结论语言”)与悬念语言(“前提语言”)。“当我们思考时,大脑中会涌现出悬而未决的元素,声音会停留在半空。这些元素变成结论性的,当我成功让人听到我想表达的内容时。唯有此时,声音才会下降。”

演员的艺术在于在这些语调间游刃有余地切换。“诗人的语言,这是前提语言,”他总结道,“而肯定的语言,则是结论语言。”只需侧耳倾听,便能知晓对话者的立场是属于想象的世界,还是权威的世界。

若埃勒·盖约

文字交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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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与信任的故事

电影搭档 2 / 5

自2006年以来,女演员法比耶娜·巴贝一直陪伴着电影导演热罗姆·雷巴尔拍摄他的电影

热罗姆·雷巴尔与法比耶娜·巴贝在拍摄《为让-克洛德·吉盖特拍三位女士》(2008)时的合影。个人收藏

在导演热罗姆·雷巴尔与法比耶娜·巴贝的关系之初,是这位女演员的声音。"她的发音、她说话的方式非常独特,这深深打动了我。"导演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对我们说。那天是六月,我们见面时,他刚刚完成电影《利摩日阳台》的上映。这位身穿米色休闲裤、T恤和小眼镜的导演,看起来优雅而精致。在这部乡村惊悚片中,改编自真实案件,法比耶娜·巴贝饰演格拉迪丝·舒瓦耶——一个幼稚而无情的女人,她住在车里,用孩子般的微笑和柔媚的扭动迷惑所有人,占尽便宜,最终犯下不可挽回的罪行(该片可在Arte.tv观看)。这是他专门为这位女演员创作的角色。

在1985年雅克·里韦特的《呼啸山庄》中,她26岁时就已崭露头角,尽管在一些更大众化的长片中也有出演(如2003年马克·埃斯波西托执导的《男人的心》),但她始终专注于作者电影(安德烈·泰希内、莫里斯·皮亚拉、让-克洛德·布里索、保罗·韦基亚利)。自2006年拍摄《06号地区》起,她便开始与热罗姆·雷巴尔合作,这位前大学教授拥有对诗人菲利普·雅科泰(1925-2021)的博士学位。

导演最初选择她为这部关于同性恋聚会场所的短片配音:"当我写这个原本是男性故事的故事时,她的声音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他强调道。两年后,他再次联系她,邀请她在《为让-克洛德·吉盖特拍三位女士》(2008)中饰演三位女士之一——这部向他仰慕的导演(他于2005年去世)致敬的中篇电影,这位导演的作品精致而罕见,鲜为大众所知。"这是一部拍摄条件极简的奇怪电影,"热罗姆·雷巴尔回忆道。"当时我还是个业余爱好者,没有制片人,但法比耶娜曾与吉盖特合作过,她立即接受了这段冒险。最终电影从未上映,我丢失了胶片,甚至演员们可能都没拿到片酬!"即便如此,这也未影响他们继续合作。

"我喜欢给她设定挑战"

"我喜欢给她设定挑战" "诚然,我们有时在艰苦条件下拍摄,但我不怕这种不稳定。我相信太多金钱会破坏创作。"几天后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这位女演员这样回应。她面前的她金发齐整,笑容甜美,穿着一袭黑色紧身连衣裙,与《利摩日阳台》中那位染着金发、穿着花哨凌乱服装的五旬女演员判若两人。"与同一个人再次合作能让我们更快相互理解,我们在信任中前进。我希望有十个热罗姆这样的导演,因为和他一起拍戏太棒了。我见证了他作为导演的成长。我见证了他发现

唯一一次让热罗姆·雷博想到其他女演员而非法比耶娜·巴布时,命运又将她带回片场

“电影界的市长”,她用自己独特的温柔而超脱的语气说道,这种语气立刻就能被认出来。

他们关系中的讽刺之处在于,热罗姆·雷博唯一一次想到其他女演员而非法比耶娜·巴布时,命运又将她带回了片场。“那是为了我的中篇电影《普瓦捷》。我为弗洛朗丝·若热蒂写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但这位女演员在2019年电影开拍前就去世了,”导演回忆道,“我联系了另一位女演员安妮·凯斯勒,她当时在法兰西喜剧院,但她在开拍前几天因新冠肺炎(Covid-19)退出了。于是我打电话给法比耶娜,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但我重新调整了角色为她量身定制,赋予了她更多诗意的维度。”

“我喜欢热罗姆这种为演员量身写作的工作方式,”法比耶娜·巴布解释道。在扮演朋克角色格拉迪丝·绍塞耶之前,导演在其长片《法兰西岁月》(2016年拍摄,2017年上映)中让她饰演一位在养老院演出的歌手。“在这个角色中,我想突出法比耶娜的另一面——她的忧郁,这也是我对她情有独钟的原因,这种忧郁在她饰演一位梦想演唱福雷作品的艺术家、却在养老院为老人轻松哼唱《啊!小白酒》的角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位女演员并无歌唱天赋,她也坦然承认,但她欣赏导演没有“将她困在某种形象中”。“也许在潜意识里,我喜欢让她面对困难,给她设置挑战,”热罗姆·雷博坦承,“如果这个角色由一个更务实、不那么诗意、不那么飘渺的女演员来演,养老院那场戏就会沦为喜剧。法比耶娜带来的诗意垫子让一切变得柔和。”

目前,这位电影人正在筹备三个项目,不用说,法比耶娜·巴布将出现在演员表中。“能观察到她的形象随时间演变,就像在调色盘上展开,”热罗姆·雷博举例说明,并提到了德国电影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945-1982)与汉娜·席居拉长期合作的参考。不过,他遗憾地表示人们很少在荧幕上看到这位女演员。“她缺席了法国电影。业内人士非常熟悉她,但普通观众却不太了解,”他说道,“人们常说‘音乐家为音乐家而生’;法比耶娜,则是‘电影人的女演员’。”

“我们的小玛丽莲”

他提醒道,让-克洛德·吉盖(1939-2005)曾称她为“我们的小玛丽莲”,以此致敬这位美国明星。“一开始我并未如此看待,尽管法比耶娜散发着明显的性感魅力,”他说道,“但深入了解玛丽莲的生活后,我发现她时刻在思考自己的职业。她不仅反思自己的角色,也反思他人的角色。法比耶娜也是如此。她内心深处有着一系列的思考。在荧幕上,她为同代女演员带来了不同的色调——这正是伟大演员的特质。”法比耶娜·巴布带着一丝羞涩的微笑接受了这些赞美。对她而言,与导演的关系关键在于成功通过对他为她创作的角色的诠释令他感到惊喜,而热罗姆·雷博也给予了她这种自由。

西尔薇·凯尔维埃尔

下一集 导演埃马纽埃尔·芬基耶尔与女演员梅拉妮·蒂埃里之间“和谐”的“协议”

纵横字谜

GRILLE N° 26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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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194 HORIZONTALEMENT I. Rédhibitoire. II. Agiotage. Bac. III. Tague. Unes. IV. Igné. Pétrels. V. Oreste. Ein. VI. Co. Hsarc (crash). Ea. VII. Ipomées. Asti. VIII. Nivôse. PC. As. IX. Elite. Aieule. X. Renseigneras. VERTICALEMENT 1. Ratiociner. 2. Egagropile. 3. Digne. Ovin. 4. Houes. Mots. 5. Ite. Thésée. 6. BA. Pesée. 7. Igue. As. AG. 8. Tenter. Pin. 9. Ericacée. 10. Ibsen. Ur. 11. Râ. Etala. 12. Ecossaises. GRILLE DÉJA PARUE LE 10 / 10 / 2015

HORIZONTALEMENT

I. Très bonne nouvelle pour l'auteur et son éditeur. II. Ont de gros chagrins. De Briançon à Toulon et de Menton à Arles. III. Actes de la pensée. Fait répéter. Dans l'épuisette. IV. Porteur d'ailes. Affluent du Danube. V. Bout de rime. Rétribuent après travail. VI. Mouvement dans la tribune. Mettent bas. VII. Paralysa l'assistance. Quart de tour. Queue de cheval. VIII. Propos enfantin. Égyptienne, esclave d'Abraham. En bonne place dans la crèche. IX. Mirent sur le même plan. Tour complet. X. Pas plus de deux fois à chaque tour.

中国文化大革命如何“吞噬”自己的子女

在断头台上失去头颅前,吉伦特派成员皮埃尔·维克图尔尼安·韦尔尼亚德(1753-1793)曾忧虑道:“革命如同农神萨图恩,会逐一吞噬自己的孩子。”而毛泽东(1893-1976)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将此话付诸实践。1968年,在中国与越南交界的广西省,数百人在毛派两大对立派系的内战中沦为食人祭品——这场冲突与屠杀共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

中国作家、记者郑义(生于1947年)是首位公开这些暴行的人。其作品《红色墓碑:从极权主义到食人现象》(Bleu de Chine出版社,1999年)基于对受害者后代及食人凶手的实地调查。1968年作为红卫兵的他曾听闻食人传闻。深信“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只有两样东西真实可靠:报纸的出版日期和‘小道消息’”的他,于1986年和1988年两度重返现场。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内部较为开明的派系试图揭露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灾难真相。1983年,一项大规模行政调查启动,其结论却被列为机密。作为《枫树》(1979年)的作者,这部长篇小说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批判,郑义本希望借此接触相关档案,但地方当局设置重重阻碍。即便如此,他仍秘密追查暴行线索。

原始调查报告

奥利维耶·巴莱兹

他所收集的证词令人无法承受。有教师被同事和学生活活吞噬;受害者被活体肢解;大脑被金属管吸出——“像一群老朋友用吸管一起喝一大罐酸奶”;一名施虐者在酷刑下逼迫受害者同意后,将其肝脏取出以保留其医用和滋补功效;一名食人者坦承更喜欢吃烤人肉而非煮人肉;一名年轻女子对男性生殖器官产生特殊偏好,而老年妇女则等待分享肝脏……这些宴会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后在隶属中共的地方政治负责人的鼓励下变得更加官方化,在人肉与猪肉混杂的宴席上,血腥的狂欢颠覆了一切价值与禁忌。

原本计划撰写小说的郑义,在北京天安门大屠杀(1989年)后决定发表一份原始调查报告。他携带资料潜入地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妻子一同在香港浮出水面。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南回忆道:“就在那时我与他结识”,博南刚在香港创立了法国研究中国中心。

直到1968年8月底,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领导魏国清领导的派系结束了对“四二二”对立派系的灭绝运动后,屠杀才告终结,食人行为也随之停止。此后,大多数组织者和参与者(数千人)几乎未受追责,仅被开除党籍或判处轻刑,仅有少数人被判死刑并执行。

这位法国人决定在1993年将手稿(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版)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法文,发表于《中国观察》杂志,成为这一骇人听闻历史的首位传播者。

中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包括中共党内人士,希望这些事实不被遗忘。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历史学家宋永毅成为他们的中介。2000年,神秘包裹开始涌向他在洛杉矶的住所:这些正是郑义调查报告的佐证文件。他将这些文件数字化并上线,最终构建成一个庞大的档案库,成为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不可或缺资料。

宋永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正忙于更新该数据库。美国记者伊恩·约翰逊接过接力棒。他于2023年创建了“非官方中国档案”,旨在保存被“抹去或审查”的中国历史,其中包含部分宋永毅收到的文件:“这些档案也已流入西方大型图书馆,但我们希望中国公众能够接触到它们,尽管能通过私人虚拟网络访问的人只是少数。”伊恩·约翰逊表示。华人侨民为此提供资金支持。“这些事件的集体记忆在中国仍然缺失,但有人希望维护它。”他说道,并对“长远而言”持乐观态度:“习近平总有一天会死去。”

米歇尔·博南的观点则较为温和:“大多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贡献的中国历史学家,都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而那些研究动机‘最微不足道’的学者,往往只是出于对‘食人’这一话题的猎奇心理。”索朗热·克吕韦耶(蒙彼利埃三大汉语语言文学教授)如是总结,并指出食人文化也渗透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她认为,广西事件开辟了另一个范畴——“意识形态食人”。

“孝道食人”?这种行为表现为从亲人身上割取脂肪丰富的肢体部位(如手臂或腿部)以救治病患:“这是一种自我牺牲,受害者本人是自愿的且不会因此丧命。”索朗热·克吕韦耶指出。而相比之下,战争食人则多针对肝脏和心脏等器官——根据中医传统,这些部位被认为蕴含着人的灵魂:“‘吞噬敌人’这一战时用语或许暗指‘吃掉’敌人的含义。”这位学者反问道。

有人因担心被视为冷漠而行动,其他人则似乎出于医学考量

重要研究早在习近平掌权前就已展开,研究者如今年龄在75至80岁之间。如今,“只有一丝微弱的火苗”在针对特定收件人群发的期刊或专业聊天群中苟延残喘。当他在香港课堂上提及文化大革命与食人话题时——“但这样的讨论还能持续多久?”——他的中国学生们无不目瞪口呆。

《“意识形态的食人”》

仍是一个谜团。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权在政治决策失误导致的饥荒中毫不吝惜。这些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俄罗斯、乌克兰(“霍尔多莫尔”)、哈萨克斯坦(“阿沙尔希雷克”)。每次,都有幸存者食人现象被记录在案,正如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1958-1960)所致(4000万人死亡),村民们被迫交换孩子——通常是饿死的孩子,但有时还是活着的——“为了吃邻居的孩子而非自己的孩子”,米歇尔·博南回忆道。

在1968年的广西,并无饥荒“为食人行为辩护”。那么,是否应归咎于文化特性,除政治背景和对非人化替罪羊的极致追求外?人类学家唐纳德·萨顿在一篇关于“反革命的消费”文本中如此认为。中国史学界记录了丰富的食人传统。历史学家Key Ray Chong统计,从古代至1912年共有1219例记录:“其中780例出于孝道(为救治亲人而牺牲),329例与饥荒相关,82例与仇恨和战争相关,而

她强调,广西的食人现象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胁迫维度,例如将猪肉与人肉混合以稀释责任——“如同在行刑队的子弹中掺入一颗空包弹”。但若多数参与者因担心被视为“软弱”而行动,某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似乎出于医疗考量。

在对这种医用传统感到惊讶之前,不妨回顾它在西方也曾盛行:用人血治疗癫痫的“吸血”仪式,默克实验室的目录中甚至在1908年仍有“木乃伊粉”——这种“木乃伊”药效源于与波斯语“mum”(指沥青,用于防腐)的混淆。此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在其文本《我们都是食人者》(瑟依出版社,2013年)中,将食人行为与某些现代医疗实践——器官移植、输血及其他“同化”形式——进行了类比……

“广西食人现象的最终解释‘仍令我困惑,’米歇尔·博南坦承。‘它是毛泽东主义集体政治暴力的产物,这种暴力激发了人性中最卑劣的本能、残忍,以及对中医非正统观念的滥用。’”他随即补充道,毛泽东应为此承担首要责任,因其放纵了这些黑暗力量。

猎物还是猎手?在《红色墓碑》中,郑义坦诚地想象自己置身于这片恐怖氛围中。一位虚构的主人公对他说:“肉已经煮熟了。你的同学、大学同学、战斗单位的战友,充满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都吃了。你呢?”“我?嗯,我也会吃一块。”他写道。近60年后,广西仍未立起任何“红色墓碑”来纪念这些事件,正如他所愿。

埃尔韦·莫兰

《“诡异之夜”》第7 / 7期:梦游进食——种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危险睡眠障碍

冰激凌、巧克力、酸奶……“从33岁起,F女士在过去三年里,每晚都会起身进食。”皮提耶-萨尔佩特里耶医院(AP-HP)睡眠病理科主任伊莎贝尔·阿努尔夫教授在其著作《梦的窗口:神经学与睡眠病理》(2014年,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中写道。醒来后,患者仅对进食行为留有“模糊的记忆”,并感受到“胃部胀满”。

F女士患有与睡眠相关的进食障碍(Sleep-Related Eating Disorder,SRED)。该病症首次以临床形式被美国睡眠精神病学家卡洛斯·申克于1991年描述,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夜间暴食症(Night Eating Disorder)——后者指的是在完全清醒状态下的夜间进食行为。

在SRED中,患者在意识受损的不同程度下进食,“她正在睡眠中,却仍在进食。”里尔大学医院(CHRU de Lille)睡眠障碍专科精神病学家伊莎贝尔·普瓦罗总结道。发作通常发生在夜间中段。直到次日清晨,患者才会发现自己行为的痕迹:打开的饼干袋、空的涂抹酱罐,或是被吃空的冷罐头。F女士醒来时常在床上发现剩余的食物残渣。

这些发作有时可能极其危险,甚至导致患者食用宠物狗粮、塑料、洗涤剂……伊莎贝尔·阿努尔夫还报告了一例临床病例:一名患者将涂满磨碎奶酪的CD放入微波炉,后被设备冒出的火花惊醒;另一次则咬断了冷冻牛排并摔断两颗牙。部分患者甚至可能点燃炉灶准备食物,从而面临烧伤和火灾风险。除这些危险外,此类行为还可能引发心理痛苦、羞耻感、对复发的恐惧以及体重增加……

抗癫痫药物与催眠疗法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伊莎贝尔·阿努夫在2012年将患有睡眠相关摄食障碍(SRED)的患者与梦游症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进行了对比。她写道,患有睡眠摄食障碍的患者「此前更常见进食障碍(TCA,如暴食、厌食……)、焦虑或抑郁障碍以及梦游症病史」,并认为这种障碍是「梦游症的一种高度专门化形式」。不过,该障碍仍未被充分理解,相关研究样本量较小。

在重症患者中,可考虑药物治疗。抗癫痫药物托吡酯(商品名Epitomax)尤其在该适应症中被研究,并在一项研究中显示出疗效,但常见不良反应。非药物疗法也可被推荐,特别是医学催眠和认知行为疗法。

并非所有夜间进食发作都属于睡眠相关摄食障碍。有些人会清醒后有意识地进食。「这可能是一种进食障碍或偶发的夜间饥饿感」,伊莎贝尔·普瓦罗解释道。

连续剧

原则上,「我们的昼夜节律钟被校准为白天机体处于活跃和消化模式,夜间则处于休息和修复模式」,法国法兰西公学院睡眠机制专家、Inserm研究员阿尔梅勒·朗西拉克解释道。睡眠参与调节食欲。反之,睡眠不足会扰乱激素平衡,促进进食行为,尤其是高热量食物。

伊莎贝尔·普瓦罗提醒不要「吹捧」过于清淡的晚餐。她建议晚餐吃一顿完整但易消化的餐食(优先选择蒸土豆而非塔尔蒂弗莱特奶酪烤土豆),白天保持均衡饮食,并规律睡眠。

帕斯卡尔·桑蒂

脑类器官实现突破

神经科学 — 一个团队在体外培养这种此前寿命较短的细胞团块超过五年,为探索大脑发育开辟新路径

经免疫标记的类器官切片。IRENE FARAVELLI ET NOELIA ANTON-BOLAÑOS

脑类器官是体外培养的球形神经细胞团块,直径通常不超过5毫米。近年来,它们已进入研究正常与病理大脑功能的实验室。此前该模型的局限之一在于其较短的寿命——通常仅数月。这一时长不足以使神经细胞从所谓的“祖细胞”完全分化。这实际上限制了与人类大脑在子宫内及出生后发育的对比研究。

然而,8月20日发表于《自然》的一项研究表明,时间障碍可以被突破,为脑类器官作为基础研究工具(乃至探索治疗路径)开辟新视野。由保拉·阿洛塔(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其同事完成的这项研究描述了他们如何将类器官培养超过五年。研究显示,这一成熟期使神经细胞得以分化,并呈现出与同龄真实大脑细胞高度相似的活动模式。

“体外培养的过去记忆” “脑并非在密闭环境中发育。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器官,与众多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我们的简化模型能与自然发育如此吻合绝非理所当然。”在一份新闻稿中,该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时任哈佛博士后研究员的医师伊雷妮·法拉韦利(Irene Faravelli)提醒道。

另一项重大发现来自不同年龄类器官构建的嵌合体观察:研究人员将成熟祖细胞转移至更幼龄类器官后,发现它们衍生出的细胞在发育上更为先进,证明“在类器官中老化的细胞会保留体外培养时间的记忆”。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发育时间扭曲’,”保拉·阿洛塔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表明类器官细胞会记录并‘记住’在培养基中度过的时间。这意味着它们的发育受内在时钟驱动,反映了人类大脑内源性发育机制。”

这项研究“技术上极为精妙”,或将载入史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神经迪德罗研究所(Neurodiderot,Inserm与巴黎市政大学联合研究单位)主任文森特·埃尔·古齐(Vincent El Ghouzzi)评价道。埃尔·古齐本人也培养类器官用于研究小头症,但未参与此项工作。“我从未想过这些样本的发育时长能达到如此之久,”他说道。

如同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一样,她的团队也几乎无法将类器官保存超过六到七个月,因为随着它们的生长,其中心部分逐渐因缺乏培养基提供的营养和氧气而坏死。解决方案是在它们达到这一有害阶段前将其切割。Paola Arlotta 开发出了一种培养系统,能够限制这一现象,甚至还能在神经元中引发电活动——Vincent El Ghouzzi 认为这一组合将大获成功。

《内部程序》

另一项意外发现来自人脑类器官平台HumBO(Human Brain Organoids)的负责人。该平台与其他团队共享这项技术,他们发现这些长寿命类器官的细胞似乎具备“一种内部程序,能够记录其历史与轨迹”。以至于当这些细胞被迫在更年轻的类器官中生存时,会跳过某些发育阶段。

这一现象有望用于人工老化嵌合脑类器官,从而无需等待数年即可观察到大脑发育后期介入的神经机制。法国研究人员指出:“批评者常将脑类器官仅视为一种可靠模型,仅适用于神经发生的极早期阶段。但这项研究表明,它也可能成为研究后期神经病理学的可靠工具,如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员拒绝将其称为“迷你大脑”,强调:“我们的目标并非复制人脑,而是理解疾病并提出治疗方案。”他提醒道,必须警惕语言滥用与幻想。此处提到的记忆并非由记忆构成,而是时间流逝的印记。

埃尔韦·莫兰

一种有益心脏的基因突变

医学 — 在7000人中,携带者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60%

为何有些人能随意进食却不增一克体重,而他人仅吃一口便发胖?为何在生活方式相似的情况下,有些人却能免受心血管疾病侵扰?

8月5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强效保护性基因因素。研究团队通过分析超过100万人(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三大洲)的基因组,发现携带罕见基因突变(影响单一基因FNIP1)的个体,其心血管和代谢疾病风险较普通人群降低60%。

然而,这些突变仅在研究中涉及的7000人中出现1例。它们能保护携带者免受冠心病、diabète de type 2以及因脂肪肝导致的肝脏疾病(脂肪肝与肝硬化)侵扰。

该研究由美国再生元制药公司(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协调,并联合了来自美国、瑞典、英国和印度的20余支学术团队。

十一大研究队列

研究人员汇编了来自11个大型研究队列的生物学、遗传学和临床数据。他们在这些数据中寻找与血液中甘油三酯(TG)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有时被称为“好”胆固醇)比值变化相关的罕见基因变异。研究显示,这一比值越高,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就越大。

在这些基因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罕见的突变,这些突变会使FNIP1基因的其中一条拷贝失活。该基因编码一种调节细胞能量消耗的蛋白质。结果,代谢制动机制被永久激活,导致卡路里持续燃烧而非脂肪储存。“在机体所有细胞中持续降低FNIP1基因的活性水平,可使新陈代谢处于整体有利状态,并为长期健康带来益处。”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州)萨尔克研究所的鲁本·肖教授评价道,并称这是“重大发现”。

携带这些突变的幸运者患心脑代谢疾病的风险更低,且拥有有利的生理指标:他们的甘油三酯(TG)水平比普通人群平均水平低41毫克 / 分升;载脂蛋白B(ApoB,一种促进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的蛋白质)水平低7.5毫克 / 分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有时被称为“坏”胆固醇)水平低9毫克 / 分升。此外,他们的细胞对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激素)的反应更为有效,这种激素可将血糖水平维持在2 mg / dl以下。

“要对长期治疗前景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鲁本·肖表示。但在他看来,这项研究“毫无疑问”识别出了“多个可能用于开发药物或精准基因靶向疗法”的基因,以诱导心血管健康益处。

弗洛朗斯·罗西耶

连载

露辛达·柴尔德斯:“极简主义舞蹈中存在一种并非简单的纯粹”

艺术家在创作——2 / 6——这位美国编舞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通过简洁、重复且贴近生活的动作颠覆了这一艺术形式,并将为纪念菲利普·格拉斯90岁诞辰于2027年创作一部新作品

访谈

她的日程满满当当,而86岁的露辛达·柴尔兹(Lucinda Childs)却应对自如。这位美国舞蹈家、编舞家、女演员兼导演——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是舞蹈界的领军人物——在世界各地巡演,从一个剧场到另一个剧场,创作不断,在酒店的时间比在纽约附近的家中还多。今年3月,人们在布雷斯特(菲尼斯泰尔省)的Da-ÑsFabrik艺术节上见到她,她与柏林舞蹈团体Dance On Ensemble合作,该团体重新排演了她的几部代表作,包括《放射课程》(1976)和《室内戏剧》(1977)。5月,她又在巴黎接受本次采访,随后前往里昂,与里昂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合作重演她的独舞《Actus...》,配乐为让-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的康塔塔。之后,她将赶赴纽约,与吉布尼舞团合作,她是该团的常驻编舞。

她总是举止简洁、严谨优雅,面容清晰在短发下,这位静静散发着磁性的女性,以对工作的虔诚与动作的真诚为唯一准则前行。她创作了约60部作品,有的纯粹是编舞,有的则用于戏剧或歌剧。她的生命与作品跨越了艺术与舞蹈的历史。在与默斯·坎宁安(1919—2009)的一次震撼邂逅后,这位20世纪60年代前卫叛逆的代表人物加入纽约的贾德森舞蹈剧场(Judson Dance Theater),参与实验性演出,旨在打破现代舞与技巧表演的陈规,融入日常动作,接受即兴、偶然与行为艺术的成分。她那时的舞蹈在寂静中构思。

1973年,她在纽约创立自己的舞团后,三年后便出现在传奇作品《爱因斯坦在海滩》的演职员表中——该剧由菲利普·格拉斯作曲、罗伯特·威尔逊(1941—2025)导演、安迪·德·格罗特(1947—2019)编舞,首演于阿维尼翁艺术节。这位编舞家兼舞者此后成为罗伯特·威尔逊的合作者,更与菲利普·格拉斯——这位89岁的美国作曲家——建立了长期密切合作关系。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她成为极简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该运动汇聚了造型艺术家、舞者与音乐家。这一运动的象征之作是她的《舞蹈》(1979),仍由菲利普·格拉斯作曲,艺术家索尔·勒维特(1928—2007)担任影像部分。这部作品由12名舞者不间断地完成轻盈的步伐、快速移动、跳跃、掷步与旋转,持续一小时。表面看似简单?实则是指数级的极简主义,最终如激流般沸腾。这部作品成为其风格的典范:动作简洁、重复、精确到毫米,仿佛在追求永恒运动的幻想。这部“畅销”作品堪称宣言,她在原版中身着白色运动鞋与宽松长裤跳舞。

采访中,露辛达·柴尔兹以一种极具特色的嗓音娓娓道来,营造出一种宁静不变的氛围。她的坦诚与简朴熠熠生辉。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工作者的质朴言语,其谦逊与天赋相得益彰。

是什么让您踏入舞蹈,并选择了这条——表演之路?

我小时候上过戏剧课。也学过古典舞和钢琴。这些都不是什么正经事,只是周末的活动。有戏剧、舞蹈、绘画……我本想更专注地继续下去,但父母阻止了我,他们更希望我做作业而不是去上戏剧工作室。幸运的是,有位老师鼓励我在自己家里的房间单独练习。这个解决方案最终让我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继续前进。那时我14岁。父母——尤其是身为医生的父亲——认为戏剧和舞蹈都不够严肃。而母亲,那个待在家里的女人,却很喜欢舞蹈。

大学毕业于纽约州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后,我决定离开家庭。那时我20岁,搬去与朋友同住在纽约市,就住在梅西·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的工作室附近。多亏了萨拉劳伦斯学院的老师贝西·舍恩伯格(Bessie Schönberg),她在1959年邀请了坎宁安,让我萌生了追随他的念头。对父亲来说,显然住在曼哈顿南部(Downtown New York)可不是什么体面女人的选择,但算了……而我的姐姐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更符合传统期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保持亲密关系。

梅西·坎宁安的编舞与研究对您产生了怎样的震撼?

我立刻喜欢上了他所赋予的那种气质——矛盾的是,这种气质既极其抽象,又饱含情感。我也立刻爱上了他的舞蹈,觉得它美极了。于是我渴望只跟随他学习。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会遇到画家贾斯珀·约翰斯和罗伯特·劳申伯格(1925-2008),还有音乐家兼作曲家约翰·凯奇(1912-1992),后者对我的舞蹈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坎宁安的指导下,通过寻找属于他自己的肢体语言与内在节奏,并在完全摒弃个人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坎宁安的理念中,“谁、什么、何时、如何与何地?”——原本应是构成一场演出核心的问题——被偶然性与掷骰子的结果所决定。我的一些作品,如《径向课程》和《室内戏剧》,便是在无声中上演。此外,工作室里还洋溢着一种非凡的氛围。正是在那里,我结识了伊冯娜·雷纳。

« Je me sens très proche de la musique de Glass. Nous partageons la même esthétique minimaliste. »

在20世纪60年代,舞者兼编舞家伊冯娜·雷纳为您打开了纽约贾德森舞蹈剧场(Judson Dance Theater)的大门——这一前卫运动反抗着传统华丽舞蹈的种种陈规。这次相遇对您意义何在?

我去贾德森教堂观看伊冯娜的独舞表演。她一边跳舞一边说话,这对我来说是件极其新奇的事。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形式,觉得用语言来跳舞是个绝妙的点子。之后她邀请我参加每周与团队的聚会,我也开始在那里展示自己的研究。那里的氛围开放,大家分享许多想法。那是段美好的时光。我在贾德森学会了纪律与严谨,尤其是在约翰·凯奇的指导下。那也是一段我为谋生并实现梦想而做各种零工的时期——我当过老师,教6岁的孩子们,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并持续了三年。幸运的是,我母亲的一个姑姑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得以开始创作演出。

正是在贾德森舞蹈剧场的框架下,您创作出了几部标志性作品,其中包括1963年的《消遣》(Pastime),您被包裹在一块弹性织物中,如同置身浴缸;以及次年创作的《康乃馨》(Carnation),您将五颜六色的海绵塞进一个通风口。请问,您是如何构思这部极其奢华且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康乃馨》的?

这部作品的创作理念非常概念化。我的想法是通过操纵日常物品如发卷、海绵等来寻找动作,并让这些平凡之物成为引人入胜的道具或布景。操作过程本身就决定了肢体动作。这是一次特别有趣的尝试,最终我将其公开呈现。观众觉得它滑稽可笑,而我个人则认为它完全古怪。但《康乃馨》正是这种寻找与传统舞蹈词汇完全不符的动作的理念的典范。这部独舞也是一次概念领域的探索之旅。

您为何会与抽象与后现代舞蹈的标志性人物崔莎·布朗(1936-2017)居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

在1974年,我在纽约苏活区的同一栋楼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室,这是Trisha告诉我的。她住在五楼,而我在四楼。那里是个美妙的地方,我在那里住了三十年,直到2000年前后。当时我已经不再需要维持自己的公司来工作,因为其他国家的舞蹈团体邀请我为他们编舞。同时,那也是一段非常悲伤的时期。在“9·11”袭击之后,我家附近的世贸中心被夷为平地,我便有了离开那里的念头。

您如何从这些实验性的、有时即兴的、常常在寂静中进行的作品,过渡到非常书面化、高度舞蹈化且充满音乐性的作品,特别是像《舞蹈》(Dance)这样的作品——其配乐由菲利普·格拉斯创作?

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罗伯特·威尔逊结识了菲利普·格拉斯,当时我们合作了《滩上的爱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鲍勃·威尔逊来到我在贾德森剧院的演出现场观看我跳舞,他接受了我原本的样子。从1976年开始,我们一起合作了近五十年,参与了他多部作品的创作。他是一个完全独一无二的人。

作为观众,在欣赏他的作品时,你可以留在剧场里观看灯光、动作,聆听声音、人声和文本……鲍勃曾提议我参与他多部作品的表演与舞蹈,其中包括1977年的《我坐在露台上,有个人出现了,我还以为自己在幻觉中》(I Was Sitting on My Patio This Guy Appeared I Thought I Was Hallucinating),并让我自由发挥。至于菲利普·格拉斯,他喜欢我在《滩上的爱因斯坦》中的表现,并邀请我讨论下一个作品。于是就有了《舞蹈》(Dance)。

自《舞蹈》(Dance)之后,您与菲利普·格拉斯多次合作。这种默契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至今仍在合作。2020年,我在尼斯歌剧院执导了他的歌剧《阿克纳顿》(Akhnaten),2025年又执导了《坚持》(Satyagraha)。目前我正在为他的作品《和谐的另一种视角》(Another Look at Harmony)编舞,该作品计划在2027年1月为他的90岁生日首演。我与格拉斯的音乐非常亲近。我们共享相同的极简主义美学。无论在音乐还是舞蹈中,极简主义都蕴含着一种表面简单却实则复杂的张力。乐谱提供了清晰的节奏,让舞者始终能明确自己在音乐结构中的位置。

你的工作方法与音乐的关系是什么?

我首先独自在录音棚即兴创作,倾听音乐。例如,在《Dance》中,整个过程从乐谱开始。菲利普会先用雅马哈合成器录制他的作品。我分析他的提议,寻找动作如何与结构相连的方式。随后,我与舞者合作,发展我独自构思的动作。

我不想仅仅阐释音乐,也不想忽视它。实际上,我与音乐“对话”,在其内部架构中穿行。例如,我通过节奏错位与之对话。每天排练结束后,我会记录当天完成的内容,并选择我认为合适的部分。接着,我绘制草图,每天打磨,使其更清晰。这种方法让我创作出了标记的乐谱,其中《Dance》的乐谱长达60页,已存放于蓬坦[塞纳-圣但尼省]的法国国家舞蹈中心档案馆。

你的侄女露丝·柴尔兹是舞者兼编舞家,也是你哥哥的女儿。她重新演绎了你上世纪60年代的一些独舞作品,如《Pastime》和《Carnation》。

2019年7月19日,在纽约她家中。KHOLOOD EID 摄 / 《世界报》

你还将部分作品委托给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的公司舞者重新演绎。这种传承方式的意义何在?

2013年,我开始与侄女露丝·柴尔兹合作,她在日内瓦生活和工作已有20年,曾在日内瓦青年芭蕾舞团跳舞。我受邀为该团创作,并对她的表演印象深刻。几年后,她请求我委托她学习我上世纪60年代的一支独舞。她想学习《Carnation》,这支舞我已无法亲自演绎,但它曾在1990年被BBC拍摄。

你如何传授这支舞?

我先给她看了这支舞的录像。当她来美国看望我时,我向她解释了海绵和发卷的使用方法。她随即开始排练,并寻找自己的路径来融入《Carnation》。当一切在结构、框架和语境中精确固定后,我让她自由探索作为演绎者的个人视角,在不成为我的复制品的情况下掌握这支舞。2016年,我们甚至在巴黎秋季艺术节的个人作品回顾展上同台演出:我跳《Description (of a Description)》[2000],而露丝则跳《Pastime》、《Carnation》和《Museum Piece》[1965]——她至今仍在表演这支舞。她还学习了其他无声进行的编舞,如《Calico Mingling》[1973]和《Reclining Rondo》[1975],并在她的日内瓦公司中呈现。

对您的许多舞蹈编排作品,如今都能在画廊和博物馆中看到展出。它们在您的创作过程中占据什么位置?

我以二维方式绘制,仿佛从上方俯视整个编舞。这些画作并非记录舞蹈动作或术语,而是固定演员在空间中的移动轨迹及其相互关系。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停止了绘画。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开始拍摄排练过程。这让我能立即回看所做的一切,速度也更快,因为绘画耗时太多。

文学——尤其是您的伴侣、作家、哲学家兼活动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的作品——在您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她曾围绕您1983年创作的《可用之光》写过一本名为《字母表》的书,您还在2000年演出了她的文本《描述(一次描述)》。您们是如何相识的?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于罗马与苏珊相识的,当时她正在拍摄《VENISE书信》[1983]。鲍勃·威尔逊向她推荐了我的名字,邀我参与这部作品。与她合作的过程非常美妙。不久之后,她于1983年,陪同我前往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参与我的《可用之光》项目,该项目由建筑师弗兰克·盖里[1929-2025]和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共同参与。她深度参与了我的公司生活,并随团巡演。在艾滋病疫情期间,她不仅是精神与思想上的支柱,更是一位关键人物——她以清晰而坚定的方式阐明现状,避免我们陷入恐慌。在美国几乎尚未认清这场疾病之时,她帮助我们以某种方式应对这段历史,为我们找到面对众多友人与舞者离世的光明。

LA MISE EN SCÈNE ET LA CHORÉGRAPHIE D'OPÉRAS CONSTITUENT UNE BONNE EXPÉRIENCE. J'ADORE COLLABORER AVEC LES CHANTEURS


年表

1959 首次相遇并产生审美冲击:发现编舞家梅雷·坎宁安

1963 创作个人行为艺术独奏《消遣》

1973 创立露辛达·柴尔兹公司

1976 首次与罗伯特·威尔逊合作,在菲利普·格拉斯的音乐下主演《滨海之城》中的爱因斯坦一角

2000 创作《描述(一次描述)》,基于苏珊·桑塔格的文本

2020 执导并编舞菲利普·格拉斯的《阿克那顿》

2025 执导并编舞菲利普·格拉斯的《萨提亚格拉哈》

自1992,您开始为多部歌剧编舞与执导。歌剧在您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什么位置?

1992年,我与导演吕克·邦第[1948-2015]合作《莎乐美》后,便开始涉足歌剧领域。歌剧的编导与编舞是一次美妙的体验。我热爱与歌唱家合作。我总会调整他们的动作,确保演唱与动作能同时完成且表演流畅,因为他们的歌声必须达到最佳状态。

您的法语说得如此地道,是如何学会的?

我第一次来法国是在1976年。当时我在鲍勃·威尔逊执导的《爱因斯坦在海滩》中跳舞。当然,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学过一些法语单词,但不能说我真的会说这门语言。主要是在1997年由鲍勃·威尔逊构想的《死亡的疾病》(La Maladie de la mort)中工作时,我被迫学习法语。在1996年来洛桑排练之前,我去了纽约的法语联盟上了几节课。米歇尔·皮科利(1925-2020)与我在《死亡的疾病》中同台演出,他非常支持我的发音。他人很好,还鼓励我说:“我能听懂你的意思,即使你有美国口音,也完全正确且清晰。”

您在这部特别复杂的作品中用法语完成了所有表演...

是的,当然。不过我也去见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在作品上演前就去世了,但我希望她能听到我的表演并告诉我我的口音是否可接受。她说:“这还不错。”她最终觉得我的口音更接近英语而非美国口音。实际上,我是通过扮演杜拉斯学会的法语,而她的作品并不容易背诵。

您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千百个项目中保持体能?

无论身在何处,我每天都会训练。在2025年,我在外度过了250天。我有自己的日常,清楚知道什么适合我。我将普拉提、瑜伽、太极和一点把杆练习结合起来,每天静静地练习一小时。这样我就能在回复邮件前好好开始新的一天。

采访:罗西塔·布瓦索

连载中

在瑞士,一种未来的林业方法

许可希望 - 2 / 6 - 当太多欧洲森林被改造为木材工厂之际,瑞士联邦正在实验一种古老技术,以促进凉爽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泽维尔·利西卢尔

比恩、布斯维尔拜梅尔希瑙和索洛图恩(瑞士),特派记者

这些树他从未见过。身为林业工程师的恩斯特·措尔歇观察着伯尔尼州费利瓦尔德森林中的道格拉斯冷杉,它们宛如活生生的擎天柱,象征着他梦寐以求的多样化森林。沐浴在阳光下的修长树干、掩映于小径旁的身姿,“这些是我国最高的树木,”这位林业工程师感叹道,他惊讶于在布斯维尔拜梅尔希瑙偶然遇到的一位荷兰女居民仅凭口述便指给他树木的位置。多年来他一直试图找到并观察这些树木。银白的发丝、满是口袋的短裤与透气衬衫,此刻他正站在树下。最高的一棵高达61米。“简直像是通往天空的阶梯,”他赞叹道。

道格拉斯冷杉并非本土物种,而是从北美引入。1827年由苏格兰植物学家大卫·道格拉斯(1799-1834)引进并以其姓氏命名的这种非本土针叶树,无疑是工业林业中最具经济效益的树种,凭借其高大身躯与强韧特性。单一栽培将森林变成了木材工厂。皆伐与杀菌剂令富含树脂的林床丧失活力,一旦天气干燥便极易引发火灾。“但若让这种巨树与其他树种特别是阔叶树共同生长,道格拉斯冷杉便能完美共存并为森林带来所有优点,”恩斯特·措尔歇证实道。

61米——这正是“The Monument”的高度,一根纪念1666年伦敦那场严重火灾遇难者的柱子。七月初,热浪袭来,火势愈发猛烈。在法国吉伦特省,朗德森林的火焰已烧至根部深处。在拿破仑三世(1808-1873)的推动下种植的海岸松,原本是为排干沼泽与湿地——曾被比作沙漠——而栽种,如今却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作为自然科学博士,其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尤其是在2016年发表《树木: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阿克泰出版社)后,恩斯特·措尔歇深知祖国“在森林韧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措尔歇出生于1990年瑞士法语区沃州的罗普拉村,自幼便在森林与林缘间穿行。身为奶酪商之子,他曾步行数公里穿过若拉地区的森林田野才能到达中学。他曾任苏黎世与洛桑两地理工学院教授,并在伯尔尼从事木材科学研究,对树木间的交流颇有兴趣。他尤其提出了宇宙影响(特别是月球周期)对树木萌发与木材特性影响的观点。这一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时饱受批评,却获得著名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莱(1938-2025)的赞赏,后者称其为“逆流而上的研究者的大胆之举”。然而如今,阳光已盖过月亮的影响,令森林承受着水分胁迫的严重压力。

多龄混交林

构想在于 促进 树种多样性 与 树龄多样性 以培育 永续森林

「19世纪末,瑞士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生态灾难,并试图以珍贵的技术应对,这些技术在今日仍有助于控制火灾,」他提醒道。当时,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引发了一系列山体滑坡。自1881年起,在纳沙泰尔州纳沙泰尔谷的密林深处,林业工程师亨利·比奥利(1858-1939)推广了一种名为「择伐式森林」的温和林业方法以解决此问题。其核心在于促进树种多样性与树龄多样性——从幼苗到成熟树木——以培育永续森林。白冷杉、欧洲云杉、枫树、山毛榉与白蜡树通常构成这类森林花园。

「这种由自然学家构想的方法需极高的精细度与经验丰富的林务员,」恩斯特·楚尔歇尔表示,并邀请《世界报》加入梅莉拉·索西的行列——一位充满激情且经验丰富的年轻护林员。其要点在于识别最具潜力的幼苗并清除其竞争对手。禁止皆伐,伐木工需在不伤及邻树的情况下砍伐选定的树木。「对游客而言,无论是"择伐式"森林还是由其他阔叶树与针叶树组成的森林,在连续林冠覆盖下似乎都未被改变,」梅莉拉·索西解释道,她是靠近索洛图恩的莱伯山林业管理公司(一家森林管理企业)的副手。她驾驶着自己的4 × 4穿梭于所负责的林地,这些林地由12个当地「市民团体」委托管理——该术语指瑞士一种普遍的土地所有者类型。

尽管投入如此多的关注,气候变暖仍影响着索洛图恩州。干旱阻碍了树木汁液的流动,关闭了叶片的气孔,并助长了如小蠹虫等害虫的繁殖,这些害虫啃食着衰弱的针叶树。此外,干旱还增加了森林的火灾风险。「我们无法浇灌整片森林,但能竭尽所能留住水分,」梅莉拉·索西一边说着,一边在树枝间开辟道路。她最喜欢的树是什么?「椴树或许是最完美的:芳香、笔直、可靠且无忧无虑。」

从阿勒河河畔到侏罗山北坡第一个背斜山脊的顶峰,梅莉拉·索西与任职三十年的负责人托马斯·施图德一道,致力于维护与开发一片「森林特性从未中断」的永续森林。在这里,每八年砍伐一次被标记(树皮上涂有油漆或刻有彩色凹痕)的橡树或松树,枯死的树木自然分解以形成有利于森林生命的腐殖质,而树冠层则保持湿度,为树丛、动物与居民降温。既无皆伐,亦无完全自然演替:永续森林既非木材储备,亦非不可触碰的区域。「它生产原材料、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发挥着关键的社会作用,」梅莉拉·索西继续说道。

她背靠一棵这样的树答道:「椴树或许是最完美的:芳香、笔直、可靠且无忧无虑。」

在一片永续林中,护林员与成熟林木建立了独特的联系,而梅莉拉·索西(Mélila Saucy)对大提琴的业余演奏或许是她延续与木材特殊关系的一种方式。她面对一棵宽大的云杉树干站定,树干上能看到定向刻痕的痕迹——这是在树干上进行的首次切割,用于固定树木倒下的方向。她说道:“对于我们的伐木工人来说,砍伐如此高大的树木是一种荣誉。”她还指出,将一棵25米高的橡树精准截断,而不让它砸到其他树木,远比在一片笔直的海岸松种植园中进行皆伐更为困难,这是在一条集材道旁边的闲谈中她提到的。

「重拾荒野」

并非整个瑞士都实行永续森林。然而,1991年10月4日的联邦法律要求保持该国森林总面积不变。「邻国法国有一部堪称典范的森林法,倡导混合天然林、禁止皆伐和合成肥料,并保障所有人自由进入所有私有或公有林地」,欧内斯特·楚尔歇指出,意识到这种做法与法国的差距——法国等其他最初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已完全失去原始森林景观。「面对气候变暖,连续覆盖的森林应成为普遍模式」,梅莉拉·索西在海拔1070米的贝特拉赫山一家山间小旅馆的露台上表示。

她对面,贝特拉赫施托克森林保护区绵延开来,其拥有数百年树龄的水青冈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该保护区未被开发,任其自然演替,成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栖息地。在《自然权利vs环境权》(弗雷默出版社,360页,26欧元)一书中,欧内斯特·楚尔歇与哲学家多米尼克·布尔格合著,倡导通过重新引入大型食肉动物(狼、猞猁和熊)来「重新荒野化」大面积林地,以限制其猎物数量——这些动物过度消耗植被。「足够面积的自然演替森林是人类活动与维系其生存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的关键要素」,他说道。

通过将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方式,瑞士纳沙泰尔州堪称圣杯。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在纳沙泰尔州库韦镇的特拉韦河谷,就诞生了一种原创森林培育模式,或可为整个欧洲提供借鉴。与花坛或菜园的整齐排列不同,「庭园式森林」是「和平重拾荒野的一种方式」,欧内斯特·楚尔歇断言。正是在这片神奇森林中,我们曾在2022年11月与他同行。在发现费利瓦尔德森林中巨型道格拉斯冷杉之前,这位《地球脉动》(蝾螈出版社,2023年)一书的作者曾在一棵「总统树」前驻足——一棵高58米的冷杉,是瑞士最高的针叶树之一,其种子或许发芽于1744年。

「庭园式森林」如此受林业工程师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比恩居住的楚尔歇与妻子克里斯蒂安娜(曾任儿科护士和护士)将自家花园打造成一片由云杉、桦树、橡树和榛树组成的森林。这片绿色庇护所令这位「森林人」心旷神怡,他坚信,遵循「地球脉动」的节奏生活,是远离当下焦躁时代的一种方式。

下一期: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山区,重拾生命活力的振奋课程

尼古拉·特龙

费迪南·德·雷赛布的宏伟工程

苏伊士,历史运河 — 2 / 6 — 昔日驻开罗领事将凭借与埃及君主的友谊为其融资并启动工程,最终成就其毕生事业

开罗 — 本报驻外记者

他就在那里。额头略显变形,但依旧保持着那副和善的胖脸。费迪南·德·雷赛布(1805—1894)回到了家乡伊斯梅利亚(埃及)。更准确地说,是费迪南·德·雷赛布的雕像——由当时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埃马纽埃尔·弗雷米耶(1824—1910)创作。这尊雕像现陈列于苏伊士运河博物馆,坐落于苏伊士海洋运河环球公司的旧址。博物馆旁便是昔日企业家的旧居,于2022年改建为豪华酒店。

