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ération - 26.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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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6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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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及全球其他媒体 (Asia-Pacific & Global Others) - 《Libération - 26.08.2026.pdf》龙卷风袭击奥德省:目击者证言与气象分析:奥德省遭遇罕见龙卷风,目击者形容「以为会死」。法国气象局因分辨率限制无法精准预测,需超高分辨率雷达实时追踪。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但法国年均龙卷风仅数十次且多不造成破坏。 - 《Libération - 26.08.2026.pdf》加拿大与美国贸易争端:关税战与报复措施:美国拟对加拿大280亿加元(170亿欧元)产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称将采取「一比一」报复。加方宣布对700余种美国产品加征最高50%关税,并拨款75亿加元援助受影响企业。卡尼强调冷静应对,避免公开危机。 - 《Libération - 26.08.2026.pdf》友谊的政治学:克莱蒙斯·盖特倡导新生活方式:不屈法国议员克莱蒙斯·盖特在《为了一个友谊政治学》中提出将友谊政治化,视其为对抗社会孤独与恐惧的解药。作者认为友谊如「茧」般安心,与爱情的「爆炸」性质互补,但需避免教条化。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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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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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 - 26.08.2026
5 篇

龙卷风袭击奥德省:目击者证言与气象分析

  • 自然灾害 / 奥德省龙卷风 / 龙卷风袭击奥德省:目击者证言与气象分析:奥德省遭遇罕见龙卷风,目击者形容「以为会死」。法国气象局因分辨率限制无法精准预测,需超高分辨率雷达实时追踪。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但法国年均龙卷风仅数十次且多不造成破坏。
  • 国际政治 / 加拿大-美国贸易 / 加拿大与美国贸易争端:关税战与报复措施:美国拟对加拿大280亿加元(170亿欧元)产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称将采取「一比一」报复。加方宣布对700余种美国产品加征最高50%关税,并拨款75亿加元援助受影响企业。卡尼强调冷静应对,避免公开危机。
  • 社会评论 / 友谊政治学 / 友谊的政治学:克莱蒙斯·盖特倡导新生活方式:不屈法国议员克莱蒙斯·盖特在《为了一个友谊政治学》中提出将友谊政治化,视其为对抗社会孤独与恐惧的解药。作者认为友谊如「茧」般安心,与爱情的「爆炸」性质互补,但需避免教条化。
  • 健康 / 烟草营销 / 烟草行业隐性营销:从电影植入到社交媒体:上世纪80年代起,烟草公司通过向明星(如史泰龙)支付50万美元植入电影吸烟场景。现代营销转向音乐节、网红等渠道,阿利娜·阿法努库提醒公众勿迷信影像,强调「真正的自由」在于摆脱成瘾。
  • 历史回顾 / 人权与移民 / 历史与现实的镜像:从古拉格到移民拘留中心:苏联古拉格幸存者玛格丽特的悲剧与现代美国ICE拘留中心的「铁丝网世纪」对比,凯瑟琳·多里永指出同情与抵抗是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双重解药。马斯克「同情即奴役」言论被批评为反社会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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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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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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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省 龙卷风 “我以为 我要死了”

第 10-11 页

阿图尔·哈拉里 访谈 《未知》, 双重的阴影 第 20-23 页

友谊 《解放报》 为那些将友谊置于生命核心的人们提供发声机会。不屈法国议员克莱蒙斯·盖特在一部随笔中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提议创建新的权利。包含证词与访谈。第 2-5 页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社论

作者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抵抗

将友谊变成一个政治项目,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它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社会的现状:破碎、崩塌、歇斯底里且精疲力竭。个体之间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系和连接,即便身处地球两端,但他们似乎也极少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并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诚然,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在这种背景下,朋友无疑是最让人安心的人,因为朋友不要求任何东西,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倾听。爱情是一场爆炸,而友谊是一个茧。爱情令人不安,友谊令人心安。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在 #MeToo 运动打破传统界限与纽带十年后,我们如此需要它的原因。但我们不应因此将爱情与友谊对立起来。理想情况下,两者相辅相成。也不应将友谊奉为教条或某种新秩序。

克莱蒙斯·盖特写下《为了一个友谊政治学》这个绝妙的主意,并非出于自发或无目的。作者作为不屈法国的议员,处于让-吕克·梅朗雄的核心圈子中,而后者将在 8 个月后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参选。在现阶段,每一次发声都至关重要,而这次发声被纳入了不屈法国所倡导的“新法国”整体计划之中。这或许就是该项目的局限所在。友谊的力量与美感,首先在于绝对的自由和没有任何约束——没有比那种失踪十年后重逢,却仿佛昨日才分别的朋友更好的朋友了。一个抵抗之所,是的;一个重塑之空间,是的;但真的需要像克莱蒙斯·盖特提议的那样去“为友谊立法”吗?人们可能会持不同意见,但可以认为这是一个