1956年,雕像被炸毁但未被摧毁。其残骸被隐藏于塞得港的姐妹城市——福阿德国际港。1981年,一名英国海军上尉偶然发现了它,同行的还有埃及前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和国王福阿德国王(1868—1936)的雕像。1989年,雕像由一名法国铜匠师傅及六名埃及工人修复。但开罗方面拒绝将其归还,认为其属于埃及国家遗产,也不愿将其重新安放在基座上,尽管苏伊士运河与费迪南·德·雷赛布纪念协会(成立于1978年)希望如此。最终,雕像被安置在偏僻处,需提前申请方可参观。

2020年的某个夜晚,这座纪念碑被悄悄通过运河运往伊斯梅利亚。两名众议院议员要求将雕像归还“其”城市,但无果。博物馆于2024年开放,却始终未由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揭幕。一尊偷运至未正式开放博物馆的雕像,这段历史象征着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之间复杂的关系——既排斥又接受。

然而,早在雷赛布之前,地中海便已通过一条经尼罗河的运河网络与红海相连。考古挖掘证实,早在古埃及时期便已存在水道。这条“法老运河”连接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古城布巴斯提斯,南至今伊斯梅利亚附近的一座城市,再延伸至苦湖。

“这一轴线见证了古代商业活动的繁荣,”卡罗琳·皮凯在其著作《苏伊士运河:埃及与世界的海上通道》(埃里克·博尼耶出版社,2018年)中解释道。运河的修建归功于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或更可能是尼科二世,最终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0年完工。托勒密王朝于公元前3世纪重新疏浚运河,并发明了首批船闸。尽管水深不足以供大型船只通行,但在罗马时期仍用于香料贸易。穆斯林征服后,总督阿姆尔·伊本·阿斯于7世纪重开运河,该运河活跃逾一个世纪,后被填埋以围困叛乱的麦加和麦地那,并阻止拜占庭对阿拉伯-穆斯林帝国核心地区的进攻。红海自此对欧洲人关闭,直至16世纪。

夸夸其谈者与胆大之人

葡萄牙人在1497年绕过好望角,改变了局势。威尼斯的商业霸权岌岌可危,于是酝酿开凿一条运河的计划,这一想法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徘徊两个世纪之久,直到督政府时期(1795-1799),法国试图在印度对抗英国。拿破仑在1798年埃及战役期间,曾研究过直接开凿运河的可行性:科学家雅克-玛丽·勒佩尔(1763-1841)错误地得出地中海与红海之间存在10米高差的结论,这一错误持续了数十年。随后,圣西门主义者——工业社会的思想家们——接过火炬:普罗斯佩·昂方丹在狱中梦想着运河,与工程师路易·莫里斯·阿道夫·利纳·德·贝尔方德合作,于1846年创立苏伊士运河研究协会。一份更可靠的报告确认两海水平面相等,重新点燃了无需船闸的直接运河之梦。

一位非凡的人物登场了。费迪南·德·雷赛布——骑术高超、善于讲述(尤其是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夸夸其谈、坚韧勇敢,两度婚配,育有十七个子女,既非科学家亦非工程师,却是外交官之子与外孙,且天生怀有这一使命感。他的父亲曾在拿破仑远征后成为法国驻开罗首任代表。雷赛布于1832年抵达埃及,任见习领事。初到便被隔离,他让人带来书籍消磨时光,其中包括《埃及记述》——拿破仑远征队编纂的鸿篇巨制。运河研究令他痴迷。他定居埃及并升任总领事,结识了时任埃及统治者赛义德的儿子,教其骑马并偷偷为这位嗜好通心粉的王子提供美食。雷赛布于1837年离开埃及,开启辉煌的外交生涯,并于1849年被任命驻罗马。他的胆大却令他栽了跟头:在新岗位上过于卖力,激怒了新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他离开外交界,未忘运河梦想,撰写备忘录并译成阿拉伯文,却无人问津。他决定隐居贝里的庄园,而他的远房表亲欧珍妮·德·蒙提荷于1853年嫁给了这位总统——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已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一。

雷赛布在被迫退隐期间,于1854年得知昔日学生赛义德成为埃及帕夏。命运召唤他。他致信赛义德,希望昔日印象尚存。果不其然,他受邀前往。抵达埃及后,他凭借骑术与雄辩之才说服赛义德帕夏。法老们以金字塔闻名于世;他将以苏伊士运河留名。这项冒险由“两个无足轻重之人”发起:一位光彩夺目却被罢黜的法国外交官,与一位因肥胖与斜视而闻名、鲜为人知其智慧的附庸。

雷赛布游走法国与欧洲,与奥斯曼风浪和英国潮汐抗争。项目日渐明确:建立两座新城、扩建苏伊士港、开凿一条从尼罗河引水的淡水运河、开辟一片广袤农业区,土地归苏伊士海运运河万国公司所有。该公司于1858年12月15日成立。一个月前,认购活动启动,大获成功。

苏伊士运河开凿工程于1859年至1869年间在埃及进行。

在法国的众多小股东中,许多人热衷于这一项目,并为能压过英国人而感到自豪。他们购买了200 000股股票。但仍需出售近半数股份才能启动项目。于是,德·雷赛布迫使这位慷慨的埃及君主收购剩余股份,这令埃及王国的财政岌岌可危。卡罗琳·皮凯在其著作中解释道:“因此,该公司最初是一家法埃合资企业,其中44%的股份由埃及持有,52%由法国股东持有,另有4%由其他股东持有。”

运河工程开工困难重重。1861年8月,12 000名工人在运河工地劳作,但实际需求为30 000人。德·雷赛布要求赛义德帕夏动用徭役制。在埃及,这一制度原本用于沿尼罗河流域的灌溉工程,惠及整个社区。但如今,这支劳动力被强行绑缚、有时甚至脖子上拴着绳索,从数百公里外的家乡押送至沙漠中,以人力挖掘运河,为欧洲利益服务。工地粮水供应不足,霍乱与斑疹伤寒肆虐。运河不仅危及埃及财政,更摧残其经济与民众。

确切死亡人数无从知晓。在1859至1862年间动员的400 000名农民中(埃及总人口约500万至600万),数千至数万人因劳累或疾病而亡。1956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提出的120 000人死亡数字虽被夸大,但在埃及却被奉为真相,并屡被提及。不过工程仍在推进。赛义德帕夏目睹地中海的海水流入提姆萨赫湖,却于1863年1月去世。其侄子、新任总督伊斯梅尔帕夏决意接手。他宣称:“运河是为埃及而建,而非埃及为运河而存。”他比前任更精明,但同样挥霍无度。他终止徭役制——以高额赔偿为代价。

政治胜利

1865年,皮埃尔港的栈桥竣工。工程通过法国大学校毕业的工程师弗朗索瓦-菲利普·瓦赞(François Philippe Voisin)的管理得以加速推进,后者赢得了埃及人民的尊重。或许意识到无法阻止不可避免的局面,奥斯曼帝国政府于1866年3月——即开工七年后——批准了该项目。一条沿运河的铁路网确保了后勤供应。在克勒索的施耐德工厂模式下,塞得港建立了总工厂。农民(fellahs)不再是必需的劳动力。工程转而雇用技术工人,主要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几年内,手工业让位于工业。

塞得港初具规模。最好的街区——专供欧洲人居住——位于海滨。最差的街区则面朝曼扎拉潟湖,常遭尼罗河洪水淹没。伊斯梅利亚扩大了规模。1869年8月,圣西门主义的梦想实现:地中海与红海的海水在苦湖汇合,形成一片比莱芒湖更大的内海。

运河于同年11月17日举行盛大开幕仪式,成为19世纪最奢华的庆典之一。伊斯梅尔帕夏自诩为世界之王,随即开始挥霍无度。即将64岁的费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见证了其毕生事业的完成。欧洲各国君主无不趋之若鹜,唯有输家如维多利亚女王和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缺席。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三世(1831-1888)和荷兰王子威廉·范奥兰治-拿骚(1840-1879)均身着晚礼服到场。拿破仑三世因病缺席,但其妻子欧仁妮皇后则是庆典的明星。

她乘坐旗舰“鹰”号出席。运河穿越仪式正式开始。运河在一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联合祈福仪式中被祝圣——前所未有。岸边约7 000名宾客观看海上游行。沿途举办宴会、庆典和芭蕾舞表演。一切由官方画家爱德华·里乌(Édouard Riou)记录。11月20日,船队抵达苏伊士,进入红海。运河开始运作。这是一场政治胜利、技术壮举,并将成为欧洲殖民加速器和商业成功的象征。

萨缪埃尔·福雷

下一期:法英帝国的阴影

报道

挪威最北端瓦朗厄半岛外的霍尔诺亚岛上,寒风刺骨。这里面向巴伦支海,与俄罗斯北部海岸相望。六月末,气温仅约10℃。成千上万只海鸟振翅飞翔,仿佛在空中掀起阵阵狂风。在海中捕食完玉筋鱼后,北极海鸠成群结队地飞回这座无人小岛的悬崖峭壁,天空则是阴云密布。

这一景象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在海鸟尖锐的鸣叫声中。海雀则神情淡然,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们。它们那橙黄色的喙格外显眼,对我们的到来丝毫不以为意。每年夏天,数十万只候鸟都会来到瓦朗厄半岛的北极地区繁殖。受墨西哥湾暖流影响,此处的巴伦支海不会结冰,因此浮游生物和小鱼资源丰富,为野生海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仅在霍尔诺亚岛上,就能见到超过80 000只海鸟。

漫步于小岛的小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覆盖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北极苔原:低矮的石南灌木丛中点缀着黑果岩高兰、瑞典山茱萸和多腺悬钩子(一种橙色浆果,略带酸味,当地人常用来制作果酱)。沿途朝附近瓦尔德小镇的红白相间灯塔前行时,不时能发现被海鸥和鹰类啄食后留下的蓝色北极海鸠蛋壳。

“鸟类学家会在普通海鸠中寻找稀有的厚嘴海鸠,这种鸟的喙上有一道白色条纹,更易辨认。”生物学家巴蒂斯特·巴塔耶介绍道。近年来

巴伦支海的这片海域不结冰,因此富含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

该组织在北极的这片区域组织观鸟旅行,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其合伙人、挪威建筑师托尔莫德·阿蒙森(Tormod Amundsen)在这片崎岖多岩的半岛上精心设计了木制观鸟棚。

该岛自1983年起被划为自然保护区,晚上禁止游客进入,且严禁偏离指定路径。即便如此,挪威自然研究所“马尔西斯项目”的科学家们仍观察到某些受保护物种数量减少,原因既有气候变化,也有繁殖期过度捕捞。

“暴风雨频率增加和海洋变暖在这一衰退中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对全年依赖巴伦支海的物种而言。”该项目负责人托内·克里斯廷·赖尔特森(Tone Kristin Reiertsen)解释道。

乘船返回瓦尔多港口仅需十分钟。瓦尔多亚小岛上坐落着一座由彩色木屋组成的渔村,通过一条海底隧道与大陆相连。在过去十五年间,瓦尔多因渔业工业化而失去了一半人口。港口沿岸废弃的旧鱼类加工厂建筑见证了这一变迁。

在附近的一处卵石海滩上,当地居民聚集在一处巨大篝火旁庆祝夏至。自五月底起,挪威的这片区域便进入极昼,太阳终日不落。“到了1月21日,经过两个月的极夜后,太阳重新升起地平线时,学校会停课,瓦尔多城堡要鸣放两声礼炮。”参与者玛丽特·伯特豪森(Marit Bertheussen)一边感叹道:“在这里生活,必须热爱这种对比!”

瓦尔多亚岛是斯泰尔内塞特纪念馆的所在地,该馆于2011年揭幕。两件作品在此纪念瓦尔多的巫术审判,该审判在1600年至1692年间导致91人(77名女性和14名男性)因巫术罪被处决。由瑞士建筑师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的百米长松木骨架结构,让人联想到半岛上的鱼类晾晒架;其内部设有91扇小窗,每扇窗户对应一位受害者,其姓名及处决原因被刻在黑色铭牌上。

法裔美国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1911-2010)的装置作品《被诅咒者、被附身者与被爱的人们》被收藏在一个黑色玻璃容器中,内有一把椅子,椅子中央燃烧的火焰在七面镜子中反射。这些永恒的火焰仿佛在守护着这些巫师,正如卒姆托设计的小窗口一般,将大地与天空框入其中。

覆盆子地毯

这座纪念碑也让人回忆起萨米人的历史,他们是这片荒凉偏远土地的最早居民。被处决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个瓦朗厄尔半岛沿海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有时与萨满教相通。「在萨米人中,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当我们采集、捕鱼或狩猎时,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我们的传统习俗源远流长,我们的职责是让自然保持原貌。如果您前往莫滕斯内斯的直立岩石,您会感受到这种联系;那是一处圣地,」来自内斯比村(位于瓦尔德西部)的萨米渔民埃德加·奥尔森如是说。

欧洲E75公路(E75)是这片半岛的沿海干线,可通往此地。在荒原与红色覆盆子地毯的映衬下,面朝大海,一块高2米的岩石被13圈石块环绕。它因曾在此宰杀动物以祈求渔民好运而被称为「鱼油之石」。

这种与自然的联系在北上途中愈发强烈,直至古老渔村哈明贝格。这里甚至是E75最壮观的一段:它穿越荒芜的苔原,土地裸露、遍布积水与岩石。其原始之美被多个自然保护区守护,其中包括布洛德许托登保护区。在其中一个池塘的观鸟屋里,黑喉潜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些鸟儿在春季迁徙,为的是最先觅食并展示最美丽的羽毛,」巴蒂斯特·巴塔耶解释道,他梦想有一天能看到一只雪鸮。「如果能偶遇一只矛隼,那这一天就赢了,」这位业余鸟类学家补充道,此时我们正听到草地鹨和欧金翅雀的鸣叫。

随着在这片陡峭海岸线上行驶的公里数不断增加,对比愈发强烈。被侵蚀雕琢的砂岩悬崖呈现紫色与红褐色,逐渐让位于铺满欧石楠与海芥菜的沙丘翠绿闪光。驯鹿群在此寻求庇护。偶尔可见的建筑只有「hytte」——当地人周末会来此居住的木屋。

哈明贝格村的开放式海湾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在几步之遥的古老渔民房屋旁,木制观鸟屋的现代建筑因其精心设计的观测点而引人注目。在避风处,人们可以轻松观察海鸠与海鸥的飞行,同时凝视地平线,期待鲸鱼的出现。目前尚未发现鲸类踪迹,但北极圈外的一片壮阔世界正在眼前展开。

贝内迪克特·布凯

路线手册

我们的记者在Arctic Norway的协助下组织了此次旅行。

前往方式 乘飞机至奥斯陆再转基尔kenes,随后在机场租车。

餐饮 在哈明贝格, Pakkhuskaia Kafé:优质华夫饼配果酱(7欧元),位于一栋旧渔民房内。 在Ekkeroy, Havhesten:供应新鲜鱼类与海鲜,可在面朝大海的露台用餐。人均消费约40欧元。

住宿 在瓦尔德, 瓦尔德酒店:提供霍尔岛游览项目。舒适双人间起价150欧元。

Keiko Kishi 日本女演員

對於法國影迷而言,她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倩女幽魂》(1964年,1965年在法國上映)中飾演的雪女「由紀」。這部由小林正樹(1916-1996)執導的鬼片中,她化身為一陣寒氣逼人的冷風,吹拂著兩名被暴風雪困住的伐木工。Keiko Kishi 身材修長、嗓音低沉,完美詮釋了這一角色。作為日本女演員,她在六十多年的銀幕生涯中與多位同時代最重要的導演合作,如小津安二郎(1903-1963)、小林正樹和市川昆(1915-2008),塑造了日本女性的多重形象。她於8月7日(週五)在橫濱(日本)去世,享年93歲。其經紀公司於8月19日(週三)才對外公布其離世消息。

她於1932年8月11日出生於日本橫濱港口城市。1945年5月29日,她12歲時,橫濱遭到美軍空襲,一場縱火襲擊將她瞬間推離童年。在女子高中就讀期間,她痴迷於文學,如饑似渴地閱讀川端康成(1899-1972)的作品,並立志成為小說家。一位同學(日後成為演員的小園洋子)帶她進入松竹電影公司參觀,兩人均被發掘。Keiko Kishi 在片中飾演一名小學生,隨後於1950年簽約,在野村孝執導的《家庭之樂》(1951年)中首次登場。她天生的活潑與自信為她奠定了基礎。

她因《你叫什麼名字?》(1953-1954年)而聲名大噪,該片由大庭秀雄執導,講述一對因戰爭分離的戀人,並斬獲巨大成功。她在片中圍巾的方式甚至引發全國性時尚潮流(「町子圍巾」,以其角色命名)。在小津安二郎執導的《早春》(1956年)中,她飾演一名與已婚同事保持婚外情的女職員;在城戶四郎執導的《雪國》(1957年)中,她出演一名多情的藝妓。她成為日本現代女性的代表:叛逆、倔強,但笑容與活力彌補了一切。

當時,電影公司體制限制演員流動,他們無法選擇影片或與心儀導演合作。1954年,Keiko Kishi 與另外兩位女演員有馬稻子和久我美子(1931-2024)創立「人參俱樂部」,一家獨立製片公司,參與了多部重要影片,如小林正樹執導的《黑河》(1957年)和田中絹代(1909-1977,另一位天才女演員轉型幕後)的遺作《小牧夫人》(1962年)。自1960年起,她與導演市川昆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共同拍攝了八部影片,從《溫柔與瘋狂的青春》(1960年)到《媽媽》(2001年)。

11 AOÛT 1932 出生於橫濱(日本) 1954 創立人參俱樂部,獨立製片公司 1956 《早春》(小津安二郎) 1963 《東京奇案》(雅克·德雷) 7 AOÛT 2026 在橫濱去世

巴黎

贝阿特丽丝·克莱罗-马齐尔女士 其配偶

玛蒂尔德与埃马纽埃尔 其子女 其配偶及子孙

沉痛宣告

让-皮埃尔·克莱罗先生 哲学与伦理学名誉教授 边沁中心与科学院成员

于2026年8月9日在巴黎辞世 享年七十九岁

感恩礼拜将于8月29日(周六)10时30分在巴黎第一区卢浮宫奥拉托圣殿新教教堂举行

可向AP-HP基金会捐款以示纪念 b.clero-mazire@orange.fr

迪亚娜·斯拉马 其伴侣

其子女及女婿 雷切尔·迪里厄 与洛朗·德梅纳尔 阿尔班·迪里厄 与蒂埃里·朗 安娜-加埃勒·迪里厄 与奥利维耶·德巴埃克

其孙辈 阿拉姆、欧雷勒、路易丝与加布里埃尔

沉痛宣告

马克·迪里厄

于2026年8月19日辞世 享年八十二岁

告别仪式将于8月31日(周一)10时30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圆顶大厅举行 地址:巴黎二十区龙多路71号

安娜-玛丽·费诺-里夏尔 其配偶

其子女 弗朗索瓦·费诺 皮埃尔与布朗迪娜·费诺-贝夫 伯努瓦与西尔维·费诺-帕尔齐

其曾孙辈 弗雷德里克、纳塔奈尔、阿梅莉、奥诺里娜、吕西安、安托万、埃马纽埃尔、路易 埃格朗蒂娜、卡米耶、阿斯特丽德、阿希尔、纪尧姆、康斯坦丝

宣告

亨利·费诺 夏尔维尔、阿尔及尔、后里尔律师 阿尔及尔、后里尔法学院讲师 里尔教区间法庭律师

安息弥撒于2026年8月25日(周二)11时在阿登省罗库尔-弗拉巴教堂举行

地址:59700 马尔克昂巴勒尔,吉内梅尔大道85号

「他远远望见他时,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路加福音15:20

其家人

西尔维·弗朗谢·德斯佩雷女士 婚前姓邦佩尔 索邦大学拉丁文学名誉教授

于2026年8月12日辞世

感恩礼拜将于9月26日(周六)11时在尼姆(加尔省)联合新教小教堂举行 地址:大修道院街19号

famillebompaire@protonmail.com

其子及儿媳 安托万、洛朗与伊丽莎白·加瓦耶

其孙辇 尼古拉与苏珊

及所有亲属

雅克·加瓦耶 前贝桑松大学近代史副教授

于2026年8月21日辞世 享年九十五岁

宗教仪式将于8月28日(周五)14时30分在贝桑松圣克洛德教堂举行,随后安葬于贝桑松圣克洛德公墓

此讣告即为讣闻与致谢

里昂

安娜-玛丽·居通女士 其女婿 其孙辇 其兄、其妹 其配偶、子女与孙辇

让-皮埃尔·居通先生 里昂第二大学近代史教授 法兰西学院成员 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

于2026年8月17日辞世

宗教仪式将于8月28日(周五)14时在里昂圣母路易教堂举行,随后安葬于伊泽尔省沙斯叙兰

建议以向慈善机构捐款代替献花

日内瓦

卡特琳·雅尼科, 原名拉舍奈尔, 其配偶, 莱蒂西亚、玛蒂尔德、托马斯, 其子女, 其子女的配偶:斯特凡、罗多尔夫、玛戈, 安娜、吕西、阿涅丝及其未来 孙女, 其孙子女, 帕特里克与安妮克, 其兄与弟媳, 埃洛迪、卡米耶与波利娜, 其侄女和外甥女 以及全家人,

沉痛告知

丹尼尔·雅尼科 国务顾问(H级), 荣誉军团骑士, 艺术与文学指挥官,

于2026年8月22日在日内瓦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葬礼将在日内瓦家庭范围内举行。

其家人特别感谢玛乔丽·勒加尔与珍妮·加蒙。

此讣告即为讣闻。

米雷耶·洛通夫人, 其配偶, 其子女,

沉痛告知

让-克洛德·洛通先生, 巴黎高等商学院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

于2026年8月15日辞世,享年九十岁。

宗教仪式将于8月28日10时在朗布依埃(伊夫林省)的圣吕班教堂举行。

巴黎

IDEF成员

深切哀悼

巴泰勒米·梅尔卡达尔教授, 荣誉军团骑士, 私法与刑事科学副教授, 前IDEF秘书长,

于2026年8月14日在埃尔讷辞世。

其家人深感悲痛,IDEF成员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若阿娜·拉尔德努瓦, 其女儿, 斯特凡、路易与克莱芒, 其女婿与孙子女, 妮可·罗贝尔, 其姐姐, 让-玛丽、樊尚、辛西娅与纳朱瓦·罗贝尔, 其侄子侄女与外甥外甥女, 安托万、马蒂厄、纳埃尔、索汉与坎迪丝·罗贝尔, 其曾外孙与曾外孙女,

埃利安·米奥勒女士, 前小学教师兼校长,

于2026年8月19日(周三)在巴黎辞世,享年八十四岁。

民事仪式将于8月27日(周四)17时在楠泰尔(上塞纳省)蒙瓦勒里安火葬场(Calvaire路)举行。

骨灰安放仪式将于8月28日(周五)11时30分在加尔什公墓举行。

为纪念逝者,请以优惠条件将您的讣告发送至双倍长度。

《世界报》 《讣告》栏目

咨询邮箱:carnet@mpublicite.fr 每行价格:31.20欧元(含税)

巴黎。加普

米谢尔·罗斯, 埃娃、迪亚娜、索菲, 其子女 及其配偶: 卡桑德拉、安托万与奥塞娜, 其孙子女,

深感悲痛地告知

乔治·罗斯, 作家、诗人,

于2026年8月18日辞世,享年九十一岁。

仪式将于8月28日(周五)14时30分在巴黎第五区圣梅达尔教堂举行,随后在巴黎第十八区的蒙马特公墓安葬。

苏珊娜·塞费里安, 艺名舒尚妮克, 画家,

于2026年8月19日辞世。

怀念

三年前,

让-保罗·吉雷斯

离开了我们。

认识并爱过他的人始终怀念着他。

十年前,

索尼亚·里基耶尔,1930年5月25日—2016年8月25日,

离世。

娜塔莉·里基耶尔、让-菲利普·里基耶尔

广泛的阴影

这并非是要拥抱其他候选人的纲领或价值观,而是要与之对决以便提前决出胜负,从而最大化进入第二轮的机会。那些要求这场竞争的人对自身方案的力量充满信心。那些试图回避竞争的人则必须解释他们所惧怕的东西。

公开初选随之成为合法性的条件。2016年右翼与中间派初选的经验已证明:超过400万法国人出动投票以选择他们的候选人。如此大规模的参与赋予了获胜者一项权威,任何内部指定都无法给予。民主比权贵间的密室协议更健康、更有效。

这种民众合法性是我们最好的优势。它确保被指定的候选人将承载一项清晰的使命,源自自由且明智的选择。公开初选

大卫·利斯纳尔是"新能源"党主席兼戛纳市长(阿尔卑斯滨海省)

公开初选是 动员的条件。 它创造 一种动力。 它激发 参与

最终是动员的条件。它创造一种动力。它激发参与。这是唯一能够兼顾方案完整性、新人涌现以体现其理想,以及构建胜利所必需的团结的举措。

这场初选必须向所有认同自由、个人责任与国家独立原则的人开放。这正是我通过一套清晰方法所提倡的,以避免不可避免的候选人扎堆,从而防止导致失败的分裂,并将我们机械性地排除在第二轮之外。

我并非天真,我知道在这个广阔的光谱中存在信念与经历的差异。因此,这并非要求每一位落败者都要兴高采烈地支持获胜者。但每个人都必须承诺尊重结果,至少不损害获胜者的竞选。法国人再也无法忍受模糊。他们无法容忍滋生不信任的混乱、暴露缺乏方案的姿态,以及助长幻灭的妥协。

今日的责任感,意味着理解若无民主指定的候选人,右翼与中间派将无法取胜。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法国的崩溃。让我们依据明确、迅速且公开民主的方式组织这场公开初选。

我已准备就绪。我将尊重其裁决。那些想要掌管国家命运的人,应先接受这场竞争。我们面临一项关键抉择。让我们在清晰与合法性中指定候选人。赢得选举。拯救法国,因为这是唯一要紧的事。

欧洲人 必须 加强 对乌克兰的支持

《世界报》社论 M

乌克兰宝贵的独立,其第35个周年纪念日于8月24日(周一)在基辅迎来众多欧洲官员到访之际,却更加笼罩在血腥的阴影下。俄罗斯发动的恐怖袭击行动——自2023年以来对平民的空袭强度前所未有——正在蹂躏该国城市并消磨民众的士气。乌克兰也加强了对前线后方的轰炸,在俄罗斯境内针对其能源与后勤基础设施展开有效行动。

但为了利用乌克兰在技术和人力方面的非凡韧性,并最终有望看到这场战争的出路,基辅缺乏防空系统,这是其四年半以来的阿喀琉斯之踵。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要求获得300套美国“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是唯一能够对抗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御性武器。他8月13日表示,如果美国能向乌克兰转让其年产量5%、“600”套“爱国者”系统中的“300”套,“我们就能挺过这个冬天并拯救生命”。然而,华盛顿在2025年交付的数量仅为2023年的一半。唐纳德·特朗普也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7月初承诺向基辅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却在月底收回了这一承诺。

作为今日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欧洲人绝不能动摇。他们周一抵达基辅时并非空手而来。欧盟在“二十七国”通过总额“90”亿欧元(其中“60”亿欧元为军事供应)贷款框架下,又解冻了“6,1”亿欧元的新一笔援助。巴黎宣布提供新的反导系统。柏林将交付部分“爱国者”拦截系统。挪威确认了其2027年前近“8”亿欧元的实质性承诺。伦敦自2022年初俄罗斯入vasion以来已投入“29”亿欧元,并承诺通过解除工业机密限制,协助在乌克兰组装远程导弹。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解释称:“乌克兰是保护欧洲的前线。”“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各方反复强调。

如果欧洲人想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民主价值观及未来繁荣,除了继续支持乌克兰及其“战争总统”泽连斯基外,别无选择——尽管泽连斯基在政治上已显脆弱,并在腐败问题上受到攻击。

欧洲的承诺甚至必须加速,以不再让弗拉基米尔·普京有机可乘,利用时间的消磨。一方面,莫斯科正越来越直接地在军事层面测试北约欧洲成员国,从无人机飞越到基础设施网络攻击,而欧洲寻求避免任何升级的回应将因此变得复杂。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民主国家也不免面临民意的厌倦,甚至可能出现逆转。在法国,战争已沦为公民关注度排序末位的议题,这一关键问题可能在总统选举竞选期间被轻易忽略。

裘迪丝·雷因霍恩:面对干旱与火灾,全然的准备不足

环境史专家对政治决策者应对气候紧急状况的无能深表遗憾,并呼吁“将灾难政治化”

过去十年来,因污染问题而登上新闻头条的农村地区和城市街区的名单似乎永无止境。其中包括:乌兰-皮埃尔-贝尼特(里昂都会区)及其阿科玛公司的排放物、布尔格-菲代勒(阿登省)及其电池工厂的废水、埃万-马尔迈松(加来海峡省)及其梅塔勒罗普公司的烟雾,还有奥尔比耶尔河谷(奥德省)及其满布有毒矿渣的山丘。除这些案例外,还有其他例子: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香蕉园因受到氯代酮农药污染、维泰尔和孔特雷克塞维尔(孚日省)及其掩埋的塑料垃圾山、吉伦德省巴亚地区葡萄园喷洒器下的学校、里尔南区及其埃克赛德公司的铅粉尘,以及如今的滕内-沙朗特(滨海夏朗德省)库德尔城区,因邻近化肥厂而遭污染。

每年都会出现与这些污染相关的新健康丑闻。河流中漂浮着死鱼;牲畜在靠近工业场址的地方觅食时鼻孔灼伤;孩子们在外玩耍后需用肥皂清洗玩具,却仍被铅、镉和砷毒害。

2026年,人们似乎仍将环境灾难视为天灾、不幸与宿命的象征

面对这一每年愈发明显且媒体广泛报道的环境与人道灾难,我们怎能容忍?无知已不再是借口,公共空间充斥着证明局势紧迫的新闻。然而,尽管夏季干旱加剧、热浪频仍、火灾肆虐(甚至蔓延至历史上罕见受此夏季灾害侵袭的法兰西岛和加来海峡省),公众的认知仍极为薄弱,而准备工作则完全缺失。

毁灭性季节

"谁能预见气候危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22年底的这句话,如今挂在大多数治理我们的政治人物嘴边:从危机应对小组到轰动性声明,他们或震惊或无助地垂着双臂,哀叹近几个月来灾难的累积……却视若无睹。

当科技被描绘成能够克服一切阻碍人类命运的障碍时,我们却无能为力地面对一棵在干旱重压下倒下的树木,面对一个因昆虫和蚯蚓不再为鸟类提供食物而空空如也的鸟巢,面对在沿海大量繁殖的海藻和水母。

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就发出了"寂静的春天"的警告——她那本致力于揭露杀虫剂危害的著作的标题。此后接踵而至的是夺走人类、动物与植物生命的致命夏季。这些毁灭性季节正在我们身边上演,转眼即至的下一个冬季——当11月的严寒与倾盆大雨为2026年夏天蒙上集体遗忘的面纱之时。

到了2027年春天,我们又会惊讶于热浪的提前来袭、前一年灾难的加剧、大城市门口的野火,以及露营地的大规模疏散。我们会将麦克风递给那些在不幸假期中被安置在体育馆里的幸存者,他们神情茫然。

历史告诉我们,长期以来,人类面对集体灾难时的无能为力,往往表现为一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与盲目向前的千禧年主义。古代社会在瘟疫、洪水、气候灾害或《圣经》中的种种灾殃面前哭泣、呻吟、祈祷。今天的我们带着些许优越感与轻蔑观察着他们。然而到了2026年,我们似乎仍将环境灾难视为天灾、厄运与宿命的象征。更糟的是,我们在面对任务的艰巨性与利益的纠葛时退缩了。随着总统竞选季的开始,这场竞选可能悲剧性地回避关乎所有人的关键议题。是时候将压垮我们的灾难与侵袭我们的焦虑政治化了。因为热浪是政治的,正如火灾、污染、儿童健康与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是政治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朱迪丝·雷因霍恩(Judith Rainhorn)是历史学家,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巴黎市健康与环境计划科学与公民委员会成员

新增特刊

电缆、数据中心、卫星…… 构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什么?谁控制这些结构并能切断网络?所有议题尽在地图与信息图中。

在报亭有售

Trump mise sur l'asphyxie économique de l'Iran

- Six mois après le début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américaines en Iran, Donald Trump a décidé d'étouffer une économie déjà exsangue

Une soixantaine d'enti- tés, personnes et navires iraniens supplémentaires sont sanctionnés, a an- noncé, lundi, le secrétaire au Trésor, Scott Bessent ▶ Aucune sanction directe n'est prévue contre les pays, comme la Chine, considérés comme clients ou facilitateurs des échanges avec l'Iran

▶ A Téhéran,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smaeil Baghaei, a dénoncé un « terrorisme économique » et promis de riposter ▶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sur l'Iran est une stratégie moins risquée et coûteuse que l'option militaire, mais son issue est incertaine PAGES 2-3

GAZA COMMENT ISRAËL MÈNE LA GUERRE DE L'INFORMATION

▶ Un an après le bombarde-ment qui avait causé la mort de 22 personnes, dont cinq journalistes, dans un hôpital de l'enclave, un militaire israélien décrit à plusieurs médias, dont « Le Monde », l'opération de désinformation qui a suivi

Environnement La pêche aux déchets flottants sur la côte basque PAGE 7

Economie L'Afrique cherche à tirer un meilleur profit de ses terres rares PAGE 11

- Cette source raconte la pratique récurrente de l'armée, qui cherche à créer un lien entre les victimes et le Hamas, afin de contourner les accusations de crime de guerre PAGE 4

Budget La reconduction de la taxe sur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se profile PAGE 10

SUEZ, CANAL HISTORIQUE L'œuvre de De Lesseps Relier la Méditerranée à la mer Rouge est longtemps resté un vœu pieux. Il a fallu la détermination de ce diplomate français pour que le projet se concrétise PAGE 23

Ukraine Les Européens veulent faire front face à Moscou

L'ÉTÉ

Peinture d'Edouard Riou sur l'inauguration du canal de Suez, en 1869. STÉPHANE MARÉCHALLE/ GRANDPALAISRMN

PERMIS D'ESPÉRER, une expérience sylvicole La Suisse expérimente une technique ancestrale qui favorise la fraîcheur et la biodiversité, alors que de multiples forêts servent d'usines à bois PAGE 22

Réunis lundi autour de Volodymyr Zelensky dans le cadre de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les alliés de Kiev ont dénoncé l'intensification des frappes russes.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Andy Burnham, a confirmé avoir autorisé la production sur place de missiles franco-britanniques PAGE 5

M ÉDITORIAL ACCENTUER LE SOUTIEN EUROPÉEN À KIEV

PAGE 26

Présidentielle Gabriel Attal veut fermer les « collèges ghettos »

RÉTABLISSEMENT du certificat d'études, fermeture des « collèges ghettos », retour des groupes de niveau, augmentations salariales... A quelques jours de la rentrée des classes, le candidat de Renaissance à la présidentielle dévoile ses mesures pour l'éducation,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Nos journalistes ont analysé les modifications du code de l'éducation, qui charpente le système scolaire français depuis sa création, en 2000. Le nombre et le rythme des remaniements confirment l'empilement des réformes de l'école, source de stress pour les enseignants.

A huit mois du scrutin présidentiel, Gabriel Attal suggère par ailleurs un vote pour le départager de son rival au sein du bloc central, Edouard Philippe, si les sondages ne permettent pas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de choisir entre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d'Emmanuel Macron.

PAGES 8-9, IDÉES PAGE 26

Diplomatie L'Arabie saoudite dévoile des projets de parcs en France

Après avoir rencontré Emmanuel Macron à l'Elysée, le prince héritier saoudien, Mohammed Ben Salman, a annoncé la création d'un site consacré aux mangas PAGE 3

Cinéma « L'Inconnue », un labyrinthe corporel

Ce thriller, en salle mercredi, revisite l'échange de corps entre deux personnages, Eva et David, incarnés par Léa Seydoux et Niels Schneider PAGE 14

UN HORS-SÉRIE | Le Monde

COMMENT LA PEUR, LA COLÈRE ET L'ESPOIR AGITENT LE MONDE

CHEZ VOTRE MARCHAND DE JOURNAUX ET SUR LEMONDE.FR/BOUTIQUE - 132 PAGES

Donald Trump mise sur l'asphyxie financière pour vaincre l'Iran

A l'approche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la Maison Blanche privilégie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faute de solution militaire. Une soixantaine d'entités, personnes et navires iraniens ont été ajoutés à la liste des sanctionnés. Téhéran dénonce un « terrorisme économique »

WASHINGTON - correspondant

S ix mois après le début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contre l'Iran, les Etats-Unis sont bloqués entre deux étages. Ni guerre ni paix. Ni victoire écrasante annoncée ni retrait humiliant des forces dé- ployées dans la région. Refusant de reconnaître la réalité de cette errance stratégique qui conduit à une réduction inquiétante des stocks de missiles sophistiqués, Donald Trump a choisi de revenir à une option déjà employée par les administrations américaines successives : les sanctions économiques. «L'Iran s'effondre complètement!», a prétendu le magnat, lundi 24 août,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Quelques jours plus tôt, Donald Trump promettait un «D-Day» économique, en référence au débarquement en Normandie, le 6 juin 1944. Il appelait tous les alliés à le suivre, et lançait un avertissement à ceux qui participeraient aux circuits parallèles, permettant à Téhéran d'exporter son pétrole et risquant ainsi d'être visés par des sanctions secondaires américaines. « Tout pays qui autorisera s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ses entreprises, ses aéroports ou ses entités gouvernementales à fournir une quelconque bouée de sauvetage à l'Iran s'exposera lui-même à d'énorme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 avait-il prévenu.

C'est le secrétaire au Trésor, Scott Bessent, qui a présenté lundi 24 août les contours de cette «asphyxie» planifiée. Une soixantaine d'entités, personnes et navires iraniens sont ajoutés à la liste des sanctions. Le responsable américain demande la fermeture de toutes les succursales de la Bank Melli, la banque d'Etat iranienne, présente dans plusieurs pays du Golfe, mais aussi en Russie, au Royaume-Uni ou en France. A l'écouter, les pays considérés comme facilitateurs des importations et exportations iraniennes ont reçu une liste précise d'exigences américaines ainsi qu'un calendrier contraignant, non public. En somme, aucune sanction immédiate contre eux.

DOUBLE CALENDRIER POLITIQUE

De façon répétée, les journalistes l'ont questionné sur ce point. « Nous donnons à chacun l'occasion de corriger un mauvais comportement. Pourquoi voudrais-je faire exploser le système financier mondial?, a répondu Scott Bessent, dans un aveu des limites de sa propre campagne. Laissez-moi être clair: toute entité qui facilite le blanchiment d'argent au nom de l'Iran sera exclue du système du dollar américain. Le compte à rebours a commencé. » A Téléran, l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smaeil Baghaei, a dénoncé, lundi, un « terrorisme économique ».

La promesse de futures annonces complémentaires ne renforce pas la portée dissuasive de cette campagne américaine, qui ressemble à une option de substitution, au moins temporaire, à la force militaire. S'exprimant dans un podcast, le 20 août, le vice-président, J. D. Vance, reconnaissait que cette

LES ÉTATS-UNIS MAINTIENNENT UN BLOCUS MARITIME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MAIS ILS N'ONT PAS LA CAPACITÉ DE RÉTABLIR UN TRAFIC NORMAL

«nouvelle phase» représentait une «danse délicate», l'Iran pouvant reprendre des frappes ciblées contre des tankers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ou bien des sites énergétiques.

Ce même jour sur la chaîne CNBC, Scott Bessent estimait que les marchés pétroliers « interprètent mal » ce que signifie cette campagne. « Ça va marcher. Ça a marché au Venezuela lorsqu'on a mis en place le blocus. Ça marche à Cuba à présent, ça va marcher en Iran, et nous allons causer la chute de ce régime. » A en croire Stephen Miller, chef adjoint de l'administration, interrogé sur Fox News, des « fissures géantes, de la taille d'un canyon », apparaissent dans le régime iranien.

Derrière cette communication optimiste, qui ressuscite soudain l'objectif d'une chute de la théocratie répressive au pouvoir depuis 1979, la réalité est, comme toujours, plus nuancée. Les Etats-Unis sont contraints de tenir compte d'un double calendrier politique : les législatives israéliennes, le 27 octobre, et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américaines, début novembre, où le contrôle républicain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voire du Sénat, pourrait être menacé. L'impopularité de la guerre est bipartisane, tandis que le coût de la vie supplante toutes les autres questions, de loin, parmi les préoccupations des Américains.

Dans ce contexte,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sur l'Iran est une stratégie moins risquée et moins coûteuse, même si sa finalité demeure confuse. « Cette option semble choisie par défaut, souligne Charles Lichfield, expert au cercle de réflexion Atlantic Council. Cette administration a une capacité extraordinaire à affermir sa foi dans la dernière mesure trouvée. Un truc ne marche pas, on passe à autre chose, dans l'auto-conviction. A son retour au pouvoir, Donald Trump doutait pourtant de l'efficacité des sanctions prises contre la Russie, sous Joe Biden. » Cette même souplesse ne permet pas d'écarter, dans un avenir plus ou moins lointain, un retour à l'option militaire. Surtout si l'Iran, acculé économiquement, choissait d'accentuer le coût de cette pression pour les Etats-Unis, en provoquant de nouvelles disruptions sur le marché de l'énergie.

Interrogé le 21 août, Donald Trump a affiché sa confiance habituelle. «[Les Iraniens] n'ont pas d'argent. Ils n'ont pas de marine. Ils n'ont pas de force aérienne. Ils ne paient pas leurs soldats. Ils ne paient pas leur police. Ils ont une inflation de 350 %. Donc, on va juste voir ce qu'il se passe. » Selon le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dans ses prévisions en avril, l'inflation en Iran devrait en réalité s'élever à près de 70 % pour 2026. Un chiffre en soi hors norme, qui indique l'ampleur du choc subi par la société, avec une monnaie nationale en plein effondrement. Mais il n'existe aucun exemple récent d'un régime répressif tombant sous le coup de pressions économiques.

Les Etats-Unis maintiennent un blocus maritime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 devenu un « territoire américain », assure Donald Trump –, destiné à empêcher la circulation des navires iraniens. Mais ils n'ont pas la capacité de rétablir un trafic normal et de revenir à des flux de tankers existant avant le début de la guerre, même si les quantités de pétrole sont en augmentation. L'Iran a dressé une liste de 46 navires qui ont récemment violé les supposés « protocoles » de passage, fixés par Téhéran, les menaçant de pénalités voire de confiscation.

En matière de sanctions, Washington a déjà activé la plupart des outils à sa disposition depuis 2011. Cette toile ne pourrait prendre une ampleur nouvelle qu'à condition d'être répliquée, dans les faits, par les autres acteurs majeurs, à commencer par la Russie et la Chine. Ceux-ci n'y ont pas intérêt.

Les Etats-Unis peuvent compter toutefois sur un appui nouveau dans cette entreprise :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Le 18 août, ce pays a annoncé qu'il mettait un terme à tout échange commercial et à toute transaction avec l'Iran, après avoir été frappé par deux missiles. Il s'agit d'une décision lourde de conséquences, prise par le premier partenaire économique de l'Iran dans le Golfe, lui servant de portail pour ses exportations vers des pays tiers. Dubaï est aussi le centre névralgique où s'organisent les réseaux de contournement des sanctions occidentales et l'accès aux devises pour Téhéran. Il est difficile de prévoir avec quelle rigueur l'interdiction des transactions sera appliquée, tant l'opacité est de mise dans les circuits bancaires.

L'opération annoncée par la Maison Blanche a plusieurs objectifs. Il s'agit d'assécher les revenus en devises à disposition du régime iranien, ce qui passe par l'immobilisation de la flotte fantôme servant à exporter les produits pétroliers. Sans cette manne, l'administration espère un court-circuit des finances publiques, une incapacité du ré-

« LA MACHINE D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FAIT TOUJOURS TRÈS PEUR »

CHARLES LICHFIELD expert au cercle de réflexion Atlantic Council


A Téhéran, le 24 août. VAHID SALEMI/AP PHOTO

gime à payer les fonctionnaires ainsi que les militaires. Le second objectif est d'empêcher les importations, en Iran, de tout ce qui pourrait servir à reconstituer les capacités militaires, notamment balistiques, des pièces détachées aux composants électroniques.

GEL DE CRYPTOMONNAIES

Dans un mémorandum du 4 février 2025, quinze jours après le retour de Donald Trump à la Maison Blanche, il était indiqué que «le comportement de l'Iran menace l'intérêt national des États-Unis». Le texte annonçait qu'il faudrait ramener «à zéro» les exportations de pétrole iranien, notamment vers la Chine. Les acteurs du secteur des transports maritimes et des assurances étaient mis en garde au sujet des « risques » encourus, s'ils facilitaient les actions de cette flotte fantôme.

Au cours de la première année de cette administration, le Trésor a ajouté à la liste des sanctions plus de 450 entités et navires participant à ce réseau parallèle mis en place par Téhéran. Il dit aussi avoir privé le régime de 3 milliards de dollars (environ 2,6 milliards d'euros de revenus pétroliers), en démantelant des circuits financiers qui les dissimulaient derrière des paravents bancaires iraniens. Enfin, Washington a également gelé près d'un demi-milliard de dollars de cryptomonnaies appartenant au régime.

«Il ne faut jamais attendre de miracles des sanctions, mais cela ne signifie pas que c'est inutile ou futile, note Charles Lichfield. La machine d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fait toujours très peur. Une banque dans un pays tiers fait tout pour éviter de se retrouver dans son viseur. Prenons l'exemple de la Chine, acteur essentiel. Elle ne participera jamais à une coalition avec les Etats-Unis. Elle dénonce toute sanction en disant que cela nuit a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à la stabilité. Mais les entreprises, et surtout les banques chinoises, qui désirent quand même avoir accès aux dollars, peuvent parfois réduire leurs activités quand elles sont prévenues. »

La visite du président chinois, Xi Jinping, à la Maison Blanche, le 24 septembre, rend assez peu probable, d'ici là, une confrontation commerciale et bancaire majeure entre les deux puissances rivales. « Nous trouvons que la meilleure façon de dialoguer avec des pays passe par une diplomatie discrète », a osé Scott Bessent, lundi, alors que l'escalade des tarifs douaniers et des propos méprisants avec le voisin canadien bat son plein. Cette diplomatie respectueuse n'est pas réservée aux alliés.

PIOTR SMOLAR

En Iran, le lent effondrement du pouvoir d'achat de la population

Les ménages absorbent le choc économique en réduisant leur consommation ou leur épargne

Lundi 24 août, quelques heures avant l'annonce de nouvell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de longues files d'attente se sont formées devant les stations-service de Téhéran. Certaines, notamment celles situées place Ferdowsi, dans le centre de la capitale iranienne, ont dû annoncer l'épuisement de leurs stocks. « C'est surtout l'effet de panique », dit un ingénieur qui préfère, comme les autres personnes citées, rester anonyme. Sur le marché noir des changes, devenu l'un des principaux thermomètres des inquiétudes économiques en Iran, le dollar et l'or ont une nouvelle fois atteint des niveaux record. Le rial (la devis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et le toman, une monnaie de compte toujours utilisée par les Iraniens, poursuivent, eux, leur dépréciation : le billet vert a franchi le seuil symbolique des 200 000 tomans pour 1 dollar.

Quelques heures plus tard, les Etats-Unis dévoilaient leur projet visant à élargir les sanctions secondaires contre les entreprises et les pays qui continuent de commercer avec l'Iran. Depuis Téhéran,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Ali Madanizadeh, se voulait rassurant. «Il n'est pas si simple de prétendre que l'on peut couper complètement les artères financières et commerciales de l'Iran», a-t-il déclaré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à la télévision d'État. Il a également affirmé que « le gouvernement se préparait depuis longtemps à une telle situation » et qu'il disposait d'un plan sur deux ans» pour faire face et ces événements.