精彩的辩论。这个话题可能会在竞选活动中出现,我们甚至应该对此抱有希望,因为这能让我们在那些针对外来者的仇恨谩骂中获得一次愉快的改变。

创造自己的家庭 “与朋友共同生活,是我梦寐以求的模式”

《解放报》采访了一些无视规范框架、将友谊关系置于生活中心的法国男女,涵盖了从合租、共同购房到共同抚养孩子等多种形式。他们见证了这些纽带所具有的“私密且政治”的力量。

爱丽丝与玛丽-索菲在滋养这种渴望

作者: 金·于洛-吉奥 (KIM HULLOT-GUIOT) 与 卡米耶·佩 (CAMILLE PAIX) 摄影:弗洛伦斯·布罗肖尔 (FLORENCE BROCHOIRE) 分歧

怀抱着一束干花,第一位新娘在白色蕾丝裙的衬托下光彩照人。第二位穿着一件轻薄的上衣和白色长裤。第三位穿着一条系带裙,第四位穿着一件全透明的长裙,第五位则穿着一件立领短装……在这场象征性仪式的照片中,五套纯白礼服,五位新娘,但只有一场婚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场“友谊之约”("amiage"),正如佐伊、莱哈娜、玛丽、朱丽叶和珍妮所定义的那样。

今年夏天,这群好友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宣誓,将终身彼此支持与互助。莱哈娜的恋人甚至担任了证婚人。“我们会庆祝毕业、洗礼、婚礼……但没有空间来庆祝友谊,”27岁的佐伊讲述道,“这次庆典是一个承诺:如果我们不想像很多人在学业结束后那样失去彼此,就必须有组织地规划,不能听天由命。”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自里昂(罗讷省),曾生活在从巴黎到智利的不同城市。此前,其中三人已在马赛(罗讷河口省)团聚。“另外两人正在想办法过来。我们租了距离很近的公寓。我们彼此优先。我们帮对方搬家,在生病时互相支持……”这位从事公民参与工作的年轻女性详细描述道。

这些“姐妹般的朋友”之间的纽带是一堵“承重墙”:“只要有这四个姑娘在,我就很安心。我们共同面对成年生活的挑战,”佐伊声称,“我们的父母认为这只是阶段性的,认为我们很快会有其他优先事项。但我们不想被社会强加的价值观所误导,不想被要求优先考虑伴侣和家庭这种封闭模式。”与她们一样,许多法国男女正热情地投入到友谊关系的建设中。随着性解放、PACS(民事结合协议)的出现、同性婚姻的开放、#MeToo 运动以及单亲家庭的激增,传统框架已经发生了演变,那么在神圣的伴侣关系面前将朋友视为次要,是否还具有意义?

五人生活

近年来,多部书籍赞颂了友谊关系中具有反叛性和解放性的力量。这种新兴的出版传统得到了来自瓦勒德马恩省的“不屈法国”议员克莱门斯·盖特的助力,她于本周四出版了《论一种友谊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La Découverte出版社)。这部随笔是对其一项法律提案的补充说明,该提案旨在为那些像对待家人一样生活在友谊中的人们提供一个正式的法律框架。克莱门斯·盖特写道,因为“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一切都是为伴侣和家庭设计的”,而“朋友以及其他情感与团结的纽带,则是法律中被严重遗忘的部分”。

“我们从小就认为只有家庭才是权利的来源,以至于这几乎成了一个思维盲区,”爱丽丝说道。她在 Instagram 上向近15000名粉丝分享她与“永远的好友”玛丽-索菲之间深厚友谊的细节。这两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已相识十五年,她们甚至共同设计了一套名为“友谊神谕”的卡牌游戏,旨在“颂扬友谊内在的与政治的力量”,对她们而言,友谊是“一个与恋爱关系占据同等空间的星球”。这种融合通常会产生一种“伴侣推定”,因为在街上牵手、在婚礼上担任陪同(+1)或互称“亲爱的”似乎不能有其他含义。“大多数人告诉我们,我和‘M-So’看起来像一对老夫老妻。因为缺乏亲密友谊的社会呈现,人们会直接将其与浪漫关系联系起来,”爱丽丝叹息道。

共同购买一套住房。 路易与妻子晓彤,以及一对好友法比安和奥兰共同建造了一栋房子。

“在工作中,当我解释说我和四个人合租,其中包括我的男朋友时,我成了那个‘怪鸟’,”科拉莉在另一边讲述道。有些人觉得这很酷,而另一些人则无法理解。她的父母则根本不想听这件事。在图尔(安德尔-卢瓦尔省),这位30岁的儿科医生与39岁的图书馆主管马农、34岁的生活助理尼古拉斯、31岁的全科医生阿图尔以及29岁的同行朱丽叶合租,这是另一个将友谊提升至家庭地位的例子。

他们所有人都有能力独立居住或两人居住。但五人共同生活让他们能够“不与[自己的]爱人处于封闭状态”,科拉莉解释道。朱丽叶与一名住在另一个合租房里的男子交往了五年,她曾“害怕陷入传统的伴侣模式,伴随着性别刻板印象和单调的日常生活。我喜欢那种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见面的感觉”。至于马农,一次与前男友尝试的传统生活经历让她确信,这种模式“完全不再适合她。‘我现在的伴侣有两个孩子,我会花时间陪伴他们,但也会给他们空间。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爱。与朋友们生活在一种不像家庭那样被隔绝的环境中,是我梦寐以求的模式’。”

这种五人生活——再加上一只名叫Peppe的猫——具有诸多益处:“友谊中的沟通是友善的。这也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与伴侣交流,”马农观察到。“我们在外面有朋友,我们是独立的。但与合租伙伴之间,则是更高一层的、家庭式的关系,”朱丽叶说。“我们都认同‘选择之家庭’这个词。

“在友谊中,沟通是友善的。这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与伴侣交流。”

科拉莉(Coralie)补充道,尤其是“当一个人像我一样,与原生家庭如此不同的时候”。这些室友现在希望搬家,甚至共同购房,但他们的群体经常让房东和经纪人感到不安。“传统的模式——父母空间加小卧室——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克莱蒙斯·盖特指出,她打算将“住房友谊化”。

在靠近鲁昂(塞纳-马里蒂姆省)的普雷欧(Préaux),路易(Louis)就这么做了。他与妻子晓彤,以及一对好友法比安(Fabien)和奥兰(Orlane)共同建造了一栋由他们自己设计图纸的房子。这是一栋奇特的双拼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而两家之间则设有公共区域——一个共享花园、一个用于共同存储的地下室、一个可以踢足球、共进晚餐和接待朋友的客厅,以及一个连接楼上孩子卧室的游戏室。这位 33 岁的景观设计师在阅读帕布罗·塞尔维涅(Pablo Servigne)和彼得·克鲁泡特金(Pierre Kropotkine)的书籍并开始“幻想互助的概念”时,立刻想到了他幼儿园时的老友:“想到‘身边一直有朋友在’,这太棒了。”

为了将项目付诸实践,他们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无论是在他们的社交圈中(他们感受到了很多不理解),还是在寻找宽容的银行和公证人方面都是如此。“有人告诉我们:‘你们的项目行不通,因为友谊不会持续一生。’这相当愚蠢,因为爱情也不一定能持续一生,”路易愤慨地说道。对于同样渴望购买一栋房子与核心好友圈共同生活的爱丽丝(Alice)和玛丽-索菲(Marie-Sophie)来说,这证明了友谊“未被认可为一种合法的生活模式”。“即使我们已经是十五年的好友,人们还是会给我们设置障碍,”爱丽丝遗憾地说,“而如果你只是谈了两年的恋爱,人们就会给你贷款。”

对于路易和晓彤来说,重点还在于给他们 8 岁的独生子提供陪伴。自从房子完工两年以来,“三个孩子一直往返于两家之间”。他们会轮流接送孩子上学,也会互相帮对方买东西。路易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参与式教育”也随之发展:“法比安和奥兰的孩子叫我们叔叔和阿姨,三个孩子都觉得他们像表兄弟姐妹一样。这有点像家庭氛围。”

女性主义实验 这就是莉娜(Lena)(1)试图构建的那个被认为对抚养孩子至关重要的“村庄”——当时她向好友安妮-弗勒(Anne-Fleur)提议,让她参与到莉娜独自抚养的婴儿生活中。安妮-弗勒此前曾与前妻经历过辅助生殖技术(PMA)以及失去孩子的痛苦,这让她能够“解构一种基于生物学的亲职关系”,并寻求在亲友的孩子身上投入精力。这位 33 岁的作家接受了这个“有些特殊的角色”,成为了怀孕好友的支柱。“我们笑得太开心了,因为你绝不可能和最好的闺蜜一起去上分娩课。这确实是她的孩子,但我们是在共同抚养。”

在孩子出生时,尽管并不住在同一个城市,安妮-弗勒(Anne-Fleur)依然在场。“孩子是在我的手中出生的,是我剪断了脐带……”她惊叹道,“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时刻是不属于朋友的。”安妮-弗勒扮演什么角色?她是朋友,是依靠的肩膀,也是教母——尽管这个身份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我对他而言的教母身份,和我对我另一个教子的教母身份不同,”这位年轻女性说道,“我的角色相当模糊,这既让关系变得脆弱,也使其变得有趣。我们正在逐渐创造出属于我们的关系,我有信心。当然,这可能会彻底搞砸,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对其进行约束,但这是所有人类关系的共同风险。”