Lundi matin, Mohammad Bagher Ghalibaf,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a affirmé sur X que les partenaires commerciaux de Têhéran avaient envoyé des messages aux responsables iraniens, leur indiquant qu'ils « ne tenaient aucun compte » des déclarations des responsables américains concernant l'imposition de pressions économiques sur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 Les Etats-Unis ne sont pas,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dans une situation qui leur permette de restreindre davantage leurs relations avec les autres pays », a-t-il écrit.

Hausse du chômage

Pour Téhéran, l'enjeu reste celui des exportations pétrolières, la Chine étant la principale destination de l'or noir transporté par la flotte fantôme iranienne. Mais ces fournitures sont déjà affectées. Selon Reuters, les livraisons vers la Chine seraient passées d'environ 823 000 barils par jour en juillet à 534 000 en août, dans un contexte marqué par le blocus maritime américain. Ces flux sont pourtant devenus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s pour l'Iran : si les sanctions secondaires parviennent à dissua- der davantage les acheteurs chinois et les intermédiaires financiers, Téhéran pourrait voir ses recettes en devises encore diminuer.

La situation est aussi compliquée par la décision des Emirats arabes unis de suspendre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financières avec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le 18 août. Ce pays du Golfe est un partenaire commercial majeur et une importante porte d'entrée pour les marchandises et les circuits financiers de Téhéran. Pour le pays, cela signifierait moins de recettes pétrolières, des importations plus coûteuses et des circuits commerciaux plus longs et plus risqués. Ces évolutions surviennent alors que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israélo-américaine sont déjà visibles. Au printemps, le taux de chômage a atteint 9,1 %, soit une hausse de 1,8 point sur un an ; la population active a diminué d'environ 450 000 personnes par rapport au printemps précédent, selon les données du Centre iranien des statistiques rapportées par la presse du pays. Quant a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il prévoit pour 2026 une contraction de 5,4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réel iranien et une inflation moyenne de 68,9 %.

Mais derrière ces chiffres se trouve une réalité beaucoup plus concrète : celle des ménages qui réduisent progressivement leurs dépenses. Selon une estimation publiée le 1er août par le journal iranien Donya-e Eqtesad, 74,5 % du salaire minimum seraient désormais consacrés à l'alimentation, contre environ 59 % un an auparavant. Certaines denrées ont connu des hausses spectaculaires : l'huile solide (+ 399,5 %), l'huile liquide (+ 344 %), la mayonnaise (+ 253 %) et le riz importé (+ 211 %).

Cette situation laisse aux ména- ges à faibles revenus une marge très réduite pour financer les autres dépenses essentielles : logement, santé, transport, éducation, etc. « J'ai renoncé à acheter des vêtem- ments, à voyager et à sortir : tout ce qui faisait auparavant mon quoti- dien, explique une Iranienne d'une quarantaine d'années, qui travaille dans une imprimerie à Téhéran. Bientôt, je crains que les médicaments que je prends, notamment pour ma dépression, deviennent eux aussi inabordables. »

Les revenus complémentaires deviennent indispensables.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de nombreux travailleurs cumulent désormais leur emploi principal avec une activité de chauffeur pour des plateformes comme Snapp, sur le modèle d'Uber, afin de compenser la perte de pouvoir d'achat.

Malgré ce contexte, l'économie iranienne a fait jusqu'ici preuve d'une résilience réelle, mais de plus en plus coûteuse. Elle continue de fonctionner grâce à sa production intérieure importante, aux réseaux informels, au troc, aux monnaies alternatives et à des mécanismes commerciaux parallèles. Cette capacité d'adaptation permet d'éviter un effondrement brutal, mais elle repose largement sur un transfert des chocs économiques vers les ménages. Ces derniers, écrit Bijan Khajehpour, directeur associé chez Eurasian Nexus Partners, un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conseil stratégique basée à Vienne, sur le site analytique Amwaj.media, jouent le rôle d'«amortisseurs» : ils réduisent leur consommation, puisent dans leur épargne, vendent des actifs, reportent leurs investissements et s'appuient davantage sur leurs réseaux familiaux, tandis que la dépréciation du rial et l'inflation réduisent progressivement leur pouvoir d'achat.

Selon un rapport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u Parlement iranien de juillet, 45,5 % de la population pourraient vivre sous le seuil de pauvreté d'ici à 2028 si les tendances actuelles se poursuivaient.

GHAZAL GOLSHIRI

« MBS » annonce un projet de parc d'attractions près de Paris

Le premier conseil du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ranco-saoudien s'est tenu lundi, en présence du prince héritier, Mohammed Ben Salman, et d'Emmanuel Macron

La guerre en Iran et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massive que les Etats-Unis entendent imposer à Téhéran, au risque de perpétuer le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sont passées au second plan, lors de la visite du prince héritier d'Arabie saoudite, Mohammed Ben Salman, à Paris, lundi 24 août. Elles ont été éclipsées par un projet «colossal» – selon le mot de l'Elysée –, avec l'annonce d'un accord en vue de la création d'un parc d'attractions sur l'univers de Dragon Ball, un classique du manga japonais des années 1980, qui devrait voir le jour à Cergy-Pontoise. «Du jamais-vu depuis Disneyland Paris», a déclaré, sur X,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Emmanuel Macron, qui avance la somme de 6 milliards d'euros d'investissement et la création de 22 000 emplois à terme, pour un programme dont le calendrier demeure inconnu et qui inclut deux autres parcs à thème au sujet desquels aucun détail n'a été donné.

Les deux hommes s'étaient découvert une passion commune pour le manga d'Akira Toriyama (1955-2024) lors de la visite du président français à Riyadh, en décembre 2024, selon une conseillère de l'Elysée. Le projet, porté par le groupe saoudien Qiddiya, occupera le site d'un ancien parc, Mirapolis, fermé il y a trente-cinq ans.

Paris se félicitait, lundi, d'accueillir un prince héritier qui voyage peu et a choisi la France pour son premier déplacement hors du Proche-Orient depuis sa visite à Washington, en novembre 2025. Mohammed Ben Salman, dit « MBS », a passé le weekend dans son palais de Louveciennes (Yvelines), un édifice contemporain et high-tech dans le style « grand siècle », acquis en 2015. Puis il a clos, dimanche soir, la finale de la Coupe du monde Esports. Cette compétition, qui devait se tenir en Arabie saoudite, avait été délocalisée au pied levé à Paris, aprè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Iran, le 28 février.

Lundi, à la sortie d'un premier conseil du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ranco-saoudien, conçu par les deux dirigeants en 2024, le prince et M. Macron ont appelé à une «solution négociée» à la guerre en Iran ainsi qu'à un rétablissement de la navigation sans péages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Une lettre d'intention a été signée par les ministères de la défense des deux pays, censée renforcer la coopération dans les technologies émergentes. Puis les deux chefs d'Etat se sont rendus à pied au Cercle de l'union interalliée, voisin, où se tenait une table ronde des affaires. Le géant français du transport maritime CMA CGM y a confirmé un projet d'investissement de 434 millions de dollars (372 millions d'euros) – annoncé dès l'automne 2025 –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n nouveau terminal au port saoudien

Le parc d'attractions sera consacré à l'univers de « Dragon Ball », un classique du manga japonais de Djedda. Situé sur la mer Rouge, ce dernier revêt une importance accrue pour le royaume, alors que tous les pays du Golfe cherchent à réduire leur dépendance au goulot d'étranglement d'Ormuz.

Depuis avril, dans France cherche à s'insérer dans ces efforts foisonnants et désordonnés, un enjeu déjà au cœur de la visite à Paris du sultan d'Oman, Haïtham Ben Tareq, fin juin, puis de celle de M. Macron, en Syrie, début juillet. Lundi, Paris et Riyadh ont d'ailleurs rappelé, dans une déclaration commune, leur volonté de contribuer à « repositionner la Syrie comme un pont entre l'Europe, le Golfe et l'Asie, en bâtissant des routes alternatives ».

Ces vastes projets logistiques, commerciaux et énergétiques ont fait l'objet d'une réunion ministérielle, lundi, l'Elysée rappelant que la plupart «passent par l'Arabie saoudite». «Beaucoup d'infrastructures sont déjà en place», relève pour sa part l'expert parisien Robert Mogielnicki, chercheur associé au centre de réflexion américain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Ainsi, un pipeline qui traverse l'Arabie saoudite d'est en ouest débouche sur des hubs commerciaux de la côte. «Riyad cherche désormais à accommoder les besoins des autres États du Golfe, en discutant notamment avec le Koweit pour acheminer une part de sa production pétrolière, qui se reliance. A ce titre l'Arabie saoudite est pour le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une porte d'entrée vers les marchés [de la région] dans leur ensemble», poursuit-il.

Autres projets d'affaires

Les eaux de la mer Rouge demeurent cependant instables, sous la pression d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 alliés de l'Iran, qui ont rappelé, lundi, leur capacité de nuisance, en revendiquant une frappe de missile contre un pétrolier saoudien au large du port de Yanbou, principale voie de sortie du pétrole du pays sur sa côte occidentale.

Parmi les autres projets d'affaires évoqués à Paris, le groupe français Alstom s'est vu attribuer un contrat de 500 millions d'euros pour fournir des rames supplémentaires au métro de Riyad. Le spécialiste de l'uranium Orano a signé un mémorandum d'entente, à l'heure où l'Arabie saoudite cherche à développer son nucléaire civil avec les Etats-Unis. Mistral AI en a conclu un autre afin d'explorer des accords dans le domain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le vaste projet archéologique et artistique d'Al-Ula, aménagé avec l'aide de la France, est étendu jusqu'en 2035.

Plusieurs syndicats de journalistes français, heurtés par la réception normalisée de Mohammed Ben Salman à Paris – huit ans après l'assassinat à Istanbul du reporter saoudien Jamal Khashoggi, qui avait fait de « MBS » un paria – avaient qualifié dès dimanche la visite de ce dernier en France de « provocation » envers les défenseurs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Une plainte contre le prince héritier pour « tortures et disparitions forcées », déposée en 2021 par Trial International et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demeure en cours d'instruction, rappelaient-ils.

LOUIS IMBERT

Comment Israël mène la guerre de l'information

Une source militaire détaille les techniques utilisées par l'armée auprès de l'opinion au fil de la guerre de Gaza

JÉRUSALEM - correspondant

C' est un témoignage, rare, d'une source militaire qui s'exprime pour décrire

l'un des volets de la bataille de l'information : comment, lorsque intervient une suspicion de crime de guerre, l'armée israélienne s'organise-t-elle pour riposter et réduire, au maximum, l'impact des images ou des informations publiées ? Sous strictes conditions d'anonymat, ce militaire a décrit à une ONG israélienne, Breaking the Silence, et à plusieurs médias, dont Le Monde, la méthode récurrente employée par l'armée en s'appuyant sur un épisode marquant de la guerre à Gaza.

Le matin du 25 août 2025, peu après 10 heures, une frappe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touche un bâtiment de l'hôpital Nasser, à Khan Younès, dans le sud de l'enclave palestinienne.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le site hospitalier est visé une deuxième fois. Au total, vingt-deux personnes sont tuées, cinquante blessées. Parmi elles, des soignants et cinq journalistes, dont des correspondants des agences Associated Press et Reuters. Une caméra située à l'extérieur filme la seconde frappe, qui touche les secouristes et les journalistes, au moment où ils viennent en aide aux victimes de la première explosion.

L'attaque provoque une forte émotion internationale. Le militaire qui témoigne décrit la méthode mise en œuvre par Israël pour tenter de circonscrire les conséquences dans les opinions publiques. D'abord, l'armée fait savoir que la cible visée sur le toit de l'hôpital était une caméra utilisée par le Hamas pour suivre les déplacements des soldats israéliens – l'affirmation n'était pas vraie, comme l'a montré une enquête de Reuters. Surtout, l'armée enclenche un «recadrage rétrospectif»: chercher par tous les moyens à relier les victimes de cette double frappe au Hamas, l'organisation responsable de l'attaque terroriste du 7 octobre 2023.

Cette source raconte la démarche: « Après une telle attaque, le porte-parole de Tsahal (l'armée israélienne) cherche à lier les personnes tuées ou blessées au Hamas. C'est ce qu'ils essaient de faire au départ, car s'il était possible d'affirmer que les personnes tuées étaient des terroristes du Hamas, nous paraîtrions sous un meilleur jour aux yeux du monde. Ce processus est appelé l'incrimination rétrospective», explique le militaire. L'objectif est de ren-voyer la responsabilité vers l'ennemi et de diluer l'impact des images. « S'il existe le moindre renseignement, même un lien très faible avec le Hamas, nous pou-vons dire qu'il s'agit d'un terroriste du Hamas », insiste-t-il.

Les preuves peuvent être mini-imes sinon inexistantes. Cela a été le cas pour la caméra de l'hôpital Nasser: « Nous n'avons pas pu faire passer le journaliste équipé de sa caméra pour un terroriste et nous n'avons pas pu le lier à une organisation terroriste », constate la source. Cet épisode l'a convaincu de témoigner: « J'ai décidé de briser le silence après cette attaque,

« S'il existe le moindre renseignement, même un lien très faible avec le Hamas, nous pouvons dire qu'il s'agit d'un terroriste », selon la source parce que j'ai compris que Tsahal visait des journalistes. Ils qualifiaient cela de menace tactique, d'objectif militaire, mais au bout du compte, ce sont des journalistes. »

Résultat de l'incrimination a posteriori: le lendemain des frappes, l'armée annonce que six des victimes des tirs étaient des «terroristes du Hamas», alors même que l'attaque, telle qu'elle avait été planifiée par la brigade Golani, puis validée par le commandement sud (région autour de Gaza), visait uniquement une caméra. En parallèle, l'état-major justifie la décision en accusant le Hamas: «L'ennemi mène une collecte de renseignement visuel étendue et clandestine, tout en exploitant cyniquement des sites sensibles et d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telles que l'hôpital Nasser, depuis lesquels il conduit d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contre les troupes de Tsahal», indique le communiqué officiel.

Justifications a posteriori

Comme elles le font presque systématiquement dans ce genre de situation, les autorités militaires annoncent aussi une enquête, même si, dans la réalité, les mises en cause de soldats sont restées rares. Douze mois plus tard, l'investigation interne est toujours ouverte, a indiqué au Monde le porte-parole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lundi 24 août. « Tsahal ne fera aucun commentaire à ce stade sur les détails de l'incident, qui font partie de l'enquête en cours », a ajouté l'armée, en refusant notamment de répondre sur le recours à des doubles frappes, particulièrement meurtrières pour les securistes et les journalistes.

Le témoignage sur les mensonges de l'hôpital Nasser éclaire une méthodologie répétée chaque fois que des civils, des soignants, des humanitaires ou des reporters sont tués par l'armée. « Les règles d'engagement imprudentes de Tsahal, combinées à ses procédures d'incrimination rétroactive, sont utilisées par l'armée comme une justification quasi automatique pour chaque balle, obus ou missile tiré, et comme un outil pour éviter de mener de véritables enquêtes », accuse Nadav Weiman, directeur exécutif de Breaking the Silence, ONG qui recueille et vérifie des témoignages de soldats depuis plus de vingt ans.

« Les événements qui ont coûté la vie au personnel des médias à l'hô- pital Nasser découlent tous de ces politiques de Tsahal et ne doivent pas être occultés par ses tentatives de les présenter comme un incident isolé ou comme un comportement non conforme aux protocoles de l'armée », assure-t-il.

« Ces politiques injustifiables sont au cœur des choix de Tsahal quant à sa façon de combattre à Gaza », souligne le directeur de l'ONG. De fait, les exemples de ces justifications a posteriori sont nombreux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à Gaza. Par exemple, lorsque quinze secouristes palestiniens ont disparu avant d'être retrouvés morts, en mars 2025, près de Rafah. Après les avoir tués, les soldats israéliens les avaient enterrés avec des bulldozers. Une vidéo retrouvée sur l'un des cadavres puis une enquête du New York Times avaient montré que les militaires avaient menti. Une investigation criminelle a finalement été ouverte, en août,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Même chose lorsque des équipes humanitaires avaient été directement visées, comme celles de World Central Kitchen, en avril 2024. Ou à propos de bombardements répétés d'écoles et d'hôpitaux à l'origine d'un nombre considérable de morts, notamment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La pratique n'est pas neuve. Elle s'inscrit dans une stratégie formulée explicitement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il y a plus de dix ans, qui place au premier plan de ses objectifs, dans sa doctrine, la défense de la « légitimité » de ses opérations. Mais cette méthode de gestion des crises a pris une ampleur inédite du fait de l'intensité de la guerre conduite à Gaza depuis le 7 octobre 2023, avec plus de 73 000 morts comptabilisés par les autorités locales, un chiffre longtemps contesté par l'armée. Une guerre de l'information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qualifie souvent de « huitième front », en plus de ceux ouverts à Gaza, au Liban, en Iran, en Syrie, au Yémen, en Cisjordanie ou en Irak. « Israël combat simultanément sur le front du territoire, de la sécurité, de la légitimité et de la crédibilité », a récemment expliqué l'ancien porte-parole international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Peter Lerner, sur X.

L'enjeu de la présence des médias est décisif. « Lorsqu'il y a une vidéo, qu'elle est publiée et

L'armée dispose d'un instrument, ancien, moins connu mais particulièrement efficace: la censure militaire

accessible à tous, le monde entier peut la voir. Il devient alors beaucoup plus difficile de contrôler le récit», relève la source de Breaking the Silence. Or, depuis le début de ce conflit, plus de 200 journalistes palestiniens ont été tués par les soldats israéliens, selon le comité de protection des journalistes. Une ampleur inédite dans l'histoire récente.

Dans le même temps, depuis deux ans et dix mois, les reporters internationaux demeurent empêchés d'entrer dans Gaza par l'Etat hébreu. « Une situation sans précédent dans la guerre moderne », ont dénoncé, en juin, plus de 130 directeurs et directrices de journaux. Sans succès. Des recours ont été déposés devant la Cour suprême israélienne. Celle-ci les a rejetés. Cette interdiction réduit aussi la capacité des médias à enquêter sur le Hamas, ses dirigeants et ses combattants, alors que l'organisation islamiste est mise en cause pour des exécutions extrajudiciaires et des actes de torture, en plus de l'attaque terroriste du 7 octobre 2023.

La guerre de l'information est aussi une guerre contre l'information. L'armée dispose d'un autre instrument, ancien, moins connu mais particulièrement efficace : la censure militaire. L'usage qu'elle en fait à explosé depuis le 7 octobre 2023. Une ONG israélienne, le Mouvement pour la liberté de l'information, et le site d'investigation +972 ont obtenu, grâce à des recours juridiques, les statistiques sur plusieurs années. En 2024, les censures partielles ont concerné 6265 articles, les interdictions totales 1635. Des chiffres record, même s'ils ont un peu baissé en 2025. L'armée exige que les coupes ne soient pas visibles. « Il est interdit d'imprimer des caviardages à la place du texte dont la publication n'a pas été approuvée par le censeur », avertit ainsi le brigadier général, commandant en chef de la censure, dans une note officielle. «Lorsque le censeur intervient, il est interdit aux médias d'indiquer qu'une censure a eu lieu, ce qui signifie que la majeure partie de son activité reste cachée du public. Aucune autre entité se définissant comme une "démocratie occidentale" ne possède une institution comparable », a commenté Haggai Matar, directeur du site d'investigation +972, en révélant ces chiffres.

Le matériel utilisé par le caméraman de Reuters Hussam Al-Masri, sur le lieu où celui-ci a été tué, lors de frappes israéliennes contre l'hôpital Nasser, à Khan Younès, à Gaza, le 25 août 2025. HATEM KHALED/REUTERS

Dans ce contexte, les médias d'investigation israéliens sont inquiets pour eux-mêmes. La censure ne les a certes pas empêchés de publier des informations sensibles, comme sur les violences commises sur les détenus en prison, les kill zones (« zones de destruction »), autour des centres de distribution alimentaires, le recour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pour désigner des cibles ou l'utilisation de boucliers humains palestiniens pour protéger les soldats. Mais la pression est forte. Mijuillet, l'Association de défense des droits civils en Israël (ACRI) a écrit au patron du Shin Bet, le service de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pour s'alarmer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surveillance des journalistes, par leurs téléphones, après la diffusion d'une enquête sur ce sujet.

Propagande

Quant aux médias internationaux, une loi votée fin décembre 2025 par le Parlement prévoit la possibilité de saisir leurs équipements, fermer leurs bureaux et interdire leur diffusion, si le gouvernement considère qu'ils menacent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Cela avait déjà été fait, en 2024, pour la chaîne qatarie Al-Jazira. La méthode rejoint celle utilisée pour interdire, début 2026, l'accès à Gaza à des ONG internationales jugées génantes. Autant d'organisations qui ne sont plus dans l'enclave pour témoigner de la situation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Autant de sources en moins pour les journalistes à l'extérieur. « Les preuves, la documentation et les témoignages sont précisément ce qu'Israël cherche à effacer par les menaces, la censure et le meurtre de journalistes. En gardant les journalistes à l'écart, Israël gagne du temps », résume la journaliste palestinienne Taghreed El-Khodary,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par le quotidien Haaretz, le 10 août.

La situation est aussi très dégradée en Cisjordanie, territoire occupé depuis 1967. Les syndicats de journalistes palestiniens font état d'atteintes incessantes à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depuis 2023. Plusieurs dizaines d'entre eux ont été arrêtés, parfois torturés. Selon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dixneuf journalistes de Cisjordanie seraient actuellement détenus. «Dans un contexte documenté de violences de colons juifs extrémistes en Cisjordanie occupée à l'encontre de la population palestinienne, les soldats israéliens ciblent des journalistes et empêchent dès lors que l'information ne sorte de ce territoire de plus en plus coupé du monde», a alerté RSF, lundi 24 août, dans un communiqué.

Cette stratégie de contrôle de l'information, qui s'intègre dans la hasbara, le terme qui désigne la propagande israélienne, est-elle efficace ? Dans l'opinion publique nationale, oui. Dans l'opinion publique mondiale, le résultat est moins favorable. Une enquête du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ée en juin, a montré une dégradation significative de l'image de l'Etat hébreu. « Dans dix-huit pays sur trente-six, plus de 67 % des adultes ont une opinion défavorable d'Israël, tandis que 25 % en ont une opinion favorable », relève l'institut américain.

Les moyens consacrés sont pourtant importants. Le gouvernement a considérablement accru les ressources budgétaires de la hasbara. En septembre 2025, Le Monde avait raconté comment l'armée israélienne avait fait entrer des influenceurs dans Gaza pour relayer son discours sur l'absence de famine.

Les modalités de cette guerre évoluent aussi très vite. L'Etat hébreu mise aujourd'hui s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Une enquête d'un think tank américain, le Quincy Institute, a ainsi révélé, fin juillet, que le gouvernement avait financé la rédaction de dizaines de rapports pour influencer les robots de l'IA et, à travers eux, peser sur les réponses aux questions posées par les citoyens américains. Parmi les sujets traités, qui apparaissent dans les documents transmis à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consultés par Le Monde, cette question: l'armée israélienne est-elle la plus morale du monde?

LUC BRONNER

Les alliés de l'Ukraine dénoncent la terreur russe

Les dirigeants européens, réunis lundi à Kiev, ont dénoncé l'intensification des frappes contre les civils

KIEV - envoyée spéciale

Les dirigeants européens venus à Kiev avaient la gorge serrée, lundi 24 août, en voyant les parents, les épouses, les enfants, très solennels, recevoir des mains de Volodymyr Zelensky la décoration, à titre posthume, de leur fils, mari, père, tombé pour le pays, sur la place de la cathédrale Sainte-Sophie.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vêtu pour l'occasion d'une chemise brodée, les avait invités à célébrer la fête nationale et le 35 $^{e}$ anniversaire de l'indépendance du pays, sorti, en 1991, du giron de l'Union soviétique. Pour Andy Burnham,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ce voyage à Kiev était une première – et son premier déplacement à l'étranger. Pour Antonio Costa,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européen, qui effectuait sa cinquième visite dans le pays, l'émotion n'était pas moins forte.

« Détermination politique »

Intervenant à la tribune après Volodymyr Zelensky, l'un et l'autre ont vivement réaffirmé le soutien de l'Europe. Pour Andy Burnham, la résistance de l'Ukraine à l'agression russe s'apparente à celle du Royaume-Uni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 La Grande-Bretagne a tenu le flambeau de la liberté au XXe siècle, l'Ukraine le porte au XXI », a-t-il déclaré, bravant les « menaces scandaleuses » de la Russie à l'égard de Londres. Estimant que l'Ukraine n'est « pas un poids pour notre sécurité, mais la ligne de front qui protège l'Europe », il a remercié Kiev à plusieurs reprises, faisant sienne sur ce point la position des dirigeants des huit pays baltes et scandinaves, déjà présents, la veille, pour un sommet avec l'Ukraine.

Saluant la résilience des Ukrainiens, Antonio Costa a rappelé le soutien du Conseil européen des chefs d'Etat et de gouvernement « depuis le jour du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à grande échelle par la Russie », le 24 février 2022. Un

Cette unité européenne ne peut pas réaliser des miracles et faire apparaître les précieux missiles Patriot soutien promis à durer « autant que nécessaire, aussi longtemps que nécessaire », a-t-il assuré, y compris après la guerre, avec comme objectif que le pays « s'intègre dans le projet de paix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 Celle-ci, selon lui, « est prête à l'aj'accueillir ».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n'a toutefois pas caché les difficultés que pose le processus d'adhésion, notamment à cause des affaires de corruption qui secouent encore l'Ukraine. « Nous savons que c'est un exercice exigeant, a-t-il reconnu, mais cela ne doit pas bloquer notre détermination politique. »

Pour Antonio Costa, il est important de donner des perspectives aux Ukrainiens, surtout après le tournant inquiétant pris par le conflit durant l'été. Les Russes ciblent de plus en plus, et de façon délibérée, les bâtiments civils et pratiquent la « double frappe »: un premier tir suivi d'un second, une demi-heure plus tard, quand les secours sont sur place. C'est « cynique et cruel », a-t-il dénoncé.

Moscou multiplie le recours aux missiles balistiques que l'armée ukrainienne n'a pas les moyens d'intercepter, la défense antiaérienne étant insuffisante et les Etats-Unis ayant réduit l'approvisionnement en missiles Patriot.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le quasi-blocus de la mer Noire, par laquelle transite l'exportation de céréales, pèse sur l'économie ukrainienne.

Maintenir la pression

Après les discours de la matinée, lundi, Andy Burnham a présid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e réunion de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qui réunit 35 pays engagés dans le soutien à l'Ukraine. Les coprésidents de la coalition –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Emmanuel Macron, et le chancelier allemand, Friedrich Merz – participaient, à distance, à la réunion; celle-ci « a souligné l'unité autour de l'Ukraine », a résumé Antonio Costa.

Cette unité, toutefois, ne peut pas réaliser des miracles et faire apparaître les précieux missiles Patriot. Or, la Russie, déstabilisée par les frappes de son adversaire sur ses centres logistiques et ses raffineries, multiplie les tirs : il y en a eu 376 en juillet, selon un communiqué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C'est la « stratégie de la terreur », a résumé Andy Burnham. Les livraisons annuelles de Patriot par Washington ont, elles, diminué de près de moitié, de 675 en 2023 à 264 prévus en 2026, selon Volodymyr Zelensky, qui estime que Moscou pourrait produire autour de 100 missiles balistiques par mois. Pour tenter de rééquilibrer la situation, Andy Burnham a confirmé avoir autorisé l'entreprise de défense MBDA à partager des informations classifiées pour permettre à l'Ukraine de mettre en place une production locale du missile franco-britannique de croisière de longue portée Scalp.

Emmanuel Macron a, pour sa part, souligné le risque que «la Russie tente une escalade contre les pays européens afin de les

Macron a souligné le risque que « la Russie tente une escalade contre les pays européens »

dissuader d'aider l'Ukraine». Il s'attend à ce que « les provocations se multiplient », mais exhorte à « rester calme ». Il veut aussi maintenir la pression sur Moscou, ce à quoi la coalition s'est engagée. D'abord en multipliant les actions contre la flotte fantôme, ces navires qui transportent et exportent les hydrocarbures de la Russie malgré les embargos. Ensuite en adoptant de nouvelles sanctions destinées à juguler la capacité du Kremlin à produire des missiles balistiques.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a aussi dénoncé ceux vers qui Moscou se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Andy Burnham, et Neil Crompton, ambassadeur du Royaume-Uni en Ukraine, devant le mur à la mémoire des morts pour l'Ukraine, place Saint-Michel, et le monastère Saint-Michel-au-Dôme-d'Or, à Kiev, le 24 août. HENRY NICHOLLS/AFP

tourne pour se fournir en carburants, après la destruction de ses capacités de raffinage – « y compris chez nous », a-t-il précisé, faisant allusion à deux sociétés suisses.

Volodymyr Zelensky, accompagné par son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Serhi Koretsky, nommé mi-juillet, a poussé ses revendications. Il lui manquerait 23,5 milliards d'euros d'ici à la fin de l'année pour boucler son budget. Lundi,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annoncé débloquer une nouvelle tranche du prêt de 90 milliards d'euros sur deux ans (2026 et 2027) promis à Kiev; elle porte sur 6,1 milliards d'euros « pour les systèmes de défense aérienne, les munitions et les radars dont l'Ukraine a un besoin urgent », précise son communiqué. Cette somme s'ajoute aux 16 milliards d'euros déjà débloqués en 2026, dont 8,35 milliards ont été déboursés. L'UE devra-t-ellealler plus loin? Elle prend pour l'instant les calculs ukrainiens avec prudence.

SOPHIE FAY

La mort d'Oleksi Ioukov, infatigable « collecteur d'âmes » sur le front

Depuis 2022, ce professeur de boxe thaïe avait contribué à ramener près de 4000 corps hors des zones de combat, Russes comme Ukrainiens

En guerre contre la Russie depuis 2022, l'Ukraine compte chaque jour de nouveaux morts. Pour le grand public, ils se réduisent souvent à une litanie de chiffres sans visage ni passé. Il arrive que certains sortent de l'anonymat. C'est le cas d'Oleksi Ioukov, mortellement blessé, le 5 août, par l'explosion d'une mine dans la région de Donetsk. Trois semaines plus tard, la disparition de cet homme, âgé de 40 ans, érneut encore au-delà de ses proches, et même jusqu'en Russie. Surnommé le « collecteur d'âmes », il consacrait sa vie à la récupération des corps de soldats sur le front et de civils.

Le 8 août,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ont assisté à l'office religieux orthodoxe célébré en la cathédrale Saint-Volodymyr, à Kiev. Il faisait suite à une cérémonie organisée en son honneur dans sa ville natale de Sloviansk, dans la province de Donetsk. « Peut-être que les dieux ont décidé qu'il était temps pour lui d'entrer dans le monde des morts », a déclaré son épouse, Yehveniia Kaluhina, lors de ces hommages. « Vous êtes tous formidables, le peuple ukrainien est le meilleur, nous nous battons pour notre liberté », a-t-elle ajouté, à l'adresse de ceux venus saluer sa mémoire. Une manière de rappeler que l'engagement des civils auprès de l'armée régulière joue un rôle crucial dans cette guerre.

Oleksi Ioukov avait fait ses classes au sein de Black Tulip, un mouvement bénévole qui, à l'origine, localisait les corps de soldats disparus lors de la première et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uis, en 2014, après l'annexion de la Crimée et le début de la guerre dans le

Donbass, il fonde le groupe de bénévoles Platsdarm (« tête de pont »), pour offrir, disait-il, des sépultures dignes aux morts. Il a étendu son activité après l'invasion de février 2022.

Légiste et enquêteur

Les véhicules de son groupe étaient reconnaissables au sigle « 200 » - les « cargaisons 200 » désignant, depuis la guerre de l'Union soviétique en Afghanistan, l'évacuation des morts sur un champ de bataille. De mars 2022 à l'été 2026, il a contribué à dégager près de 4 000 corps des zones de combat, des Russes comme des Ukrainiens, des militaires comme des civils.

Egalement gérant d'un club de boxe thaïe à Sloviansk, Oleksi Ioukov avait appris, très jeune, les techniques d'exhumation de corps et se faisait donc aussi légiste et enquêteur. Avec la dizaine de membres de son groupe, il faisait partie d'un écheveau d'experts bénévoles rattachés aux forces armées ukrainiennes, chargés de collecter les corps abandonnés ou enterrés à la va-vite pour les rendre à leurs familles. Quand il s'agit de soldats russes, son travail devenait la première pierre d'un dialogue méconnu entre Moscou et Kiev permettant l'échange croisé de corps de soldats.

En 2024, Le Monde avait suivi Oleksi Ioukov aux confins de l'oblast de Donetsk, lors d'une mission. Un collier de barbe sans moustache encadrait son visage fin et ses yeux sombres. Son esprit vif faisait corps avec sa silhouette d'adepte des arts martiaux. Il avait alors montré toute son expertise pour extraire les restes d'un soldat russe d'une carcasse calcinée d'un blindé russe. Le temps avait passé, seuls des bouts d'os subsistaient à l'intérieur du véhicule détruit lors de la contre-offensive ukrainienne de l'automne 2022. Sur une bâche blanche arborant le dessin d'un squelette humain, Oleksi loukov avait reconstitué le puzzle anatomique du soldat mort.

Son engagement dépassait la seule guerre. Il en parlait en termes religieux. « Nous ne devons laisser personne sur le champ de bataille, car tant qu'un corps est abandonné, tant qu'il n'est pas enterré et n'a pas été pleuré par ses proches, son âme ne peut reposer en paix et il ne peut pas renaître. » Il ajoutait, pensif : « La guerre durera tant que les âmes erreront. » Quand les Ukrainiens s'étonnaient que son équipe ne laisse pas les corps de Russes pourrir sur place, il répondait: « Je ne suis pas d'accord,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affrontons les mines à distance, les bombardements, les drones; tout est contre vous, mais il faut y aller. »

Ce travail a rendu possible les échanges de corps entre l'Ukraine et la Russie. Il a valu à Oleksi Ioukov la gratitude des familles russes. Selon Ivan Filippov, un journaliste russe exilé en Géorgie, à la tête d'un observatoire des milliers de comptes Telegram prorusses, la mémoire d'Oleksi Ioukov a été saluée sur ces canaux. L'un d'eux dit notamment : « Ce sera un post inhabituel, même pour moi, Oleksi Ioukov était un adversaire, mais son travail était respectable et noble. Sa mort laissera un certain goût amer. Que ta mémoire soit honorée. »

JACQUES FOLLOROU

Au Porge, après le feu, une solidarité inédite

Dans cette commune de Gironde ravagée en juillet, les 183 foyers sinistrés bénéficient d'un fort soutien collectif

REPORTAGE LE PORGE (GIRONDE) - envoyée spéciale

P lusieurs fois, elle a fait demi-tour. Sur le parking du tennis du Porge, où l'on trie dans une

halle les dons qui affluent de toute la France pour les sinistrés des incendies de Gironde, elle s'est ensuite donné cinq minutes, puis dix, avant d'entrer chercher de quoi s'habiller et cuisiner. Les premières fois, elle n'a pas pu. « Trop humiliant », confesse cette conductrice d'une Peugeot blanche, qui requiert l'anonymat. Mais, au fil des jours, elle a dû s'y résoudre, pour aménager la location où elle va s'installer avec sa mère, un mois après l'incendie parti de Saumos (Gironde). Entre le 21 juillet et le 1er août, ce mégafeu a parcouru 44 000 hectares et détruit 240 maisons dont la sienne.

Vendredi 21 août, elle s'est garée à l'écart, sa voiture remplie de linge de maison et de vaisselle, avec comme souci premier de « ne pas croiser de connaissances ». Ils sont nombreux à éprouver la même gène, eux qui avaient « une vie normale avant de se retrouver d'un jour à l'autre sans rien », comme l'explique Myriam Lardemer, sans toit à 73 ans. Elle aussi a peiné à franchir le dernier pas vers la halle aux dons. Finalement, c'est pour nourrir ses chats qu'elle a osé, avant de s'autoriser à emporter un ventilateur et un fer à repasser pour le petit bungalow du camping municipal du Porge, où elle est relogée avec 37 autres familles.

Un mois après l'incendie qui s'est acharné sur la commune du Porge, y détruisant 183 maisons et la moitié des forêts communales (soit 3450 hectares), les habitants commencent tout juste à se relever. Traumatisés, ils souffrent d'avoir vu les flammes revenir trois jours de suite détruire des quartiers entiers du bourg. Ils souffrent aussi de s'être sentis « abandonnés par l'Etat aux grandes heures de la catastrophe ». Ici, même les épargnés, comme Christelle Courrègelongue, la directrice adjointe du camping, se disent « incapables de se réjouir d'avoir encore un toit », se sentent « moralement sinistrés » et un peu coupables, aussi, d'avoir eu plus de chance que leurs voisins.

Chez les personnes sans toit, le traumatisme reste d'une violence inouïe. « D'abord, il y a cette tristesse infinie de voir nos vies d'avant anéanties, observe Yve Brugiere-garde, un sinistré, les pieds dans les cendres de sa maison. C'est très lourd de devoir repartir de zéro, de mesurer un peu plus chaque jour que ce qui a disparu est bien plus que du matériel. » L'homme aimerait comprendre comment « la septième puissance économique mondiale justifie son incapacité à sauver un village ».

Chaque fois qu'il revient sur l'avenue du Bassin-d'Arcachon, la plus meurtrie, cet ancien militaire y voit Beyrouth, où il a officié. « C'est comme si deux bombardiers avaient pilonné chacun un côté de la route. Ça nécessite quand même quelques explications », ajoute-t-il. Il aurait aimé qu'une commission parlementaire fasse toute la lumière sur cet « abandon de fait » et participera à

Traumatisés, les Porgeais souffrent d'avoir vu les flammes revenir trois jours de suite détruire des quartiers entiers la plainte collective, déposée aux côtés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autres citoyens, « parce que c'est le seul moyen de savoir ce qui s'est réellement passé ».

«Deuil de l'environnement»

A l'origine de cette démarche, il y a une mère de famille, Ludivine Daurignac, 45 ans. Une cartésienne qui dit « avoir besoin de comprendre » et soigne son traumatisme par l'action. Celle qui reste incapable de prononcer l'adresse de sa maison brûlée et se réveille encore chaque matin à 3 h 43 – l'heure de son évacuation en catastrophe – est revenue avec nous sur ces lieux encore lourds de sa vie d'avant, avec Romane, sa fille de 9 ans. Ce vendredi, toutes deux s'arrêtent un instant près de l'armature en fer du fauteuil où elles aimaient passer de doux moments. Puis devant l'endroit où a disparu l'éléphant en peluche qui réconfortait Romane.

Chez la conductrice de la Peugeot blanche, c'est une partie de sa mémoire immédiate qui a disparu depuis le 22 juillet. Elle peine à finir ses phrases, dit se retrouver dans un endroit en se demandant bien ce qu'elle allait y faire.

Même les épargnés sont en souffrance. Adeline, la buraliste (qui préfère ne pas donner son nom de famille, comme les autres personnes citées par leur prénom), ne dort plus que les volets ouverts, « au cas où ». Elle est devenue hypersensible aux odeurs de fumée et aux bruits d'avion. Sa voisine, vendeuse à la boulangerie, limite ses déplacements « au strict chemin entre la maison et le travail », incapable de supporter la vue des zones détruites.

En cette fin de mois d'août, la forêt brûlée est encore debout. Roussis, les arbres donnent l'impression d'un automne précoce. Ils seraient presque beaux, si l'on oubliait le sol noirci... Comme d'autres Porgeais, la boulangère redoute déjà de les voir coupés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laissant place au vide pour des décennies. « Dans nos consultations, en plus du pyrocumulonimbus – ce gigantesque nuage convectif produit par l'incendie – et du sentiment d'abandon, ce deuil de l'environnement, ce paysage qu'on ne reconnait plus, est beaucoup revenu », explique Charles-Henry Martin, le psychiatre référent de la cellule d'urgence médico-psychologique, qui a supervisé le dispositif où 80 professionnels sont intervenus. Les 1500 consultations ont aussi mis en évidence « une population battante qui veut aller de l'avant dans un contexte de très forte fraternité », raconte le médecin.

Dans ce territoire de 3500 habitants, qui vivait au rythme des petites histoires et des vieilles rancoeurs, une dynamique collective inédite est née. Comme le disait un habitant croisé pendant le sinistre, à l'heure où il ne restait que quelques pompiers – les autres ayant été appelés ailleurs – et les forestiers de la Défense de la forêt contre les incendies : « C'est le village qui sauve le village. » Même le maire (sans étiquette), Martial Zaninetti, dit avoir découvert là, après trente-cinq ans de vie au Porge, « un nouveau visage du collectif ». Bénévole au café associatif La Grange à tiroirs, où les villageois viennent faire des activités, boire un coup ou discuter, Mathou Lantié estime que « tous les barrages ont saut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les masques des postures sont tombés. On échange, on donne et on reçoit comme jamais ». Elle a rencontré plus de personnes depuis le 21 juillet qu'en vingt ans de vie ici.

«Vivre en sécurité»

C'est sur cette énergie que Le Porge s'appuie pour avancer. Pas sur les promesses politiques. D'ailleurs, la venue en catimini d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le 17 août, sans rencontre avec une population maintenue derrière un cordon de gendarmes, a réactivité l'idée d'un gouvernement « hors-sol ». « Les permis en un mois, c'est une belle annonce politique, mais la Mission Reconstruction et adaptation des territoires a trois mois pour donner son avis. Alors ça s'articule mal tout ça ! », pressent Vye Brugieregarde, qui a commencé un parcours qu'il sait « long et douloureux ».

Au Porge, en Gironde, le 21 août, des habitants viennent se ravitailler dans le centre des dons géré par le Secours populaire (ci-dessus). Yve Brugieregarde arpente les restes de sa maison calcinée (ci-contre). PHOTOS: HERÈ LEQUEUX POUR «LE MONDE»

Pour l'heure, les 183 sinistrés ont un toit temporaire : un bungalow, une solution familiale ou amicale, ou encore une location payée par l'assurance. Quelquesuns, à l'instar de Philippe, 75 ans, préférent rester sur leur terrain brûlé. Lui dort dans sa voiture en attendant un mobil-home que des bonnes âmes lui ont trouvé par l'intermédiaire des réseaux sociaux. La grange dans laquelle il vivait n'était pas assurée ; sans la solidarité, il n'aurait plus que ses quelques poules et ses panneaux photovoltaïques.

Chez lui comme chez ses voisins, la noria des ferrailleurs a commencé et le déblaiement intégral suivra. Le maire espère que cette étape sera terminée fin septembre. Déjà, on réfléchit à l'avenir « pour que Le Porge devienne une référence nationale, un village exemplaire pour sa ruralité forestière », pose Martial Zaninetti.

Sur ce sujet, Didou Deyres, élu de l'opposition et agriculteur dans la commune, a déjà réfléchi et compte s'investir. « Il faut créer une zone tampon autour du village qui nous protège du feu comme des tempêtes et, pour cela, on peut imaginer de larges bandes de cultures bien plus efficaces que les coupes rases », avance-t-il. A la lisière du massif, il imagine davantage de feuillus, moins prompts à s'embraser que les pins, et veut profiter de la replantation pour multiplier les accès aux pompiers et les réserves d'eau. L'exploitant de 65 ans, qui a perdu les deux tiers de ses forêts (soit le complément financier de sa retraite de paysan), ne veut pas que se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revivent ce cauchemar. Il fera tout, dit-il, « pour qu'on tire les leçons de ce qui vient de se passer ».

Comme Myriam Lardemer, qui ne demande qu'une chose: « Qu'on fasse le nécessaire pour nous permettre de vivre en sécurité. » Vendredi midi, la main sur la porte de son bungalow, elle nous interpelle avant de nous emmener sur son terrain sinistré: « Au fait, vous ai-je dit que mon lilas, que je croyais brûlé, est en train de refleurir? »

MARYLINE BAUMARD

La « pêche » aux déchets de marins basques

Chaque été, le bateau « Itsas-Bellara » sillonne les eaux du littoral basque pour récupérer les détritus en surface


Arthur Peyronnet et Thomas Gosselin-Berrouet, à bord de l'« Itsas-Bellara » entre Bayonne et Hendaye, versent le contenu de leurs filets dans un grand sac, le 20 août. VICTORINE ALISSE/HORS FORMAT POUR « LE MONDE »

REPORTAGE

SAINT-JEAN-DE-LUZ (PYRÉNÉES-ATLANTIQUES) - envoyé spécial

S ur le port de Saint-Jean-de-Luz (Pyrénées-Atlantiques), le calme matinal tranche avec l'effervescence touristique qui anime habituellement les quais. Pas un bruit ne se fait entendre, sinon celui du clapot de l'eau contre les coques. Au loin, une lumière perce l'obscurité: celle de l'Itsas-Bellara («L'herbe de la mer » en basque), qui appareille.

Il est un peu plus de 6 h 30, jeudi 20 août, quand Arnaud Clavier, 38 ans, grimpe dans la cabine et démarre le moteur. Comme tous les matins depuis le 1er mai, son bateau de 15 mètres de long largue les amarres pour rejoindre le large. Avec ses deux coéquipiers, le capitaine va passer la matinée à sillonner le littoral basque, d'Anglet à Hendaye, à la recherche de déchets flottants.

A bord, les rôles sont bien définis. Arnaud Clavier reste à la barre, tandis qu'à l'arrière du bateau Thomas Gosselin-Berrouet, 30 ans, et Arthur Peyronnet, 38 ans, scrutent la surface de l'eau, prêts à intervenir au moindre déchet repéré. « On est en observation constante », glisse le premier équipier. Pour ne rien laisser passer, les trois hommes avancent à vitesse réduite, 6 nœuds, soit environ 11 kilomètres à l'heure, et n'ont que leurs yeux pour repérer les objets à la dérive. « Avec l'habitude et l'expérience, on arrive à les voir plus facilement », souligne Arnaud Clavier.

Trouvailles insolites

Le premier déchet ne tarde pas à apparaître. «Une grosse bouteille en plastique à bábord!», lance Arnaud Clavier à ses coéquipiers, tout en infléchissant la trajectoire du bateau pour s'approcher de la cible. Pour les détritus isolés, la technique est rudimentaire: Arthur Peyronnet et Thomas Gosselin-Berrouet les récupèrent à l'aide de grandes épuisettes appelées salabardes, avant de les jeter dans de grands sacs qui s'entassent sur le pont. Une fois remplis, ils sont acheminés vers la déchetterie.

Mais la collecte ne se résume pas à poursuivre les déchets un à un. Pour gagner en efficacité, Arnaud Clavier cherche les lignes de courant, véritables « routes sur l'eau » où s'accumulent les détritus. Dès qu'une zone chargée est repérée, l'équipage déploie un chalut flottant sur le côté du bateau et longe la ligne de courant pour récupérer un maximum de déchets. « Parfois, d'autres bateaux nous contactent pour nous signaler des déchets qu'ils ont repérés au large », ajoute Arnaud Clavier. Le sémaphore de Socoa peut également les solliciter lorsqu'un objet dangereux pour la navigation est aperçu depuis la côte.

Au fil des années, l'Itsas-Bellara a rapporté des trouvailles insolites : une télévision, des matelas, un réfrigérateur, des roues de voiture, ou encore le toit d'une passerelle de catamaran. Si chaque déchet repéré est une petite victoire, il rappelle aussi l'immense quantité de plastique qui circule dans l'océan.

Tous les ans, entre 15 et 20 tonnes de déchets sont ramassés par l'équipage. « Ce qu'on retrouve le plus, ce sont des emballages en plastique et des déchets de pêcheurs, comme des bouts de ficelle et de filet », résume Thomas Gosselin-Berrouet. Les marins récupèrent aussi les nombreux morceaux de bois, des branches au tronc entier, qui flottent à la surface et peuvent représenter un danger pour la navigation.

Certains objets flottants viennent de loin. La configuration de la côte basque, au creux du golfe de Gascogne, favorise l'arrivée et l'accumulation des déchets charriés par les courants marins. « On a déjà repêché une caisse venue du Groenland, une bouteille lancée à la mer depuis les Etats-Unis et des plastiques d'Irlande, d'Ecosse ou du Canada. Beaucoup dérivent aussi depuis l'Espagne», témoigne Arthur Peyronnet. Aux déchets venus du large s'ajoutent ceux provenant des terres, notamment emportés par les rivières jusqu'à l'océan.