“我们创造了一种没有既定准则的生活,”路易(Louis)也欣喜地表示,“在这种计划中,必须重新定义一切。”对于安妮-弗勒来说,这种由摸索、构建与解构组成的“重塑家庭的激进方式”,是一次女性主义且“非常酷儿(queer)”的尝试,这让她回想起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那时“一群女性共同抚养彼此的孩子,房门总是敞开的”。()

()事实上,这些脱离规范家庭框架的冒险,往往根植于非异性恋群体之中,同时正如克莱蒙斯·盖特(Clémence Guetté)所言,它们也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裂缝”。

薇罗妮克(Véronique)和亚历山大(Alexandre)(1)从大学起就关系亲密。“今年,我们庆祝友谊三十周年,”这位51岁的马赛女性欣喜地说道。他是同性恋,她是女同性恋,在那个“既没有民事结合(pacs)也没有婚姻,更不用说领养”的时代,他们曾许下承诺:如果各自都没有孩子,就一起生。他们的双胞胎女儿现在15岁,而在此之后又生了三个孩子的薇罗妮克坚定地认为:“将友谊与为人父母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比将其与爱情结合更合逻辑。与朋友之间这样更自然,因为我们接纳彼此最真实的样子。”

“如果我们去世,他没有任何权利”

如今,韦罗妮克(Véronique)和亚历山德尔(Alexandre)住在距离彼此 500 米的地方。孩子们在两座房子之间穿梭,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个由成年资源组成的网络:父母们的前任伴侣、现任伴侣、朋友,以及众多的祖父母和继祖父母。他们父母之间的友谊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变老,彼此支持。等孩子们独立后,我们将进入另一个友谊周期,”韦罗妮克说道。

在巴黎,49 岁的热罗姆(Jérôme,化名)和 41 岁的阿德里安(Adrienne,化名)共同抚养一对 16 个月大的双胞胎。阿德里安将他们的关系理论化为“既是父母,又是室友,当然也是朋友,但最重要的是一个部落”。他们“首先成为了朋友”。由阿德里安发起的生子计划,中途加入了 33 岁的昆廷(Quentin,化名),他是热罗姆的爱人,现已成为一名完整的共同抚养人。“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热罗姆说,“但在法律上,昆廷并不存在。如果阿德里安和我去世,他没有任何权利。”这群人正在思考如何将这一切正式化。

在探讨的方案中,包括移交父母权力或采取简单收养(adoption simple),后者不会切断孩子与生父母之间的联系。“无论我的伴侣关系如何,”热罗姆说,“我们绝对希望维持这种联系。他是我们家庭的一员。”在这个“违背许多既定模式”的“复合家庭”中,各种安排往往带有临时凑合的色彩。但友谊与爱将一切固定在一起。“朋友和家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热罗姆质疑道,“我认为有些朋友比我的家人更亲近。”

自从阿德里安、昆廷和双胞胎的到来颠覆了他的生活后,这位年轻的父亲认为,缺乏足够的词汇来定义这些关系的轮廓。“需要创造一套词汇,”他低声说道,“阿德里安和我之间,这算是一种‘友爱关系’(amitalité)吗?我也想看看双胞胎将如何理解这一点。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我们尚未找到的词汇。”

克莱门斯·盖特:“友谊是一个极具颠覆性和革命性的议题”

“新型育儿”、“定制化合租”、“友谊式职业转型”……这位“不屈法国”议员将于周四出版其著作《论友谊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她提议为那些围绕友谊关系重新构建生活、试图摆脱传统家庭束缚的人们提供法律框架。

七月的一天。克莱门斯·盖特在波旁宫的办公室接见访客。这位“不屈法国”议员兼国民议会副议长在总统大选前几个月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论友谊政治》(La Découverte 出版社),她在措辞上十分谨慎。克莱门斯·盖特主张“以集体纽带对抗个人主义和极右翼”,并提出了许多关于“将友谊立法”的建议。

她希望为所有在传统家庭框架中感到“窒息”的人“提供”新的权利。这是一种将已经改变的世界正式化的方式:人们的生活不再“仅仅”围绕着伴侣和婚姻而构建。

友谊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朋友之间共同抚养孩子、同住一个屋檐下,或者选择在远离原生家庭的情况下分享人生重大事件。美好的时刻固然重要,但艰难的时刻同样关键。“允许申请假期以便朋友照顾另一位朋友,这符合许多法国人的生活现实,”她解释道,“有多少人在面对可怕的疾病时,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这是一个触及多个维度的议题。克莱门斯·盖特希望将“友谊政治”置于“不屈法国”所构想的“新法国”的核心位置。

您的书是否是对传统家庭的一次“文化”攻击?

我继承的是反对将个人禁锢在制度核心以及符合主流规范之模式中的斗争传统。我探讨的是个人成长,而这种成长往往会遭遇身体、心理或性方面的暴力。我坦然地参与这场针对反动派的文化战争,因为他们一直援引传统家庭——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几个孩子——来证明其议程的正当性。他们反对离婚、反对同性婚姻、反对面向所有人的 PMA(医疗辅助生殖)等等。我想强调的是,赋予新的权利并不会剥夺任何人的既有权利。许多人在传统模式中生活得很幸福。我只是试图为其他人打开视野,扩大可能性。

已经有关于友谊的研究,特别是哲学家 Geoffroy de Lagasnerie 或记者 Alice Raybaud 的研究,这些在您的书中都有引用。是什么促使您提出一项“友谊政治”?

我身边围绕着许多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应遵循主流模式的人。他们希望以非伴侣关系的方式居住,构思新的育儿方式,将朋友视为生命的核心并加以珍视,希望在经过改造的合租房中度过晚年。如果这么多人都在寻找裂缝以减轻束缚,那么这一定对应着一种当代社会现象,一种更广泛的渴望,即构思一种家庭结构更加灵活的生活方式。

“友谊政治”是您希望在下次总统大选后,若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时实施的一项计划。其中有许多提案将引发争议,但允许每个人在朋友去世后请假,应该能让所有人达成一致……难道没有共识吗?

我不确定。看看延长迎接新生儿的育儿假:这个话题在议会中被多次讨论,且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共识……如果那些触及我们人性、如出生、疾病或失去所爱之人的生活事件,能够让所有人就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我们早就看到了。右翼和反动派阵营被满足雇主的需求所占据了全部心思。只要涉及到从资本手中争取时间,一切都会被阻挠。

右翼及其极右翼不相信友谊吗?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右翼将家庭视为对抗革命者博爱与普世友谊理想的核心价值。在维希政权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格言被“工作、家庭、祖国”所取代。直到今天,反动家庭依然是不屈法国(国民联盟)议程的核心,通过在排外背景下捍卫鼓励生育的政策来实现。例如,其计划建议将家庭津贴仅保留给至少有一名父母是法国人的孩子。这种反动家庭在当前的极右翼化进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推行的“人口重新武装”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友谊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模式。我追随的是一直致力于此的激进左翼。我想提醒大家,让-吕克·梅朗雄在 1990 年代就支持 pacs(民事团结契约),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任期之初也支持社会伙伴关系。

“人际关系被贬低并被推向私人领域,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们不能创造财富。”

像圣茹斯特(Saint-Just)那样的革命者曾将友谊理论化。在他看来,友谊是“一个新社会以及一种能够构建共和国和国家的公民纽带”的基石。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占据重要地位的友谊,在政治上失去了它的位置?

友谊在革命期间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当时的想象力是进步的。人们将人际纽带与构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等同起来;人们彼此相连。而如今,掌握权力的人——那些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和竞争。人际关系被贬低并被推向私人领域,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们不能创造财富。我们阵营必须把握住友谊,以促进集体纽带。乍一看可能不明显,但友谊是一个极具颠覆性且始终具有革命性的议题。

“友谊政治”是否与“不屈法国”所宣称的“新法国”有关?

完全相关。“新法国”始于一个人类学观察:法国人民已经不再是 1958 年(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之年)时的样子了。如今,十分之六的人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省份,四分之一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人们重新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例如我们知道,离婚人士——其数量在半个世纪内增长了三倍——在一周内见到好朋友的可能性,高于见到不与他们同住的近亲的可能性。友谊的重要性在底层社会中更为显著。社区居民比其他人更依赖家庭之外的物质和情感支持;移民群体亦然。如今,人们在尽可能地勉强维持生活,有时甚至让自己陷入精神或物质上的不安全状态。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框架,使他们的需求正常化,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

您提议为了追随搬迁的朋友而申请“职业调动”……这个想法源自哪里?

必须回到原点才能理解。我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份关于友谊的问卷。结果我被淹没了:24 小时内收到了 7000 多份回复。人们用崇高的词汇向我讲述他们的友谊、疾病、丧亲之痛以及友谊的破裂。在这些证词中,“调动”——即能够追随因工作被调往另一个城市的朋友而申请调职,类似于“家庭团聚”模式的一种“友谊团聚”——被多次提及。

如何在不给友谊关系施加压力、不使其变得官方化的前提下,为友谊立法?