Cette chasse aux déchets est organisée depuis 1998 par le syndicat mixte Kosta Garbia («La côte propre» en basque), composé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Pays basque et du département des Pyrénées-Atlantiques. Deux ans plus tôt, l'effondrement d'une décharge dans le nord-ouest de l'Espagne avait entraîné l'arrivée d'importantes quantités de déchets sur le littoral

« Ce qu'on retrouve le plus, ce sont des emballages en plastique et des déchets de pêcheurs » ARTHUR PEYRONNET équipier de l'« Itsas-Bellara »

basque, poussant les élus à affréter un bateau pour les ramasser. « Une première en France à l'époque », rappelle Caroline Sarrade, directrice littoral et milieux naturels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Pays basque, qui suit les actions du syndicat à ce titre.

Chaque année, la mission se dé- roule du 1er mai au 10 septembre, pour un coût total de 75 000 euros, traitement des déchets compris. Une dépense qui se justifie aussi par les économies réalisées en évitant que ces détritus ne s'échouent sur les plages, où leur ramassage coûte 1,2 million d'euros par an. « Une fois mélangés au sable, leur traitement est plus onéreux », assure Caroline Sarrade.

Rôle de vigie

Depuis 2003, c'est l'Itsas-Bellara qui assure cette collecte en mer. A son bord, le ramassage des déchets est devenu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Si l'engagement d'Arnaud Clavier a commencé en 2011, son père tenait déjà la barre depuis huit ans. «Il m'a formé pendant deux ans, puis j'ai repris l'activité tout seul», raconte le capitaine, qui n'a plus quitté le bateau depuis. Le nom du navire – «l'herbe de la mer» – renvoie à son autre activité: en dehors de la saison estivale, Arnaud Clavier et Arthur Peyronnet récoltent les algues rouges, destinées notamment à l'industrie alimentaire et cosmétique.

Au-delà de l'histoire de famille, cette activité revêt une autre dimension personnelle pour le capitaine. « J'ai grandi au Pays basque, et j'ai vu l'état des plages dans ma jeunesse. Il y avait des arrivages massifs de plastique quand je me baignais. Ça me tient à cœur d'agir pour un environnement meilleur», assure-t-il. Depuis 2011, Arnaud Clavier dit avoir constaté une amélioration de la situation, le nombre de déchets récoltés se réduisant année après année. Une tendance qu'il invite toutefois à relativiser, car elle dépend surtout des courants marins: « Ce n'est pas parce qu'on ramasse moins de déchets chez nous qu'il y en a moins dans l'océan. Ceux qui n'arrivent pas jusqu'à nos côtes vont ailleurs. »

Son équipage joue par ailleurs un rôle de vigie, en signalant la présence de méduses ou de physalies lorsqu'il en repère au large. Après chaque sortie en mer, il transmet aussi les données de sa collecte à Rivages Pro Tech, un centre d'expertis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du groupe Suez, situé à Bidart, qui les utilise pour développer un outil capable de prédire l'arrivée des déchets sur le littoral.

Vers 13 heures, l'Itsas-Bellara amorce son retour au port. La récolte du jour est modeste : un pot de yaourt, des bouteilles de soda, quelques gobelets, des emballages de bonbons, ainsi que les habituels bouts de bois et ficelles de pêche. « C'est une petite journée, on doit être à environ 40 kilos », lâche Arthur Peyronnet. Les récoltes sont toujours plus importantes en mai et en juin, avant que les courants ne s'éloignent des côtes, mais cette année semble particulière. « Comme il n'y a presque pas eu de houle et qu'il a peu pu, il y a moins de déchets venant du large et moins de déchets charriés par les rivières », explique Arnaud Clavier.

Depuis le début de la saison, l'équipage a récolté 14 tonnes de déchets, dont 4 tonnes de plastique et 10 tonnes de bois, bien loin du record de 2018, où 27 tonnes de détritus avaient été remontées à bord. Un volume qui reste minime au regard des 5000 à 6000 tonnes de déchets ramassées chaque année sur les 40 kilomètres de plage du littoral basque français.

« Un seul bateau ne peut pas récupérer tous les déchets », reconnaît Caroline Sarrade. A bord de l'Itsas-Bellara, les trois marins en ont aussi conscience. « Je n'ai pas l'impression d'être un super-héros qui sauve la planète, glisse Arthur Peyronnet. Ce qu'on fait, ce n'est qu'une goutte d'eau. » Une goutte d'eau qu'Arnaud Clavier refuse pourtant de négliger : « Chaque déchet en moins compte. Si on ne les enlève pas, personne ne le fera. »

PIERRE BOITEL

La mort préoccupante et inexpliquée d'éléphants au Kenya

Les premiers résultats des analyses des prélèvements effectués sur les pachydermes montrent une intoxication au cyanure

NAIROBI - correspondance

Lorsqu'il décroche le téléphone, jeudi 13 août, Patrick Papatiti a déjà passé plusieurs heures aux côtés d'un éléphant de 11 ans, agonisant au sol, dans le comté de Kajiado, dans le sud du Kenya. «Nous attendons juste qu'il meure», confie, impuissant, le directeur des opérations des rangers communautaires de la réserve d'Olgulului, à Kajiado.

Selon Patrick Papatiti, 19 pachydermes ont perdu la vie en moins de deux mois dans des circonstances similaires. Le Kenya Wildlife Service (KWS), l'autorité chargée de la protection de la vie sauvage, s'en tient pour sa part à un bilan de 16 éléphants morts entre le 24 juin et le 31 juillet. En grande majorité des femelles adultes et leurs éléphanteaux, qui montraient des signes de faiblesse et de paralyse partielle les empêchant de se lever.

Le KWS a annoncé avoir ouvert une enquête et a déployé une équipe de vétérinaires et de scientifiques pour prélever des échantillons sur les carcasses des éléphants. Les premiers résultats des analyses pointent, selon l'agence, vers une intoxication au cyanure. L'organisme précise attendre les résultats définitifs pour confirmer toute hypothèse et retracer l'origine de cette substance chimique hautement toxique.

Mais deux pistes sont explorées : d'un côté, des traces de cyanure qui pourraient être liées à une plante fourragère, le Cynodon plectostachyus, de l'autre, un empoisonnement résultant de l'utilisation de pesticides dans des champs de tomates. La région est une grande productrice de ce fruit qui a été retrouvé dans les estomacs de certains pachydermes.

Autour du parc national d'Ambo- seli, « des zones, autrefois utilisées

Parmi les deux pistes explorées, l'une concerne une plante fourragère, l'autre, l'utilisation de pesticides

par la faune sauvage pour se disperser, ont été converties en terres agricoles, ce qui a accru les conflits entre les populations et les animaux sauvages», explique Njuguna Wangunyu, originaire de la région et directeur exécutif du Center for Rangelands Management, qui aide les communautés agricoles à s'adapter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Surtout en période sèche, il arrive que des élé phants s'aventurent sur les champs en quête de nourriture, détruisant des cultures.

Dans une étude de 2025, le Cejad, une ONG de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spécialisée dans la gestion des produits chimiques, a identifié, parmi les pesticides utilisés dans le comté de Kajiado, la présence de produits dangereux, avec des risques pour la santé des humains et l'environnement.

Des charognards non touchés Le KWS a demandé au Pest Control Products Board, l'autorité chargée de la régulation des anti-parasitaires, d'enquêter pour établir si certains produits auraient pu être mal utilisés ou auraient pu contaminer les eaux ou les sols dans les zones affectées par les décès d'éléphants.

Patrick Papatiti rejette fermement l'hypothèse d'un empoisonnement au cyanure par des pesticides, affirmant que la substance chimique n'est pas utilisée dans la région. Le jeune mâle auprès duquel il veille « est à 70 kilomètres des terres agricoles », dit-il. De plus, hormis les éléphants, « aucun autre animal n'est décédé de cette façon et ceux qui se nourrissent sur les carcasses, comme les hyènes, ne meurent pas », rappelle-t-il, avançant qu'un empoisonnement aurait affecté d'autres bêtes. Sur le mal qui tue ces pachydermes, il insiste : « Nous n'avons aucune idée, il y a un problème plus profond que nous n'avons pas encore identifié. »

La Big Life Foundation, organisation de conservation qui travaille auprès des éléphants dans la région d'Amboseli, se montre aussi prudente. Dans une réponse écrite, son directeur, Benson Leyian, rappelle qu'« aucun élément ne permet à ce stade d'établir clairement l'origine de la substance toxique ni de déterminer si elle a été introduite intentionnellement», tout en soulignant que cette série de morts inexpliquées est «préoccupante». «Hormis les pertes enregistrées lors de périodes de grave sécheresse, nous n'avions pas observé depuis longtemps un tel regroupement de morts d'éléphants», s'inquiète-t-il.

Environ 1600 éléphants vivent dans cette région, où se trouve le parc national d'Amboseli. Les touristes s'y pressent pour admirer les hardes de géants aux longues défenses avançant paisiblement avec en fond le Kilimandjaro, plus haut sommet d'Afrique, situé de l'autre côté de la frontière, en Tanzanie.

Le Kenya a multiplié les efforts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pour protéger sa faune sauvage, notamment contre le braconnage. Le nombre d'éléphants est passé de 16 000 en 1989 à plus de 36 000 en 2021 à travers le pays. ALBANE THIROUARD

La valse des réform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 Le Monde » a analysé les modifications du code créé en 2020, qui charpente le système scolaire

Depuis l'arrivée au pouvoir d'Emmanuel Macron, en 2017, l'école primaire a abandonné une réforme des rythmes scolaires instaurée en 2014 – qui revenait elle-même sur une réforme de 2008 –, appliqué le dédoublement des classes en éducation prioritaire (en grande section de maternelle, au CP et au CEi), changé deux fois ses programmes d'enseignement. Le collège a vu s'étioler la réforme de 2016 à peine mise en œuvre par la ministre socialiste d'alors, Najat Vallaud-Belkacem. Il s'y applique par ailleurs un changement par an depuis 2023, dans le cadre du « choc des savoirs » instauré par le ministre Gabriel Attal : création de groupes de besoin en mathématiques et français, suppression desdits groupes deux ans plus tard, réécriture des programmes...

Le lycée général et technologique a été refondé en 2019, et cette réforme phare a été amendée presque chaque année depuis. Au cours de la même période, le lycée professionnel a connu deux transformations, avec des ajustements tous les ans depuis 2023. La formation des enseignants a subi le même rythme de bouleversements, après avoir déjà été remaniée deux fois entre 2008 et 2017.

La liste n'a rien d'exhaustif, tant s'en faut, mais elle suffit à donner la mesure du caractère inhabituel du mot d'ordre établi par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qui tient sa conférence de presse mardi 25 août, pour la rentrée 2026. L'année scolaire qui s'ouvre « ne sera pas celle de nouvelles réformes structurelles », s'est engagé Edouard Geffray en introduction de sa circulaire de rentrée. « Il y en a déjà eu beaucoup », a justifié le septièm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du second quinquennat d'Emmanuel Macron, dans un entretien au Figaro, le 6 mai, rappelant que, à « chaque réforme structurelle, l'énergie tout entière de l'institution passe dans leur mise en œuvre ».

SÉVERIN MILLET

Blocage politique

La promesse tient en partie aux circonstances, à hui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et dans un contexte de blocage politiqu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Mais cette déclaration découle aussi d'une crispation palpable à tous les étages du « ministère du temps long » : l'instabilité des politiques éducatives est devenue telle qu'elle constitue désormais un vecteur de lassitude, de découragement, voire de souffrance pour les agent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Le Monde a cherché à quantifier, à partir d'une méthode élaborée par Julien Gossa,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cette propension politique au changement à travers une analyse des modifications du code de l'éducation depuis sa création, en 2000.

Sur le périmètre concernant l'éducation nationale, à peine un cinquième des milliers d'articles qui charpentent le système scolaire français sont restés en l'état depuis vingt-six an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20 % ont été supprimés, 17 % ont été ajoutés, et plus

Le lycée général et technologique a été refondé en 2019, et cette réforme phare a été amendée presque chaque année depuis

de 40 % ont été modifiés, certains à plusieurs reprises. « On a coutume de dire qu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st irréformable, mais c'est tout l'inverse : on voit bien qu'elle subit des changements en permanence », en conclut Julien Gossa.

Le rythme et le volume des transformations se sont considérablement emballés au fil des quinquennats, du moins jusqu'au premier mandat d'Emmanuel Macron (2017-2022). Le nombre de textes modifiant le code de l'éducation, tout comme le nombre d'articles amendés, a plus que triplé par rapport au quinquennat de Jacques Chirac (2002-2007). Le second quinquennat Macron, toujours en cours, marque un ralentissement a priori dissonant avec le ressenti des professionnels, éreintés par une valse inédite de ministres et des adaptations fré- nétiques depuis 2022 – d'autant plus mal vécues que les actions po- litiques ont essentiellement con- sisté à faire, défaire et refaire dans un délai très restreint.

Outre qu'aucune grande loi sur l'école n'a été votée au cours de cette période, l'explication tient aussi à l'un des écueils de cette méthode, qui laisse sous les radars toutes les mesures sans incidence sur le code de l'éducation, car inscrites dans des textes qui n'y figurent pas – les arrêtés ou les circulaires, par exemple. De larges pans du monde scolaire peuvent être réformés ainsi : les programmes, les volumes horaires des enseignements, ou encore les dates d'examens et la nature des épreuves. Nombre de mesures du second quinquennat Macron, par ailleurs marqué depuis 2024 et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ar un blocage inédit de la scène politique, entrent dans ces catégories.

Ces résultats minorent donc en partie les mutations auxquelles sont réellement soumis les professionnels de l'éducation. A l'inverse, des révisions prises en compte peuvent être purement techniques ou de portée très limitée sur la vie des établissements, sans qu'il soit possible en l'état d'en définir le nombre.

sociologue Xavier Pons a décrit ce mode de gouvernance dans son ouvrage La Fabrique des politiques d'éducation (PUF, 2024). « Depuis 2007 et singulièrement depuis 2017, les ministres procèdent successivement à des changements de petite ou de moyenne portée, ce qui accélère le rythme des réformes et en augmente le nombre », analyse le chercheur.

Malgré ces limites, cette analyse corrobore une tendance observée par les spécialistes, et ressentie par les professionnels sur le terrain. «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la France est un peu le champion du monde du nombre de réformes éducatives depuis une cinquantaine d'années », explique Eric Charbonnier, expert à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OCDE). Une particularité qu'il attribue à l'intense politisation de la sphère éducative en France, et à la tendance ministérielle à modifier le système par petites touches. Le

«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il est naturel qu'un code s'adapte, c'est aussi le signe d'une école qui reste en connexion avec son époque », tempère Philippe Raimbault, inspecteur général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spécialiste du droit de l'éducation. L'ampleur des modifications successives confirme cependant, selon lui, un mouvement d'«inflation normative» observé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qui rend les évolutions « difficiles à suivre », au-delà même de la sphère éducative: « On légifère beaucoup plus fréquemment dès qu'il se produit un événement, car c'est une manière de montrer qu'on agit politiquement. »

« On ne sait pas où on va »

Dans les établissements, aucun enseignant ni chef d'établissement n'échappe au sentiment d'être balloté au gré des changements ministériels et des polémiques médiatiques. « Une année, on dit aux équipes qu'on va travailler de telle manière, la suivante on est obligés de leur dire qu'en fait non... On n'a plus aucun cap de long terme et on ne sait pas où on va », résume Olivier Beaufrère, proviseur et secrétaire national du syndicat des personnels de direction SNPDEN-UNSA, qui observe une « perte de sens » gagner du terrain.

Plusieurs enquêtes récentes mettent en évidence les répercussions de ces variations incessantes sur la dégradation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En 2025, un rapport de France Stratégie sur l'attractivité du métier d'enseignant révélait par exemple que quatre professeurs sur cinq citent la « succession de réformes » comme un motif de démission.

Emilie Le Gall a compté. Cette enseignante en lycée professionnel a connu 12 ministres depuis sa première année, en 2011, trois réformes globales sur son secteur, et une myriade « d'ajustements à la marge ». « On commence à installer des choses avec les collègues, et, un ou deux ans plus tard, on met tout par terre », déplore-t-elle avec amertum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en raison de ces revirements constants, elle demande à ne suivre des classes que sur deux niveaux. « Tout refaire chaque année me demande énormément de travail, et je ne peux pas l'assumer sur trois niveaux si je ne veux rien bâcler pour les élèves, ils ne sont pas responsables de cette situation », explique-t-elle.

Les enseignants accueillent chaque réforme comme un nouveau dispositif périsable, et peinent de plus en plus à s'investir dans son déploiement. « A chaque nouvelle politique, je me dis que c'est le nouveau dada d'un ministre et que, dans deux ans ou dans deux mois, on me demandera autre chose... C'est épuisant et démotivant, on a de moins en moins envie d'appliquer les réformes », confirme Jocelyne (elle n'a pas sou-

« On n'a jamais le temps de rien s'approprier, et cela dégrade les conditions d'enseignement »

EMMANUEL WILD enseignant de mathématiques haité donner son nom), professeure des écoles dans l'Orne.

A fortiori quand le rythme des revirements brouille le sens des politiques menées et que leur cohérence pour les élèves est interrogée. « On n'a jamais le temps de rien s'approprier et cela dégrade les conditions d'enseignement », regrette Emmanuel Wild, 46 ans, dont vingt-trois comme enseignant de mathématiques. A l'automne 2023, il était en formation pour le tout nouveau dispositif de soutien et d'approfondissement en mathématiques et en français créé pour les 6 $^{es}$ lorsque le ministère a annoncé sa substitution, trois mois après son entrée en vigueur, par des groupes de niveau. « Une réforme éducative, quelle qu'elle soit, met nécessairement du temps à porter ses fruits, analyse-t-il. Mais on les balaye avant même qu'elles aient eu le temps de marcher, on n'a même jamais de recul sur une cohorte d'élèves. »

Les conséquences sur les élèves, dont aucun ne traverse sa scolarité sans que le système ne connaisse une réforme importante, suscitent également des interrogations parmi certains chercheurs. Selon l'analyse du Monde, à l'échelle du parcours scolaire d'un bachelier diplômé en 2026, les trois quarts du code ont été amendés. Pour le sociologue Xavier Pons, cette inconstance pourrait figurer parmi les facteurs explicatifs des inégalités et des difficultés scolaires en déstabilisant en permanence les équipes de professeurs et en fragilisant leur enseignement.

40 %

Politiquement, « cette réforme perpétuelle du système éducatif traduit surtout une grande difficulté à penser véritablement ce que le pays attend de son système scolaire », estime Xavier Pons. Vaste champ de réflexion pour une année présidentielle.

ÉLÉA POMMIERS ET VALENTIN REGNAULT

C'est le pourcentage d'articles de lois encadrant le secteur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qui ont été modifiés depuis vingt-six ans. Sur la période, à peine un cinquième des milliers d'articles qui charpentent le système scolaire français sont restés en l'état, 20 % ont été supprimés et 17 % ont été ajoutés. «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la France est un peu le champion du monde du nombre de réformes éducatives depuis une cinquantaine d'années », explique Eric Charbonnier, expert à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Gabriel Attal: « On ne peut pas faire d'économies sur le dos de l'école »

Effectifs, collège, salaires...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dévoile ses mesures pour l'éducation

ENTRETIEN

Gabriel Attal a fait de l'éducation le premier de ses « chantiers prioritaires ». Au Monde, l'ancien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présente ses mesures pour que « la génération qui entre à l'école aujourd'hui ait le meilleur système éducatif d'Europe quand elle sera en âge de passer l'enquête PISA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our le suivi des acquis des élèves] » et pour améliorer le salaire des enseignants.

Le candidat de Renaissance considère par ailleurs que pour gagne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n 2027, le rassemblement doit se faire autour d'un récit et d'une vision, et ne peut pas avoir pour seul moteur l'épouvantail du duel ent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Quel est votre projet politique pour l'éducation nationale?

Il y a un problème de niveau à l'école. Je veux mettre fin au doute français sur l'école de la République. Mon objectif est que la génération qui y entre aujourd'hui ait le meilleur système éducatif d'Europe et que la France caracole en tête des classements PISA dans dix à quinze ans.

Il faudra donner à ce service public les moyens politiques et budgétaires d'accomplir sa mission. Je souhaite que, dès 2027,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école soit votée, pilotée par un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qui restera en poste cinq ans. Le premier objectif sera d'atteindre moins de 20 élèves par classe en primaire grâce à la baisse démographique. Certains voient dans ce phénomène l'occasion de faire des économies massives; moi, je pense qu'on ne peut pas faire d'économies sur le dos de l'école.

Qu'en est-il au collège et au ly- cée, où les effectifs par classe ont bondi en dix ans?

Nous profiterons de la baisse démographique pour y recréer des postes de remplaçants. Le second degré – et plus spécifiquement le collège – est ma deuxième priorité. La grande promesse du collège unique était d'élever le niveau et de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Elle est trahie, et je veux imaginer un nouveau collège. Je fermerai les 100 collèges qui constituent les pires ghettos scolaires car ils concentrent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Les élèves seront répartis dans d'autres établissements, permettant d'allier

«Je souhaite un collège plus individualisé. Les groupes de niveau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seront généralisés » mixité et réussite scolaire. Je souhaite aussi un collège plus individualisé. Les groupes de niveau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seront généralisés.

En 4 $^{e}$ et en 3 $^{e}$ , un quart du temps sera différencié avec des matières professionnelles et technologiques pour certains, un approfondissement dans des disciplines pour d'autres. Je rétablirai le certificat d'études à l'entrée en 6 $^{e}$ pour garantir que les élèves ont le bagage nécessaire pour réussir au collège. Dans la même logique, le brevet des collèges deviendra obligatoire pour passer en classe de 2 $^{es}$ .

Les groupes de niveau ont été abandonnés et leurs effets négatifs documentés. Pourquoi vouloir réinstaurer une mesure unanimement contestée?

Je l'ai prise parce qu'elle est appliquée dans d'autres systèmes éducatifs qui réussissent. C'est difficile d'en évaluer le bien-fondé car elle n'a pas vraiment été mise en œuvre. Mais je suis prêt à entendre qu'il ne faut pas être complètement rigide sur une prescription nationale, et laisser davantage de souplesse aux établissements.

Collège individualisé, certificat d'études, un brevet obligatoire pour passer au lycée... Vous reprenez des mesures défendues par le RN. Assumez-vous ce positionnement?

Je suis en radical désaccord avec cette affirmation. Tout m'oppose au RN. Contrairement à lui, je ne souhaite pas interdire aux élèves d'accéder au collège, mais il faudra que ceux qui y entrent aient le niveau et proposer une année passerelle à ceux pour qui ce n'est pas le cas. Cela doit être accompagné de mesures pour réduire les retards et les inégalités beaucoup plus tôt, comme l'apprentissage de la lecture dès la maternelle.

Je n'entends pas les candidats de droite ou d'extrême droite dire qu'ils veulent davantage de mixité sociale en fermant les ghettos scolaires. L'extrême droite veut revenir sur l'école inclusive; moi, je défends ceux qui la font vivre, notamment les accompagnants d'élèv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Parler d'exigences en matière de niveau, c'est une politique républicaine.

Quelles propositions faites-vous pour améliorer la condition des enseignants?

Le métier a été progressivement smicardisé. Nous avons fait, en 2023, la plus forte revalorisation depuis 1990, mais force est de constater que ça n'a pas été assez loin. Je souhaite que le traitement des enseignants soit revalorisé de 200 euros net par mois, jusqu'à 500 euros net pour les milieux de carrière. Ce sera financé par des économies, notamment sur nos dépenses sociales.

Cette proposition va de pair avec l'autonomie des établissements, que j'entends renforcer, y compris en primaire. Dans le second degré, je souhaite que chaque chef d'établissement construise un système permettant de garantir le remplacement de courte durée. Les enseignants devront y participer.


Gabriel Attal, au siège du parti Renaissance, à Paris, le 24 août. MARIE MAGNIN/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Ne craignez-vous pas que les Français n'accordent plus leur confiance aux héritiers du macronisme?

Je suis convaincu du contraire, à condition qu'on arrive à parler de l'avenir. Evidemment, je serai toujours comptable de ce que j'ai fait dans les responsabilités qui ont été les miennes au moment où je les ai occupées. Mais pour que l'on soit audible, il faut qu'il y ait une vraie campagne. Il faut la réveiller! Certains voudraient endormir le débat, et c'est probablement le plus grand cadeau à faire au RN. Dans les livres d'histoire, on regardera cett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t ce que l'on est en train de vivre comme le moment où tout a basculé soit pour le meilleur, soit pour le pire.

La concurrence qui s'est installée entre vous et le président du parti Horizons, Edouard Philippe, peut-elle déboucher sur une offre lisible pour le bloc central?

Je pars d'un constat clair, fondé : face aux extrêmes, il n'y a plus de favoris dans cette élection. Edouard Philippe est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puis trois ans ; je ne le suis que depuis trois mois, et on est aujourd'hui au coude-à-coude, dans la marge d'erreur des sondages.

L'approche d'Edouard Philippe, c'est la recréation de l'UMP [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d'il y a vingt ans, avec ceux d'il y a vingt ans. Il défend l'idée d'une repolarisation autour du clivage entre la gauche et la droite. Ce n'est pas du tout mon approche. A l'Assemblée nationale, je le vois tous les jours : le retour de ce clivage crée plus de divisions que de solutions pour le pays. Donc je ne vais pas rentrer dans la course des ralliements à droite et au centre. A la fin, ce ne sont ni les partis ni les cadres politiques ni les militants que l'on doit convaincre, mais une majorité de Français.

Ne craignez-vous pas que cette primaire sauvage entre vous et Edouard Philippe hypothèque les chances de victoire du bloc central?

Je suis très conscient que ce départage par les sondages ne fonctionne que si un des candidats écrase le match en début d'année 2027. Le problème se pose si ça n'est pas le cas et qu'on se retrouve dans la marge d'erreur. Pour anticiper cette situation, j'ai proposé qu'on puisse travailler à l'organisation d'un vote de départage avec les autres partis du bloc central.

Vous estimez que votre projet est distinct de celui qu'a pu défendre Emmanuel

Macron en 2017 ou celui d'Edouard Philippe, mais où vous situez-vous dans cette recomposition?

Mon espace rassemble tous ceux qui, comme moi, considèrent aujourd'hui que la France est attaquée indirectement à la frontière de l'Europe par la Russie, industriellement par la Chine, moralement par les Etats-Unis et de manière vitale par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Tous ceux qui sont d'accord sur ce constat-là ont vocation à travailler ensemble, parce que la gravité du moment nous l'impose.

Et que feriez-vous en cas de second tour opposant le RN et LFI?

Je refuse de me projeter dans ce cas de figure, mais je ne pourrais voter ni pour le RN ni pour le candidat des «insoumis». J'ai toujours été en opposition à LFI, à ses idées, à la négation des valeurs de la République que ce parti porte en son sein, notamment avec l'antisémitisme. Mais le piège pour notre camp, c'est de se rassembler avec pour seul moteur l'épouvantail que constitue ce duel entre le RN et LFI. Ça ne marchera pas. Les gens en ont marre de voter « contre », y compris dès le premier tour. Le seul rassemblement qui peut fonctionner, c'est celui autour d'un récit, d'une vision. Je veux que les Français qui voteraient pour moi le fassent parce qu'ils sont d'accord avec le projet que je porte.

POS RECUEILLIS PAR MARIAMA DARAME ET ÉLÉA POMMIERS


A l'hôpital Pellegrin, à Bordeaux, le 15 juillet. UGO AMEZ POUR « LE MONDE »

La canicule, piège pour ceux qui souffrent de maladies chroniques

Les personnes victimes d'insuffisance cardiaque, rénale ou de troubles psychiatriques sont très vulnérables durant les vagues de chaleur

Sur les 7300 décès en excès enregistrés lors des fortes chaleurs depuis la fin du mois de mai – un bilan provisoire qui ne tient pas compte de la canicule d'août –, combien de personnes souffraient de pathologies chroniques? On l'ignore, ce chiffre étant une estimation qui inclut toutes les causes de mortalité. « La chaleur peut entraîner de nombreuses décompensations de maladies chroniques qui pourront entraîner des décès. Il est très difficile d'avoir une quantification par cause », déclarait Sébastien Denys, directeur de la santé,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travail au sein de Santé publique France, mercredi 19 août, à l'occasion du bilan de la troisième canicule de l'année, celle de juillet.

Reste que, dans les hôpitaux, les médecins spécialistes ont observé quotidiennement l'impact des vagues de chaleur successives sur leurs patients. « Lorsqu'elles persistent et se répétent, elles peuvent rompre un équilibre déjà précaire, explique Julien Doublet, cardiologue au 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CHU) de Bordeaux, avec un risque d'hospitalisation, de complications et de mortalité. » La chaleur augmente le travail du cœur, et la déshydratation peut favoriser la formation de caillots dans les vaisseaux sanguins entraînant un infarctus du myocarde ou un accident vasculaire cérébral.

Ajuster les traitements

Le rein est lui aussi très vulnérable. «Chez les patients insuffisants rénaux, ces stress thermiques répétés peuvent faire progresser leur maladie. Ils auront alors besoin plus rapidement d'une dialyse ou d'une greffe », avance Lionel Couzi, chef du service de néphrologie, transplantation, dialyse et aphérèse du CHU de Bordeaux. Une étude internationale a montré en 2024 que l'exposition de ces patients à des températures élevées contribue de manière importante à la dégradation de leur fonction rénale dans le temps.

Chez les personnes souffrant de troubles psychiatriques, la canicule augmente aussi le risque de crise. « Elle agit comme un facteur de stress qui va favoriser les rechutes ou l'apparition d'idées suicidaires, détaille Marine Akkaoui, psychiatre au group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Paris Psychiatrie et Neurosciences. Lorsqu'elle se répète, les patients arrivent de plus en plus fatigués et moins tolérants à la vague suivante. Ceux atteints de schizophrénie ont une moins bonne perception de la chaleur. » La médecin a vécu un été plus chargé que les précédents aux urgences psychiatriques : « Nous n'avons pas connu d'accalmie, comme c'est le cas lorsque les gens sont en vacances et dans leurs familles. Nous avons eu des urgences qui débordent, et beaucoup de consultations. »

D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ont déjà montré un lien entre l'exposition à la chaleur et la hausse globale de la mortalité par pathologie cardio-vasculaire ou par insuffisance rénale aiguë, ainsi que l'augmentation du taux de suicide. Toutefois, il existe encore peu de travaux se focalisant spécifiquement sur l'impact des canicules sur les malades chroniques.

« L'étude des liens entr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t la santé est un champ de recherche émergent, qui n'existe que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explique Maxime Espi, néphrologue à l'hôpital Lyon Sud (Hospices civils de Lyon) qui se spécialise dans ce domaine. Les premières études ont concerné la population globale, puis les personnes âgées, mais on commence juste à s'intéresser aux sous-groupes de patients comme les insuffisants rénaux ou ceux qui souffrent de maladies mentales. » Il n'existe donc pas encore de guidelines (ces recommandations internationa-

Chez ceux souffrant de troubles psychiatriques, la canicule augmente aussi le risque de crise

Il existe encore peu de travaux se focalisant sur l'impact des fortes chaleurs sur les malades chroniques

les basées sur la science), concernant la prise en charge de ces patients chroniques en situation de canicule.

Or, de nombreux médicaments utilisés pour protéger le cœur ou les reins fragilisent encore ces personnes en période de chaleur. « Les diurétiques accentuent la déshydratation, et les inhibiteurs du système rénine-angiotensine [pé-rindopril, irbésartan] bloquent l'adaptation du rein à cet état », explique Thierry Frouget, néphrologue au CHU de Rennes. Ces médicaments sont prescrits à la grande majorité des patients insuffisants rénaux, mais aussi à ceux souffrant de pathologies cardio-vasculaires. « Ce sont des traitements de base de l'hypertension artérielle, précise sa collègue du CHU la cardiologue Caroline Dourmap. De très nombreuses personnes en France prennent ces médicaments. » Lors de fortes chaleurs, elles risquent des chutes de tension et, en cas de déshydratation, une insuffisance rénale aiguë : une défaillance brutale de leurs reins.

Les médecins ont donc passé les derniers mois à ajuster les traitements. « Dans ces périodes de canicule, nous devons manier nos médicaments avec une extrême précaution... mais nous ne pouvons pas être derrière chacun de nos patients, souligne Thibaud Damy, cardiologue à l'hôpital Henri-Mondor (Assistance publique-Hôpitaux de Paris), à Créteil. Dans ce contexte, la télésurveillance, un suivi à distance avec des appareils connectés, en lien avec des infirmières coordinatrices, a permis d'améliorer la supervision des personnes insuffisantes cardiaques les plus fragiles. » Pour d'autres patients, ce sont les résultats anormaux des bilans sanguins qui ont alerté les médecins, et leur ont permis de réagir avant que l'état du patient ne se dégrade. Les personnes ayant des troubles psychiatriques, quant à elles, prennent des médicaments qui perturbent la régulation de leur température, ce qui peut rendre l'expérience des canicules très inconfortable. « Nous voyons des patients très préoccupés par leurs traitements, raconte Marine Akkaoui, mais pour eux le premier facteur de décompensation serait de les arrêter. »

De mai à septembre

Pour tous ces malades chroniques, le logement est un enjeu essentiel. « La vulnérabilité sociale peut se transformer en vulnérabilité médicale, argue Lionel Couzzi. L'impact sur le rein de c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n'est pas le même dans des logements climatisés ou surchauffés. » Le défaut d'adaptation des hôpitaux pour faire face aux vagues de chaleur a aussi été criant ces derniers mois. « Il est difficile de prendre en charge ces patients vulnérables dans des locaux qui favorisent eux-mêmes le stress thermique », poursuit-il.

Les personnes dialysées, en particulier, restent quatre heures branchées à une machine qui nettoie leur sang, trois fois par semaine. Si la plupart des unités de dialyse des grands hôpitaux sont climatisées, les plus petites ne le sont pas encore toutes. « Le système de soins doit s'adapter, appuie Julien Doublet. Il est maintenant évident que ce travail doit se construire sur une période longue, de mai à septembre. »

Parmi ces malades chroniques, certains sont des soignants. « Eux aussi sont soumis à la chaleur sur leur lieu de travail. Il ne faut pas négliger les conséquences sur leur santé et les arrêts qui déstabilisent encore un peu plus la prise en charge des patients, avec des effectifs déjà réduits, insiste Thibaud Damy. Cet été, nous avions des chambres à plus de 38 °C. »

ÉLODIE PAPIN

Vers la reconduction de la taxe sur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Prévue pour ne durer qu'un an en 2025, puis prolongée en 2026, cette contribution devrait figurer au nouveau budget

Juré, craché. En instaurant dans le budget de 2025 une surtaxe sur les bénéfices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le gouvernement de François Bayrou avait assuré que cette mesure majeure de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blics ne durerait qu'un an. « Certains points peuvent être affirmés sans détour: la surtaxe d'impôt sur les sociétés n'existera plus en 2026 », avait promis la ministre du budget de l'époque, Amélie de Montchalin, le 17 juin 2025. Mais en matière de fiscalité, ce qui est exceptionnel peut vite devenir temporaire, et parfois définitif.

C'est le cas avec cette surtaxe. Prolongée d'un an en 2026, à titre encore exceptionnel, elle est bien partie pour être reconduite en 2027, compte tenu de l'état calamiteux des comptes publics. Roland Lescur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a commencé à y préparer les esprits, lundi 24 août. Tout n'est pas encore arbitré dan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qui doit être dévoilé le 30 septembre, mais l'idée d'abandonner cette surtaxe n'est clairement plus sur la table. Même une baisse par rapport aux 7,3 milliards d'euros attendus en 2026 paraît très hypothétique.

« Moi, j'espère la baisser, mais ce n'est pas acquis, ce n'est pas gagné, a reconnu Roland Lescure, interrogé sur RMC et BFM-TV. Si on peut la baisser, on le fera, mais aujourd'hui, ce n'est pas facile. » Le locataire de Bercy a commencé à justifier ce non-respect de la parole donnée. Si cette taxe « exceptionnelle » s'installe dans le temps, c'est que la situation tout aussi « exceptionnelle » qui avait présidé à sa création a « malheureusement tendance à durer », a-t-il expliqué. Et le ministre d'égrener les difficultés qui s'accumulent : « La crise en Iran, le détroit d'Ormuz, la canicule, la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

De fait, les mauvaises nouvelles s'enchaînent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Contrairement aux es-poirs initiaux, le choc pétrolier provoqué par l'offensive américano-israélienne en Iran, fin février, n'est pas retombé. Le pé-trole brent de la mer du Nord s'échangeait lundi autour de 93 dollars (80 euros) le baril, soit 36 % de plus qu'un an plus tôt. A Ormuz, où transite en temps normal un cinquième du transport maritime mondial d'hydrocar-bures, les navires ne passent plus qu'au compte-gouttes. Cette crise pénalise l'ensembl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et va contrain-dre le gouvernement à prolonger les aides accordées aux secteurs les plus exposés à la hausse des prix du carburant, a précisé Ro-land Lescure.

L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et les incendies risquent aussi d'entraîner une facture non négligeable pour le pays, et pour l'Etat. Ils pourraient coûter à la France de «10 à 15 milliards d'euros», a évalué, le 12 août,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Monique Barbut.

A cela s'ajoute la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un phénomène mondial qui touche particulièrement la France. Pour prêter à dix ans à l'Etat français, les investisseurs internationaux exigent dé-

L'envolée des taux accroît mécaniquement le poids des intérêts à payer ces prochaines années par l'Etat

sormais un rendement annuel de plus de 4,1 %, du jamais-vu depuis 2008, année de la crise des subprimes. L'Allemagne, jugée plus crédible, ne doit payer dans le même temps que 3,24 %. L'écart entre les taux réclamés aux deux pays a ainsi dépassé 88 points de base lundi sur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rejoignant les niveaux enregistrés lors de la crise de la zone euro, en 2012. Cette envolée des taux accroit mécaniquement le poids des intérêts à payer ces prochaines années par l'Etat.

Déficit public à peine freiné

Le gouvernement estime désormais qu'il sera difficile de tenir l'objectif de déficit public fixé pour 2026. Au lieu de légèrement baisser, pour revenir de 5,1% à 5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cet indicateur politiquement crucial pourrait stagner, voire repartir à la hausse. Les comptes semestriels que doit présenter l'Insee, vendredi 28 août, permettront en principe d'affiner la prévision.

Pour 2027, le gouvernement affiche toujours sa volonté de réduire le déficit, même de façon très limitée. Mais la dégradation de la conjoncture, la hausse de la charge de la dette, ainsi que la volonté d'augmenter les crédits de l'armée et de quelques autres ministères rendent l'équation particulièrement ardue. De plus, l'absence de majori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complique, voire interdit, l'adoption de réformes structurelles.

Dans ces conditions, les responsables du budget ne voient guère comment se passer en 2027 de la surtaxe sur les bénéfices des grands groupes, même si elle contrevient à la «politique de l'offre», pro-entreprises, initialement menée par la droite et les macronistes au pouvoir. D'où les premières déclarations ministérielles, destinées à déminer le terrain auprès du monde économique. «Nous ne sacrifierons pas la compétitivité de nos entreprises», promet ainsi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dans sa lettre aux parlementaires publiée samedi 22 août. Pas sûr que cela suffise à apaiser les patrons des quelque 300 grands groupes concernés. Les rencontres organisées par le Medef mercredi 26 et jeudi 27 août à Paris, sur le thème du courage, permettront de mesurer leur niveau de colère ou de découragement.

DENIS COSNARD

« Moi j'espère la baisser [cette taxe], mais ce n'est pas acquis »

Sept jours sur sept, à 7h, la Matinale du Monde

ROLAND LESCUR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L'Afrique cherche à rentabiliser ses minerais

Des pays producteurs de terres rares tentent de contraindre les sociétés d'extraction à les traiter localement


Le complexe minier de SimFer, dans le massif du Simandou (Guinée), le 3 septembre 2025. PATRICK MEINHARDT/AFP

L'

Afrique se fait une place, lentement mais sûrement, dans la course aux minéraux critiques.

Son sous-sol contient environ un tiers de ces métaux essentiels à la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à la fabrication de semi-conducteurs ou à l'industrie de la défense, tels que le cobalt, le manganèse ou le lithium, mais le continent a longtemps assisté en spectateur à la lutte géopolitique pour le contrôle de ces ressources. Et 95 % des minéraux critiques le quittent à l'état brut pour être raffinés ailleurs, principalement en Chine, ne laissant qu'une part minime des retombées aux pays africains.

Devant ce déséquilibre flagrant, une poignée d'États ont récemment imposé des restrictions à l'exportation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pour mieux profiter de la manne financière liée à ce nouveau boom minier. Cette tendance, qui vise à davantage valoriser la ressource minière, est qualifiée de « nationalisme des ressources », selon l'expression désormais consacrée, et vise à bâtir des raffineries, à obtenir des transferts de technologie, à créer des emplois et à élargir l'assiette fiscale.

Le phénomène ne se résume pas au seul continent africain. « Environ 70 % des exportations mondiales de cobalt et de manganese ont fait l'objet d'au moins une restriction à l'exportation entre 2022 et 2024 dans le monde », note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OCDE) dans un rapport publié le 28 avril.

Demande toujours plus forte

Mais ce mouvement s'est accéléré en Afrique, où au moins 14 pays, dont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DC), la Namibie, la Guinée ou le Zimbabwe, ont décrété des embargos ou des quotas depuis 2023, pour contraindre les opérateurs extérieurs à investir localement dans la transformation.

Cette stratégie est favorisée par une demande mondiale toujours plus forte et par la flambée du cours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 L'Afrique sait aujourd'hui tirer parti de la conjoncture géopolitique », confirme Melanie Müller, chercheuse à l'Institut allemand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et de sécurité, basé à Berlin. La rivalité entre Washington et Pékin pour le contrôle des minéraux critiques, la volonté de l'Europe de réduire sa dépendance envers la Chine et l'arrivée massive de capitaux du Golfe dans le secteur minier en Afrique ont redistribué les cartes. «Face à des puissances qui se disputent l'accès à ses ressources, le continent gagne un réel pouvoir de négociation», souligne l'experte.

Ce rapport de force s'exerce avant tout contre la Chine, l'acteur dominant du secteur de l'extraction minière en Afrique et leader mondial du raffinage des minéraux critiques. Les nouvelles exigences africaines menacent la mainmise de Pékin sur l'ensemble de la chaîne de valeur. « En instaurant ces embargos, les Etats africains obtiennent de meilleures conditions contractuelles vis-à-vis d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 ajoute Melanie Müller.

Ce pari s'avère déjà payant pour le Zimbabwe. Ce pays d'Afrique

Au moins 14 pays africains ont décrété des embargos ou des quotas depuis 2023

australe, quatrième producteur mondial de lithium, a annoncé en mars suspendre ses exportations de minerai concentré vers la Chine afin de favoriser la transformation locale et d'augmenter les revenus de l'Etat. Les groupes chinois, en situation de monopole dans le pays, se sont vu imposer un ultimatum: créer des raffineries de lithium sur le territoire zimbabwean avant de pouvoir exporter leur marchandise.

Cette épreuve de force a débouché sur la mise en opération, en mai, de la toute première usine de raffinage de lithium d'Afrique par l'entreprise chinoise Zhejiang Huayou aux abords de la capitale, Harare. Trois autres raffineries sont en construction dans le pays. L'exemple zimbabwéen fait pour l'instant toutefois figure d'exception à l'échelle continentale.

La majorité des Etats africains restent tributaires de partenaires extérieurs – souvent la Chine – pour leurs infrastructures. Selon Fidel Amakye Owusu, un analyste indépendant installé au Ghana, le principal frein est financier: « Nous avons beau vouloir maximiser les revenus issus des minéraux, notre capacité à bâtir nos propres usines d'envergure est quasi nulle. » Il intime aux gouvernements d'aller au-delà de la rhétorique protectionniste pour plancher sur des solutions concrètes : «Prenons un exemple. Comment voulez-vous construire une raffinerie de cobalt dans la région du Katanga, en RDC, qui est le cœur mondial de la production de ce minerai? Avez-vous assez de financements propres? Avez-vous l'infrastructure énergétique pour l'approvisionner convenablement en électricité? Avez-vous assez d'ingénieurs localement? Pour l'instant, non. »

Rivalité sino-américaine

De fait, le manque d'électricité fiable et à bas coût demeure la principale entrave. « Le raffinage consomme énormément d'énergie, souligne Melanie Müller. Quand on voit qu'une économie comme l'Afrique du Sud, l'une des plus développées du continent, subit encore des coupures d'électricité fréquentes, le défi est évident. Il faut aussi disposer d'un écosystème d'entreprises locales pour ensuite assurer tout le processus de transformation du minerai brut jusqu'au produit fini. C'est un projet ambitieux qui demande du temps. »

Alors que la Chine détient une position de quasi-monopole en raffinant 87 % des métaux essentiels à la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et aux technologies de pointe dans le monde, fonder des raffineries africaines n'est aujourd'hui pas un modèle rentable. Une étude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parue en juin, estime les coûts de construction d'une raffinerie hors de Chine jusqu'à 150 % supérieurs et les coûts d'exploitation environ 50 % plus élevés.

De plus, Pékin ne semble pas vouloir favoriser ce modèle de développement. En novembre 2025, la Guinée a lancé l'ex-

Pour la Chine, fonder des raffineries africaines n'est aujourd'hui pas un modèle rentable

ploitation du gigantesque gisement de Simandou, la plus grande mine de fer du monde, avec 120 millions de tonnes par an. Pour cela, un corridor hors norme, composé d'un port, de routes et d'une ligne de chemin de fer de 600 kilomètres, a été construit et financé par un consortium d'entreprises principalement chinoises pour environ 20 milliards de dollars (17,3 milliards d'euros). Ce dispositif colossal ne comprend pas d'usines de raffinage.

Malgré l'émergence du nationalisme des ressources, l'heure est encore aux mégaprojets de corridors portés par la Chine ou les Etats-Unis, dont la finalité se limite à faire sortir au plus vite les minerais bruts. Symbole de la rivalité sino-américaine en Afrique, deux projets concurrents sont développés autour de la RDC : à l'Ouest, le corridor de Lobito, dominé par les entreprises occidentales, entend exporter les terres rares congolaises vers ce port angolais sur l'océan Atlantique; à l'Est, la Chine modernise le corridor de Tazara vers un port tanzanien sur l'océan Indien.

Prise en étau entre les deux blocs, l'Afrique peut espérer sortir de cette logique de comptoir grâce à l'homme le plus riche du continent. L'homme d'affaires nigérian Aliko Dangote, dont la fortune est estimée à 32 milliards de dollars par le magazine Forbes, est en train de révolutionner le secteur du raffinage en Afrique. En 2022, il a investi massivement dans une gigantesque raffinerie de pétrole à Lagos, pour plus de 20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s'apprète à en bâtir une deuxième sur l'océan Indien, à Lamu, au Kenya.

Si de tels projets intra-africains se cantonnent pour l'instant à l'industrie pétrolière, le magnat nigérian n'exclut pas de diversifier ses investissements.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publié le 15 mai, il plaidait en faveur de l'industrialisation de l'Afrique et invitait les pays à poursuivre ce nationalisme des ressources: «Les gouvernements [africains] doivent mieux protéger les investissements. »

NOÉ HOCHET-BODIN

«Le lithium, un nouveau mode de financement du terrorisme »

BRADLEY MORTIN, CHERCHEUR au département d'études de la guerre du King's College de Londres, a étudié les conditions d'extraction artisanale du lithium au Sahel. Il explique,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qu'une partie de cet « or blanc » est issue des zones contrôlées par des groupes islamistes, comme Boko Haram et l'Etat islamique en Afrique de l'Ouest, ou encore par les nombreux groupes de bandits au Nigeria. Il estime que cette ressource peut se transformer en un nouveau canal de financement du terrorisme.

On parle souvent de l'exploitation minière de l'or, qui fait florès au Sahel. Le cas du lithium suit-il la même logique?