我意识到在捍卫这项政策时,我正行走在一条狭窄的脊线上。友谊被人们正确地视为自由与灵活的空间。

克莱蒙斯·盖特,拉波埃西研究所(Institut La Boétie)共同主席,7月20日于巴黎国民议会。摄影:MATHIEU ZAZZO

立法并不是为了用某种新的“友谊枷锁”来取代原有的“家庭枷锁”。为了避免这个陷阱,我选择了我们运动多年来一直主张的“新权利”方法。这些权利并不形式化任何新的义务,它们是普适的,旨在恢复物质上的平等。例如,将育儿假扩展到朋友身上,是对那些做出此选择的人开放的一种可能性,但并不包含任何强制性。

友谊会产生成本。为了维持联系,人们需要出门、旅行,有时还需要请人照顾孩子。在政治上,改变这种模式是否可能?

我们都曾感受到与社交成本相关的某种压力。例如,当你爱的人结婚会产生费用,但预算又很紧张时该怎么办?还有日常活动的成本,比如晚上与亲友聚会,或者参与生日众筹……我读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如今,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认为友谊成本高昂。“友谊政治”恰恰是一个整体方案:它承载着增加免费场所的想法。见朋友不应该以是否有能力支付一杯咖啡、一张电影票或一顿餐厅晚餐为前提。

如今,能够免费与亲友见面的公共空间很少。城市空间中公共长椅数量的下降就证明了这一点。“友谊政治”与关于我们社会去商品化的更广泛思考相关联。

您的书中涉及了性别问题。您解释说,在屏幕和书籍中,友谊经常由男性来代表……

您知道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吗?它是用来衡量女性在虚构作品中的地位和可见度的。它有三个标准:作品中必须至少出现两名有名字的女性,她们必须在一起交谈,且谈论的主题与男性无关。极少有虚构作品能通过这个测试。

在我们所处的父权想象中,女性之间的关系被打上了嫉妒和竞争的烙印。在文化呈现中,当资产阶级女性的友谊被局限在家庭空间时,这种关系被认为是天真的甚至是高尚的;而随后,女性之间的团结被认为对既定秩序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事实确实如此!——因此被贬低。“友谊政治”是一个女性主义项目。

有时管理友谊很困难。在经历悲剧或低谷后,人们往往会回到最亲近的人身边。是否也应该就时间立法,以便更好地管理友谊?

这个问题直接引向了关于缩短工作周以释放时间的思考。职业压力压在我们的生活之上。我自己在生活中就深有体会。我不得不把我的社交生活列入日程表。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仅限于管理层,而对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来说,时间问题更容易处理。但当孩子进入这个方程式时该怎么办?当在一天的工作后累得腰酸背痛,该如何寻找力量让自己能陪伴亲友?把时间还给人们,就是让他们有时间陪伴亲近的人……包括他们的朋友。

采访记录:RACHID LAÏRECHE

用著作让被抹去的纽带可见

在“不屈法国”议员克莱蒙斯·盖特之前,近年来已有几位女作家撰写关于友谊的作品,将这种情感的政治特性理论化。

谁对我重要?谁在关心我?谁与我亲近?在人生的转折点上,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能会动摇最坚固的信念。如果我的朋友们构成了支撑我生存的纽带网络呢?在 #MeToo 运动后质疑传统纽带的浪潮中,友谊正强势回归。我的朋友们构成了我为自己选择的家庭:为什么这些关系与“夫妻、两个孩子”的模式同样可贵,却不能在社会上获得同样的认可?《世界报》记者爱丽丝·雷博(Alice Raybaud)观察到了这股新友谊浪潮的“前兆”。在 2024 年出版的《我们强大的友谊》(Nos Puissantes amitiés,La Découverte 出版社)一书中,她描述了“一部分年轻人日益坚定的愿望:打破关系等级,质疑浪漫之爱被赋予的优先地位,并接纳一种与性关系更具距离感的态度”。揭开性与家庭规范的盖子,就是让那些经常被隐形化、被视为微不足道、却织就了避风港空间的关系重新显现。

肯定。在那里,在边缘地带,被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环绕,女性、女同性恋、男同性恋、酷儿以及对自身处境持批判态度的异性恋者们构建着自己的生活,可以做真实的自己,而无需担心周围秩序的雷霆之怒。在 20 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已经将这些家庭外纽带的核心特性理论化了。“剥夺我对朋友的爱,剥夺人类生存中那灼热的紧迫感,以及其中吸引人且神秘的部分,那么我将只剩下一层薄膜,一根无色且毫无生气的纤维,可以像任何排泄物一样被扔掉。”如今,通过多部出版物,友谊的世界正走出阴影,旨在让那些长期处于模糊地带的事物变得可见,从而获得肯定。例如,那些在虚构作品中极少被提及、在传记中经常被抹去——以突出被过度看重的婚姻和母亲阶段——的女性友谊。