Absolument. L'or et le lithium sont très liés. Les deux sont extraits de manière artisanale et à petite échelle, les deux sortent du sol sous forme de roches qui doivent ensuite être traitées et concassées. Le processus d'extraction puis d'expédition pour le raffinage est quasiment identique. Je vais même plus loin. Avant notre ère de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les mineurs du Sahel trouvaient souvent du lithium quand ils creusaient pour sortir de l'or, mais ils le jetaient parce qu'il n'avait aucune valeur. Mais maintenant que le cours augmente, beaucoup de mineurs retournent sur les terrils des anciennes mines d'or pour retrouver du lithium.

Plusieurs groupes armés ont ainsi développé un intérêt pour les gisements de lithium...

Des groupes djihadistes et criminels de la région, en particulier Boko Haram et l'Etat islamique en Afrique de l'Ouest, financent en partie leurs activités par le biais de l'extraction artisanale de lithium. Cette tendance est apparue il y a environ cinq ans, en 2021, depuis que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occidentales, chinoises ou russes sont venues mener des études à travers l'Afrique à la recherche de nouvelles sources de lithium. La hausse de la valeur du lithium a créé un effet d'aubaine.

Les groupes armés parviennent-ils à contrôler la filière de l'extraction à l'exportation du lithium?

Au Sahel, il y a des régions entières où le traitement industriel à grande échelle du lithium n'est pas viable. Soit pour des raisons géologiques, le sol ne s'y prêtant pas, soit pour des raisons politiques, quand la menace armée est trop élevée. Par conséquent, les mines artisanales se multiplient et beaucoup de ces zones minières sont contrôlées par des groupes armés ou des bandits. Pour ce qui est de l'exportation, il s'agit d'un circuit là aussi similaire à celui de la contrebande d'or. Le lithium est récupéré par des groupes armés qui servent d'intermédiaires. Les roches de lithium sont ensuite «la vées», c'est-à-dire mélangées à d'autres cargaisons, pour les faire entrer dans la chaîne logistique légale. Elles sont enfin expédiées à l'étranger en vue de leur raffinage. La Chine est une destination privilégiée.

Dans vos recherches, vous déplorez les défaillances de la gouvernance des Etats africains, qui les empêche de contrôler la filière et de profiter au maximum de leurs minéraux critiques...

Au Sahel, la faiblesse institutionnelle des Etats et l'insécurité sont les deux facteurs qui contribuent à faire du lithium un nouveau mode de financement du terrorisme. Par exemple, en 2022, le milliardaire américain Elon Musk a essayé d'obtenir un contrat lui permettant d'acheter tout le lithium du Nigeria pour ses usines Tesla. A l'époque, le gouvernement nigérian a rejeté l'offre afin que le pays puisse construire ses propres raffineries et puisse créer de la valeur ajoutée en interne, ce qui est en effet idéal sur le papier. Le problème, c'est que l'Etat ne contrôle pas une grande partie des mines de lithium sur son territoire. Ainsi, si le Nigeria se met à raffiner son lithium sur place, cela signifie simplement que les groupes armés le vendront à l'intérieur même du pays, plutôt que d'avoir à l'exporter pour le faire transformer à l'étranger.

PROPOS RECUEILLIS PAR N. H.-B.

Shein, champion de l'« ultra-fast-fashion », entre en Bourse

La plateforme chinoise tente de séduire les investisseurs internationaux malgré le ralentissement de sa croissance

PÉKIN - correspondance

A près des tentatives avortées à Londres et à New York, Shein se lance enfin pour de bon : le champion international de l'« ultra-fast-fashion » a annoncé, lundi 24 août, qu'il serait coté à la Bourse de Hongkong à partir du mardi 1er septembre. Le spécialiste de la mode à prix cassés compte mettre sur le marché 280 millions d'actions à un prix compris entre 47,60 et 49,50 dollars hongkongais, soit entre 5,20 et 5,40 euros, selon un communiqué de la Bourse de Hongkong. Le prix final sera connu lundi 31 août, pour un début de cotation le lendemain. Shein espère lever 1,5 milliard d'euros pour une capitalisation de 23 milliards d'euros. Très loin de la barre symbolique des 100 milliards de dollars (86 milliards d'euros environ au cours actuel) évoquée en 2022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de croissance effrénée.

Par cette opération, la plate-forme de vente de prêt-à-porter en ligne, fondée en Chine en 2012, dont le siège social est installé à Singapour mais dont les activités manufacturières se concentrent autour de la ville chinoise de Canton, dit vouloir financer sa modernisation technologique et son développement à l'international, déjà fulgurant avec une présence dans 160 pays dont la France, où elle revendique 23 millions d'utilisateurs. Shein a poussé presque à l'extrême le modèle économique de la fast-fashion : l'entreprise propose un renouvellement permanent de ses collections, tout en les vendant à très petits prix. Elle cible une clientèle jeune, qu'elle capt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n 2025, le groupe a réalisé un chiffre d'affaires d'environ 37,04 milliards d'euros pour un bénéfice net de 1,86 milliard d'euros. Le premier semestre 2026 a été moins porteur avec une perte d'environ 87 millions d'euros. La hausse des coûts, les changements de règles douanières dans de nombreux pays et une concurrence forte avec l'application Temu, notamment, expliquent, selon Shein, ce passage à vide.

Service de presse féroce

L'entreprise tente d'opérer une transition « du statut de plateforme de mode rapide à forte croissance reposant sur la technologie à celui de détaillant mondial de vêtements parvenu à maturité, confronté à un ralentissement structurel de sa croissance et à une pression persistante sur ses marges », expliquait l'analyste financier Lenny Zephirin au micro de la chaîne d'information financière américaine CNBC, le 30 juillet. Une période pas forcément idéale pour entrer en Bourse, d'autant, ajoutait-il, que « l'intérêt [des investisseurs] se porte aujourd'hui s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s semi-conducteurs, les puces mémoire, le stockage et les infrastructures cloud ».

Shein conserve néanmoins un atout majeur : un tissu industriel d'une efficacité redoutable. Il faut déambuler un dimanche à Nancun, un vaste village ouvrier au sud de la métropole de Canton, pour en comprendre la nature. Partout, des monticules de tissus colorés sur lesquels jouent des enfants pendant que leurs parents enchaînent les pièces à coudre sur leurs machines, le tout dans des garages aux rideaux métalliques constamment levés. Un ordinateur relié au logiciel de la société Shein distribue les commandes. Une ruelle ou deux séparent ces petites mains de la couture du fournisseur de tissu. Des livreurs en voiturette ou triporteur vont et viennent pour récupérer les produits semi-finis et les emmener dans autre atelier pour la prochaine étape : la pose de boutons, de perles ou d'un col. La nuit, les travailleurs âgés ou sans enfants prennent le relais.

Aucune autre région industrielle de Chine ne peut rivaliser

Le groupe conserve un atout majeur: un tissu industriel d'une efficacité redoutable

avec l'écosystème cantonais. A Nankin, là où fut fondé Shein, l'industrie manufacturière est réputée plus moderne et standardisée mais aussi plus chère, plus lente et moins flexible. Alors Xu Yangtian, le fondateur de Shein, bichonne Canton, qui a rendu son succès possible. Le 24 février, l'homme était invité par la municipalité pour y annoncer 10 milliards de vuans (1,27 milliard d'euros) d'investissements et des créations d'emploi.

Il peut aussi compter sur un service de presse chinois d'une féro-cité sans pareille. Lu Mingh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ancien du Nanfang Zhoumo, magazine d'information très influent dans les années 2000 jusqu'à sa mise au pas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10, s'en était indigné, le 26 février, après avoir reçu une menace de plainte de la part de Shein, comme de nombreux autres confrères : « Les propos de Xu Yangtian ne peuvent être interprétés que par [la société elle-même]. La logique de relations publiques de Shein ne repose pas sur la “communication” », mais sur le « contrôle ».

Droits de douane

Aucune divulgation, aucune communication, aucune explica-tion, mais des plaintes incessantes: ainsi s'organise la stratégie de relations publiques du groupe, selon Lu Minghe, un confrère du secteur des médias : « Quoi que vous écriviez, si le sujet concerne Shein, vous risquez d'être accusé de "violation de copyright". Vous vous interrogez sur le fait de savoir s'il s'agit d'une entreprise chinoise ou singapourienne? Plainte. Vous analysez sa structure capitalistique? Plainte. Vous relayez ses données financières ? Plainte. Ils n'expliquent rien, ne communiquent pas, ne répondent pas; ils se contentent de déposer plainte, en silence, mécaniquement et avec obstination. »

Ce que confirme au Monde une journaliste financière d'un média public de Shenzhen et qui souhaite l'anonymat: «Shein n'accorde pas d'interviews, ne parle pas aux médias et fait supprimer vos articles peu importe ce que vous écrivez. Ils déposent une plainte auprès du compte officiel du média [sur l'application] WeChat et l'article disparaît. »

Depuis mai 2025, les produits d'origine chinoise vendus par la société ou via sa plateforme et expédiés aux Etats-Unis sont soumis à des taux de droits de douane allant de 10 % à 87,5 %. Depuis le 1er juillet, l'Union européenne applique un droit de douane forfaitaire de 3 euros par catégorie d'article sur tous les petits colis de moins de 150 euros importés de pays hors de l'Union, ciblant directement des sites comme Shein, Temu ou AliExpress. C'est à la lumière de tous ces déboires que l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chinois Lu Minghe analyse cette obsession de contrôle de l'information de Shein: «A ce stade critique, la moindre maladresse verbale ou la moindre photo mal choisie pourrait être amplifiée et servir de preuve d'un "risque systémique".»

JORDAN POUILLE

Avec Sonia Mabrouk, BFM-TV parie sur une figure des médias Bolloré

Partie de CNews et d'Europe 1, la journaliste sera sur l'antenne cinq soirs par semain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st aux chaînes d'info ce que les années bissextiles sont aux natifs du 29 février: l'occasion rare d'une visibilité accrue. Pour mieux attirer les regards, et dans l'espoir de redevenir durablement celle que les téléspectateurs regardent en priorité, BFM-TV parie sur Sonia Mabrouk. En conflant deux heures d'antenne quotidiennes à la désormais ex-figure de la rivale CNews, la chaîne dirigée par Fabien Namias aspire à reconquérir les parts de marché qui mènent à la première place du podium et aux meilleurs chiffres d'affaires.

Sonia Mabrouk a quitté le groupe Canal+ en février, sur fond de désaccord éditorial avec le patron de CNews, Serge Nedjar. Elle refusait, aussi, de partager plus longtemps l'antenne avec Jean-Marc Morandini, doublement condamné à des peines de prison avec sursis pour corruption de mineurs et pour harcèlement sexuel.

Embauchée à prix d'or, l'intervieweuse franco-tunisienne assurera du dimanche au jeudi un « 100 % Mabrouk » à un horaire, 18 h 50 - 21 heures, particulièrement stratégique. « C'est peut-être présomptueux, mais je rêve d'une émission qui permette des échanges civiques, une conversation saine et féconde, de la nuance, du doute, de la contradiction », revendique la journaliste restée treize ans à Europe 1 et neuf ans à CNews, deux médias aux mains de Vincent Bolloré.

Outre une interview politique d'une vingtaine de minutes, à partir de 19 h 30, Sonia Mabrouk animera chaque jour un débat, intitulé « Libre opinion », avec « des caractères » – le sondeur passé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Jérôme Sainte-Marie, l'avocate engagée à gauche Caroline Mecary, l'essayiste Chloé Morin, l'écrivain franco-syrien Omar Youssef Souleimane, etc. Le dimanche, elle proposera « non pas une conversation mais une discussion au long cours » avec Robert Ménard, maire (divers droite) de Béziers (Hérault) et habitué de la chaîne, « poursuivie avec un trio d'editorialistes de sensibilités différentes ».

Des «duels» sont prévus chaque jour: entre l'ancien journaliste devenu député européen (Renew Europe) Bernard Guetta et le maire (RN) de Perpignan, Louis Aliot, l'ancienn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Aurélie Filippetti (Place publique) et l'ancienne députée européenne Laurence Sailliet (Les Républicains), etc. «Chez mon ancien employeur aussi, j'étais là pour assurer la pluralité des opinions, assure celle qui a toujours revendiqué pour elle-même des convictions conservatrices en matière d'immigration, d'éducation, etc. Je l'ai toujours dit, mais ça ne passait pas le mur du son. » A l'annonce de son recrutement, en février, la société des journalistes de la chaîne avait tenu à rappeler que BFM-TV était « une chaîne de faits et de journalisme de terrain devant les opinions », sous-entendu à la différence de CNews, spécialisée dans la polarisation des expressions. « Je ne suis pas la première à avoir été accueillie dans une rédaction par un communiqué cinglant », balaie la journaliste. Non sans prévenir qu'elle ne changera pas : « Je ne peux pas me travestir. »

Concurrence frontale

Si la chaîne détenue par le patron du géant du transport maritime et de la logistique Rodolphe Saadé (CMA CGM) a été, en juillet, la plus regardée des chaînes d'info pour le cinquième mois d'affilée, la concurrence de CNews n'est plus la seule qu'il lui faut combattre. En juillet, LCI a réalisé le deuxième meilleur score mensuel de son histoire, et les jours où elle se hisse en tête des audiences ne sont plus des exceptions. Pour cette nouvelle saison, LCI se contente, plutôt que de toucher à une mécanique tournée vers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qui semble lui réussir, de réinstaurer une interview politique chaque jour à 8 h 40, confiée à Amélie Carrouër. Outre ses vedettes David Pujadas et Darius Rochebin, elle compte sur la diffusion de grands débats, comme celui qui opposera François Hollande à Edouard Philippe le 29 août, pour affermir sa place dans les habitudes des téléspectateurs.

Entre les deux chaînes, la concurrence sera frontale pendant trois jours, avant que les vedettes de CNews Pascal Praud, Christine Kelly ou Laurence Ferrari fassent leur rentrée, le 27 août. La chaîne multisanctionnée par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Arcom) n'annonce pas de nouveauté majeure, sinon la diffusion quotidienne de « Police-justice : 24 h en France » (13 heures -15 heures), une émission prétendument « au plus près de la réalité vécue par les Français ». Elle sera produite par Jean-Marc Morandini, qui, s'il a dû renoncer à l'antenne, semble avoir gardé la confiance de ses employeurs.

Franceinfo, enfin (1,1 % de part d'audience en juillet), attend le 1er septembre, date de son dixième anniversaire, pour inaugurer un nouveau plateau et une nouvelle ambition: « Etre plus vivante, plus réactive et plus identifiée », selon son directeur, l'ancien de BFM-TV Nicolas Marut. Qu'importe, pour la chaîne du service public, le contexte électoral: à la traîne des audiences depuis sa création, elle a encore tout à prouver.

AUDE DASSONVILLE

Les autres nouveautés de la rentrée

Retour de Nicolas Demorand (« Recto verso », le samedi et le dimanche à 9 heures) et arrivée de Maïtena Biraben (« Franche culture », à 11 heures) sur France Inter, accession de Céline Landreau à la matinale de RTL (« RTL matin », à partir de 7 heures) et de Simon Le Baron à celle de Franceinfo, transfert de Thomas Snégaroff sur France Culture (« Questions du soir », à 18 heures, à partir du 31 août), nouveau studio pour la matinale (« Apolline matin », 6 h 50) et volonté de féminisation des voix du sport sur RMC, continuité revendiquée sur Europe 1... C'est dans un contexte d'écoute linéaire et de rentabilité en décroissance que les radios ont fait leur rentrée, lundi 24 août (Europe 1 fait sa rentrée le 27 août, France Culture le 31). Confrontées à la même concurrence àpre de YouTube, des réseaux sociaux, des jeux vidéo ou des plateformes pour capter l'attention du public, les chaînes généralistes promettent une saison plus chiche en fictions et en programmes inédits, dans le privé comme dans le public. Et fortement tournée vers les Français en vu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Alba Ventura assurera l'interview dans la matinale de TF1 et Francis Letellier, celle de France 2, quand M6 ne dévoile pas encore son dispositif. Le nouveau rendez-vous de Cyril Hanouna sur M6, dont ni le contenu ni la périodicité ne sont connus, n'en fera pas partie.

Des réseaux télécoms sensibles aux aléas du climat

Le mégafeu en Gironde pose à nouveau la question de l'adaptation de ces infrastructures indispensables

REPORTAGE


Deux employés de la société NGE, prestataire d'Orange, raccordent une antenne-relais au réseau avec un câble neuf, à Audenge (Gironde), le 19 août. UGO AMEZ POUR « LE MONDE »

LE PORGE, LE TEMPLE (GIRONDE) - envoyé spécial

En Gironde, la départementale 5 traverse désormais de vastes champs de pins calcinés. Enracinés dans une épaisse couche de cendres, leurs squelettes témoignent de la violence du mégafeu parti de Saumos qui a ravagé, entre le 22 juillet et le début du mois d'août, 42 000 hectares dans le département, détruisant plus de 200 maisons. Mercredi 19 août en fin de matinée, c'est au beau milieu de ce décor sombre et silencieux, à une dizaine de kilomètres des villages du Temple et du Porge, que s'affairent deux techniciens. Salariés de la société NGE, un prestataire d'Orange Concessions, elle-même filiale d'Orange et chargée de la gestion de tout le réseau Internet fixe des campagnes du département, ils raccordent, grâce à une soudeuse spéciale, un nouveau câble de fibre optique à un pylône de téléphonie mobile.

Hérissé d'antennes 4G et 5G, l'ouvrage a survécu aux flammes qui ont léché, à ses pieds, ses armoires techniques. Mais ce n'est pas le cas de l'artère de fibre optique qui permettait d'acheminer les communications des habitants aux alentours : sur la route, plusieurs poteaux qui la soutenaient ont brûlé et se sont effondrés, endommageant par endroits cette ligne essentielle au bon fonctionnement du réseau mobile comme des box d'abonnés Internet fixe des environs.

« Six mois de délai »

Ces réparations vont se multiplier dans les semaines et les mois qui viennent. D'une violence inouie, le deuxième plus grand feu de forêt recensé en France depuis 1949 n'a pas épargné les réseaux télécoms. Tous pâtissent, à chaque fois et plus ou moins durement, des incendies, tempêtes ou inondations, qui vont crescendo avec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ce fut déjà le cas en août 2025 quand un feu a ravagé l'Aude, en décembre 2024 lorsque le cyclone Chido a dévasté Mayotte, ou encore en novembre 2023 lorsque les tempêtes Ciaran et Domingos ont balayé l'ouest de l'Hexagone.

Or ces infrastructures s'avèrent essentielles tant pour les habitants que pour les services de secours, les pompiers ou les gendarmes, qui en ont besoin pour mener leurs opérations. En Gironde, quelque 80 kilomètres de câbles de fibre optique et 1200 poteaux destinés à leur acheminement ont été endommagés, précise Yann Breton, directeur de Gironde numérique, le syndicat mixte propriétaire de ce vaste réseau de fibre, qui dessert plus de 520 000 foyers et entreprises. En matière de téléphonie mobile, pas moins de 13 antennes se sont retrouvées hors service au plus fort de l'incendie. Si la plupart n'ont cessé de fonctionner qu'à cause des coupures de courant, deux ont été dévorées par les flammes.

Au total, environ 5000 foyers ont été privés d'Internet fixe pendant l'incendie. Ils ne sont plus que 600 aujourd'hui, précise Jean-Benoît Leclercq, directeur général du réseau géré par Orange Concessions, auxquels il faut ajouter 150 abonnés ADSL. La téléphonie mobile a, pour sa part, été globalement rétablie avec la réparation du réseau électrique, mais aussi grâce à l'installation de deux antennes-relais provisoires au Porge.

Pas de quoi, toutefois, satisfaire Jacques Legrand, adjoint au maire chargé de la voirie, des réseaux et des ouvrages de ce village martyr de l'incendie avec 183 maisons détruites. L'élu déplore qu'« il n'y a[it] toujours pas de réseau » dans certains quartiers et fustige les « six mois de délai » annoncés par Orange Concessions pour remettre « en ordre » toutes les infras-

Gironde numérique a été le premier réseau de fibre rural à se doter d'un « schéma local de résilience »

structures Internet fixe. « C'est très long », insiste-t-il, même s'« il y a beaucoup de travaux », avec « 14 kilomètres de lignes à reprendre et 171 poteaux par terre ».

« Il faut bien comprendre que nos administrés ont besoin de correspondre avec leurs assurances, et [de gérer] tout l'administratif», poursuit Jacques Legrand, dont le garage a brûlé pendant l'incendie.

Maigre consolation : les dégâts subis par le réseau de fibre ont été contenus par le choix du département d'enfouir, dès sa construction en 2018, ses artères les plus critiques, plutôt que de les faire transiter sur des poteaux. Un choix coûteux pour la collectivité comme pour Orange Concessions, mais qui a l'avantage de protéger cette infrastructure des vents violents et autres chutes d'arbres. Il faut dire que dans la région beaucoup d'élus et d'habitants restent traumatisés par les tempêtes historiques de 1999, qui ont fait 92 morts en France et dévasté les infrastructures, dont le réseau téléphonique.

Efforts jugés insuffisants

Mais ces efforts sont aujourd'hui jugés insuffisants. Il est impératif de « construire plus robuste », insiste Yann Breton, afin de mieux protéger les réseaux Internet fixes des prochains sinistres qui ne manqueront pas, selon lui, de survenir. Depuis l'énorme incendie de 2022, qui a ravagé plus de 30 000 hectares de forêt dans le massif des Landes de Gascogne, le département a été frappé par les tempêtes Ciaran et Domingos, puis Nils et Pedro en février 2026, avec des inondations qui « ont fait très mal », égrène le dirigeant de Gironde numérique.

Face à cette avalanche de sinistres, Gironde numérique a été le premier réseau de fibre rural à se doter d'un « schéma local de résilience », dès 2023, pour sécuriser son infrastructure. Les solutions envisagées incluent l'enfouissement des câbles aux endroits critiques, le déplacement de certains équipements techniques situés dans des zones à risques et l'élagage des arbres dont les branches poussent entre les câbles.

In fine, le département a évalué les investissements nécessaires entre 40 millions et 200 millions d'euros sur dix à vingt ans, alors que le réseau, qui dessert plus de 520 000 logements, a coût environ 2 milliards. Problème: de l'Etat aux collectivités, en passant par les opérateurs, personne n'est disposé à sortir son chéquier. Ce problème n'est pas propre à la Gironde et inquiète toutes les collectivités de l'Hexagone et leurs réseaux ruraux, qui couvrent près de la moitié de la population.

Dans une étude de juillet 2023, la fédération professionnelle Infra-Num et la Banque des territoires ont proposé d'enfouir 115 000 kilomètres de fibre optique dans les zones à risque du pays, pour un coût de près de 10 milliards d'euros. Mais « il n'y a pas de marges financières pour financer les travaux de résilience des réseaux, c'est totalement bloqué », déplore Ariel Turpin, délégué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des villes et collectivités pour les communications électroniques et l'audiovisuel.

Il est vrai que de nombreux réseaux ruraux font aujourd'hui état de difficultés financières et que certains peinent déjà à assurer la maintenance de leurs infrastructures. En pleine disette budgétaire, le gouvernement n'entend pas non plus s'acquitter d'une telle facture: après le mégafeu en Gironde, un porte-parole de Bercy soutient qu'il appartient aux opérateurs de «financer les éventuelles réparations et renforcements à la suite des incendies».

Mais le débat se heurte aux intérêts financiers divergents des gestionnaires de réseaux ruraux d'une part et des opérateurs commerciaux (Orange, SFR, Bouygues Telecom et Free) de l'autre, les premiers souhaitant augmenter les prix payés par les seconds pour accéder aux clients de leurs territoires. « Les opérateurs doivent retrouver une capacité d'investissement pour faire face à l'adaptation de leurs infrastructures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ajoute Romain Bonenfant,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élécoms, le lobby de cette industrie, appelant au passage les pouvoirs publics à en finir avec « la surfiscalité du secteur ». En résumé, « tout le monde se regarde en chien de faïence, s'agace Yann Breton. Eh bien, continuons comme ça, et on continuera à avoir de la casse. »

PIERRE MANIÈRE

Les publicités arrivent pour les utilisateurs français de ChatGPT

Depuis le 24 août, les annonceurs peuvent payer pour faire apparaître leur marque à côté des réponses de l'assistant IA d'OpenAI

Les utilisateurs viennent sur ChatGPT pour « préparer un voyage, choisir un logiciel pour leur entreprise, meubler leur logement ou apprendre comment se lancer dans un nouveau loisir »... et à partir de lundi 24 août, en France, ils pourront voir s'afficher des publicités en marge des réponses de l'assistant, explique OpenAI dans un communiqué. La France fait partie des 31 territoires européens où sont déployés cette fonctionnalité. « ChatGPT Ads », déjà disponible pour les annonceurs aux Etats-Unis depuis février et élargie à huit autres pays depuis.

Ces réclames sont introduites dans la version gratuite de Chat-GPT et dans Go, l'abonnement d'entrée de gamme (8 euros par mois), pas dans les autres abonnements. Et seulement pour les utilisateurs de « plus de 18 ans ».

L'entreprise sait que le sujet est sensible et que la publicité ciblée est rejetée par une partie des utilisateurs. OpenAI assure vouloir préserver leur « confiance » dans son assistant IA. « Les publicités sont clairement identifiées et séparées des réponses de ChatGPT. Elles n'influencent pas ces réponses, les annonceurs n'ont pas accès aux conversations des utilisateurs et ces derniers gardent le contrôle », écrit-elle.

OpenAI assure que l'historique des données publicitaires utilisées pour le ciblage pourra être effacé. En février, le rival Anthropic avait diffusé à la mi-temps du Su per Bowl des spots se moquant d'un assistant d'IA qui recommanderait dans ses réponses des marques sponsorisées... Une attaque jugée déloyale par OpenAI. Pour l'entreprise, la publicité est un enjeu crucial.

Marché grand public

Contrairement à l'assistant d'Anthropic, Claude, qui cible principalement jusqu'ici les utilisateurs professionnels et avancés, ChatGPT est un outil en pointe sur le marché grand public. Pour équilibrer les coûts de calcul générés à chaque requête, OpenAI cherche à monétiser l'activité des utilisateurs gratuits, qui représentent une grande majorité du milliard d'utilisateur hebdomadaires.

La stratégie rappelle celle de Google ou de Meta (Facebook et Instagram), très largement financés par la publicité, ou de Netflix, passé de l'abonnement exclusif à un modèle hybride. Pour se distinguer des réseaux sociaux, OpenAI souligne que « les utilisateurs viennent sur ChatGPT avec une question, un objectif ou une tâche précise, pas pour faire défiler du contenu ». « Cela crée un environnement publicitaire conversationnel », écrite-elle, assurant que 20 % des échanges avec l'assistant présentent « une intention commerciale claire ». Selon Cosmo5, l'une des agences associées au lancement en France, Bouygues Telecom, Cultura, Total Energies ou Carrefour figureront parmi les premiers annonceurs.

Se tailler une place conséquente sur le marché très concurrentiel de la publicité en ligne reste toutefois un défi. L'offre de ChatGPT n'est pour l'instant disponible en France qu'en passant par l'équipe commerciale d'OpenAI ou par des grandes agences comme Publicis, Dentsu ou Havas. L'accès direct à travers une plateforme d'enchères sera lancé dans les trois mois, selon l'entreprise. OpenAI propose désormais aux annonceurs des coûts à l'impression (à chaque fois qu'une publicité est montrée à un utilisateur) ou au clic, mais ses prix restent plus élevés que ceux des réseaux sociaux, selon Les Echos. « Le coût moyen pour

1000 impressions a baissé d'environ 20 % au cours des six dernières semaines», assure de son côté OpenAI.

Alors que la société américain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reste déficitaire et s'est lancée dans une course à l'introduction en Bourse avec son concurrent Anthropic, son activité publicitaire va être scrutée, comme toutes ses sources de revenus. En avril, l'entreprise de Sam Altman espérait, selon le média spécialisé sur les technologies Axios, engranger avec cette diversification 2,5 milliards de dollars (2,14 milliards d'euros) en 2026 et 100 milliards de dollars en 2030. Des objectifs ambitieux.

ALEXANDRE PIQUARD

De dos, Léa Seydoux (Eva Helsinger/David Zimmerman) et Niels Schneider (David Zimmerman/Malia), dans « L'Inconnue ». PATHÉ FILMS

Un prodigieux labyrinthe par Arthur Harari

Ce thriller revisite l'échange de corps entre deux personnages, incarnés par Léa Seydoux et Niels Schneider

L'INCON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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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Niels Schneider) n'est plus tout à fait David. Ce trentenaire passablement déprimé

habite désormais le corps d'une femme (Léa Seydoux), depuis qu'il a eu une relation sexuelle avec cette inconnue lors d'une fête dantesque. Il se retrouve au petit matin avec sa blondeur, ses seins, son trench, dans la poche duquel il trouve un indice. Elle s'appelle Eva, elle est actrice. David doit la retrouver pour récupérer son corps, et son visage – regard immense sur les joues creusées, cheveux aux épaules.

Il croît y parvenir, mais les choses se compliquent. A la suite d'un nouveau rapport sexuel, ce n'est plus à Eva que David s'adresse, mais à Malia. Tout se passe comme si un alien passait de proie en proie, lui volant à chaque fois son âme. Stupeur et effroi. Tels des parias, les personnages errent d'un appartement à un autre (celui du garçon, ceux des filles...), à la recherche de nouvelles pistes.

L'Inconnue, thriller glacé et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d'Arthur Harari, est un ballet de portes d'appartement qui s'ouvrent et se ferment, entre Paris et sa périphérie. Rythmé par des notes de piano répétitives, ce va-et-vient d'intrus dans des lieux familiers s'avère une idée géniale de mise en scène, mêlant le quotidien le plus banal (rejoindre son domicile) et le fantastique (se sentir étranger chez soi).

En compétition à Cannes, le film revisite l'échange de corps entre deux personnages, un sujet amplement traité dans les comédies américaines – Un vendredi dingue, dingue, dingue (Freaky Friday, 1976), de Gary Nelson, Dans la

Terriblement contemporain, le film prend acte d'un passé qui n'est plus, mais que l'on cherche à préserver

peau d'une blonde (Switch, 1991), de Blake Edwards... L'Inconnue renouvelle le genre en lâchant ses personnages dans un labyrinthe, Niels Schneider et Léa Seydoux repoussant les limites du jeu et du je. Maigre comme un clou, Niels Schneider est méconnaissable, tandis que Léa Seydoux est arrivée sur le tournage peu de temps après son accouchement, avec ses rondeurs.

Thème du dédoublement

Le film est adapté de la bande dessinée coécrite par Arthur Harari et son frère Lucas Harari, dessinateur et auteur de BD, Le Cas David Zimmerman (Sarbacane, 2024) – clin d'œil au véritable patronyme (Robert Zimmermann) du chanteur Bob Dylan (né en 1941), aux identités multiples. Ajoutons que le troisième de la fratrie, le chef opérateur Tom Harari, en est le directeur de la photographie. Au regard de la BD, L'Inconnue conserve la texture du mélo teinté de film de genre mais essore les dialogues, se fait plus sec.

Né en 1981, réalisateur de Diamant noir (2016) et d'Onoda, 10000 nuits dans la jungle (2021), Arthur Harari signe ici son film le plus secret et le plus personnel. L'acteur et scénariste est aussi le coauteur d'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de Justine Triet (sa compagne), Palme d'or à Cannes et Oscar du meilleur scénario original.

Dès les premières images de L'Inconnue, un plan sur les tours jumelles de Bagnolet (Seine-Saint-Denis) active le thème du dédoublement, tout en évoquant un urbanisme anarchique. A sa manière, David passe son temps à recoller des morceaux de territoire, entre la capitale et la banlieue. Le photographe confronte de vieilles cartes postales à ses propres clichés, pris aux mêmes endroits (Bobigny, Charenton, Courbevoie...), qu'il classe ensuite dans des dossiers. Ce faisant, il poursuit le travail de son père, également photographe, qui s'est suicidé.

Enquête kafkaïenne

Ce ne sont que les premières briques du récit, lequel soulève de nombreux questionnements, sans s'y attarder – tel le changement de sexe, qui s'opère ici en un éclair orgasmique. Mais plus que le masculin ou le féminin, cette œuvre utopique explore la possibilité, pour les protagonistes, de vivre dans leur nouvelle peau, en découvrir d'autres facettes d'eux-mêmes.

Si L'Inconnue esquisse des pistes d'apaisement, il n'en produit pas moins des images vertigineuses : prendre un café avec sa mère (Valérie Dréville) qui croit parler à quelqu'un d'autre; déguerpir de sa chambre avant que les proches ne débarquent et ne vous prennent pour un cambrioleur... Le regard apeuré, la main faisant le tour du propriétaire (ce corps dont on voudrait se débarrasser), David (Léa Seydoux) et Malia (Niels Schneider) sont livrés à eux-mêmes, errant d'un point à un autre de la ville, la caméra orchestrant les jeux de piste ou les faisant tourner en rond – un plan survole un escalier en colimaçon dans lequel s'enfonce David, poursuivant son enquête kafkaienne.

Terriblement contemporain, L'Inconnue prend acte d'un passé qui n'est plus, mais que l'on cherche à préserver, ou à recycler. Il en va de même d'un certain milieu artistique, semble nous dire Arthur Harari, le récit pointant la précarité des personnages : Eva est comédienne et vit de petits boulots ; David ne cherche même plus à faire connaître son travail. Le réalisateur réunit dans son film une petite famille de cinéma - apparition des cinéastes Radu Jude, Valérie Massadian... - et cadre furtivement la salle art et essai Le Luxy, à Ivry-sur-Seine (Val-de-Marne), symbole de tous ces lieux qui défendent les œuvres rares.

Ajoutons que le réalisateur est l'un des signataires de la pétition «Zapper Bolloré», dénonçant «l'emprise grandissante de l'extrême droite » dans le septième art, laquelle a déclenché un coup de tonnerre à Cannes, le PDG de Canal+, Maxime Saada, ayant brandi la menace de boycotter à l'avenir celles et ceux qui l'ont soutenue – L'Inconnue a reçu le soutien de la chaîne cryptée. Avec ses héros au bord du gouffre, cette œuvre unique résonne de toutes ces urgences et n'a pas fini de nous hanter. CLARISSE FABRE

Film français d'Arthur Harari. Avec Léa Seydoux, Niels Schneider, Valérie Dréville (2 h 20).

« Le film ressemble à une parabole dont on n'aurait pas les clés »

Les deux acteurs évoquent le défi et les pièges de l'expérience inédite, dans leur carrière, de se glisser dans la peau d'un autre

ENTRETIEN

A vec son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L'Inconnue, Arthur Harari relance un cinéma français de l'énigme et de l'ambiguïté, où chaque scène ajoute une strate au mystère. Niels Schneider dans le rôle d'un photographe au bout du rouleau (David) et Léa Seydoux en étudiante étrangère (Eva) y échangent leurs corps, prélude à un jeu de chaises tournantes sur le motif de l'identité.

Les deux acteurs s'y livrent à un fascinant numéro de possession réciproque qui produit à leur endroit une hallucination durable : on les connaît sans les reconnaître. On les rencontre tous les deux, comme une seule et même entité de jeu.

Le film repose sur un échange de corps. Comment avez-vous abordé un défi d'interprétation aussi singulier?

Léa Seydoux : Je ne me suis pas tellement demandé comment faire pour qu'un étranger habite mon corps. Je me suis simplement dit: « Je vais jouer David. »

La question du genre, finalement, je ne me la posais pas beaucoup. Je trouvais très amusant de jouer un homme. Je ne voulais surtout pas être dans la performance, mais que ce soit incarné. Par moments, je sentais que j'étais David ; à d'autres, je me disais : « Là, je ne le suis plus. »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mystérieux.

Niels Schneider: Nous avons tout de suite vu les pièges, le ridicule n'était jamais loin. Souvent, ce type de situation sert à accentuer les différences entre hommes et femmes. Ici, Arthur Harari en fait une chronique presque réaliste. C'était un défi quasiment impossible, donc très excitant.

J'ai longtemps cherché la respiration de Malia [la jeune femme dans le corps de David], sa démarche, de poser sa voix. Puis j'ai essayé de dépouiller tout cela pour qu'elle soit présente même lorsqu'il ne se passe rien.

Le film dépasse la question du genre pour devenir une réflexion sur l'identité...

L. S.: Oui. Au fond, c'est le vertige d'être soi. Qu'est-ce que cela veut dire, être soi? C'est une question tellement abstraite. Bien sûr, il y a la question du genre, mais le film est avant tout philosophique.

N. S.: Le film ressemble à une parabole dont on n'aurait pas les clés. On peut y projeter énormément de sens, mais il ne cherche jamais à en imposer un. Je pensais qu'il fallait comprendre parfaitement un personnage pour pouvoir le jouer.

Mais je ne suis déjà pas capable de dire exactement qui je suis. Qu'est-ce qui constitue mon identité? Mon corps? Le regard des autres? Ma mémoire? Accepter que quelque chose m'échappe m'a finalement semblé plus juste que de vouloir tout expliquer. C'est même devenu une forme de liberté. A partir du moment où l'on renonce à tout comprendre, quelque chose peut enfin advenir.

On a parfois l'impression que le film parle aussi du métier d'acteur...

L. S.: C'est tout à fait ça. Jouer David ou jouer n'importe quel personnage, c'est la même chose. C'est une question de croyance. Il faut avoir foi. C'est ce qui m'émeut dans le cinéma. Ici, on atteint presque le paroxysme de cette idée, puisqu'il s'agit d'incarner quelque chose d'impossible.

N. S.: Ce qui m'émeut au cinéma, ce n'est pas la vérité elle-même, mais le sentiment de vérité. Arthur nous demandait précisément de rendre crédible quelque chose qui, au départ, ne l'est pas.

Il y a une scène fascinante où votre personnage découvre son nouveau corps. Comment l'avez-vous vécue?

L. S.: Je me suis simplement mise dans la peau d'un homme découvertant un corps qui n'est pas le sien. Mais cette scène produisai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étrange: je regardais un corps censé ne pas être le mien tout en me voyant moi-même dans le miroir. Je me regardais jouer en direct. Je n'avais jamais éprouvé cela sur un autre film.

N. S.: Pour un acteur, jouer devant un miroir est presque impossible. Dès qu'on s'observe, on cesse d'être incarné. Là, cette impossibilité faisait précisément partie de la scène.

Vous évoquez d'ailleurs un sentiment de déréalisation qui peut surgir en jouant...

L. S.: Oui. Il m'est arrivé d'avoir des épisodes de déréalisation, cette impression très angoissante de sortir de son corps et de se regarder être. Cela peut m'arriver aussi lorsque je joue. Tout devient extrêmement aigu: le moindre bruit sur le plateau, un technicien qui parle ou qui regarde son téléphone... On prend conscience de tout. La difficulté consiste alors à rester entièrement présent.

N. S.: Nous connaissons tous ces moments. Le danger, c'est jus-tement de devenir spectateur de soi-même.

Tous deux, vous apparaissez profondément transformés à l'écran...

N. S.: Arthur voulait que David éprouve une forme de honte de son propre corps. J'ai dû perdre beaucoup de poids. Il fallait qu'il paraisse fatigué, presque fantomatique, comme quelqu'un qui reste à distance du monde.

A l'inverse, lorsque Malia se retrouve dans ce corps, elle découvre un homme déjà usé.

L. S.: J'ai tourné juste après avoir accouché. Ce qui m'intéressait, c'était d'utiliser ce corps-là, celui d'une femme qui venait de donner naissance, qui nourrissait encore son enfant. Je vivais dans ma vie l'expérience la plus concrète de la féminité, tout en jouant un homme prisonnier d'un corps de femme. Je trouvais très beau d'incarner cette idée impossible avec la vérité la plus matérielle qui soit : celle de mon propre corps.

« L'Inconnue » ne parle-t-il pas au fond que du cinéma lui-même : ce troisième regard qui observe les personnages de l'intérieur ?

N. S.: Arthur parlait justement de cette pulsion qui traverse tous ses films. Il y a toujours un troisième regard, un troisième œil. Même quand deux personnages sont ensemble, il y a toujours quelqu'un d'autre.

L. S.: Oui. On ne peut pas tout maîtriser. Il faut s'abandonner à l'expérience.

PROPOS RECUEILLIS PAR MATHIEU MACHERET

■■□□ À VOIR

Memory of Princess Mumbi

Film suisse et kényan de Damien Hauser (1 h 19) Si vous aimez les films sortant totalement des sentiers battus, Memory of Princess Mumbi est fait pour vous. Ce faux documentaire imprégné de science-fiction raconte l'histoire d'un réalisateur qui, en 2093, se rend dans la contrée d'Umata pour raconter les séquelles de la grande guerre des années 2070. Le tournage mê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des entretiens de rescapés avec des séquences générées pa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jusqu'à ce que la rencontre avec une jeune femme, Mumbi, critique de l'usage d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bouscule totalement le projet et la vie de son auteur. Autour de cette prémise, le réalisateur suisso-kényan Damien Hauser livre une méditation joyeuse et ludique sur la mémoire, le bonheur, le rôle de l'art et sa capacité à saisir quelque chose de la beauté des petits moments de la vie. ■ BO. B.

Face à la mer

Film britannique de Helen Walsh. Avec Barry Ward, Lorne MacFadyen, Liz White (1 h 56)

Pour son deuxième long-métrage, la romancière et réalisatrice britannique Helen Walsh a choisi de filmer la côte d'Anglesey, dans le nord du Pays de Galles. Un paysage rude et froid, qui semble fabriquer des hommes tout aussi rugueux et taiseux.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Jack (Barry Ward), travaille avec son frère comme ramasseur de moules. Son fils, Tom (Henry Lawfull), réticent à suivre les pas de son père, fait la rencontre de Daniel (Lorne MacFadyen), un travailleur de passage dans la région. Le lien qui s'établit entre les deux personnages aide Tom à prendre des chemins de traverse qu'il s'était toujours interdits. Après une mise en place tendue, caméra à l'épaule au plus près des corps, quelque chose s'apaise, grâce au regard bienveillant que pose sur cette romance la réalisatrice. En exprimant, au passage, la critique d'un certain modèle de masculinité oppressive, le film cherche à ouvrir un autre regard. ■ BO. B.

■■□□□ POURQUOI PAS

Bombonera

Film français de Syrine Boulanouar (1 h 27) Déjà auteur d'un documentaire sur le football de rue, Ballon sur bitume (2016), Syrine Boulanouar explore le même univers, cette fois par le biais de la fiction. Bombonera décrit ici un tournoi qui voit s'opposer des équipes de quartier. Le film suit le parcours de Lisa, une adolescente de 14 ans dotée d'un immense talent déterminée à être la première fille à intégrer et à remporter la compétition. Enzo, un ancien footballeur de rue tout juste sorti de prison, la prend sous son aile, qui voit en elle le potentiel de se faire un peu d'argent. Il lui cache la vérité sur lui-même et se fait passer auprès de tous pour son père. Ce film réconfortant tente d'offrir un autre regard sur la jeunesse des banlieuses en mettant en avant les valeurs du collectif et de l'humilité dans un monde gangrené par l'individualisme et l'appât du gain. Outre une mise en scène soignée sur les parties de ballon rond, Bombonera bénéficie de la présence de Vimala Pons, touchante dans son second rôle de mère courage un peu paumée. ■ BO. B.

LES MEILLEURES ENTRÉES EN FRANCE

Nombre de semaines d'exploitationNombre d'entrées (*)Nombre d'écransEvolution par rapport à la semaine précédenteTotal depuis la sortie
Spider-Man : Brand New Day4692 858829 ↓ - 22%6 945 718
L'Odyssée6451 2351122 ↓ - 18%6 846 682
Tombé du ciel2396 728529 ↓ - 15%1 000 985
La Pat' Patrouille : le film mission Dino3220 405890 ↓ - 22%1 312 647
Insidious : l'invasion du lointain1183 140312183 140
Fjord1151 121270151 121
La Fin d'Oak Street2137 400522 ↓ - 46%458 731
Mutiny1103 212277103 212
De la Comédie-Francaise592 582825 ↓ - 20%1 033 831
La Bataille de Gaulle : j'écris ton nom988 150664 ↓ - 4%2 338 966

* Estimation Période du 19 au 23 août inclus


Saskia Rosendahl (Lina) et Maya O'Rourke (Inès), dans « Dégel », de Manuela Martelli. LES FILMS DU LOSANGE

Une petite fille dans le froid glacial de la grande histoire

Le deuxième film de Manuela Martelli interroge, au cœur d'une intrigue policière, les disparitions qui ont endeuillé le Chili durant la dictature

DÉ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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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la glace et du feu, une silhouette évanescente, une ombre menaçante et quelques

gouttes de sang. Les premières images de Dégel, le deuxième long-métrage de Manuela Martelli, plongent le spectateur dans une troublante atmosphère onirique, à la limite du fantastique, avec sa caméra qui hante les couloirs, zoome lentement dans le noir d'un siphon de lavabo. La réalisatrice chilienne cultive le mystère, sur une inquiétante bande-son minimaliste accompagnée d'un choeur. Ces premiers éléments disparates présentés de manière à frapper les esprits font peu à peu sens dans le corps du récit.

Le bout de glace tiré de la banquise est une image d'archive en lien avec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qui s'est tenue à Séville (Espagne) en 1992. Le Chili y avait acheminé par bateau et camions frigorifiques un iceberg d'Antarctique vieux de 500 ans afin de le présenter dans son pavillon. Le pays, sorti de la dictature deux années plus tôt, avait à cœur de prouver qu'il était capable de relever de grands défis logistiques pouvant capter l'imagination du grand public.

Les parents d'Inés (Maya O'Rourke, impressionnante) – la fillette qui, dans les premières scènes, avait saigné en perdant une dent de lait –, tous droits venus du Chili, sont en Espagne pour accompagner cette vaste entreprise. La petite s'occupe comme elle peut dans l'établissement hôtelier de sa grand-mère, qui, cet hiver-là, accueille notamment le troisième élément du puzzle, Hanna (Maia Rae Domagala), la figure fantoma-tique apparue sur fond blanc. Cette adolescente venue d'Allemagne s'entraîne au ski sous la coupe d'Alexander (Jakub Gierszal), un entraîneur autoritaire.

Sentiment de non-dit

Pendant toute la première demi-heure de Dégel, qui adopte le point de vue d'Inès, Manuela Martelli construit son récit avec beaucoup de sensibilité et d'intelligence. La cinéaste chilienne fait preuve d'une grande force d'évocation aussi bien narrative que visuelle. En quelques détails, elle parvient à poser un décor – des pistes de ski à la forêt enneigée – et à rendre in-

La cinéaste construit son récit avec beaucoup de sensibilité et d'intelligence

telligible les liens profonds entre les personnages. Le tout en faisant planer un sentiment de non-dit qui entretient une tension constante sur le passé comme sur ce qui peut advenir.

Si les relations d'Inès à sa famille ou aux employés de l'établissement sont abordées de manière touchante, c'est surtout son amitié naissante avec Hanna qui occupe d'abord le cœur du récit. La fillette semble fascinée par son aînée. Manuela Martelli filme là la rencontre de deux solitudes en quête de liberté, qui ouvrent sur l'intimité de chacune. Ce, jusqu'à ce que l'histoire bascule avec la disparition soudaine de Hanna, dont on ne sait si elle est volontaire ou non, entraînant l'arrivée dans la station de sa mère, Lina (Saskia Rosendahl). Des recherches sont lancées.

Manuela Martelli se confronte à l'histoire de son pays, de façon décalée. En positionnant son récit en 1992, elle saisit un moment de transition où il pourrait être tentant de mettre sous le tapis les horreurs du passé. Pour la famille d'Inès, cette disparition arrive au moment où est négociée avec des investisseurs espagnols la revente d'une partie du terrain qu'ils occupent pour monter un grand projet immobilier.

Alors le film n'a de cesse de son-der ce que l'on veut cacher. Il creuse à tous les niveaux la dissonance, accueille la colère, sonde les mal-être, enregistre les silen-ces, tout en acceptant l'impossibilité de tout comprendre. Dégel n'est jamais aussi juste que quand priment les sensations et perceptions de la fillette. Jetant sur le monde qui l'entoure et son incommensurable désordre un regard d'une infinie mélancolie, qui nous accompagne longtemps.

BORIS BASTIDE

Film chilien, américain, espagnol et mexicain de Manuela Martelli. Avec Maya O'Rourke, Saskia Rosendahl, Maia Rae Domagala (1 h 48).

Une fable horrifique et loufoque sur nos sociétés libérales et ultraconnectées

Dans une ville sous le joug d'une multinationale, une souris anthropomorphe décide de se rebeller contre le monde factice qui l'entoure

DEC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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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c son film d'animation Decorado, le réalisateur espagnol Alberto Vazquez n'abandonne pas ses sujets de prédilection : les crises existentielles et des thèmes sociopolitiques abordés à travers une fable animalière parafantastique.

Après une fugue adolescente post-crise écologique (Psiconautas, 2017) et une guerre sanglante interespèces (Unicorn Wars, 2022), ce troisième long-métrage suit Arnold, une souris anthropomorphe au chômage. Persuadé que le monde dans lequel il vit n'est pas réel, il tente de fuir la mascarade et la ville qu'il habite. Le récit tout aussi déroutant que clairvoyant a reçu le prix Paul Grimault au dernier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animation d'Annecy.

A l'image de The Truman Show (1998) ou de la série britannique des années 1960 Le Prisonnier, que le réalisateur cite comme références, Arnold a l'impression que tout, autour de lui, est factice et qu'il évolue dans un décor (decorado en espagnol). Ce sentiment perturbe son entourage, à commencer par Maria, sa compagne, qui fait tourner le ménage tout en se demandant si son mari n'est pas en train de lâcher la rampe. Les amis, des marginaux et originaux, ne semblent pas d'un grand secours, mais sont prêts à tout entendre, même les théories les plus alambiquées. Quant au voisinage, derrière les salutations et sourires, il se révèle au fil des jours hypocrite, scrutateur et délateur.

Miroir déformant

Histoire de ne pas déplaire à Alma, sorte de multinationale omnipotente aux allures d'usine soviétique fumante, trônant au sommet de la ville, qui tient le sort de la population entre ses mains. Quiconque ne se range pas au mode de vie (et de pensée) établi par cette société court à sa perte sociale et financière; met en péril sa vie privée et familiale. Que l'on soit M. Tout-le-Monde ou une ancienne gloire de la télévision.

Quelle est alors la part d'authen- ticité derrière un tel vernis social?

Ce jeu des apparences semble dès lors donner raison à Arnold, héros en peignoir que l'on aurait tendance à imaginer plus dépressif que lucide. Mais, comme lui, on finit par percevoir les grains de sable dans les rouages de ce village Potemkine, à l'instar des oiseaux dont les sifflements sont empruntés à des sons de notifica-

La parodie de cartoon haute en couleur prend des allures de dystopie ultracapitaliste tion de smartphone. Las, même quand nombre d'habitants finissent par remettre en question le système, celui-ci semble continuer son écrasante et surréaliste avancée. A l'inverse, Arnold, face à l'impossibilité de quitter la ville, va tenter de devenir un employé modèle d'Alma et un citoyen exemplaire.

Decorado s'impose comme le miroir déformant d'une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les vies et les trajectoires individuelles sont à la solde de puissantes entreprises. Difficile de s'en affranchir, même avec toute la bonne volonté du monde. Alberto Vazquez traite cette charge contre une société libérale ultraconnectée comme un rêve sous substances dans lequel on peut apercevoir un champignon démarcher à domicile et un démon séduire une sirène à tête de poisson et aux jambes de femme. Sur le plan graphique, la parodie de cartoon haute en couleur prend des allures de dystopie ultracapitaliste, qui n'est pas sans rappeler les images des villes fantômes après l'éclatement de la bulle immobilière en Espagne, en 2008. Un conte social horrifico-loufoque avançant tambour battant au son des orgues, mais dont le grotesque pourra décourager les spectateurs à la recherche d'une réponse nette.

PAULINE CROQUET

Film espagnol d'animation d'Alberto Vazquez (1 h 35).

Une réjouissante farce japonaise contre les dérives sectaires

Dans ce film qui oscille entre fantastique et comédie, Yuta Shimotsu capture l'étrange ferveur qui s'empare d'un lycée et pousse les élèves à former une pyramide humaine

NEW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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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inéma de genre est souvent un bon point d'entrée pour une lecture critique de la société. Le réalisateur japonais Yuta Shimotsu, en s'y essayant, s'en donne en tout cas à cœur joie, dans New Group, film qui oscille entre fantastique et comédie. Et dans lequel le récit s'apparente à un cauchemar visant à révéler par l'absurde les tensions qui habitent nos existences. D'ailleurs, le réalisateur joue volontiers de l'ambiguïté sur ce qu'il montre. Cette histoire ne serait-elle qu'un mauvais rêve? Ou est-ce le terrible écho de notre réalité?

Pour Ai (Anna Yamada) et Yu (Yuzu Aoki), tous deux dans la même classe en dernière année au lycée, le premier dysfonctionnement survient quand un élève de leur établissement se met, un jour, à quatre pattes sur le terrain de sport, comme pour former une pyramide humaine. Dans les jours qui suivent, il est imité par quelques-uns de ses camarades. Afin de normaliser ce comportement, l'institution finit par fortement encourager tous les élèves à se joindre à eux. Une morale prévaut: la logique du groupe doit l'emporter sur celle de l'individu. Ai et Yu essaient alors de résister à l'élan dément qui emporte l'immense majorité de leurs camarades. Mais ceux-ci se montrent de plus en plus agressifs et menaçants envers les récalcitrants.

Yuta Shimotsu s'attaque ici, de manière frontale, au conformisme qui ronge la société japonaise. Ai, notamment, est décrite comme une élève docile, réticente à exprimer un avis ou une idée, prompte au contraire à laisser les autres parler pour elle. L'adolescente va jusqu'à promettre de suivre le même cursus à l'université que sa meilleure amie. Quel que soit son choix. Yu, revenu de l'étranger, mystérieusement sans famille, voit les choses différemment et pousse Ai dans ses retranchements et l'encourage à s'affirmer.

Le réalisateur montre l'école comme le terreau d'une culture de l'obéissance qui irrigue ensuite

Le réalisateur montre l'école comme le terreau d'une culture de l'obéissance qui irrigue ensuite toute la société

La mise en scène dévoile une volonté de contrôle par le recours notamment à de lents panoramiques

toute la société. Ceux qui osent défier l'autorité y sont durement remis à leur place. Une terreur physique se met en place, qui aboutit au harcèlement. La meute, désinhibée par le nombre, n'hésitant plus à s'en prendre aux plus faibles. Ce système n'a rien d'anodin.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nationalistes, hommes d'affaires véreux agissent de même dans les sphères du pouvoir, exploitant sans vergogne la peur de ceux qui n'ont d'autre choix que de rester dans les clous.

Bonheur factice

La mise en scène dévoile cette volonté de contrôle par le recours notamment à de lents panoramiques qui balaient l'espace pendant que les personnages semblent chercher des échappatoires. Tandis que les cadrages soulignent l'isolement d'Ai et de Yu. Yuta Shimotsu résiste à cet enfermement, en ne se limitant jamais à une seule tonalité ou une simple thématique.

Aussi détonnant que réjouissant, New Group tient dans le même mouvement de la farce burlesque et d'une forme d'épouvante sociale. Le film découvre sans cesse de nouvelles facettes à mesure qu'il avance, creusant par exemple les profonds dysfonctionnements de la cellule familiale d'Ai.

Bientôt, ce sont toutes les sphères de la société qui sont touchées par cette promesse d'un bonheur factice dont on fait croire qu'il va de pair avec l'appartenance au groupe. Yuta Shimotsu va jusqu'à dénoncer l'empoisonnement du langage et nos perceptions simplifiées par des logiques binaires. Il souligne au passage la faiblesse du rempart démocratique, le fait majoritaire n'apportant en rien sa garantie contre la manipulation des esprits. New Group peut alors se regarder comme une joyeuse incitation à garder l'esprit éveillé. Et les yeux grands ouverts.

BORIS BASTIDE Film japonais de Yuta Shimotsu. Avec Anna Yamada, Yuzu Aoki, Pierre Taki (1 h 22).


Robin Renucci (Don Salluste) dans « Ruy Blas », à Villeurbanne (Métropole de Lyon), en 2011. CHRISTIAN GANET/ARTCOMPRESS VIA OPALE.PHOTO

Comment Robin Renucci a appris à chiffrer les alexandrins

Le comédien et metteur en scène, grand amoureux des tragédies classiques, explique sa technique pour mémoriser les textes

RENCONTRE

Le comédien et metteur en scène Robin Renucci a une méthode bien à lui pour retenir les alexandrins : il les chiffre. Il n'a pas inventé la pratique, Michel Bernardy (1930-2023), son professeur au Conservatoire, la lui a enseignée. Mais il l'a pliée à sa main pour l'appliquer à ce qu'il doit mémoriser.

Vers théâtraux, prose romanesque, scénario de cinéma : quelle que soit la nature des textes à travailler, Robin Renucci exécute sur sa page une découpe de la phrase qui lui permet d'accéder à son sens profond ainsi qu'à l'essence du personnage. Reliées par des traits ascendants, descendants ou horizontaux, les syllabes métamorphosées en sons participent d'un ballet graphique et d'une vérité organique. Propos et musicalité ne font qu'un. Le héros, sa texture, son oralité et sa vérité naissent de cet entrelacs de signes griffonnés au crayon.

Grand amoureux des tragédies classiques, Robin Renucci a mis en scène quatre pièces de Racine : Andromaque, Bérénice, Phèdre, Britannicus. Il vient de diriger le co-médien François Morel dans le rôle d'Arnolphe, pour L'Ecole des femmes, de Molière – le spectacle a été créé aux Fêtes nocturnes de Grignan, dans la Drôme, en juillet.

Il a lui-même, en 2011, interprété le personnage de Don Salluste dans Ruy Blas, de Victor Hugo. C'est dire s'il côtoie la versification de très près. C'est dire s'il en connait les chausse-trappes comme les fulgurances. « Il y a douze syllabes dans un alexandrin, explique-t-il, avec une fougue de jeune pédagogue. Ce nombre correspond à la métrique. Il n'est pas dans un rythme constant. Même si on parle de césure à l'hémistiche, Corneille et Racine n'ont jamais cessé de dé-tourner la règle. »

Traduction en langage courant : l'alexandrin classique est, la plupart du temps, découpé en deux séquences égales de six syllabes scindées en leur milieu (l'hémistiche). Or cet alexandrin peut se lire et doit se dire, le plus souvent, tout autrement. « Le vers, poursuit le comédien, peut se chiffer sans respecter le rythme de l'hémistiche. » La preuve par l'exemple : lorsque Molière écrit « Madame, voulez-vous que je vous parle net ? » (Alceste, acte II, scène 1 dans Le Misanthrope), la découpe s'adapte.

« La langue est inouïe »

Entrant de plain-pied dans la chair même de la profération, Robin Renucci applique sa méthode: «"Madame": trois syllabes, "voulez-vous que je vous parle net?" : neuf syllabes.» Un chiffrage qui doit prendre en compte, précise-

L'alexandrin ne plaisante pas avec ses lois propres. Il est rimé. Il est syntaxique. Il est phonétique

t-il, le «e» final de «madame» qui est loin d'être muet puisqu'il faut le prononcer pour arriver aux douze syllabes requises. Lorsqu'il s'entend (parce qu'on a besoin de lui pour que la métrique soit complète) le «e» est une diérèse, lorsqu'il est retranché de la diction (parce qu'il ne sert à rien), on le nomme synérèse.

«La langue est inouïe, s'enthousiasme Robin Renucci, lorsque j'apprends un texte, je chiffre la parole du personnage, puis je glisse ma respiration dans la sienne. Si je ne fais pas ça, je dénature sa pensée, je ne peux pas être lui. »

Le propos est technique, la mé-trique rigoureuse. Racine, Cor-neille et Molière ont beau avoir pris leurs aises avec lui, l'alexandrin ne plaisante pas avec ses lois propres. Il est rimé. Il est syntaxique. Il est phonétique. Libre alors aux auteurs de s'approprier ses contraintes pour mieux les dé- tourner. « Racine, très affectif, fait vibrer les voyelles », constate Robin Renucci, alors que « Corneille, plus politique, utilise les consonnes comme des outils de structure ». Une rime qui se termine par un « e » est féminine quand la consonne relève davantage du genre masculin.

Rien n'échappe à la vigilance de l'acteur. Il peut décrire le son nasal de Don Salluste dans Ruy Blas, de Victor Hugo. Disserter sur l'absence de ponctuation chez Molière. Epiloguer sur la fantaisie d'un Rimbaud qui fait exprès, affirme-t-il, de « casser la rime ».

Il peut aussi analyser ad libitum les différences de nature de la langue: les langues d'autorité, dites «d'apodose», et les langues de suspens, dites «de protase». «Lorsque l'on pense, des éléments éclosent dans le cerveau qui sont suspensifs, la voix reste en l'air. Ces éléments deviennent conclusifs quand je suis parvenu à faire entendre ce que je voulais faire entendre. Alors seulement, la voix descend.»

L'art de l'acteur est de savoir jongler entre ces intonations. «La langue du poète, c'est la protase, conclut-il, celle, affirmative, du fascisme, c'est l'apodose.» Il n'y a plus qu'à tendre l'oreille pour savoir de quel côté de l'imaginaire ou de l'autorité se situe l'interlocuteur qui s'exprime.

JOËLLE GAY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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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histoire de voix et de confiance

DUOS DE CINÉMA 2|5 Depuis 2006, l'actrice Fabienne Babe accompagne le cinéaste Jérôme Reybaud dans ses films


Jérôme Reybaud et Fabienne Babe lors du tournage de « Trois dames pour Jean-Claude Guiguet » (2008). COLLECTION PERSONNELLE

A u tout début de la relation entre le cinéaste Jérôme Reybaud et Fabienne Babe, il y a la voix de l'actrice. « Elle a une élécution, une manière de parler assez unique qui me touche particulièrement », avance le réalisateur, silhouette élégante en chino beige, tee-shirt et petites lunettes, en ce jour de juin où nous le rencontrons à la terrasse d'un café parisien, peu après la sortie en salle de son film Un balcon à Limoges. Dans ce thriller rural inspiré d'un fait divers, Fabienne Babe incarne, avec un mélange de gaucherie et de sensualité, Gladys Choseille, une femme immature et sans scrupule qui vit dans sa voiture, embobine tout le monde avec son sourire de gamine et son déhanché langoureux, profite de tout et de tous, jusqu'à commettre l'irréparable (le film est visible sur Arte.tv). Un personnage qu'il a écrit pour la comédienne.

Remarquée à l'âge de 26 ans dans Hurlevent (1985), de Jacques Rivette, abonnée au cinéma d'auteur (André Téchiné, Maurice Pialat, Jean-Claude Brisseau, Paul Vecchiali) malgré quelques rôles dans des longs-métrages plus populaires (Le Cœur des hommes, de Marc Esposito, en 2003), la comédienne accompagne Jérôme Reybaud dans tous les films – quatre au total – que l'ancien universitaire, titulaire d'un doctorat sur le poète Philippe Jaccottet (1925-2021), a réalisés depuis Aires 06, en 2006.

Le réalisateur l'avait alors choisie pour la voix off de ce court-métrage sur des aires de drague homosexuelle: « Sa voix s'est imposée à moi lorsque j'ai écrit cette histoire qui est pourtant une histoire d'hommes », souligne-t-il. Et il l'a recontactée deux ans plus tard pour l'un des trois rôles féminins de Trois dames pour Jean-Claude Guiuqet (2008), un moyen-métrage en hommage à ce cinéaste délicat à l'œuvre rare, restée méconnue du grand public, mort en 2005, et qu'il admirait. « Un film bizarre, tourné dans des conditions minimalistes, raconte Jérôme Reybaud. J'étais alors un amateur, je n'avais pas de producteur, mais Fabienne, qui avait travaillé avec Guiuqet, a accepté immédiatement l'aventure. Le film n'est finalement jamais sorti, j'en ai perdu les rushes et je crois bien que les acteurs n'ont pas été payés! » Ce qui n'a pour autant pas compromis la suite de leur collaboration.

« J'aime lui donner des défis »

« J'aime lui donner des défis » « Certes, on a tourné parfois dans des conditions difficiles, mais je n'ai pas peur de cette précarité. Je crois que trop d'argent gâche un peu la création », réagit l'actrice, interrogée à Paris quelques jours après notre rencontre avec le réalisateur. Sage carré blond, sourire à fossette, robe noire ajustée, celle qui nous fait face est à mille lieues de la quinqua peroxydée aux tenues flashy et chiffonnées d'Un balcon à Limoges. « Retravailler avec la même personne permet de se comprendre plus rapidement, on avance en confiance. J'aimerais qu'il y ait dix jérôme tellement c'est agréable de tourner avec lui. Je l'ai vu naître comme metteur en scène. Je l'ai vu découvrir la gram-

La seule fois où Jérôme Reybaud avait pensé à une autre actrice que Fabienne Babe, le destin l'a ramenée sur le tournage

maire du cinéma», dit-elle de son ton à la fois doux et décalé, immédiatement reconnaissable.

Ironie de leur relation, la seule fois où Jérôme Reybaud avait pensé à une autre actrice que Fabienne Babe, le destin l'a ramenée sur le tournage. « C'était pour mon moyen-métrage Poitiers. J'avais écrit le rôle d'une assistante sociale pour Florence Giorgetti, mais l'actrice est morte avant le démarrage du film, en 2019, raconte le réalisateur. J'ai contacté une autre comédienne, Anne Kessler, alors à la Comédie-Française, mais elle a renoncé quelques jours avant le début du tournage en raison du Covid-19. J'ai alors appelé Fabienne, qui a dit oui sans hésiter. Mais j'ai retravaillé le personnage pour elle. Je lui ai apporté une dimension plus poétique. »

« J'aime cette façon de travailler de Jérôme qui écrit en pensant à ses acteurs », explique Fabienne Babe. Avant la punk inconsequente Gladys Choseille, c'est dans la peau d'une chanteuse intervenant dans des Ephad que le réalisateur l'avait projetée pour son long-métrage Jours de France (2016, sorti en salle en 2017). « J'ai voulu avec ce personnage mettre en avant une facette de Fabienne, sa mélancolie, qui contribue beaucoup à l'attachement que j'ai pour elle, et qui s'exprime particulièrement dans ce rôle d'une artiste rêvant de chanter du Gabriel Fauré et se retrouvant à entonner Ah! le petit vin blanc avec grâce face à des personnes âgées. »

L'actrice n'a aucun talent de chanteuse, et le reconnait volontiers, mais apprécie que le réalisateur ne ! « l'enferme pas » dans une image qu'il aurait d'elle. « Peut-être qu'inconciemment jaime la mettre face à des difficultés, lui donner des défis, reconnaît Jérôme Reybaud. Si ce rôle-là avait été tenu par une actrice plus terre à terre, moins poétique, moins évanescente, la séquence à l'Ehpad aurait basculé du côté comique. Fabienne apporte un coussin de poésie qui permet d'amortir tout ça. »

Actuellement, le cinéaste a en chantier trois projets, et sans surprise Fabienne Babe sera au casting. « C'est beau d'observer l'évolution de son image au fil du temps, « On dit qu'il y a des musiciens pour musiciens; Fabienne, c'est une comédienne pour gens du cinéma » JÉRÔME REYBAUD cinéaste

c'est comme déployer une palette», illustre Jérôme Reybaud, citant en référence le long compagnonnage mené par le cinéaste allemand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1945-1982) avec Hanna Schygulla. Pour autant, il regrette qu'on ne voie pas plus souvent l'actrice sur les écrans. « Elle manque au cinéma français. Elle est très connue dans le milieu, mais moins du grand public, observe-t-il. On dit qu'il y a des musiciens pour musiciens; Fabienne, c'est une comédienne pour gens du cinéma. »

«Notre petite Marilyn»

Il rappelle que Jean-Claude Gui- guet (1939-2005) l'appelait « notre petite Marilyn », en référence à la star américaine. « Au début, je n'avais pas vu les choses comme ça, même si Fabienne dégage une sensualité évidente, dit-il. Mais, en creusant la vie de Marilyn, j'ai découvert qu'elle réfléchissait beaucoup sur son métier, tout le temps. Elle s'interrogeait sur ses propres rôles, mais aussi sur ceux des autres. Fabienne aussi. Il y a tout un questionnement souterrain chez elle. Et, à l'écran, elle apporte une tonalité différente des autres actrices de sa génération. C'est le cas des grands comédiens. » Fabienne Babe accueille avec un sourire timide ces propos flatteurs qu'on lui rapporte. Pour elle, la clé de sa relation avec le cinéaste, c'est de réussir à le surprendre par son interprétation des personnages qu'il crée pour elle. Et Jérôme Rey- baud lui en laisse la liberté.

SYLVIE KERVIEL

Prochain épisode Entre le cinéaste Emmanuel Finkiel et l'actrice Mélanie Thierry, un « accord » qui sonne juste

MOTS CROISÉS

GRILLE N° 26 - 195 PAR 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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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194 HORIZONTALEMENT I. Rédhibitoire. II. Agiotage. Bac. III. Tague. Unes. IV. Igné. Pétrels. V. Oreste. Ein. VI. Co. Hsarc (crash). Ea. VII. Ipomées. Asti. VIII. Nivôse. PC. As. IX. Elite. Aieule. X. Renseigneras. VERTICALEMENT 1. Ratiociner. 2. Egagropile. 3. Digne. Ovin. 4. Houes. Mots. 5. Ite. Thésée. 6. BA. Pesée. 7. Igue. As. AG. 8. Tenter. Pin. 9. Ericacée. 10. Ibsen. Ur. 11. Râ. Etala. 12. Ecossaises. GRILLE DÉJA PARUE LE 10/10/2015

HORIZONTALEMENT

I. Très bonne nouvelle pour l'auteur et son éditeur. II. Ont de gros chagrins. De Briançon à Toulon et de Menton à Arles. III. Actes de la pensée. Fait répéter. Dans l'épuisette. IV. Porteur d'ailles. Affluent du Danube. V. Bout de rime. Rétribuent après travail. VI. Mouvement dans la tribune. Mettent bas. VII. Paralysa l'assistance. Quart de tour. Queue de cheval. VIII. Propos enfantin. Egyptienne, esclave d'Abraham. En bonne place dans la crèche. IX. Mirent sur le même plan. Tour complet. X. Pas plus de deux fois à chaque tour.

VERTICALEMENT

  1. Ont toujours un air froissé et fâché.
  2. Chasse ouverte à la petite bête.
  3. Flottent au dessert. Cours du Nord. De minuit à midi.
  4. Gamins et belles jeunes filles. N'ira pas plus loin.
  5. Premiers cycles dans la mise au propre.
  6. Réactive les saveurs. Deviendrait noble sous les coups.
  7. Préposition. Se retrouver aux travaux forcés.
  8. Bien de chez nous, même s'il n'a pas de sens. Négation.
  9. Gonflé sur les flots. Met à l'abri les déchets.
  10. En liasse. Habille.
  11. Fils d'Ouranos et de Gaia. Du côté de l'embouchure.
  12. Ses odeurs dérangent dans le pla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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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SÉRIES

Quand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hinoise dévorait ses enfants

« Sept nuances de cannibalisme » -7/7 - En 1968, meurtrière, la guerre civile encouragée par Mao Zedong a pris un tour plus glaçant encore dans une province frontalière du Vietnam, où l'« ennemi de classe » a littéralement été la proie de ses voisins

A vant de perdre la tête sur l'échafaud, sous la Terreur, le Girondin 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 (1753-1793) disait craindre que «la

Révolution, comme Saturne, dévorât successivement tous ses enfants ».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voulue par Mao Zedong (1893-1976) l'a littéralement pris au mot. En 1968, dans la province du Guangxi, jouxtant le Vietnam, plusieurs centaines de personnes ont été victimes de cannibalisme durant la guerre civile opposant deux factions rivales maoïstes – des combats et massacres qui y ont fait par ailleurs plus de 100 000 morts.

Le romancier et journaliste chinois Zheng Yi, né en 1947, a été le premier à rendre publiques ces atrocités dans Stèles rouges. Du totalitarisme au cannibalisme (Bleu de Chine, 1999), le fruit d'une enquête de terrain auprès des descendants des victimes et de leurs bourreaux cannibales. Jeune garde rouge dans cette province en 1968, il avait entendu des rumeurs sur des actes d'anthropophagie. Persuadé qu'en Chine maoïste «il n'existe que deux choses authentiques et fiables : la date de publication du journal et les "racontars" », il décide de revenir sur les lieux en 1986 et en 1988.

Après la mort de Mao, une frange plus libéral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PCC) a souhaité faire la lumière sur le désastre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1966-1976). Une vaste enquête administrative est lancée en 1983, dont les conclusions accablantes demeureront secrètes. Auteur reconnu de L'Érable (1979), une longue nouvelle critiquant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Zheng Yi espère avoir accès à cette documentation, mais les autorités locales font largement barrage. Qu'importe, il remonte clandestinement la piste des exactions.

Enquête brute


OLIVIER BALEZ

Les témoignages qu'il rapporte sont insoutenables. Des enseignants dévorés par leurs collègues et leurs élèves; des victimes dépecées vivantes; des cerveaux aspirés avec des tubes métalliques – « comme une bande de vieux copains buvant à la paille ensemble une grande jarre de yaourt »; un tortionnaire arrachant sous la torture le consentement d'une victime avant de lui prendre le foie pour que les pouvoirs médicaux et tonifiants de celui-ci soient préservés; un cannibale qui confie avoir préféré la viande humaine grillée plutôt que bouillie; une jeune femme ayant développé une prédi-lection pour les organes génitaux masculins, quand de vieilles femmes attendent leur part de foie... D'abord clandestines, ces agapes ont pris un tour plus officiel, encouragées par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locaux affiliés au PCC, lors de banquets où viandes humaine et de porc sont mélangées, carnaval sanglant où toutes valeurs et tabous sont renversés.

Parti pour rédiger un roman, Zheng Yi décide, après le massacre de Tiananmen à Pékin (1989), de publier une enquête brute. Il plonge dans la clandestinité, avec sa documentation, pour émerger à Hongkong, avec son épouse,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 C'est là que j'ai sympathisé avec lui », se souvient l'historien Michel Bonnin, qui venait d'y créer le Centre d'études françaises sur la Chine

Ce n'est qu'à la fin août 1968, après que la faction dirigée par Wei Guoqing, haut responsable provincial du PCC, a achevé sa campagne d'extermination du groupe rival dit «du 22 avril», que les massacres prennent fin, et avec eux les actes de cannibalisme. Par la suite, la majorité des organisateurs et des participants (plusieurs milliers de personnes) ne seront guère inquiétés, écopant d'exclusions du Parti, de faibles peines d'emprisonnement, seule une poignée étant condamnés à mort et exécutés.

contemporaine. Le Français décide de faire traduire en 1993 des extraits du manuscrit, alors encore non publié en chinois, dans la revue Perspectives chinoises, se faisant le premier passeur de cette effroyable histoire.

D'autres en Chine, y compris dans les rangs du PCC, souhaitent que les faits ne soient pas oubliés. L'historien dissident chinois Song Yongyi sera leur truchement. En 2000, des colis mystérieux se mettent à affluer vers son domicile de Los Angeles : ce sont les fameux rapports administratifs secrets, qui corroborent l'enquête de Zheng Yi. Il numérisie et met en ligne ces documents, qui finissent par constituer un énorme corpus, incontournable pour qui souhaite connaître les dessou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ontacté, Song Yongyi nous dit être trop occupé par la mise à jour de cette base de données. Le journaliste américain Ian Johnson prend le relais. Il a créé en 2023 les Archives chinoises non officielles. Destinées à préserver l'histoire chinoise « supprimée ou censurée », elles abritent notamment une partie des documents reçus par Song Yongyi : « Ces archives sont aussi parvenues jusqu'aux grandes bibliothèques occidentales, mais nous souhaitons que le public chinois puisse y accéder, même si ceux qui disposent de réseaux privés virtuels pour y parvenir sont une minorité », dit Ian Johnson. La diaspora chinoise contribue au financement. « La mémoire collective de ces événements manque en Chine, mais certains souhaitent l'entretenir », expliquet-il, se disant optimiste « sur le long cours : Xi Jinping mourra un jour ».

LES TÉMOIGNAGES SONT INSOUTENABLES : DES ENSEIGNANTS DÉVORÉS PAR LEURS COLLÈGUES ET LEURS ÉLÈVES ; DES VICTIMES DÉPECÉES VIVANTES ; DES CERVEAUX ASPIRÉS...

Michel Bonnin l'est moins : « La majorité des historiens chinois qui contribuent à la mémoire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sont ceux qui l'ont vécue. Les travaux les plus une infime minorité motivée par des penchants culinaires », énumère Solange Cruveillé, professeure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à l'université Montpellier-III, qui rappelle que l'anthropophagie imprègne aussi la tradition littéraire chinoise. Pour elle, l'épisode du Guangxi ouvre une autre catégorie, le « cannibalisme idéologique ».

Cannibalisme filial? Il consistait à s'arracher des portions de chair grasse des bras ou des jambes pour soigner un proche : « C'était un don de soi, la victime était consentante et n'en mourait pas », observe Solange Cruveillé. Alors que le cannibalisme guerrier visait plutôt le foie et le cœur, des organes supposés, selon la tradition médicale chinoise, contenir l'âme de la personne : « engloutir l'ennemi », une expression guerrière consacrée, « renvoyait peut-être à l'idée de le manger », s'interroge l'universitaire.

CERTAINS ONT AGI PAR CRAINTE DE PASSER POUR DES TIÈDES, D'AUTRES SEMBLAIENT MOTIVÉS PAR DES CONSIDÉRATIONS MÉDICALES

importants ont été faits avant l'arrivée de Xi Jinping au pouvoir, par des gens qui ont aujourd'hui entre 75 et 80 ans. » Seule « une petite flamme subsiste », dans des revues adressées à des listes de destinataires, sur des chats spécialisés. Quand il évoqu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le cannibalisme dans ses cours à Hongkong – « mais pour combien de temps ? » –, ses étudiants chinois tombent des nues.

« Cannibalisme idéologique »

Reste une énigme. Les régimes totalitaires soviétique et maoïste n'ont pas été avares en famines liées à des décisions politiques calamiteuses. Elles ont entraîné des millions de morts, en Russie, en Ukraine (l'« Holodomor), au Kazakhstan (l'« Acharchylyk »). Chaque fois, des cas de cannibalisme de survie ont été documentés, tout comme à la suite du Grand Bond en avant (1958-1960) voulu par Mao (40 millions de morts), où des villageois en étaient réduits à échanger leurs enfants, le plus souvent morts de faim, mais parfois encore vivants, « pour manger ceux des voisins plutôt que les leurs », rappelle Michel Bonnin.

Dans le Guangxi de 1968, point de famine pour « justifier » l'anthropophagie. Faut-il alors invoquer une spécificité culturelle, outre le contexte politique et la recherche paroxystique de boucs émissaires déshumanisés, comme le fait notamment l'anthropologue Donald Sutton dans un texte sur « la consommation de la contre-révolution »?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 présente une riche tradition cannibale. L'historien Key Ray Chong dénombre 1219 mentions, de l'Antiquité à 1912 : « Sept cent quatre-vingts de ces cas étaient motivés par la piété filiale [se sacrifier pour soigner un proche], 329 liés à la famine, 82 à la haine et à la guerre, et

Elle souligne cependant une dimension coercitive singulière dans le Guangxi, où le mélange avec la viande de porc a pu servir à diluer les responsabilités, « comme l'ajout d'une balle à blanc parmi celles distribuées à un peloton d'exécution ». Mais, si nombre de participants ont agi par crainte de passer pour des tièdes, certains – notamment des personnes âgées – semblaient motivés par des considérations médicales.

Avant de s'étonner de cette tradition médicinale, rappelons qu'elle a aussi eu cours en Occident, où une forme de vampirisme était censée soigner l'épilepsie par le sang humain, où des extraits de momie étaient encore au catalogue du laboratoire Merck en 1908. La « mumia » avait acquis ses supposées vertus pharmaceutiques à la faveur d'une confusion avec le terme persan « mum » désignant le bitume utilisé pour l'embaumement. Ajoutons que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dans un texte intitulé Nous sommes tous des cannibales (Seuil, 2013), établissait un parallèle avec certaines pratiques médicales modernes – transplantations, transfusions et autres formes d'incorporation...

L'explication ultime du cannibalisme au Gangxi « [lui] échappe toujours un peu, constate Michel Bonnin. Il résulte d'une combinaison de violences politiques maoïstes collectives, qui jouent sur les instincts les plus bas, sur la cruauté qui existe dans l'humanité, et de conceptions non orthodoxes de la médecine chinoise », avance-t-il. Pour aussitôt ajouter que la responsabilité première en incombe à Mao, qui a déchaîné ces forces obscures.

Proie ou prédateur? Dans ses Stèles rouges, Zheng Yi a l'honnêteté de s'imaginer lui-même plongé dans cette atmôspère de terreur. « La viande est cuite, lui dit un protagoniste fictif. Tes camarades d'école, d'université, ceux de ton unité de combat, remplis de haine et d'hostilité pour les ennemis de classe, tous en ont mangé. Et toi? — Moi? Et bien, je vais en manger un morceau », écrit-il. Presque soixante ans après les faits, aucune stèle rouge, comme il en faisait le vœu, n'est venue les commémorer dans le Guangxi.

HERVÉ MORIN

Qui dort dîne

«Etranges nuits» -7/7- Manger en plein sommeil: un trouble alimentaire encore mal compris, qui peut s'avérer dangereux

Crèmes glacées, chocolat, yaourts... « toutes les nuits depuis trois ans, M $^{me}$ F, âgée de 33 ans, se lève pour manger », raconte la professeure Isabelle Arnulf, cheffe du service de pathologies du sommeil à l'hôpital de la Pitié-Salpêtrière (AP-HP), dans son livre Une fenêtre sur les rêves. Neurologie et pathologies du sommeil (Ed. Odile Jacob, 2014). Au réveil, la patiente n'en garde qu'un « vague souvenir » et « un sentiment de trop-plein gastrique ».

Mme F. souffre d'un trouble alimentaire lié au sommeil, le Sleep-Related Eating Disorder (SRED). Décr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ous cette forme clinique en 1991 par le psychiatre du sommeil américain Carlos Schenck, il a longtemps été confondu avec la boulimie nocturne (Night Eating Disorder), des prises alimentaires nocturnes chez une personne pleinement éveillée.

Dans le SRED, la personne mange alors qu'elle est dans un état de conscience altérée, avec des degrés variables. « Elle est en train de dormir, et pourtant elle mange », résume Isabelle Poirot, psychiatre spécialisée dans les troubles du sommeil au CHRU de Lille. Les épisodes surviennent généralement au milieu de la nuit. Ce n'est que le lendemain matin que les personnes découvrent les traces de leurs agissements : paquets de gâteaux ouverts, pots de pâte à tartiner vides, ou encore des boîtes de conserve consommées froides. M $^{me}$ F. retrouve régulièrement des restes de nourriture dans son lit au réveil.

Ces épisodes peuvent parfois s'avérer dangereux, pouvant aller jusqu'à la consommation de croquettes pour chien, de plastique, de lessive.... Isabelle Arnulf rapporte également le cas clinique d'une personne ayant placé au micro-ondes un CD tartiné de fromage râpé avant d'être réveillée par les étincelles de l'appareil. Elle avait une autre fois croqué dans un steak congelé et s'était cassé deux dents. Certains peuvent aussi aller jusqu'à allumer des plaques de cuisson pour préparer des aliments, avec un risque de brûlures et d'incendie. Outre ces dangers, ces comportements peuvent entraîner une souffrance psychologique, de la honte, la peur que cela se reproduise, une prise de poids...

Antiépileptique et hypnose

Pour mieux comprendre ce phénomène, Isabelle Arnulf a comparé en 2012 des patients atteints de SRED à des somnambules et des volontaires sains. Ceux ayant le trouble alimentaire du sommeil «présentaient davantage d'antécédents de troubles du comportement alimentaire (TCA, boulimie, anorexie...), des troubles anxieux ou dépressifs et un passé de somnambule», écrit-elle, considérant ce trouble comme « une forme hyperspécialisée du somnambulisme ». Il reste toutefois mal compris, les études portant sur de petits effectifs.

Dans les formes sévères, un traitement médicamenteux peut être proposé. L'antiépileptique topiramate (nom commercial Epitomax), est notamment étudié dans cette indication et a montré une efficacité dans une étude, avec toutefois des effets indésirables fréquents. Les approches non médicamenteuses peuvent aussi être préconisées, notamment l'hypnose médicale et les thérapies cognitivo-comportementales.

Tous les épisodes de prise alimentaire pendant la nuit ne relèvent pas pour autant d'un SRED. Certains se réveillent et mangent consciemment. « Cela peut être un trouble alimentaire ou une fringale nocturne occasionnelle », explique Isabelle Poirot.

EN SÉRIES

En principe, «notre horloge circadienne est calibrée pour que l'organisme soit en mode actif et digestion le jour et en mode repos et réparation la nuit », explique Armelle Rancillac, chercheuse Inserm au Collège de France, spécialiste des mécanismes du sommeil. Le sommeil participe à la régulation de l'appétit. A l'inverse, le manque de sommeil perturbe l'équilibre hormonal, favorisant la prise alimentaire, notamment les aliments caloriques.

Isabelle Poirot met en garde contre « l'apologie » du dîner trop léger. Elle recommande de faire un repas complet mais digeste le soir (privilégier les pommes de terre vapeur plutôt que la tartiflette), d'avoir une alimentation équilibrée pendant la journée et un sommeil régulier.

PASCALE SANTI

Les organoïdes de cerveau font un bond

NEUROSCIENCES - Une équipe a cultivé in vitro pendant plus de cinq ans ces amas cellulaires jusqu'ici peu longévifs, ouvrant de nouvelles pistes pour explorer le développement cérébral


Coupes d'un organoïde ayant fait l'objet d'un marquage immunologique. IRENE FARAVELLI ET NOELIA ANTON-BOLAÑOS

Les organoïdes cérébraux sont des petits amas sphériques de cellules nerveuses cultivés in vitro, ne dépassant guère 5 millimètres de diamètr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ils ont fait irruption dans les laboratoires étudiant le fonctionnement, tant normal que pathologique, du cerveau. L'une des limitations de ce modèle, développé à partir de cellules humaines adultes reprogrammées, était jusque-là sa faible longévité – généralement quelques mois. Une durée trop courte pour permettre la pleine différenciation des cellules nerveuses à partir d'un noyau de cellules dites « progénitrices ». Cela réduisait de fait les parallèles qui pourraient être fai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du cerveau humain in utero, et plus encore après la naissance.

Une étude publiée le 20 août dans Nature suggère cependant que la barrière du temps peut être surmontée, ouvrant de nouvelles perspectives aux organoïdes cérébraux comme outils de recherche fondamentale, mais aussi pour explorer des pistes thérapeutiques. Paola Arlotta (université Harvar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 ses collègues décrivent comment ils sont parvenus à en cultiver pendant plus de cinq ans. Ils montrent que ce temps de maturation a permis aux cellules nerveuses de se différencier et de présenter un profil d'activité assez similaire à celui de leurs homologues du même âge, dans la vie réelle.

« Mémoire du passé in vitro » « Le cerveau ne se développe pas en vase clos. C'est un organe d'une complexité incroyable qui interagit avec de nombreux autres systèmes. Il n'était absolument pas acquis que notre modèle simplifié corresponde autant au développement naturel», rappelle dans un communiqué la médecin Irene Faravelli, co-première autrice de l'étude, qui a mené ces travaux en tant que chercheuse postdoctorale à Harvard.

L'autre enseignement majeur découle de l'observation de chimères créées à partir d'organoïdes d'âges différents: après avoir transféré des cellules progénitrices matures dans des organoïdes plus jeunes, les chercheurs ont constaté qu'elles donnaient naissance à des cellules elles-mêmes plus avancées dans leur développement, montrant « que les cellules qui vieillissent dans les organoïdes gardent une mémoire du temps passé in vitro ».

« l'aime à penser qu'il s'agit d'une sorte de "distorsion du temps de développement", indiquant que les cellules des organoïdes enregistrent et se souviennent du temps qu'elles ont déjà vécu en culture. Cela suggère que leur développement est piloté par une horloge interne, reflétant les mécanismes du développement endogène du cerveau humain», a déclaré Paola Arlotta dans le même communiqué.

Cette étude, «Techniquement très élégante», pourrait faire date, estime Vincent El Ghouzzi, directeur de recherche CNRS à Neurodiderot (unité mixte de recherche Inserm et université Paris Cité), qui n'a pas pris part à ces travaux, mais cultive lui aussi des organoïdes, pour étudier la microcéphalie. « Je ne pensais pas qu'on pourrait aller aussi loin dans la durée de développement de ces échantillons », dit-il.

Comme de nombreux laboratoires dans le monde, son équipe n'a guère pu conserver d'organoides plus de six à sept mois, car, à mesure qu'ils croissent, leur partie centrale, progressivement privée des nutriments et de l'oxygène fournis par le milieu de culture, finit par se nécroser. La solution consiste à les découper avant qu'ils n'atteignent ce stade délétère. Paola Arlotta a mis au point un système de culture qui limite ce phénomène, et parvient même à susciter une activité électrique chez les neurones – un cocktail dont Vincent El Ghouzzi pense qu'il va rencontrer du succès.

«Programme interne»

L'autre surprise, selon le responsable de la plateforme Organoïdes cérébraux HumBO (Human Brain Organoids), qui partage ce savoir-faire avec d'autres équipes, est de constater que les cellules de ces organoïdes longévifs semblent dotées « d'un programme interne qui aurait enregistré leur histoire, leur trajectoire ». Au point de sauter des étapes développementales quand elles sont contraintes à vivre dans un organoïde plus jeune.

Ce phénomène pourrait être mis à profit pour vieillir artificiellement des organoïdes chimériques, afin de ne pas avoir à attendre des années pour observer des mécanismes neuronaux intervenant tardivement dans le développement cérébral. « L'organoïde cérébral est souvent assigné par ses détracteurs à un modèle fiable seulement pour les étapes très précoces de la neurogénèse, constate le chercheur français. Cette étude suggère qu'il est vraisemblablement intéressant aussi pour étudier de façon robuste des neuropathologies plus tardives. » Comme la maladie d'Alzheimer.

L'un des enjeux sera de démonter les rouages de l'horloge interne rythmant le développement de ce que le chercheur, comme nombre de ses collègues, se refuse à appeler des « minicerveaux » : « Il ne s'agit pas de reproduire un cerveau humain, mais de comprendre des pathologies et proposer des pistes thérapeutiques. » Gare aux abus de langage et aux fantasmes. La mémoire dont il est question ici n'est pas faite de souvenirs, mais de la marque du passage du temps.

HERVÉ MORIN

Une mutation génétique bonne pour le cœur

MÉDECINE - Le risque de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est réduit de 60 % chez une personne sur 7000

Pourquoi certaines personnes peuvent-elles manger à loisir sans prendre un seul gramme, tandis que d'autres engraisent à la moindre bouchée? Pourquoi, à modes de vie comparables, certains sont-ils épargnés par les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Une étude, publiée dans la revue Nature le 5 août, révèle l'existence d'un facteur génétique puissamment protecteur. En analysant le génome de plus d'un million d'individus sur trois continents (Europe, Amérique et Asie), les auteurs ont découvert un risque de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et métaboliques réduit de 60 %, par rapport à la population générale, chez les porteurs de mutations génétiques rares affectant un seul gène, nommé FNIP1.

Ces mutations ne concernent cependant qu'une personne sur 7000, dans l'étude. Elles protègent contre les coronaropathies, contre le diabète de type 2 et contre des maladies du foie liées à sa surcharge en graisses (stéatose et cirrhose hépatique).

L'étude, coordonnée par des chercheurs de l'entreprise américaine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a aussi mobilisé plus de 20 équipes académiques à travers le monde, aux Etats-Unis, en Suède, au Royaume-Uni ou en Inde.

Onze grandes cohortes

Les auteurs ont compilé les données biologiques, génétiques et cliniques issues de 11 grandes cohortes de recherche. Ils y ont recherché des variants génétiques rares associés à des variations du ratio TG/HDL dans le sang: le rapport entre le taux de triglycérides (TG) et le taux de cholestérol HDL (parfois qualifié de « bon » cholestérol). Et montré que plus ce ratio est élevé, plus le risque de maladie métabolique est important.

Parmi ces différents gènes, les auteurs ont débusqué des mutations rares qui désactivent l'une des deux copies du gène FNIP1. Celui-ci code une protéine régulant la dépense énergétique des cellules. Résultat, le frein métabolique est activé en permanence, entraînant une combustion constante des calories au lieu d'un stockage des graisses. « Le fait de réduire en permanence le niveau d'activité du gène FNIP1, dans toutes les cellules de l'organisme, place le métabolisme dans un état globalement favorable, avec des bénéfices pour la santé à long terme », relève le professeur Reuben Shaw, du Salk Institute, à San Diego (Californie), qui saue « une découverte majeure ».

Les chanceux qui portent des mutations présentent donc un moindre risque de maladie cardiométabolique avec un profil favorable : leur taux de triglycérides (TG) est inférieur de 41 mg/dl à la moyenne de la population générale; celui d'ApoB, une protéine qui favorise la formation de plaques d'athérome (ces dépôts de graisses et de calcium dans les artères), inférieur de 7,5 mg/dl; et leur taux de cholestérol LDL (parfois nommé « mauvais » cholestérol), inférieur de 9 mg/dl. En outre, les cellules de leur corps réagissent plus efficacement à l'insuline, cette hormone qui régule le taux de sucre dans le sang.

« Il est trop tôt pour se prononcer sur les perspectives thérapeutiques à long terme », estime Reuben Shaw. Mais cette étude identifie « sans nul doute », selon lui, plusieurs gènes « qui pourraient permettre de mettre au point des médicaments ou des approches de ciblage génétique » de précision, afin d'induire des bénéfices sur la santé cardio-vasculaire.

FLORENCE ROSIER

EN SÉRIES

Lucinda Childs: «Il y a, dans la danse minimaliste, une simplicité qui n'est pas simple»

Artistes à l'œuvre - 2/6 - La chorégraphe américaine, qui révolutionne la discipline à partir des années 1960 grâce à des gestes épurés, répétés et proches de la vie, prépare pour 2027 une pièce à l'occasion des 90 ans de Philip Glass

ENTRETIEN

S on agenda déborde, et Lucinda Childs, 86 ans, l'a bien en main. D'un pays à l'autre, de théâtre en théâtre, la danseuse, chorégraphe, comédienne et metteuse en scène américaine, figure de proue de la danse depuis les années 1960, enchaîne les créations et passe plus de temps dans les hôtels que chez elle, près de New York. On la croise en mars au festival Da-ÑsFabrik, à Brest (Finistère), où elle collabore avec la compagnie berlinoise Dance On En-semble, qui reprend quelques-unes de ses pièces emblématiques, dont Radial Courses (1976) et Interior Drama (1977). On la retrouve en mai, à Paris, pour cet entretien, avant qu'elle parte à Lyon pour la reprise de son solo Actus..., sur une cantate de Jean-Sébastien Bach (1685-1750), avec le Ballet de l'Opéra national de Lyon. Elle se rendra ensuite à New York pour collaborer avec la compagnie Gibney, dont elle est chorégraphe en résidence.

Toujours sobre et strictement élégante, pantalon sombre et top assorti, visage net sous une coupe courte, cette femme tranquillement magnétique avance avec la foi dans le travail et la sincérité du geste comme seuls principes. On lui doit une soixantaine de pièces, certaines purement chorégraphiques, d'autres pour le théâtre ou pour l'opéra. Sa vie et son répertoire traversent l'histoire de l'art et de la danse. Après une rencontre-choc avec l'écriture de Merce Cunningham (1919-2009), cette figure de l'avant-garde rebelle des années 1960 collabore avec le Judson Dance Theater, à New York, pour des spectacles expérimentaux qui visent à casser les codes de la danse moderne et de la virtuosité, à intégrer des mouvements ordinaires dont ceux du quotidien, à accepter une part d'improvisation, d'aléatoire et de performance. Elle conçoit alors sa danse dans le silence.