至关重要。在 2024 年出版的《对友谊的过度渴望》(Un désir démesuré d'amitié,Seuil 出版社)中,作家兼艺术理论家海伦·吉安内基尼(Hélène Giannecchini)通过唐娜·戈特肖克(Donna Gottschalk)的摄影作品,探讨了这些替代性谱系的“美感与力量”。在 60 年代的纽约,这位美国摄影师捕捉了她周围以及她所爱的人:朋友、情人、室友、邻居、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处于当时性压抑之中、被边缘化,却如此至关重要且充满活力的感性世界。依靠朋友构成了防止陷入生存危机与孤独、避免屈服于一个如此缺乏包容性的社会之暴力的首要锚点。海伦·吉安内基尼认为,友谊确实是一种“政治情感”。

哲学家若弗鲁瓦·德·拉加斯内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在其随笔《3. 向外的渴望》(3. Une aspiration au-dehors,Flammarion,2023)中指出,这是一个抵抗之所。他以自己与哲学家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以及作家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之间的私人友谊为出发点,将其描述为一种制衡力量,一个相对于从众心理和国家权力而言的重塑空间。他大胆地断言,友谊是一种比家庭、爱情、伴侣关系更为开放、自由且具有解放意义的生活形式。记者朱莉亚·福伊斯(Giulia Foïs)在今年1月由 La Martinière / Alt 出版的一篇短篇小册子中提出了疑问:如果友谊能改变一切会怎样?“不屈法国”的议员克莱门斯·盖特通过她的著作,将这些当代诉求汇集起来,并将其转化为政治主张。早在 70, 年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曾指出,友谊不仅是一种私密情感,更是一种共同分享的政治价值。基于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philia”(公民间的友谊),她将这些纽带视为“共同福祉的基本条件之一”。

塞西尔·多马斯(CÉCILE DAUMAS)

加拿大 马克·卡尼:与特朗普清算旧账的前银行家

人物简介

面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威胁,执政十八个月的加拿大总理最终选择了对抗,并于周二宣布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对于这位希望降低国家对邻国历史性依赖的领导人来说,这又是一场新的危机。

马克·卡尼 7月16日在安大略省伦敦市。照片:卡洛斯·奥索里奥。

作者:亚历山德拉·比莱特 (ALEXANDRE BILLETTE)

“他们要求过多,而给予太少。”周六,马克·卡尼用一句简练的话总结了与华盛顿贸易谈判的失败。美国准备对约280亿加元(超过170亿欧元)的进口至美国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已于前一天晚上命令其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他警告称,加拿大将采取“一比一”的报复措施。面对唐纳德·特朗普,他没有辱骂也没有夸张的戏剧化举动,而是采取了一种冷峻的语气,意识到一项糟糕的协议将比一场公开危机更具破坏性,尽管卡尼承认,这种抵抗行为将“增加成本并减少”加拿大人的“选择”。

周二,这一举措已然落实。加拿大宣布对进口至加拿大的700多种美国产品采取报复措施——特别是牛奶、木材、钢铁、农业设备和电子产品——这些产品将从9月8日起被征收最高达50 %的额外关税。紧随其后,渥太华宣布提供75 亿加元的援助,用于支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这是一次反击,但马克·卡尼在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时没有辱骂,也没有夸张的戏剧化举动;相反,他表现出一种冷峻的语气,意识到一项糟糕的协议将比一场公开危机更具破坏性,尽管这位加拿大总理承认,这种抵抗行为将“增加成本并减少”加拿大人的“选择”。

这一场景在18个月前很难想象。这位前银行家在接替他曾担任经济和财务顾问的贾斯廷·特鲁多之前,从未担任过任何民选职务。现年59岁的他曾任加拿大银行及随后英国银行的总裁,其作风像大老板一样刻板,像技术官僚一样晦涩,而他的个人魅力与他的智力成反比——他非常聪明。

许多人曾预想他会在穿越政客博弈、握手社交以及在活动志愿者厨房里度过的选举之夜这些“音障”时,在半空中崩溃。

然而,他赢得了2025年4月的加拿大大选,而此前自由党在贾斯廷·特鲁多十年的统治下已疲惫不堪,被认为注定失败。在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几周后,马克·卡尼凭借一项突然变得至关重要的特质而受到支持:在美国人猛烈攻击加拿大经济和主权的时刻,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时,这位银行家似乎知道在冷静中该如何应对。

严苛,有时甚至生硬 因为这在过去二十年里几乎就是他的职业。2008, 2月被任命为加拿大银行行长,43岁的他成为了G7国家中最年轻的央行行长,而就在七个多月后,雷曼兄弟的破产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动摇。为了避免信贷危机,马克·卡尼当时将资金成本几乎降至零,向银行提供资金,并承诺保持极低利率,以安抚家庭和企业。在加拿大月刊《麦克莱恩》(Maclean's)的一篇人物特写中,与他共事过的人描述了同样的特质组合:惊人的敏锐、近乎无限的自信以及在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能力。前加拿大银行行长大卫·道奇(David Dodge)将其总结为:马克·卡尼无法容忍“模糊的思维”。作为回报,他在渥太华和伦敦的前同事们欣然承认:他拥有严苛的性格,即便有时会显得生硬。