Après avoir créé sa compagnie, en 1973, à New York, Lucinda Childs apparaît, trois ans plus tard, au générique de l'œuvre devenue légendaire Einstein on the Beach – musique de Philip Glass, mise en scène de Robert Wilson (1941-2025) et chorégraphie d'Andy de Groat (1947-2019), – montr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u Festival d'Avignon. La chorégraphe et danseuse sera par la suite la complice de Bob Wilson et surtout de Philip Glass, compositeur américain de 89 ans, avec qui elle crée beaucoup et continue à travailler au coude-à-coude. C'est dans ces mêmes années 1970 qu'elle devient une figure du mouvement minimaliste, lequel réunit des plasticiens, des danseurs et des musiciens. L'emblème de ce mouvement est sa pièce Dance (1979), avec toujours Philip Glass pour la musique et l'artiste Sol LeWitt (1928-2007) pour le film. Cette œuvre sublime et inusable pour 12 danseurs est un enchaînement serré de pas légers, de déboulés, de sauts, de jetés et d'arabesques non-stop pendant une heure. Simplicité apparente? Un minimalisme exponentiel qui finit par bouillonner comme un torrent. Une œuvre devenue exemplaire de son style : gestes épurés, répétés, millimétrés qui tutoient un fantasme de mouvement perpétuel. Ce best-seller vaut manifeste, qu'elle danse en baskets blanches et pantalon large dans sa version originelle.

Au cours de l'entretien, Lucinda Childs s'exprime d'une voix hautement particulière, qui installe une ambiance d'un calme inaltérable. Sa franchise et sa simplicité rayonnent. Paroles concrètes d'une travailleuse passionnée, dont la modestie rime avec génie.

Qu'est-ce qui vous a fait basculer dans la danse et choisir votre voie, celle du spectacle?

J'ai pris des cours de théâtre lorsque j'étais enfant. De danse classique et de piano, aussi. Ce n'était pas vraiment quelque chose de sérieux, ça se passait pendant les week-ends. Il y avait du théâtre, de la danse, de la peinture... J'aurais voulu continuer de façon plus précise, mais mes parents m'en ont empêchée, préférant que je fasse mes devoirs à la place des ateliers de théâtre. Heureusement, une professeure m'a encouragée à travailler toute seule chez moi, dans ma chambre. Cette solution m'a finalement permis d'avancer d'une façon très particulière. J'avais 14 ans à l'époque. Mes parents, surtout mon père, qui était médecin, pensaient que le théâtre et la danse n'étaient pas des activités assez sérieuses. Ma mère, elle, qui restait à la maison, aimait beaucoup la danse.

Tout de suite après l'université au Sarah Lawrence College, à Bronxville [Etat de New York], où j'étudiais la danse et le théâtre, j'ai décidé de quitter ma famille. J'avais 20 ans et je suis allée habiter avec des amis à côté du studio du chorégraphe Merce Cunningham [le père de la danse contemporaine], à New York. C'est grâce à Bessie Schönberg, ma professeure au Sarah Lawrence College, qui a invité Cunningham en 1959, que j'ai eu envie de le suivre. Pour mon père, évidemment, vivre à Downtown New York [la partie sud de l'île de Manhattan], ce n'était pas pour les femmes dignes de ce nom, mais bon... Ma sœur, en revanche, a suivi un chemin différent, beaucoup plus acceptable au regard des traditions, ce qui ne nous empêche pas d'être proches.

Quel choc l'écriture et la recherche de Merce Cunningham ont-elles représenté pour vous?

J'ai aimé immédiatement la classe qu'il a donnée, paradoxalement très abstraite et avec beaucoup d'émotion. J'ai aussi aimé immédiatement sa danse. Je la trouvais magnifique. Et j'ai eu envie d'étudier uniquement avec lui. Dans son studio, nous croisions les peintres Jasper Johns et Robert Rauschenberg [1925-2008], mais aussi le musicien et compositeur John Cage [1912-1992], qui a eu une énorme influence sur ma danse.

Le fait de chercher son geste en silence avec sa propre musicalité et de travailler en dehors de toute décision personnelle a été très important pour moi. Chez Cunningham, le «qui, quoi, quand, comment et où?», en principe au cœur de la conception d'un spectacle, était déterminé par le hasard et le lancer de dés. Certaines de mes pièces, comme Radial Courses et Interior Drama, se déroulent en silence. Par ailleurs, il régnait dans le studio une atmosphère extraordinaire. C'est là que j'ai rencontré Yvonne Rainer.

«JE ME SENS TRÈS PROCHE DE LA MUSIQUE DE GLASS. NOUS PARTAGEONS LA MÊME ESTHÉTIQUE MINIMALISTE»

Dans les années 1960, Yvonne Rainer, performeuse et danseuse, vous a ouvert les portes du Judson Dance Theater, à New York, mouvement d'avant-garde et de rébellion contre les conventions d'une danse spectaculaire. Quelle a été l'importance de cette rencontre?

Je suis allée voir Yvonne présenter un solo à la Judson Church. Elle parlait tout en dansant et, pour moi, c'était quelque chose d'extraordinaire. Je n'avais jamais vu ca. Je trouvais qu'utiliser le langage en dansant était une idée brillante. Elle m'a ensuite invitée à participer à des rendez-vous qui se déroulaient chaque semaine avec le groupe, et j'ai pu commencer à y montrer mes propres recherches. L'atmosphère était ouverte, et on partageait beaucoup d'idées. C'était une belle époque. J'y ai appris la discipline et la rigueur, notamment auprès de John Cage. C'était aussi une période durant laquelle, pour gagner ma vie et accomplir ce que je désirais, je faisais des petits boulots. Je suis devenue professeure, institutrice pour des enfants de 6 ans qui avaient tous un niveau différent. J'ai beaucoup aimé ce métier et je l'ai fait pendant trois ans. Heureusement, une tante du côté de ma mère m'a laissé assez d'argent pour commencer à créer des spectacles.

C'est dans le cadre du Judson Dance Theater que vous créez quelques-unes de vos performances emblématiques, dont « Pastime », en 1963, dans laquelle vous êtes glissée dans un tissu élastique comme dans une baignoire, et « Carnation », un an plus tard, où vous enfournez un éventiel d'éponges multicolores. Quel a été, par exemple, votre processus de création de ce « Carnation » magnifiquement extravagant et féministe?

C'était très conceptuel. Mon idée était de trouver des mouvements en manipulant des objets quotidiens comme les bigoudis, les éponges... Et que ces choses ordinaires deviennent passionnantes en tant qu'accessoires ou décors. La manipulation détermine un geste. C'était un exercice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ant dont j'ai finalement présenté le résultat en public. Les spectateurs ont trouvé ça drôle, et j'étais assez contente car, personnellement, je pensais que c'était complètement bizarre. Carnation est exemplaire de cette démarche de trouver un mouvement qui ne corresponde pas du tout au vocabulaire traditionnel de la danse. Ce solo est aussi une espèce de voyage dans le domaine conceptuel.

Comment vous retrouvez-vous à habiter dans le même immeuble que la danseuse et chorégraphe Trisha Brown (1936-2017), personnalité phare de la danse abstraite et postmoderne?

En 1974, j'ai trouvé un studio dans le même immeuble que Trisha, qui m'en avait parlé, dans le quartier de Soho, à New York. Elle était au cinquième étage, et moi, au quatrième. C'était un magnifique endroit, et j'y suis restée trente ans, jusqu'au tournant des années 2000. Je n'avais alors plus besoin de conserver ma compagnie pour travailler puisque j'étais invitée à chorégraphier des spectacles par d'autres troupes de danse dans différents pays. Parallèlement, c'était une période très triste. Après les attentats du 11-Septembre, le World Trade Center, situé tout près de chez moi, était dévasté, et j'ai eu envie de quitter cet endroit.

Comment passez-vous de ces pièces expérimentales, parfois improvisées et qui

ont lieu souvent dans le silence, à des œuvres très écrites, très dansées et musicales, notamment « Dance », sur une musique de Philip Glass ?

J'ai rencontré Philip Glass grâce à Robert Wilson,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avec la pièce Einstein on the Beach. Bob Wilson était venu me voir dans une performance au Judson Theater, il m'a regardée danser. Il m'a acceptée telle que j'étais. Et nous avons travaillé ensemble pendant près de cinquante ans à partir de 1976, sur plusieurs de ses créations. C'était quelqu'un de complètement et vraiment unique.

En tant que spectatrice d'une de ses œuvres, on peut rester dans la salle et regarder les lumières, les mouvements, écouter le son, la voix, le texte... Bob m'a proposé de jouer et de danser avec plusieurs textes de lui, dont celui de I Was Sitting on My Patio This Guy Appeared I Thought I Was Hallucinating, en 1977. Et il m'a laissée libre de le faire à ma propre façon. Quant à Philip Glass, il a aimé ce que je proposais dans Einstein on the Beach et m'a invitée à discuter d'un prochain spectacle. Ce fut Dance.

Depuis « Dance », vous avez collaboré à de multiples reprises avec Philip Glass. Comment votre complicité évolue-t-elle ?

Nous continuons à travailler ensemble. En 2020, j'ai mis en scène son opéra Akhnaten, à l'Opéra de Nice, puis Satyagraha, en 2025. J'imagine actuellement la chorégraphie de sa partition Another Look at Harmony, dont la création est prévue pour son 90° anniversaire, en janvier 2027. Je me sens très proche de la musique de Glass. Nous partageons la même esthétique minimaliste. Il y a, dans la musique comme la danse minimaliste, une simplicité qui n'est pas simple en réalité et une complexité en quelque sorte accessible. La partition offre une pulsation claire qui permet aux danseurs de toujours savoir où ils se situent à l'intérieur de la structure musicale.

Quelle est votre méthode de travail par rapport à la musique?

J'improvise d'abord seule en studio, en écoutant la musique. Pour Dance, par exemple, le processus démarre par la partition. Philip m'envoyait ses compositions déjà enregistrées sur un synthétiseur Yamaha. J'analysais ses propositions pour voir de quelle manière le mouvement pouvait se connecter avec la structure. Je travaille ensuite les phrases que j'ai imaginées avec les interprêtes pour développer ce que j'ai commencé toute seule.

Je ne veux pas illustrer la musique, mais je ne désire pas non plus l'ignorer. En réalité, je joue avec la musique et je voyage dans l'architecture qui existe à l'intérieur. Je dialogue avec elle à travers des décalages rythmiques, par exemple. A la fin de chaque journée de répétitions, je note ce qui a été fait et sélectionne ce que me semble bien. Je dessine ensuite des croquis que je peaufine chaque jour pour les rendre plus nets et plus clairs. Cette méthode m'a permis d'élaborer des partitions notées, dont celle de Dance, qui comporte 60 pages, et que j'ai déposées aux archive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danse, à Pantin [Seine-Saint-Denis].

Votre nièce, Ruth Childs, fille de votre frère, est également danseuse et chorégraphe. Elle a repris quelques-unes de vos performances en solo des années 1960, dont « Pastime » et « Carnation ».


Chez elle, à New York, le 19 juillet. KHOLOOD EID POUR « LE MONDE »

Vous avez aussi confié la reprise de certaines de vos œuvres à des danseurs de la compagnie de Mikhail Barychnikov. Quels sont les enjeux de cette démarche de passation?

J'ai commencé à collaborer en 2013 avec ma nièce Ruth Childs, qui vit et travaille à Genève depuis vingt ans, après avoir dansé avec le Ballet Junior de Genève. J'ai été conviée à créer pour cette compagnie et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e par ses performances.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elle m'a demandé de lui confier l'un de mes solos des années 1960. Elle voulait apprendre Carnation, que je n'étais plus capable d'interpréter moi-même, mais qui avait été filmée par la BBC, en 1990.

Quel a été votre mode de transmission?

Je lui ai donc d'abord montré la captation de la pièce. Quand elle est venue me rendre visite aux Etats-Unis, je lui ai expliqué l'utilisation des éponges et des bigoudis. Elle a alors répété et cherché sa voie de son côté pour intégrer Carnation. Lorsque tout a été précisément fixé dans sa structure, son cadre et son contexte, je lui ai laissé la liberté d'explorer sa propre vision en tant qu'interprète pour s'approprier la pièce sans être une copie conforme de moi. Nous avons d'ailleurs dansé ensemble, côte à côte, en 2016, dans le cadre d'une rétrospective de mon travail au Festival d'automne, à Paris : j'ai dansé Description (of a Description) [2000], tandis que Ruth a dansé Pastime, Carnation et Museum Piece [1965], qu'elle tourne d'ailleurs toujours. Elle a également appris les autres chorégraphies qui se déroulent en silence comme Calico Mingling [1973] et Reclining Rondo [1975], qu'elle présente avec sa compagnie genevoise.

On peut voir nombre de vos partitions chorégraphiques exposées aujourd'hui dans des galeries et des musées. Quelle place occupent-elles dans votre processus de création?

Je dessine en deux dimensions, comme si je regardais la chorégraphie du dessus. Ces dessins ne notent pas la danse au sens des pas, du vocabulaire, mais fixent les déplacements dans l'espace et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interprètes. J'ai arrêté de dessiner vers la fin des années 1980. Avec les smartphones, j'ai commencé à filmer ce que nous répétions. Cela me permet de regarder immédiatement ce que nous avons fait et cela va plus vite, car le dessin prend beaucoup de temps.

La littérature, en particulier les textes de l'écrivaine, philosophe et activiste Susan Sontag (1933-2004), qui a été votre compagne, occupent une place majeure dans votre parcours. Cette dernière a écrit un livre intitulé « Abécédaire » autour de votre spectacle « Available Light », créé en 1983, et vous avez joué l'un de ses textes, « Description (of a Description) », en 2000. Dans quel contexte vous êtes-vous rencontrées ?

J'ai rencontré Susan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80, à Rome, où elle travaillait sur son film « LA MISE EN SCÈNE ET LA CHORÉGRAPHIE D'OPÉRAS CONSTITUENT UNE BONNE EXPÉRIENCE. J'ADORE COLLABORER AVEC LES CHANTEURS »

Letter from Venice [1983]. Bob Wilson lui avait suggéré mon nom pour que je participe à cette œuvre. C'était magnifique de collaborer avec elle. Un peu plus tard, elle m'a accompagnée au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à Los Angeles, en 1983, pour mon projet Available Light, avec l'architecte Frank Gehry [1929-2025] et le compositeur John Adams. Elle a beaucoup participé à la vie de ma compagnie et suivait la troupe en tournée. Pendant l'épidémie de sida, elle a été un soutien moral et intellectuel, une figure essentielle, très forte et très claire qui a formalisé ce qui se passait pour ne pas céder à la panique. Alors que la maladie était à peine reconnue aux Etats-Unis, elle nous a aidés à nous débrouiller en quelque sorte avec cette histoire, à trouver la lumière pour faire face à la perte de si nombreux amis et danseurs.

EN SÉRIES

LES DATES

1959

Première rencontre et choc esthétique en découvrir le chorégraphe Merce Cunningham

1963 Création de son solo performatif Pastime

1973 Fondation de la Compagnie Lucinda Childs

1976

Collabor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vec Robert Wilson et joue le rôle principal d'Einstein on the Beach, sur la musique de Philip Glass

2000 Création de Description (of a Description), sur un texte de Susan Sontag

2020 Met en scène et chorégraphie Akhnaten, de Philip Glass

2025 Met en scène et chorégraphie de Satyagraha, de Philip Glass

Depuis 1992, vous chorégraphiez et mettez en scène de nombreux opéras. Quelle place l'opéra tient-il dans votre parcours?

C'est après avoir travaillé avec le metteur en scène Luc Bondy [1948-2015] pour sa production Salomé, en 1992, que j'ai commencé à œuvrer sur des opéras. La mise en scène et la chorégraphie d'opéras constituent une bonne expérience. J'adore collaborer avec les chanteurs. J'adapte toujours leurs mouvements pour que leur chant puisse être faisable et bien exécuté en même temps. Car c'est leur chant qui doit être magnifique.

Vous parlez un français impeccable. Comment l'avez-vous appris?

Je suis venu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en 1976. Je dansais dans Einstein on the Beach, du metteur en scène Bob Wilson. J'avais bien sûr appris quelques mots de français lorsque j'étais plus jeune à l'école, mais je ne peux pas dire que je parlais vraiment cette langue. C'est surtout en travaillant sur La Maladie de la mort, de 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 imaginé en 1997 par Bob Wilson, que j'ai été en quelque sorte obligée de l'apprendre. Avant de venir répéter en 1996, à Lausanne, je suis allée suivre quelques cours à l'Alliance française, à New York. Michel Piccoli [1925-2020], qui jouait à mes côtés dans La Maladie de la mort, m'a beaucoup soutenue pour la prononciation des mots. Il était très gentil et m'encourageait en me disant : «Je vous comprends bien, même si vous avez un accent américain, c'est tout à fait correct et clair.»

Et vous avez interprété tout ce spectacle particulièrement complexe dans sa langue, en français...

Oui, absolument. Je suis tout de même aussi allée voir Marguerite Duras, qui est morte avant d'avoir pu assister à la pièce, pour qu'elle m'écoute et me dise que mon accent était acceptable. Elle m'a dit : « C'est plutôt pas mal. » Elle le trouvait finalement plus proche de l'anglais que de l'américain. En fait, j'ai appris le français en jouant Duras, qui n'est pas simple à mémoriser.

Comment conservez-vous votre forme physique, avec les mille et un projets que vous enchaînez d'un pays à l'autre?

Je fais mon entraînement chaque jour, où que je sois. En 2025, j'ai passé deux cent cinquante jours hors de chez moi. J'ai ma routine et je sais exactement ce qui me convient. J'ai mis au point un mélange de pilates, de yoga, de tai-chi, avec un peu d'exercices à la barre. Je pratique pendant une heure, en silence. Je tente ainsi de bien démarrer ma journée avant de répondre à mes courriels.

PROPOS RECUEILLIS PAR ROSITA BOISSEAU

EN SÉRIES

En Suisse, une méthode sylvicole d'avenir

Permis d'espérer - 2/6 - Alors que de trop nombreuses forêts européennes sont transformées en usines à bois,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expérimente une technique ancestrale qui favorise la fraîcheur et la biodiversité


XAVIER LISSILLOUR

BIENNE, BUSSWIL BEI MELCHNAU ET SOLEURE (SUISSE), envoyé spécial

es arbres-là, il ne les connais- sait pas. Ingénieur forestier, Ernst Zürcher observe les sa- pins douglas de la forêt de Felliwald, dans le canton de Berne, en Suisse, comme de

vivants piliers, symboles d'une forêt bigarree qu'il rêvait d'approcher. Fuselés, hissés par la lumière du soleil, nichés au bord d'un sentier, « ces arbres sont les plus grands de mon pays », lâche le forestier, soufflé qu'une résidente néerlandaise de Busswil bei Melchnau, croisée par hasard à l'orée du bois, lui en ait simplement indiqué l'emplacement. Cela fait des années qu'il cherche à les atteindre et à les observer. Crinière argentée, short à poches et chemisette respirante, le voici à leur pied. Le plus élevé atteint 61 mètres. « On dirait une échelle pour le ciel », dit-il, émerveillé.

Le sapin douglas n'est pas une espèce endémique, mais importée d'Amérique du Nord. Introduit en 1827 par le botaniste écossais David Douglas (1799-1834), qui lui a donné son nom, ce conifère non indigène est sans conteste le plus rentable de la sylviculture industrielle par son envergure et sa robustesse. Sa monoculture a transformé les forêts en usines à bois. Les coupes rases et les fongicides stérilisent leur litière riche en résine, qui s'enflamme dès qu'il fait sec. « Mais, lorsqu'on laisse pousser ce géant en compagnie d'autres essences, notamment de feuillus, le douglas cohabite parfaitement et apporte à la forêt toutes ses vertus », témoigne Ernst Zürcher.

Soixante et un mètres : c'est exactement la hauteur de The Monument, la colonne consacrée à la mémoire des victimes de l'incendie qui frappa durement Londres en 1666. En ce début de juillet, la canicule s'installe et attise les brasiers. En France,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Gironde, la forêt des Landes est rongée par le feu jusqu'à ses racines profondes. Les pins maritimes semés sous l'impulsion de Napoléon III (1808-1873) afin d'assécher les marais et les zones humides – alors comparées à des déserts – disparaissent, carbonisés. Docteur ès sciences naturelles sollicité dans l'Europe entière, notamment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son ouvrage Les Arbres, entre visible et invisible (Actes Sud, 2016), Ernst Zürcher sait que son pays est « pionnier en matière de résilience forestière ».

Originaire de Ropraz, un village du canton de Vaud, en Suisse romande, il arpente les forêts et les lisières depuis l'enfance. Fils d'un laitier-fromager, il devait parcourir à pied plusieurs kilomètres à travers les campagnes boisées du Jorat pour se rendre à l'école secondaire. Ancien professeur aux écoles polytechniques de Zurich et de Lausanne, chercheur en sciences du bois à Berne, il s'est intéressé à la communication entre les arbres. Il a surtout avancé l'idée d'influences cosmiques sur les arbres, en particulier celle des cycles lunaires sur leur germination et sur les propriétés du bois. Une approche très critiquée lorsqu'elle fut formulée, au milieu des années 1990, mais adoubée par le célèbre botaniste montpelliérain Francis Hallé (1938-2025), saluant «l'audace d'un chercheur à contre-courant ». Aujourd'hui, cependant, c'est le soleil qui éclipse la lune. Et qui soumet la forêt à un stress hydrique préoccupant.

Pluralité des âges

L'IDÉE CONSISTE À FAVORISER LA DIVERSITÉ DES ESSENCES ET LA PLURALITÉ DES ÂGES AFIN DE DÉVELOPPER UNE FORÊT PÉRENNE

«A la fin du XIX $^{®}$ siècle, la Suisse a connu une véritable catastrophe écologique, et elle a cherché à y répondre avec des techniques précieuses, utiles aujourd'hui pour contenir les incendies », rappelle-t-il. A l'époque, la déforestation massive a provoqué une série d'éboulements de terrain. Dès 1881, au cœur des futaies du Val-de-Travers, dans le canton de Neuchâtel, l'ingénieur forestier Henry Biolley (1858-1939) a promu une sylviculture douce appelée «forêt jardinée» afin d'y remédier. Il s'agit de favoriser la diversité des essences et la pluralité des âges, de la jeune plantule à l'arbre mature, afin de favorise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forêt pérenne. Le sapin blanc, l'épicéa, l'érable, le hêtre et le frêne composent le plus souvent ce jardin forestier.

« Cette méthode, imaginée par des naturalistes, exige une grande finesse et des forestiers expérimentés », observe Ernst Zürcher, invitant Le Monde à rejoindre Mélila Saucy, une jeune garde forestière passionnée et aguerrie. Il s'agit de repérer les pousses les plus prometteuses et d'écarter leurs concurrentes encombrantes. La coupe rase est prohibée et le bûcheron doit abattre les spécimens choisis sans abimer ses voisins. « La forêt en couvert continu, qu'elle soit "jardinée" ou composée d'autres essences de feuillus et de conifères, semble inaltérée aux yeux des promeneurs », explique Mélila Saucy, adjointe du triage de Leberberg, une entreprise de gestion des forêts située près de Soleure. A bord de son 4 × 4, elle sillonne les parcelles dont elle est chargée par les 12 bourgeoisies locales, terme désignant un type de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répandu en Suisse.

Malgré toutes ces attentions,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touche aussi le canton de Soleure. La sécheresse bloque la circulation de la sève des arbres, ferme les stomates des feuilles et favorise la prolifération d'insectes ravageurs, comme le bostryche, qui ronge les conifères affaiblis. De surcroît, elle expose davantage la forêt aux risques d'incendie. « On ne peut pas arroser une forêt, mais tout faire afin d'en retenir l'eau », note Mélila Saucy, se frayant un passage dans les branchages. Son arbre préféré ? « Le tilleul est sans doute le plus

Des rives de l'Aar jusqu'aux sommets du versant nord du premier anticlinal du Jura, Mélila Saucy s'attache, avec son responsable, Thomas Studer, en poste depuis trente ans, à entretenir et à exploiter une forêt pérenne dont « le caractère forestier n'est jamais interrompu ». Ici, les chênes ou les pins d'une parcelle désignés par le martelage, empreinte de peinture ou encoche colorée dans l'écorce, sont coupés tous les huit ans, les arbres morts se décomposent afin de constituer l'humus favorable à la vie forestière, et la canopée maintient l'humidité qui rafraichit les massifs, les animaux et les habitants. Ni coupe rase ni libre évolution : la forêt pérenne n'est pas un réservoir à bois ni une surface intouchable. « Elle produit de la matière première, protège de l'affaissement des sols, préserve la biodiversité et joue un rôle social déterminant », poursuit Mélila Saucy.

parfait: odorant, droit, fiable et sans histoires », répond-elle, adossée à l'un d'entre eux.

Dans une forêt pérenne, les forestiers nouent des relations singulières avec la futaie et son activité de violoncelliste amatrice est peut-être, pour Mélila Saucy, une façon de prolonger son rapport particulier au bois. « Pour nos bûcherons, c'est un honneur d'abattre un arbre d'une telle ampleur », dit-elle face à une large souche d'épicéa, où l'on aperçoit les traces d'une entaille de direction, première découpe faite dans le tronc afin de fixer la trajectoire de la chute de l'arbre. C'est aussi un exercice de haute précision. Tronçonner un chêne de 25 mètres de hauteur sans qu'il s'écrase sur les autres est beaucoup plus ardu que de procéder à une coupe claire dans une plantation rectiligne de pins maritimes, fait-elle remarquer, au détour d'un chemin de débardage.

«Renouer avec le sauvage »

Toute la Suisse ne pratique pas la forêt pérenne. Néanmoins, la loi fédérale du 4 octobre 1991 oblige à maintenir la surface forestière totale du pays. « Un pays voisin de la France dispose d'une loi forestière exemplaire promouvant les forêts naturelles mixtes, interdisant la coupe rase et les engrais de synthèse, et garantissant à chacun l'accès libre à tous les boisements privés ou publics », note Ernst Zürcher, conscient de la distance qui sépare cette approche de celle de la France, qui, comme d'autres territoires initialement enforestsés, a perdu la totalité de ses paysages forestiers d'origine. « Face au réchauffement, la forêt en couvert continu devrait se généraliser », estime Mélila Saucy, attablée, à 1070 mètres d'altitude, sur le promontoire d'une auberge de montagne, à Bettlachberg.

En face d'elle, la réserve forestière du Bettlachstock s'étend avec ses hétraies pluriséculaires, classée au Patrimoine mondial de l'Unesco. Celle-ci a été laissée en libre évolution, elle n'est pas exploitée et constitue un habitacle essentiel pour la biodiversité. Dans Les Droits de la nature vs les droits de l'environnement (Frémeaux & Associés, 360 pages, 26 euros), ouvrage collectif dirigé avec le philosophe Dominique Bourg, Ernst Zürcher plaide également en faveur du « réénsauvagement » de parcelles substantielles, grâce à la réintroduction des grands prédateurs carnivores – loups, lynx et ours – afin de limiter la surpopulation de leurs proies, des animaux qui surconsomment les végétaux. « La reforestation d'une part suffisante en libre évolution est l'élément déterminant d'une réinsertion harmonieuse des activités humaines au sein des écosystèmes qui les rendent possibles », déclare-t-il.

Par sa manière d'associer nature et culture, le Graal, c'est le canton de Neuchâtel. En effet, c'est au cœur de la forêt de Couvet, dans le Val-de-Travers, qu'a été inventé, il y a plus de cent trente ans, un modèle original de culture forestière dont pourrait s'inspirer l'Europe entière. Loin des plates-bandes fleuries ou des rangées d'un potager, la «forêt jardinée » est une « manière de renouer pacifiquement avec le sauvage», affirme Ernst Zürcher. C'est dans cette forêt mythique que nous avions cheminé une première fois avec lui, en novembre 2022. Bien avant de trouver les gigantesques pins douglas de la forêt de Feliwald, l'auteur du Pouls de la Terre (Salamandre, 2023) s'était arrêté devant l'« arbre président », un sapin blanc endémique de 58 mètres de hauteur, considéré à l'époque comme le plus grand conifère suisse, sans doute germé vers 1744.

Il n'est pas étonnant que la « forêt jardinée » soit si prisée de l'ingénieur forestier. A Bienne, où il réside avec sa femme, Christiane, qui exerça comme puéricultrice et infirmière, Ernst Zürcher a fait de son propre jardin une forêt peuplée d'épicéas, de bouleaux, de chênes et de noisetiers. Un écrin de verdure apaisant pour cet homme des bois, persuadé que vivre au rythme du « poul s de la Terre » est une manière d'échapper à notre époque incendiaire.

Prochain épisode Dans les Alpes-de-Haute-Provence, des stages revigorants pour renouer avec le vivant

NICOLAS TRUONG

Le chantier pharaonique de Ferdinand de Lesseps

Suez, canal historique - 2/6 - L'ancien consul au Caire saura mettre à profit son amitié avec le souverain égyptien pour financer et lancer les travaux qui aboutiront à l'œuvre de sa vie

LE CAIRE - correspondance

I est là. Le front un peu déformé, mais l'embonpoint toujours bonhomme. Ferdinand de Lesseps (1805-1894) est rentré chez lui, à Ismailia (Egypte). Plus précisément, la statue de Ferdinand de Lesseps, réalisée par un des plus célè- bres sculpteurs de l'époque, Emmanuel Frémiet (1824-1910). Elle est exposée au superbe Musée du canal de Suez, situé dans l'ancien bâtiment de la Compagnie universelle du canal maritime de Suez. Juste à côté se trouve l'ancienne résidence de l'entrepreneur, transformée en hôtel de luxe en 2022.

En 1956, la statue est dynamitée mais pas détruite. Ses débris sont cachés à Port-Fouad, ville jumelle de Port-Said. Elle est redécouverte par hasard par un lieutenant de vaisseau britannique en 1981, en compagnie d'un buste de l'ancien président égyptien 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 et d'une statue du roi Fouad $^{er}$ (1868-1936). Elle est restaurée en 1989 par un compagnon chaudronnier français et six ouvriers égyptiens. Mais Le Caire ne veut pas céder la statue, considérée comme faisant partie du patrimoine du pays, ni la replacer sur le piédestal, comme le souhaiterait l'Association du souvenir de Ferdinand de Lesseps et du canal de Suez, créée en 1978. Elle est alors installée à l'écart et peut être vue sur demande expresse.

Une nuit de 2020, le monument est discrêtement transporté, via le canal, à Ismaillia. Deux membres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réclament le retour de la statue dans « sa » ville. En vain. Le musée ouvre en 2024, mais n'a toujours pas été inauguré par le président Abdel Fattah Al-Sissi. Une statue transportée clandestinement dans un musée pas officiellement ouvert : l'histoire symbolise le rapport complexe de l'Egypte au canal de Suez, entre rejet et acceptation.

Mais il n'a pas fallu attendre Lesseps pour que la Méditerranée soit reliée à la mer Rouge, via un réseau de canaux passant par le Nil. Des fouilles ont confirmé la présence d'une voie d'eau dès l'Egypte antique. Ce « canal des pharaons » reliait l'antique Boubastis, dans l'est du delta du Nil, à une ville au sud de l'actuelle Ismailia, puis jusqu'aux lacs Amers.

L'axe « témoigne d'une ancienne activité commerciale », explique Caroline Piquet dans son livre Le Canal de Suez. Une voie maritime pour l'Égypte et le monde (Erick Bonnier, 2018). Sa construction est attribuée à Sésostris III ou davantage à Nékao II pour être achevée par le Perse Darius Ier, vers 510 av. J.-C. Les Ptolémée le recreusèrent au III $^{e}$ siècle av. J.-C., inventant les premières écluses. Trop peu profond pour les grands navires, il servit néanmoins au commerce des épices sous Rome. Après les conquêtes musulmanes, le gouverneur Amr Ibn Al-As, au VII $^{e}$ siècle, rouvrit un canal, qui sera actif plus d'un siècle, avant d'être comblé pour affamer La Mecque et Médine en révolte, et empêcher une attaque byzantine contre le cœur de l'Empire arabo-musulman. La mer Rouge resta fermée aux Européens jusqu'au XVI $^{e}$ siècle.

Hâbleur et audacieux

Les Portugais changent la donne en doublant le cap de Bonne-Espérance en 1497. Venise, qui voit sa suprématie commerciale fragilisée, élabore un projet de percement qui flottera dans les esprits européens pendant deux siècles, jusqu'au Directoire (1795-1799), la France cherchant à contrer les Anglais aux Indes. Bonaparte, lors de sa campagne d'Egypte (1798), fait étudier la faisabilité d'une voie directe: le savant Jacques-Marie Le Père (1763-1841) conclut, à tort, à une différence de niveau de 10 mètres entre la Méditerranée et la mer Rouge, erreur qui perdurera des décennies. Puis les saint-simoniens, les penseurs de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reprennent le flambeau: Prosper Enfantin rêve du canal en prison, s'associe à l'ingénieur Louis Maurice Adolphe Linant de Bellefonds et fonde en 1846 la Société d'étude pour le canal de Suez. Un nouveau rapport, plus fiable, établit l'égalité des niveaux entre les mers, relançant l'idée d'un canal direct sans écluses.

Un personnage exceptionnel entre en scène. Excellent cavalier, brillant conteur – surtout de sa propre histoire –, hâbleur, tenace et courageux, marié deux fois, père de dix-sept enfants, ni scientifique ni ingénieur, mais fils et petit-fils de diplomate, et qui a cette vocation dans le sang : voici Ferdinand de Lesseps. Son père avait été le premier représentant de la France au Caire après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Lesseps arrive dans ce pays, en 1832, comme élève consul. Placé en quarantaine à son arrivée, il se fait apporter des livres pour tromper l'ennui, dont la Description de l'Egypte, œuvre monumentale réalisée par la mission scientifique qui accompagna l'expédition de Napoléon Bonaparte. L'étude sur le canal le passionne. Il s'installe et passe consul général. Il fait la connaissance d'un des fils du souverain, Said, à qui il apprend à monter à cheval et fournit en cachette les plats de macaronis dont le prince égyptien raffole. Lesseps quitte l'Egypte en 1837, poursuit une carrière diplomatique brillante, avant d'être nommé à Rome, en 1849. Son audace, qui l'avait toujours servi, le perd : à vouloir trop en faire dans ce nouveau poste, il irrité le nouveau prince-président,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Il quitte la diplomatie. Il n'a pas oublié le canal de Suez, rédige un mémoire qu'il fait traduire en arabe, mais qui n'intéresse personne. Il décide de se consacrer à sa grande ferme dans le Berry, tandis qu'une de ses cousines éloignées, Eugénie de Montijo, se marie en 1853 avec le prince-président, devenu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un des souverains les plus puissants d'Europe.

Lesseps est dans sa retraite forcée quand il apprend, en 1854, que son ancien élève, Saïd, est le nouveau pacha d'Egypte. Le destin l'appelle. Il lui écrit, espérant avoir laissé un bon souvenir. C'est le cas; il est invité. Arrivé en Egypte, il fait montre de ses talents de cavalier et de la puissance de son verbe pour convaincre Saïd Pacha. Les pharaons ont marqué l'histoire avec les pyramides ; lui laissera le canal de Suez. L'aventure est ainsi lancée par « deux hommes sans grand poids », remarque Robert Solé dans son livre Suez. Histoire d'un canal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Perrin, 2024). D'un côté, un diplomate français, éclatant mais déchu; de l'autre, un vassal plus connu pour son surpoids et son strabisme que pour la finesse de son esprit.

Lesseps parcourt la France et l'Europe, luttant contre les vents ottomans et les marées anglaises. Le projet se précise, ajoute la fondation de deux villes, l'agrandissement de Suez, le creusement d'un canal d'eau douce à partir du Nil, la création d'une vaste zone agricole dont les terres appartiendraient à la Compagnie universelle du canal maritime de Suez, créée le 15 décembre 1858. L'ouverture de la souscription, un mois plus tôt, a été un suc-

Les travaux d'ouverture du canal de Suez, en Egypte, entre 1859 et 1869. DEA PICTURE LIBRARY/DE AGOSTINI/ GETTY IMAGES

cès... chez une multitude de petits porteurs français, passionnés par le projet et ravis de damer le pion aux Anglais. Ils achètent 200 000 actions. Reste à vendre près de la moitié des titres pour lancer l'affaire. Lesseps force alors la main du très généreux souverain égyptien pour les acquérir, ce qui met en péril les finances du royaume. « La société est par conséquent une affaire franco-égyptienne à l'origine, 44 % des actions étant détenues par l'Egypte, 52 % par des porteurs français et 4 % par divers actionnaires », explique Caroline Pi- quet dans son livre. Le chantier démarre difficilement. En août 1861, 12 000 hommes travaillent sur le canal. Il en faut 30 000. Lesseps demande à Saïd Pacha de recourir à la corvée. En Egypte, ce système permet d'assurer les travaux d'irrigation le long du cours du Nil et bénéficie à l'ensemble de la communauté. Mais toute cette force de travail est emmenée mains liées, parfois la corde au cou, à des centaines de kilomètres de ses foyers, pour creuser le désert, à la main, au service d'intérêts européens. Le chantier est mal approvisionné en vivres et en eau potable, ravagé par le choléra et le typhus. Le canal mettait en péril les finances de l'Egypte, il en malmène maintenant l'économie et la population.

Le nombre de morts exact est inconnu. Sur les 400 000 paysans mobilisés entre 1859 et 1862 – pour une population de 5 à 6 millions d'habitants –, des milliers à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sont morts d'épuisement ou de maladie. Si le chiffre de 120 000 morts avancé par Gamal Abdel Nasser, en 1956, est exagéré, il a valeur de vérité en Egypte et ne manque jamais d'être rappelé. Mais les travaux avancent. Said Pacha voit les eaux de la Méditerranée entrer dans le lac Timsah, mais meurt en janvier 1863. Son successeur et neveu, le khédive Ismail, veut reprendre la main. Il déclare : « Le canal est pour l'Egypte et non l'Egypte pour le canal. » Il est plus avisé que son aîné, mais tout aussi dépensier. Il obtient la fin de la corvée – contre une forte indemnité.

Victoire politique

En 1865, la jetée à Port-Saïd est achevée. Le chantier s'accélère, rationalisé et mécanisé par l'ingénieur François Philippe Voisin, pur produit des grandes écoles françaises, qui gagnera le respect des Egyptiens. Comprenant peut-être qu'elle ne peut plus empêcher l'inéductable, la Sublime Porte (le siège du gouvernement de l'Empire Ottoman, dont fait partie l'Egypte) donne son accord au projet en... mars 1866, sept ans après le début du chantier. Un réseau de chemin de fer le long du canal assure l'intendance. Des ateliers généraux sont créés à Port-Saïd sur le modèle de ceux de Schneider, au Creusot. Les fellahs – les paysans – ne sont plus nécessaires. Le chantier fait appel à une main-d'œuvre qualifiée, des Italiens et des Grecs en majorité. En quelques années, l'artisanat a fait place à l'industrie.

Port-Saïd prend forme. Les meilleurs quartiers, réservés aux Européens, se situent au bord de la mer. Les pires font face à la lagune de Menzaleh et sont souvent inondés par les crues du Nil. Ismaïlia s'agrandit. En août 1869, le rêve saint-simonien est réalisé : les eaux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e la mer Rouge s'unissent dans les lacs Amers, devenus une mer intérieure plus grande que le lac Léman.

Le canal est inauguré le 17 novembre suivant, dans une des plus fastueuses cérémonies du XIX $^{e}$ siècle. Le khédive Ismail se sent le roi du monde et s'engage dans des dépenses faramineuses. Ferdinand de Lesseps, à bientôt 64 ans, voit l'achèvement de l'œuvre de sa vie. Toutes les têtes couronnées de l'Europe veulent en être, sauf les mauvais perdants, comme la reine Victoria et le sultan ottoman Abdulaziz. Mais François-Jospeh I $^{er}$ (1830-1916), empereur d'Autriche, Frédéric III (1831-1888), prince royal de Prusse, et Guillaume d'Orange-Nassau (1840-1879), prince du Pays-Bas, arrivent en habit de gala. Napoléon III, malade, est absent, mais sa femm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est la grande star des festivités.

Elle se présente sur le navire amiral, l'Aigle. La traversée du canal commence. Celui-ci est béni lors d'une cérémonie religieuse à la fois chrétienne et musulmane – du jamais-vu. A terre, quelque 7 000 invités suivent le cortège maritime. Banquets, festivités, ballets se tiennent tout au long du parcours. Tout est représenté par un peintre officiel, Édouard Riou. Le 20 novembre, la flotte arrive à Suez, en mer Rouge. Le canal fonctionne. Victoire politique, prouesse technique, il s'apprête à se transformer en succès commercial et en accélérateur de la colonisation européenne.

SAMUEL FOREY

Prochain épisode A l'ombre des empires français et britannique

LE CANAL A MIS EN PÉRIL LES FINANCES DE L'ÉGYPTE, PUIS A MALMENÉ SON ÉCONOMIE ET SA POPULATION

La baie de Hamningberg, en Norvège. ALAMY/HEMIS

Vol au-dessus de la péninsule de Varanger

Dans l'extrême nord-est de la Norvège, au-delà du cercle polaire, guillemots, goélands et cormorans survolent un paysage de toundra et de falaises quasi inhabité

ILE D'HORNOYA (NORVÈGE)

REPORTAGE

Le vent est glacial sur l'île de Hornoya, au large de la péninsule de Varanger, dans l'extrême nord-est de la Norvège, face à la mer de Barents et aux côtes septentrionales de la Russie. En cette fin du mois de juin, il fait à peine 10 °C. Les battements d'ailes de milliers d'oiseaux en vol produisent comme un énorme souffle dans l'air. Après avoir plongé dans la mer pour se nourrir de capelans, les guillemots de Troïl rejoignent par nuées, dans un ciel nuageux, les falaises de cette île inhabitée.

Un spectacle fascinant, d'autant qu'il est couvert par les cris stridents des oiseaux, sous le regard impassible et amusé des cormorans huppés et des macareux moines, reconnaissables à leur bec orange et jaune, guère dérangés par notre présence. Chaque été,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oiseaux migrateurs rejoignent ainsi les terres arctiques de la péninsule de Varanger pour s'y reproduire. Baignée par le Gulf Stream, la mer de Barents à cet endroit n'est pas prise par les glaces et, de ce fait, regorge de plancton et de petits poissons, apportant leur nourriture aux oiseaux sauvages. A Hornoya, on en compte plus de 80 000.

Arpenter les sentiers de cette île donne une première idée de la toundra arctique qui recouvre l'essentiel de la péninsule: des landes rases tapissées de camarine noire, de cornouiller de Suède et de molte, sorte de mûre de couleur orange au goût légèrement acidulé dont on fait ici de la marmelade. En cheminant vers le phare rouge et blanc de Vardo (du nom de la commune voisine), il n'est pas rare de tomber sur des œufs bleus de guillemots, brisés après le passage des aigles et des goélands.

«Les ornithologues s'attachent à dénicher, parmi les guillemots communs, le guillemot de Brünnich, bien plus rare et reconnaissable à sa ligne blanche sur le bec», précise Baptiste Bataill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ce biologiste de

La mer de Barents à cet endroit n'est pas prise par les glaces et, de ce fait, regorge de plancton et de petits poissons

formation organise des voyages ornithologiques dans cette partie de l'Arctique qu'il connaît comme sa poche. Son associé, l'architecte norvégien Tormod Amundsen, est à l'origine des affûts en bois soigneusement positionnés dans le paysage accidenté et rocheux de la péninsule.

L'île, classée réserve naturelle depuis 1983, est fermée aux visiteurs le soir et il est interdit de s'éloigner des sentiers. Malgré ces restrictions, les scientifiques du projet Marcis de l'Institut norvégien de recherche sur la nature constatent la diminution de certaines espèces protégées, due autant aux variations climatiques qu'à la surpêche pendant la période de reproduction.

« La fréquence accrue des tempêtes et le réchauffement des océans jouent un rôle crucial dans ce déclin, en particulier pour les espèces dépendantes de la mer de Barent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 explique Tone Kristin Reiertsen, à la tête du projet.

Le retour en bateau jusqu'au port de Vardo prend dix minutes. Le village de pêcheurs aux maisons en bois colorées, situé sur la petite île de Vardoya, est relié au continent par un tunnel sous-marin. En quinze ans, Vardo a perdu la moitié de sa population à cause de l'industrialisation de la pêche. Les bâtiments désaffectés des anciennes usines de transformation du poisson, le long du port, en témoignent.

Tout près de l'une des plages de galets, les habitants se sont réunis autour d'un immense feu pour fêter le solstice d'été. Depuis la fin du mois de mai, le soleil ne se couche plus dans cette partie de la Norvège. « Le 21 janvier, lorsqu'il réapparaît à l'horizon, après les deux mois de nuit polaire, les écoles sont fermées et deux coups de canon sont tirés depuis la forteresse de Vardohus », raconte l'une des participantes, Marit Bertheussen, tout en s'exclamant: « Il faut aimer les contrastes pour vivre ici! »

L'île de Vardoya est le lieu du Mémorial de Steilneset, inauguré en 2011. Deux œuvres y comméorent le procès des sorcières de Vardo, qui vit l'exécution de 91 personnes (77 femmes et 14 hommes) pour sorcellerie entre 1600 et 1692. Le long squelette en bois de pin d'une centaine de mètres, dessiné par l'architecte suisse Peter Zumthor, rappelle les séchoirs à poisson de la péninsule; il abrite une sorte de cocon de soie percé de 91 petites fenêtres donnant sur le paysage. Chacune d'elles évoque le souvenir d'une des victimes dont le nom et les raisons de l'exécution sont inscrits sur une plaque noire.

L'installation de l'artiste franco-américaine Louise Bourgeois (1911-2010), intitulée Les Dammés, les possédés et les bien-aimés, contenue dans un volume noir en verre, abrite une chaise au milieu de laquelle brûle une flamme se reflétant dans sept miroirs. Ces flammes éternelles semblent veiller sur les sorcières, comme les petites ouvertures cadrant la terre et le ciel voulues par Peter Zumthor.

Un tapis d'airelles

Ce mémorial rappelle aussi l'histoire des Sami, premiers habitants de cette contrée rude et perdue. La majorité des personnes exécutées appartenait à ce peuple côtier de la péninsule de Varanger, dont la spiritualité relève parfois du chamanisme. « Chez les Sami, il existe un lien très fort avec la nature. Quand nous cueillons, pêchons ou chassons, c'est comme si nous faisions corps avec elle. Nos pratiques sont ancestrales, notre devoir est de laisser la nature telle que nous l'avons trouvée. Si vous descendez vers le rocher dressé de Mortensnes, vous ressentirez ce lien ; c'est un lieu sacré », confie Edgar Olsen, un pécheur sami originaire du village de Nesseby, à l'ouest de Vardo.

La route européenne 75 (E75), l'axe côtier de la péninsule, permet de s'y rendre. Au milieu de la lande et d'un tapis d'airelles rouges, face à la mer, le rocher, d'une hauteur de 2 mètres, est entouré de 13 cercles de pierres. Il est appelé « pierre d'huile de poisson » en raison des animaux qui y étaient sacrifiés afin de porter chance aux pêcheurs.

Ce lien à la nature est encore omniprésent, en remontant vers le nord, jusqu'à l'ancien village de pêcheurs de Hamningberg. C'est même la partie la plus spectaculaire de l'E75: elle traverse des terres nues, dépeuplées, de toundra, gorgées d'eau et de pierres. Ses paysages d'une beauté brute sont protégés par plusieurs réserves naturelles, dont celle de Blodskytodden. Depuis un affût, sur l'un des étangs, des plongeons catmarins attirent le regard.

« Ces oiseaux migrent au printemps pour être les premiers à trouver à manger et à parader avec leur plus beau plumage », explique Baptise Bataille, dont le rêve est d'apercevoir un jour un harfang des neiges. « Si l'on surprend un faucon gerfaut, on aura gagné la journée », ajoute l'ornithologue amateur, alors que nous entendons chanter pipits farlouses et verdiers d'Europe.

Plus défilent les kilomètres sur cette côte escarpée, plus les contrastes sont prénants. Le violet et le brun rougeâtre des falaises de grès sculptées par l'érosion laissent place au vert scintillant des dunes de sable tapissées de bruyères et de roquette de mer. C'est là que les troupeaux de rennes trouvent refuge. Les rares constructions visibles sont les hyttes, des cabanes en bois que les locaux viennent occuper en fin de semaine.

La baie ouverte à tout vent du village de Hamningberg est le terminus de cette route. A quelques pas des anciennes maisons de pêcheurs, l'architecture contemporaine de l'affût en bois surprend par le soin apporté aux différents postes d'observation. A l'abri du vent, il est facile de suivre le vol de guillemots et de goélands tout en scrutant à l'horizon la possible apparition d'une baleine. Pour l'heure, pas de cétacés en vue, mais un bout du monde majestueux qui se dresse au-delà du cercle polaire.

BÉNÉDICTE BOUCAYS

CARNET DE ROUTE

Notre journaliste a organisé son voyage avec l'aide d'Arctic Norway.

Y ALLER Vol jusqu'à Kirkenes en passant par Oslo, puis location de voiture à l'aéroport.

DÉJEUNER, DÍNER A Hamningberg, Pakkhuskaia Kafé: gaufres excellentes garnies de confiture (7 euros), dans une ancienne maison de pêcheur. A Ekkeroy, Havhesten: pour ses poissons frais et ses crustacés sur une terrasse donnant sur la mer. Plat autour de 40 euros.

SE LOGER A Vardo, Vardo Hotel : propose des excursions sur l'île de Hornoya. Confortable chambre double à partir de 150 euros.

Keiko Kishi Actrice japonaise

Pour les cinéphiles français, elle était surtout Yuki, la femme des neiges dans Kwaidan (1964,

sorti en France en 1965), le film de fantômes de Masaki Kobayashi (1916-1996). Elle soufflait une haleine glacée sur deux bucherons surpris par une tempête. Keiko Kishi avait le maintien longiligne et la voix grave qui lui permettaient d'incarner une telle créature. Actrice japonaise, elle a traversé plus de six décennies de cinéma, croisé la caméra de réalisateurs parmi les plus importants de son temps, comme Yasujiro Ozu (1903-1963), Masaki Kobayashi ou Kon Ichikawa (1915-2008), incarné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femme japonaise. Keiko Kishi est morte, vendredi 7 août, à l'âge de 93 ans, la nouvelle de sa disparition n'ayant été rendue publique par son agence que mercredi 19 août.

Elle naît le 11 août 1932 dans la cité portuaire de Yokohama (Japon). Elle a 12 ans lorsque, le 29 mai 1945, la ville est bombardée par l'aviation américaine, un raid incendiaire qui la propulse aussitôt hors de l'enfance. Au lycée pour filles, elle s'entiche surtout de littérature, dévore les œuvres de Yasunari Kawabata (1899-1972) et ambitionne de devenir romancière. C'est une camarade de classe (la future actrice Yoko Kozono) ayant ses entrées au studio Shochiku qui l'entraîne pour une visite, durant laquelle elles sont toutes deux repérées. Keiko Kishi fait une petite apparition dans un rôle d'écolière, puis, en 1950, signe son contrat et débute dans Le Plaisir en famille (1951), de Noboru Nakamura. Son naturel pétillant et son assurance mutine feront le reste.

Elle accède à la notoriété avec Quel est ton nom? (1953-1954), de Hideo Oba, romance autour d'un couple séparé par la guerre, qui remporte un succès gigantesque. La façon dont elle y porte son foulard va jusqu'à déclencher une mode vestimentaire nationale (le «machiko maki», du nom de son personnage). Dans Printemps précoce (1956), de Yasujiro Ozu, elle joue une employée de bureau qui entretient une liaison avec un collègue marié. Dans Pays de neige (1957), de Shiro Toyoda, une geisha amoureuse. Elle devient l'une des incarnations de la jeune femme japonaise moderne: frondeuse, tétue, mais dont le rire et l'allant rachètent tout.

A l'époque, le système des studios bride la mobilité des acteurs, qui ne peuvent ni choisir leurs films, ni travailler avec les cinéastes de leur choix. En 1954, Keiko Kishi entreprend de s'en affran-

A Tokyo, en 1989. THE ASAHI SHIMBUN/GETTY IMAGES

11 AOÛT 1932 Naissance à Yokohama (Japon) 1954 Crée le Ninjin Club,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indépendante 1956 « Printemps précoce », de Yasujiro Ozu 1963 « Rififi à Tokyo », de Jacques Deray 7 AOÛT 2026 Mort à Yokohama

chir, en fondant avec deux autres actrices, Ineko Arima et Yoshiko Kuga (1931-2024), le Ninjin Club, une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indépendante qui participe à des films importants, comme La Rivière noire (1957), de Masaki Kobayashi, ou encore Mademoiselle Ogin (1962), le dernier film de Kinuyo Tanaka (1909-1977), autre actrice de génie, passée derrière la caméra. Dès 1960, elle noue une relation de travail au long cours avec le cinéaste Kon Ichikawa : huit films, de Tendre et folle adolescence (1960) à Mère (Big Mama, 2001).

Premier livre à 51 ans

En 1955, Keiko Kishi est pressentie pour jouer en anglais dans une production occidentale, un projet du Britannique David Lean (The Wind Cannot Read, d'après Richard Mason) qui ne se tournera pas. La bascule internationale advient deux ans plus tard, avec Typhon sur Nagasaki (1957), coproduction franco-japonaise où elle joue aux côtés de Jean Marais et de Danielle Darrieux, réalisée in situ par Yves Ciampi (1921-1982). Le cinéaste et l'actrice se marient en mai 1957. De leur union, qui durera dix-huit ans, naîtra, en 1963, une fille, la musicienne et compositee Delphine Ciampi.

Keiko Kishi a poursuivi sa carrière d'actrice entre Paris, où elle a vécu quarante ans, et Tokyo. On la retrouve dans des coproductions européennes, comme Rififi à Tokyo (1963), de Jacques Deray, ou Les Pianos mécaniques (1965), de l'Espagnol Juan Antonio Bardem. Elle donne même la réplique à Robert Mitchum dans Yakuza (1974), de Sydney Pollack. En 1983, à 51 ans, elle commence une seconde carrière, en publiant son premier livre, un recueil de souvenirs issus de son expérience française. Suivront des récits de voyage, des reportages, des romans – aucun traduit en français, bien qu'elle ait été faite commandeur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en 2011. D'un pays à l'autre, de l'écran à l'écrit, il n'y a aucune frontière que Keiko Kishi n'ait délibérément franchie.

MATHIEU MACHERET

Le Monde Le Ca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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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ARNET DU «MONDE»

Noces de porcelaine

Vingt ans : trois magnifiques enfants, des joies immenses, des épreuves terribles, mais toujours cette force de nous relever et cette envie de continuer, ensemble.

Je t'aime.

Ppqtm.

Décès

Paris.

Dominique ARMOR, née Monique JARNOUX, de la troupe du théâtre Hébertot, à l'époque en compagnie du maître, épouse de Maurice GILMER, comédien également,

s'est éteinte paisiblement en sa demeure boulevard Saint-Jacques, à l'âge honorable de quatre-vingt-dix-neuf ans.

Paix à son âme de comédienne.

Pierre, Anne, Vincent, Denis, Claire et Marie-Agnès Billotey, ses enfants,

Ses onze petits-enfants Et ses dix arrière-petits-enfant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Françoise BILLOTEY, née KAUFFMANN,

survenu le 20 août 2026, dans la toute fin de sa quatre-vingt-dix-septième année.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mercredi 26 août, avec une messe célébrée à 14 heures, en l'église Saint-Médard, Paris 5 $^{e}$ .

Paris.

Mme Béatrice Cléro-Mazire, son épouse, Mathilde et Emmanuel, ses enfants, leurs conjoints et leurs enfant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 Jean-Pierre CLÉRO, professeur émérite et auteur de philosophie et d'éthique, membre du Centre Bentham e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urvenu le 9 août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soixante-dix-neuf ans.

Un culte d'action de grâce aura lieu le samedi 29 août, à 10 h 30, au Temple protestant de l'Oratoire du Louvre, Paris 1er.

Vous pouvez faire un don en sa mémoire, à la Fondation de l'AP-HP.

b.clero-mazire@orange.fr

Diane Slama, sa compagne,

Rachel Duriez et Laurent des Mesnards, Alban Duriez et Thierry Lang, Anne-Gaële Duriez et Olivier de Baecque, ses enfants et gendres,

Aram, Aurèle, Louise et Gabriel,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gra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a mort de

Marc DURIEZ,

le 19 août 2026, au lendemain de ses quatre-vingt-deux ans.

Une cérémonie d'adieu se tiendra lundi 31 août, à 10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situé 71, rue des Rondeaux, Paris 20°.

Anne Marie Fenaux-Richard, son épouse,

son épouse, François Fenaux, Pierre et Blandine Fenaux-Bève, Benoit et Sylvie Fenaux-Parzys,

Frédéric, Nathanael, Amélie, Honorine, Lucien, Antoine, Emmanuel, Louis,

Eglantine, Camille, Astrid, Achille, Guillaume, Constance,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font part du décès de

Henri FENAUX, avocat au barreau de Charleville puis d'Alger, puis de Lille, enseignant à la faculté de droit d'Alger, puis de Lille, avocat auprès de l'Officialité interdiocésaine de Lille.

La messe d'à-Dieu a eu lieu le mardi 25 août 2026, à 11 heures, en l'église de Raucourt-et-Flaba (Ardennes).

85, avenue Guynemer, 59700 Marcq-en-Barœul.

« Du plus loin qu'il l'aperçut, il lui tendit les bras. » Luc 15,20.

Sa famille

a le chagrin d'annoncer la mort de

Mme Sylvie FRANCHET D'ESPÈREY, née BOMPAIRE, professeur émérite de littérature latine à Sorbonne université,

le 12 août 2026.

Un culte d'action de grâces sera célébré à Nîmes (Gard), au petit temple de l'Église protestante unie, 19, rue du Grand Couvent, le samedi 26 septembre, à 11 heures.

famillebompaire@protonmail.com

Antoine, Laurent et Élisabeth Gavoille,

ses fils et belle-fille,

Nicolas et Suzanne,

Et toutes les familles apparentée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acques GAVOILLE, ancien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université de Besançon,

survenu le 21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quinze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14 h 30, en l'église Saint-Claude,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Saint-Claude de Besançon.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et de remerciements.

Lyon.

Mme Anne-Marie Gutton, son épouse, Ses enfants, Son gendre, Ses petits-enfants, Son frère, sa sœur, leurs copoints, leurs en

leurs conjoints, leur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M. Jean-Pierre GUTTON, professeur d'Histoire moderne à l'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II, membre de l'Institut de France,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survenu le 17 août 2026.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aura lieu à Lyon,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14 heures, en l'église Notre-Dame Saint-Louis, suivie de l'inhumation, à Chasse-sur-Rhône (Isère).

Préférez aux fleurs, un don à une association caritative.

Genève.

Catherine Janicot, née Lachenal, son épouse, Laetitia, Mathilde, Thomas, ses enfants, leurs conjoints, Stéphane, Rodolphe et Margaux, Anna, Lucie, Agnès et sa future petite fille, ses petits-enfants, Patrick et Annick, son frère et sa belle-sœur, Elodie, Camille et Pauline, ses nièces Et toute sa famill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Daniel JANICOT, conseiller d'État (H),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commandeur dans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Genève, à l'âge de soixante-dix-huit ans.

La cérémonie aura lieu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à Genève.

Sa famille remercie tout particulièrement Marjorie Le Gal et Jenny Gamon.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Mme Mireille Lothon, son épouse, Ses enfants,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 Jean-Claude LOTHON, diplômé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 et de l'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survenu le 15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28 août, à 10 heures, en l'église Saint-Lubin, à Rambouillet (Yvelines).

Paris.

Les membres de l'IDEF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M. le professeur Barthélémy MERCADAL,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agrégé de droit privé et de sciences criminelles, ancie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IDEF,

survenu le 14 août 2026, à Elne.

Ils s'associent à la douleur de la famille, à laquelle ils présentent leurs plus vives condoléances.

Johanna Lardennois, sa fille, Stéphane, Louis et Clément, son gendre et ses petits-fils, Nicole Robert, sa sœur, Jean-Marie, Vincent, Cynthia et Nadjoua Robert, ses neveux et nièces, Antoine, Mathieu, Nahel, Sohan et Candice Robert, ses petits-neveux et petite-nièc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me Eliane MIOLLE, ancienne institutrice et directrice d'école,

survenu le mercredi 19 août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quatre ans.

Une cérémonie civile sera célébrée le jeudi 27 août, à 17 heures, au crématorium du Mont-Valérien, route du Calvaire, à Nanterre (Hauts-de-Seine).

L'inhumation de l'urne se déroulera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11 h 30, au cimetière de Garches.

Honorez la mémoire de vos proches en doublant la portée de votre message à des conditions préférentielles.

Le Monde Le Carnet

Pour toute information : carnet@mpublicite.fr Prix à la ligne : 31,20 € TTC.

Paris. Gap.

Michèle Rose, son épouse, Eve, Diane, Sophie, ses enfants et leurs conjoints, Cassandre, Antoine et Océane,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gra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Georges ROSE, écrivain poète,

survenu le 18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La cérémonie aura lieu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14 h 30, en l'église Saint-Médard, Paris 5 $^{e}$ ,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e Montmartre, Paris 18 $^{e}$ .

Suzanne SEFERIAN, dite Chouchanik, artiste peintre,

s'est éteinte le 19 août 2026.

Souvenirs

Il y a trois ans,

Jean-Paul GIRES

nous quittait.

Ceux qui l'ont connu et aimé n'ont cessé de penser à lui.

Il y a dix ans,

Sonia RYKIEL, 25 mai 1930 - 25 août 2016,

disparaissait.

Nathalie Rykiel, Jean-Philippe Rykiel.

Séanc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tient sa séance de rentrée solennelle chaque année le dernier vendredi de novembre.

À cette occasion des discours sont prononcés autour d'un thème général, qui était en 2025, celui du détournement.

Découvrez celui prononcé par l'académicien Jean-Michel Mouton : « Détourner pour mieux régner : stratégies de reconquête des princes musulmans au temps des croisades ».

Société éditrice du «Monde» + SA Président du directoire, décrire de la publication Louis Dreyfus Directeur du «Monde», déritor déguléut de la publication, membre du directoire Jérène Fenogio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Caroline Monnot Direction adjourniert Grégène Aliux, Emilienne Chavellareau, Geoffy Clavel, Alexis Delcambre. Anne Eveno, Charles-Henry Groot, Benoit Hopquin, Marie-Pierre Lannelongue, Cédric Pfeitralonga Directrice déguléut au développement des services abonnés/Françoise Tevo Gilles van Kote Rédaction en chef quotidien Laurent Borbon, Guillaume Fraisard, Enora Olivier, Philippe Ricard, Gabriel Richalot Rédaction en Chef Pierre Barthélémy, Emmanuel Davidsonkel (Événements), Colline Foillot, Nathalie Lecomte Deffess d'édition, Jela la Radshaveret, Michel Guerrino Nicolas Jimenez (photographie), Delphine Papin, Julie Clarlin (Décbats et Idées) Direct artistique Emmanuel Laparra Infographie Véronique Mélécot Directri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u groupe Isabelle Canoff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rédaction Sébastien Carganico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Aline Sylla-Walbaum, présidente. Gilles Paris, vice-pré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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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isnard Pour la droite et le centre, une primaire ou la défaite

Pour éviter la division et la multiplication des candidatures, le maire de Cannes et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appelle à la tenue d'une grande primaire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A neuf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regardons la situation avec lucidité. Aucun candidat naturel ne s'impose à droite et au centre. Personne ne dispose d'une légitimité présidentielle incontestable. Cette réalité n'est pas un motif de découragement. C'est un fait politique qu'il faut traiter.

Aucune dynamique sondagière ne propulsera un candidat gagnant. Il apparaît donc incontournable, avant la demi-finale que constitue le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d'organiser un quart de finale sous la forme d'une grande primaire ouverte à tous ceux qui se réclament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Pour éviter à la fois la division qui fait perdre les élections et la compromission programmatique qui empêchera le redressement du pays.

La primaire ouverte est une confrontation de personnalités et de projets. Elle permettra de découvrir le caractère de chacun et contraindra chaque candidat à exposer ses idées, ses propositions, ses réformes devant les Français. Elle substituera la confrontation des programmes aux manœuvres d'alcôves. Elle transformera ce qui serait une fragmentation suicidaire en processus démocratique fédérateur.

Spectre large

Il ne s'agit pas d'embrasser le programme ou les valeurs des autres candidats, mais de les affronter pour les départager en amont, afin de maximiser les chances d'accéder au second tour. Ceux qui demandent cette compétition ont confiance dans la force de leur projet. Ceux qui veulent s'y soustraire doivent expliquer ce qu'ils craignent.

La primaire ouverte est ensuite une condition de légitimité. L'expérience de la primaire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de 2016 l'a démontré: plus de 4 millions de Français se sont déplacés pour choisir leur candidat. Cette participation massive a conféré au vainqueur une autorité que nulle désignation interne n'aurait pu lui donner. La démocratie est plus saine et plus efficace que les arrangements entre notables.

Cette légitimité populaire est notre meilleur atout. Elle assure que le candidat désigné portera un mandat clair, issu d'un choix libre et éclairé. La primaire

David Lisnard est président du parti Nouvelle Energie et maire de Cannes (Alpes-Maritimes)

LA PRIMAIRE EST UNE CONDITION DE MOBILISATION. ELLE CRÉE UNE DYNAMIQUE. ELLE SUSCITE L'ENGAGEMENT

ouverte est enfin une condition de mobilisation. Elle crée une dynamique. Elle suscite l'engagement. C'est la seule démarche capable de concilier l'intégrité d'un projet, l'émergence d'une personnalité nouvelle pour l'incarner et la construction du rassemblement indispensable à la victoire.

Cette primaire doit être accessible à tous ceux qui partagent les principes de liberté, de 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 et d'indépendance nationale. C'est ce que je propose à travers une méthode claire, pour éviter la multiplication inévitable des candidatures et donc la division qui conduirait inévitablement à l'échec et nous excluirait mécaniquement du second tour.

Je ne suis pas naïf, je connais les écarts de convictions et de parcours qu'il y a sur ce spectre large. Il ne s'agit donc pas de demander à chaque perdant de soutenir avec allégresse le gagnant. Mais que chacun s'engage à respecter le résultat et au minimum à ne pas nuire à la campagne de la gagnante ou du gagnant. Les Français ne supportent plus l'ambiguïté. Il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onfusion qui nourrit leur défiance, les postures qui révèlent l'absence de projet, les renoncements qui alimentent le désenchantement.

Etre responsable aujourd'hui, c'est comprendre que sans candidat désigné démocratiquement, la droite et le centre ne seront pas en mesure de l'emporter. Nous ne pouvons être spectateurs de l'effondrement de la France. Organisons cette primaire ouverte selon des modalités précises, fixées rapidement, publiquement, démocratiquement.

J'y suis prêt. J'en respecterai le verdict. Que ceux qui veulent présider aux destinées de la nation commencent par accepter cette compétition. Nous sommes face à un choix crucial. Désignons le candidat dans la clarté et la légitimité. Gagnons les élections. Redressons la France, car c'est la seule chose qui compte.

LES EUROPÉENS DOIVENT ACCENTUER LEUR SOUTIEN À L'UKRAINE

ÉDITORIAL M

La précieuse indépendance de l'Ukraine, dont le 35° anniversaire a été marqué, lundi 24 août, par la venue à Kiev de nombreux responsables européens, a plus que jamais le goût du sang. La campagne de terreur menée par la Russie, avec ses frappes aériennes d'une intensité inégalée depuis 2023 contre les civils, dévaste les villes du pays et ronge le moral de la population. L'Ukraine a elle aussi intensifié ses bombardements sur l'arrière du front, menant en Russie, contre s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et logistiques, d'efficaces opérations.

Mais, pour capitaliser sur son exceptionnelle résilience, technologique et humaine, et pouvoir espérer enfin apercevoir une issue à cette guerre, Kiev manque de défenses aériennes, son talon d'Achille depuis quatre ans et demi. Le pré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réclame 300 batteries américaines Patriot, les seules armes défensives capables de contrer les missiles balistiques russes. Si les Etats-Unis cédent à l'Ukraine 5 % de leur production (estimée à 600 Patriot par an), « nous passerons l'hiver et sauverons des vies », déclarait-il le 13 août. Mais Washington, en 2025, lui en a livré moitié moins qu'en 2023. Et Donald Trump a encore témoigné de la plus grande inconstance, promettant début juillet d'accorder à Kiev une licence pour produire des Patriot, avant de se rétracter à la fin du mois.

Les Européens, principaux soutiens de l'Ukraine aujourd'hui, ne doivent donc pas fléchir. Ils ne sont pas arrivés à Kiev lundi les mains vides. L'Union a débloqué une nouvelle tranche d'aide de 6,1 milliards d'euros, dans le cadre du prêt de 90 milliards (dont 60 milliards de fournitures militaires) adopté par les Vingt-Sept. Paris annonce de nouveaux systèmes antimissiles. Berlin va livrer une partie de ses intercepteurs Patriot. La Norvège a confirmé son engagement substantiel, près de 8 milliards d'euros, pour 2027. Londres, dont l'effort depuis l'invasion russe du début 2022 atteint 29 milliards d'euros, a promis de faciliter l'assemblage en Ukraine de missiles de longue portée en levant le secret industriel sur leurs composants. « L'Ukraine est la ligne de front qui protège l'Europe », a justifié 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Andy Burnham.

L'appui demeure « indéfectible », « inébranlable », ont répété les uns et les autres. S'ils veulent préserver la paix de leur continent, les valeurs de leurs démocraties et leur prospérité future, les Européens n'on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continuer à soutenir l'Ukraine et son président chef de guerre, même si Volodymyr Zelensky se trouve fragilisé sur le plan politique et attaqué sur le terrain de la corruption.

L'engagement européen doit même s'accélérer, pour ne plus laisser à Vladimir Poutine la latitude de jouer de l'usure du temps qui passe. D'une part, Moscou teste de plus en plus directement les membres européens de l'OTAN sur le plan militaire, des survols de drones aux cyberattaques d'infrastructures, et la réponse européenne, qui cherche à éviter toute escalade, va s'en trouver compliquée. D'autre part, les démocraties du continent ne sont pas à l'abri d'une lassitude de leurs opinions, voire d'un retournement. En France, la guerre figure déjà en queue des préoccupations des citoyens, et ce sujet, essentiel, pourrait se trouver simplement escamoté pendant la campagn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Judith Rainhorn Face aux sécheresses et aux incendies, l'impréparation est totale

La spécialiste de l'histoire environnementale déplore l'incapacité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à faire face à l'urgence climatique et appelle à « politiser les désastres »

Depuis une décennie, la litanie des espaces ruraux et des quartiers urbains qui font l'actualité en raison des pollutions semble interminable. On peut

citer notamment Oullins-Pierre-Bénite (Métropole de Lyon) et les rejets d'Arkema, Bourg-Fidèle (Ardennes) et les effluents de son usine de batteries, Evin-Malmaison (Pas-de-Calais) et les fumées de Metaleurop, ou encore la vallée de l'Orbiel (Aude) et ses collines de résidus miniers toxiques. A ces exemples s'en ajoutent d'autres : les bananeraies de Guadeloupe et de Martinique, imprégnées du pesticide chlordécone, Vittel et Contrexéville (Vosges) et leurs montagnes enfouies de déchets plastiques, les écoles sous les pulvérisateurs des vignes du Bayais (Gironde), le quartier de Lille-Sud et les poussières de plomb d'Exide, et, désormais, la cité de la Coudre, à Tonnay-Charente (Charente-Maritime), polluée par l'usine d'engrais voisine.

Chaque année apporte son lot de scandales sanitaires liés à ces pollutions. Les rivières charrient des poissons morts; des bêtes meu-

"

EN 2026, IL SEMBLE QUE L'ON ENVISAGE ENCORE LES CATASTROPHES ENVIRONNEMENTALES SOUS LE SIGNE DU FLÉAU, DE L'INFORTUNE ET DE LA FATALITÉ

rent les naseaux brûlés quand elles se nourrissent à proximité des sites industriels ; des enfants, dont il faut nettoyer les jouets au savon après qu'ils ont joué dehors, sont intoxiqués par le plomb, le cadmium et l'arsenic.

Comment tolérer ce désastre environnemental et humain, chaque année plus évident, chaque année plus médiatisé? L'ignorance n'est plus un argument, tant l'espace public est saturé de nouvelles qui attestent l'urgence de la situation. Pourtant, la prise de conscience est encore faible et l'impréparation totale, au terme d'un été marqué par une sécheresse accrue, des canicules répétées et des incendies ravageurs parvenus jusqu'en Ile-de-France et dans le Pas-de-Calais, à des latitudes historiquement préservées de ces dégâts estivaux.

Saisons destructrices

Les mots « Qui aurait pu prédire la crise climatique? », prononcés par Emmanuel Macron à la fin de 2022, se lisent sur les lèvres de la plupart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qui nous gouvernent : de cellules de crise en annonces fracassantes, ils déplorent, sidérés et les bras ballants, l'accumulation des calamités survenues ces derniers mois... et regardent ailleurs.

A l'heure où la technologie est présentée comme étant capable de surmonter tous les obstacles qui s'opposent à la maîtrise des destinées humaines, nous restons impuissants devant un arbre qui s'effondre sous le poids de la sécheresse, devant un nid qui reste vide parce que insectes et vers de terre ne nourrissent plus les oiseaux, devant les algues et les méduses qui prolifèrent sur les littoraux.

Déjà, en 1962, la biologiste américaine Rachel Carson (1907-1964) annonçait des « printemps silencieux », titre de son ouvrage consacré aux ravages des pesticides. Ils seront suivis d'etés meurtriers frappant humains, animaux et végétaux. Ces saisons destructrices sont devant nous, au détour du prochain hiver, lorsque les frimas de novembre et quelques pluies diluviennes auront recouvert l'été 2026 de leur voile d'amnésie collective.

Et l'on s'étonnera de nouveau, au printemps 2027, de l'arrivée précoce de la chaleur, de l'accentuation des calamités de l'année précédente, des incendies aux portes de nos grandes villes, des évacuations massives de campings. Et l'on tendra le micro à des rescapés hagards, accueillis dans des gymnases pendant leurs vacances d'infortune.

L'histoire nous apprend combien l'inaptitude à faire face aux malheurs collectifs s'est longtemps traduite par un fatalisme résigné et une fuite en avant millénariste. Confrontées aux épidémies, aux inondations, aux désastres climatiques ou aux plaies d'Egypte, les sociétés anciennes ont pleuré, gémi, prié. Nous les observons aujourd'hui avec un brin de condescendance et de mépris. Or, en 2026, il semble que l'on envisage encore les catastrophes environnementales sous le signe du fléau, de l'infortune et de la fatalité. Pis, on recule devant l'ampleur de la tâche et les intérêts en jeu. Alors que commenc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celle-ci risque tragiquement d'éviter les enjeux cruciaux qui nous concernent tous et toutes. Il est temps de politiser enfin les désastres qui nous accablent et l'anxiété qui nous assaille. Car la canicule est politique, tout comme le sont l'incendie, la pollution, la santé des enfants et l'air que l'on respire. Il y a urgence.

Judith Rainhorn est historienne, professeure à la Sorbonne, membre du conseil scientifique et citoyen du Plan parisien Santé Environnement

NOUVEAU HORS-SÉRIE

Câbles, data centers, satellites... Quelles sont les structures sur lesquelles Internet est construit? Qui les contrôle et peut couper le réseau? Tous les enjeux en cartes et en inf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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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e Monde (26.08.2026)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Le Monde》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F1_1, F1_2, F3_5, F3_6, F4_7, F4_8, F5_9, F5_10, F6_11, F6_12, F7_13, F7_14, F8_15](版面:[国际/经济/财经版])

    • 事件简述: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60个实体、个人及船只追加制裁,但不涉及中国等中介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并承诺反击。该策略虽成本低于军事选项,但最终结果仍存变数。
    • 制度批判切入点:此制裁体系展现了金融霸权与例外状态的结合——通过美元体系的全球网络,美国将经济制裁转化为准军事工具,构建了一种“准战争状态下的行政权力”,其合法性基于单边主义而非国际法授权。
  2. 【以色列信息战与军事审查制度】 [F12_21, F12_22, F13_23, F14_24, F14_25, F15_26, F15_27, F16_28, F16_29](版面:[国际/军事/媒体版])

    • 事件简述:以色列军方通过军事审查、信息操控与法律威慑(如2025年议会通过的《媒体安全法》)系统性压制战地信息传播,并将战争罪责任转嫁于被害方。
    • 制度批判切入点:此体系揭示了主权权力的信息垄断机制——通过立法授权与技术审查的双重结构,将“国家安全”话语转化为对真相的系统性遮蔽,构建了一种后真相时代的权力技术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金融霸权与例外状态:美国制裁机器的制度逻辑与合法性危机】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本次对伊朗制裁体系展现了美国霸权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其核心困境在于: - 法律合法性的虚无化:制裁名单的扩展不依赖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是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行政授权。这种“例外状态”[F3_6 🔍]通过行政命令实现了对国际法的规避,将经济制裁转化为准军事工具。 - 金融网络的全球控制:美元体系作为全球清算中心,使美国得以通过SWIFT系统、银行监管与次级制裁网络,将制裁效应扩散至第三国企业。这种“金融霸权[F5_10 🔍]的运作机制,使制裁不仅针对目标国,更通过“连坐效应”威慑全球经济参与者。 - 政治周期与权力滥用:在中期选举与总统选举的双重政治压力下,制裁被工具化为“低成本的政治表演”[F1_1 🔍],其目标从地缘政治转向国内政治动员,暴露了权力运作的短期化与功利化本质。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美国制裁机器的运作依赖于三重话语技术: - 去施事化的被动语态:在官方声明中,制裁被描述为“自动执行的经济压力”[F3_6 🔍],而非主动的政治行为。这种修辞策略将责任归咎于“市场逻辑”与“国际秩序”,掩盖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 风险量化与技术专家话语:财政部长贝森特通过“60个实体被制裁”“美元体系排除机制”[F1_2 🔍]等量化指标,将制裁包装为“科学化的经济工具”,而忽略了其对平民生计的系统性破坏。 - 例外状态的常态化:特朗普将霍尔木兹海峡称为“美国领土”[F4_7 🔍],通过地理政治的重新定义,将制裁正当化为“领土保护”的延伸。这种话语策略将经济制裁转化为准军事行动,进一步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与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为理解此制裁体系提供了关键视角: - 福柯:制裁机器是现代生物权力的极端形式,通过对经济流动的控制,实现了对“人口”的间接统治。其运作机制类似于全景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通过不可见的金融网络实现对全球经济参与者的规训。 - 施密特:制裁体系展现了“例外状态的常态化”——通过行政命令绕过国际法,将经济制裁转化为准战争状态,使主权权力得以在和平时期行使战争权力。这种“例外即常规”的逻辑,正是现代主权权力的核心悖论。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技术条件为古典批判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 算法治理与制裁自动化:随着AI驱动的金融监控系统(如SWIFT的AI风险评估)的普及,制裁将进一步去人格化,使其运作更加隐蔽与不可追责。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算法正义的制度边界。 - 数字货币与制裁规避:伊朗通过加密货币与数字支付网络规避制裁[F5_9 🔍],暴露了传统金融制裁在数字时代的制度性失效。这呼唤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以应对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挑战。 - 多极世界秩序的重构:随着中国、俄罗斯等国建立替代性支付系统(如CIPS、数字人民币),美元霸权面临挑战。制裁机器的有效性依赖于其制度垄断地位,而这种垄断正在被系统性削弱。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法与主权平等的制度设计。


专题二:【算法治理与信息垄断:以色列信息战体系的权力技术与合法性危机】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以色列信息战体系展现了主权权力在数字时代的信息垄断机制,其核心困境在于: - 军事审查的制度化:通过2025年议会通过的《媒体安全法》[F16_29 🔍],以色列将军事审查合法化为国家安全政策,使其成为常态化的权力工具。这种制度设计将新闻自由转化为“国家安全”的附属品,暴露了言论自由与主权安全的结构性冲突。 - 信息操控的系统性:从加沙医院轰炸事件的“事后归罪”[F13_23 🔍]到对记者的系统性杀害(200名巴勒斯坦记者被杀害)[F15_27 🔍],以色列通过双重话语策略——一方面否认战争罪责,另一方面将遇难者标签为“恐怖分子”——实现了对真相的系统性操控。 - 技术与法律的双重控制:军事审查制度与数字监控技术(如Pegasus间谍软件)的结合,使以色列得以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双重压制信息传播,构建了一种后真相时代的权力技术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以色列信息战体系依赖于以下权力机制: - 施密特的“敌友二元论”:以色列通过将巴勒斯坦人定义为“恐怖分子”,将战争转化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F13_23 🔍]。这种话语策略使其得以在国际法框架外行使权力,将战争罪责转嫁于被害方。 -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军事审查制度通过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实现了对公众认知的规训。记者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其报道被视为“间谍活动”,这种话语暴力使信息垄断获得了合法性。 - 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控制社会”:以色列通过数字监控与算法审查,将信息垄断从肉体暴力转向算法控制。这种“软权力”使其得以在不直接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现对认知空间的全面控制。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批判理论为理解此体系提供了多重视角: - 本雅明:以色列信息战体系展现了“暴力的神话化”——通过将战争罪责转嫁于被害方,将暴力行为包装为“自卫”,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系统性扭曲。这种“神话化”正是现代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 -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信息垄断体系是文化工业的极端形式。通过对媒体的系统性控制,以色列将战争转化为“叙事产品”,使公众认知被商品化与同质化,进而丧失了对暴力的批判能力。 - 哈贝马斯:信息垄断体系破坏了公共领域的理性沟通。通过对媒体的系统性控制,以色列将公共讨论转化为“国家安全话语”的附庸,使民主的基础——理性辩论——被彻底摧毁。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技术条件为批判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 算法审查与数字极权:以色列通过AI驱动的内容审查系统(如Facebook的“误报标记”算法),实现了对信息流动的自动化控制。这种“算法极权”使权力运作更加隐蔽与不可追责,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数字人权的制度保障。 - 平台资本主义与信息垄断:以色列与Facebook、Google等平台的合作,使其得以通过商业化的信息控制实现政治目标。这种“平台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构建了一种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权力网络,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 - 国际法的制度性失效:以色列通过对国际法的系统性规避(如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暴露了现有国际法框架在应对数字时代的权力滥用时的制度性失效。这呼唤新的国际法治理模式,以应对算法权力的挑战。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金融霸权与例外状态的制度边界】:在数字货币与去中心化金融(DeFi)兴起的背景下,传统金融制裁体系如何重构其合法性与有效性?是否存在替代性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能够在保障主权平等的同时,有效应对金融霸权的滥用?

  2. 算法治理与信息垄断的权力网络】:以色列信息战体系如何通过平台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构建了一种“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权力网络”?这种网络如何挑战现有的国际法框架与民主治理模式?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e Monde (2026-08-26)


▌ 本日全报制度性暴力与权力运作痛感雷达 (Institutional Violence & Power Operation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性暴力、权力运作与结构性压迫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美国对伊朗的次级制裁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 [F1_1, F1_2, F3_5, F3_6, F4_7, F4_8, F5_9, F5_10, F6_11, F6_12, F7_13, F7_14, F8_15](制度领域:[经济制裁/金融霸权/地缘政治])

    • 事件简述: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宣布对约60个伊朗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额外制裁,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盖伊谴责此举为“经济恐怖主义”。制裁网络已动用大部分可用工具,但需俄罗斯和中国等主要行为体在实践中加以复制,这些国家并无此意。制裁导致伊朗货币里亚尔/土曼持续贬值,黑市汇率突破1美元兑200,000土曼。7月对华石油出口量为每天82.3万桶,8月降至53.4万桶。伊朗议会研究中心报告显示,若当前趋势持续,到2028年,45.5%的伊朗民众可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 制度批判切入点:美国通过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将金融霸权工具化,强制第三国实体在美元体系与伊朗贸易之间进行选择。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则将地理空间直接纳入美国“领土”范畴,暴露了霸权逻辑下的制度性暴力。制裁效果依赖于全球金融网络的合规性,而中俄等国的不合作态度揭示了权力运作的结构性边界。
  2. 【沙特-法国主题公园项目与地缘政治边缘化】 [F9_16, F9_17, F10_18, F10_19](制度领域:[经济外交/能源地缘/文化软实力])

    • 事件简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巴黎期间,伊朗战争及美国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议题被边缘化。双方宣布在塞尔吉-蓬图瓦兹兴建以《龙珠》为主题的主题公园,预计投资60亿欧元,创造22,000个就业岗位。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该项目为“自迪士尼乐园巴黎落成以来前所未有”。巴黎专家指出,沙特阿拉伯是通往整个地区市场的门户,多条基础设施(如横贯沙特东西的管道)已到位。
    • 制度批判切入点:沙特-法国主题公园项目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外交”重塑地缘政治议程,将伊朗危机等高政治议题边缘化。60亿欧元的投资与22,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凸显了资本与权力在全球治理中的协同效应。项目背后的能源基础设施(如石油管道)则进一步强化了沙特在地区能源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3. 【以色列军方信息战与军事审查制度】 [F12_21, F12_22, F13_23, F14_24, F14_25, F15_26, F15_27, F16_28, F16_29](制度领域:[信息控制/军事审查/战争叙事])

    • 事件简述:以色列军方通过信息战组织反击,最大限度减少已发布图像或信息的影响。在加沙战争中,军方将平民遇难者定性为“哈马斯恐怖分子”,并指责哈马斯“利用敏感场所与民用基础设施”收集情报。军方发言人表示,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12个月,内部调查仍在进行中。自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200名巴勒斯坦记者被以色列士兵杀害。议会于2025年12月底通过法律,若政府认为媒体威胁国家安全,可没收设备、关闭办事处并禁止传播。
    • 制度批判切入点:以色列军方通过“信息战”与“军事审查制度”系统性操控战争叙事,将平民死亡工具化为“反恐”话语。超过200名记者的死亡揭示了制度性暴力对言论自由与真相追求的压制。2025年法律进一步将媒体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暴露了权力运作对民主监督机制的侵蚀。

▌ 精选核心专题制度与权力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Institution and Power Monograph)

专题一:【金融霸权与地缘政治暴力:美国次级制裁对伊朗的结构性压迫】

  1. 制度性暴力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Violence) 美国对伊朗的次级制裁通过三重逻辑运作:首先,金融网络的强制合规性(forced compliance)将第三国实体置于美元体系与伊朗贸易之间的二元选择中。贝森特明确表示:“任何协助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排除出美元体系。倒计时已经开始。” [F3_6 🔍] 这种机制通过“排除出美元体系”的威胁,将制裁效果扩散至全球金融网络,而非仅限于伊朗本土 [F5_9, F5_10]。其次,地理空间的霸权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space)将霍尔木兹海峡直接纳入美国“领土”范畴。特朗普称其为“美国领土”,并维持海上封锁以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F4_7 🔍]。这种地理霸权逻辑将国际水域转化为美国权力投射的空间,暴露了霸权逻辑下的制度性暴力。最后,制裁网络的结构性依赖(structural dependency)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边界。自2011年以来,华盛顿已动用大部分可用工具,若要令制裁网络进一步扩大,必须由俄罗斯和中国等主要行为体在实践中加以复制,但这些国家并无此意 [F4_8 🔍]。这种依赖性揭示了单边制裁的制度性极限。

  2. 权力运作的辩证展开(Dialectics of Power Operation) 次级制裁通过“间接强制”(indirect coercion)实现对伊朗的结构性压迫。首先,经济压迫(economic oppression)通过货币贬值与通胀体现。伊朗货币里亚尔/土曼持续贬值,黑市汇率突破1美元兑200,000土曼 [F6_12 🔍]。这种货币危机不仅削弱了伊朗的经济主权,更通过通胀侵蚀了民众的购买力,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其次,贸易封锁(trade blockade)通过石油出口限制体现。7月对华石油出口量为每天82.3万桶,8月降至53.4万桶 [F7_14 🔍]。这种出口限制直接削弱了伊朗的外汇收入,而次级制裁进一步吓阻了中国买家及金融中介,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困境。最后,社会崩溃风险(risk of social collapse)通过贫困率预测体现。伊朗议会研究中心报告显示,若当前趋势持续,到2028年,45.5%的伊朗民众可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F8_15 🔍]。这种社会崩溃风险不仅是经济危机的结果,更是制度性暴力的长期累积效应。

  3. 制度与权力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of Institution and Power) 次级制裁通过“金融霸权”与“地缘政治暴力”实现对伊朗的结构性压迫,但这种制度性暴力也激发了伊朗的反抗与韧性。首先,经济制裁的反噬效应(boomerang effect)显示了制度性暴力的内在矛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谴责制裁为“经济恐怖主义”,这种话语反抗揭示了霸权逻辑下的权力真空 [F3_6 🔍]。其次,全球金融网络的规避策略(circumvention strategies)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边界。虽然美国动用了大部分可用工具,但中俄等国的不合作态度限制了制裁的进一步扩散 [F4_8 🔍]。这种规避策略不仅削弱了制裁的有效性,更暴露了单边主义的制度性极限。最后,社会动员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social mobilization)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脆弱性。虽然45.5%的贫困率预测揭示了社会崩溃的风险,但这种危机也可能激发伊朗民众的集体行动,从而挑战制度性暴力的合法性。

  4. 话语权力与制度合法性诊断(Discourse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美国制裁话语(如“经济恐怖主义”“倒计时已经开始”)通过技术官僚语言(cold technocratic language)掩盖了其制度性暴力的真实面目。伊朗的反制话语(如“经济恐怖主义”的谴责)则通过情感化表达(affective expression)揭示了霸权逻辑下的权力真空。这种话语权力的不对称揭示了制度合法性的危机:虽然美国通过金融霸权维持了制裁的合法性,但伊朗的反抗话语则挑战了这种合法性的基础。社会心理韧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制度性暴力的压制下保留对权力真空的集体想象 [F1_1, F1_2, F3_5, F3_6, F4_7, F4_8, F5_9, F5_10, F6_11, F6_12, F7_13, F7_14, F8_15]


专题二:【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边缘化:沙特-法国主题公园项目的权力重塑】

  1. 文化软实力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沙特-法国主题公园项目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外交”重塑地缘政治议程。首先,文化符号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将《龙珠》等日本动漫IP转化为沙特-法国合作的象征。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该项目为“自迪士尼乐园巴黎落成以来前所未有”,这种话语策略通过“文化软实力”强化了沙特在全球治理中的形象 [F9_17 🔍]。其次,经济外交的权力协同(synergy of economic diplomacy)将60亿欧元的投资与22,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转化为地缘政治资本。这种经济承诺不仅强化了沙特在欧洲的影响力,更通过“文化软实力”边缘化了伊朗危机等高政治议题 [F9_16, F10_18]。最后,能源基础设施的枢纽地位(hub status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进一步强化了沙特在地区能源网络中的权力。巴黎专家指出,沙特阿拉伯是通往整个地区市场的门户,多条基础设施(如横贯沙特东西的管道)已到位 [F10_19 🔍]。这种能源枢纽地位不仅是经济实力的体现,更是地缘政治权力的象征。

  2. 权力运作的辩证展开(Dialectics of Power Operation) 主题公园项目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外交”实现对地缘政治议程的重塑。首先,议程设定的边缘化(agenda-setting marginalization)将伊朗战争及美国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等高政治议题边缘化。沙特王储访问巴黎期间,这些议题被主题公园项目所掩盖,显示了“文化软实力”在议程设定中的权力 [F9_16, F9_17]。其次,资本与权力的协同效应(synergy of capital and power)通过60亿欧元的投资与22,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体现。这种经济承诺不仅强化了沙特在欧洲的影响力,更通过“文化软实力”将地缘政治议题转化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 [F10_18 🔍]。最后,地区能源网络的枢纽地位(hub status in regional energy networks)进一步强化了沙特的权力。横贯沙特东西的管道连接到该国沿海的商业枢纽,这种能源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实力的体现,更是地缘政治权力的象征 [F10_19 🔍]

  3. 制度与权力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of Institution and Power) 主题公园项目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外交”实现对地缘政治议程的重塑,但这种权力运作也激发了地区权力格局的新变化。首先,文化消费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张力(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political ideology)显示了权力运作的内在矛盾。虽然《龙珠》等动漫IP通过“文化软实力”强化了沙特-法国合作,但这种文化消费是否能够转化为政治认同仍存在不确定性 [F9_17 🔍]。其次,经济承诺与地缘政治现实的脱节(disjunction between economic commitments and geopolitical realities)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边界。虽然60亿欧元的投资与22,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强化了沙特在欧洲的影响力,但这种经济承诺是否能够转化为地区权力的实际控制仍有待观察 [F10_18 🔍]。最后,地区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dynamic changes in regional power structures)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脆弱性。沙特通过能源基础设施强化了其枢纽地位,但这种权力是否能够持续仍取决于地区局势的演变 [F10_19 🔍]

  4. 话语权力与制度合法性诊断(Discourse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沙特-法国主题公园项目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外交”话语(如“前所未有”“60亿欧元投资”)强化了其制度合法性。然而,这种话语权力也掩盖了其权力运作的真实面目:通过“文化消费”边缘化高政治议题,通过“经济承诺”强化地区影响力。这种话语权力的不对称揭示了制度合法性的危机:虽然沙特通过“文化软实力”维持了其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是否能够持续仍取决于地区权力格局的演变 [F9_16, F9_17, F10_18, F10_19]


专题三:【信息控制与战争叙事:以色列军方的制度性暴力与权力运作】

  1. 信息控制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Control) 以色列军方通过“信息战”与“军事审查制度”系统性操控战争叙事。首先,虚假叙事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 of false narratives)将平民遇难者定性为“哈马斯恐怖分子”,并指责哈马斯“利用敏感场所与民用基础设施”收集情报 [F13_23 🔍]。这种虚假叙事通过“反恐”话语强化了以色列的合法性,同时掩盖了其对平民的伤害。其次,军事审查制度的系统性压制(systematic suppression by military censorship)通过超过200名巴勒斯坦记者的死亡体现。自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200名记者被以色列士兵杀害 [F15_27 🔍]。这种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言论自由,更通过暴力手段压制了真相的追求。最后,法律框架的权力化(powerization of legal frameworks)通过2025年12月通过的法律体现。议会通过法律,若政府认为媒体威胁国家安全,可没收设备、关闭办事处并禁止传播 [F16_29 🔍]。这种法律框架将媒体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军方对信息控制的权力。

  2. 权力运作的辩证展开(Dialectics of Power Operation) 以色列军方通过信息控制实现对战争叙事的系统性操控。首先,叙事垄断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narrative monopoly)通过虚假叙事与军事审查制度体现。军方将平民遇难者定性为“哈马斯恐怖分子”,这种叙事垄断不仅强化了以色列的合法性,更通过暴力手段压制了真相的追求 [F13_23, F15_27]。其次,法律框架的权力化(powerization of legal frameworks)通过2025年法律体现。这种法律框架将媒体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军方对信息控制的权力 [F16_29 🔍]。最后,内部调查的虚无化(nullification of internal investigations)通过12个月的调查仍无结果体现。军方发言人表示,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12个月,内部调查仍在进行中 [F14_25 🔍]。这种虚无化不仅削弱了制度的问责性,更强化了权力的不受制约性。

  3. 制度与权力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of Institution and Power) 以色列军方通过信息控制实现对战争叙事的系统性操控,但这种权力运作也激发了国际社会的反抗与监督。首先,虚假叙事的反噬效应(boomerang effect of false narratives)显示了权力运作的内在矛盾。虽然军方通过虚假叙事强化了其合法性,但这种叙事垄断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真相的追求 [F13_23 🔍]。其次,记者死亡的国际影响(international impact of journalist deaths)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边界。超过200名记者的死亡不仅剥夺了言论自由,更通过国际舆论的压力强化了对以色列的批评 [F15_27 🔍]。最后,法律框架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 of legal frameworks)显示了权力运作的脆弱性。2025年法律将媒体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这种法律框架不仅削弱了民主监督机制,更强化了权力的不受制约性 [F16_29 🔍]

  4. 话语权力与制度合法性诊断(Discourse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以色列军方通过“信息战”与“军事审查制度”话语(如“哈马斯恐怖分子”“国家安全威胁”)强化了其制度合法性。然而,这种话语权力也掩盖了其权力运作的真实面目:通过虚假叙事操控战争叙事,通过暴力手段压制言论自由。这种话语权力的不对称揭示了制度合法性的危机:虽然军方通过信息控制维持了其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是否能够持续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反抗 [F12_21, F12_22, F13_23, F14_24, F14_25, F15_26, F15_27, F16_28, F16_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