然而,面对特朗普的“模糊思维”,他并未立即采取对抗策略。在执政最初的几个月里,卡尼寻求与华盛顿达成妥协,采取了多次安抚举措,并同意撤回渥太华原计划中的大部分贸易反击措施。“起初,马克·卡尼认为只要对特朗普友善,就能获得他的青睐,”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的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加侬(Frédérick Gagnon)1月在一家魁北克广播电台中观察到,“但他意识到,友善对他不起作用。”

1月20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对一群被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地搞得僵在原地的权贵们,马克·卡尼迎来了他的觉醒时刻。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美国总统,但目标显而易见。他在会上谴责大国们“开始将经济一体化作为施压手段,将关税作为杠杆,将金融基础设施作为胁迫手段,将供应链作为可利用的漏洞”。

“A计划”

他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谈判桌旁,我们就会成为菜单上的菜肴”。通常反应冷淡的达沃斯听众们此时为他起立鼓掌。次日,唐纳德·特朗普便咆哮道:“加拿大靠美国生存:马克,下次发表声明前请记住这一点。”

然而,马克·卡尼绝非什么革命者。他的地缘政治愿景更像是一种应用于国家的金融投资组合管理。该愿景要求消除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障碍,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国防、能源和关键矿产,并在欧洲寻找客户。

路透社

“这个国家有能力承受这样的衰退”

就像在亚洲一样。渥太华希望在十年内将非美国出口额翻倍。“巩固国内实力并多样化海外贸易关系,这不是我们的B计划,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的A计划,”他周六如此保证。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加拿大近四分之三的出口仍然流向美国,而报复行动可能会非常惨烈。卡尼的坚定程度将通过失业人数以及向其他市场开放所需的时间来衡量;这或许是这位总理真正的政治考验——他现在不再需要用自己的信誉来安抚金融家,而必须让选民接受与那个不稳定的美国大邻国总统进行直接对抗所带来的真金白银的代价。

双语标签已成为贸易战的象征。加拿大销售产品必须标注英文和法文的规定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详见我们在 Libé.fr 上的文章。

在华盛顿不断增加关税威胁之际,加拿大正寻求逐渐摆脱对其第一大市场的依赖。正如魁北克政治学家斯特凡·帕金(Stéphane Paquin)所解释的那样,这是一个雄心勃勃但在经济上具有风险的战略。

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依附于其巨大的邻国,而现在则寻求多样化出口并加强国内市场。魁北克国家公共行政学院正教授、政治学家斯特凡·帕金认为,这种脱钩需要时间,且代价可能很高。

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现在断言,“美国已经改变了”,加拿大不会回到过去与美国的关系中。这是一种旨在回应唐纳德·特朗普的说辞,还是我们正在见证面对华盛顿的经济政策发生真正的转变?

加拿大政府的战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对美国采取非常宽容、非常妥协的态度。加拿大在移民、边境管理方面做出了大量让步。他们取消了加拿大政府在9月份实施的绝大部分关税。他们甚至做出了几项不可接受的让步。例如,新的戈迪·豪(Gordie Howe)大桥 [连接底特律与温莎两国的桥梁,于 27 日 7 月启用,编者注]:由加拿大全额出资,且政府将一半的过路费收入让给了美国。

第二项战略是增加国际伙伴关系和协议。我注意到马克·卡尼执政以来共有 17 项倡议:与欧盟、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卡塔尔、印度、日本等建立伙伴关系……此外,还有一些正在进行的谈判,例如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国家。因此,其核心在于多样化伙伴关系。第三项战略是促进构建一个

更强大的国内市场,因为加拿大的联邦制类似于欧盟,且内部贸易依然存在障碍,例如各省之间不同的植物检疫、安全和法律标准,导致国内贸易有时都十分困难。马克·卡尼将出口向欧洲、亚洲和其他市场的多样化,作为应对美国压力的战略回应。但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北美经济一体化之后,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又在什么时间期限内实现?

目前,加拿大 75% 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降低到 50%,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目标。在过去一年半里,该比例已经显著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但我们出口到美国的绝大部分商品是通过卡车运输的,这在物流方面要简单得多。因此,虽然加强加拿大国内市场是可行的,但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物流基础设施、港口……例如,我们正在投入巨资在蒙特利尔附近建设一个新港口,以促进向欧洲的出口。在温哥华地区针对亚洲市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且,我们的出口商向美国出口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已经符合美国的规范和标准。

通过暂停谈判并宣布采取“美元对美元”的对等关税,卡尼(Carney)正冒着贸易战的风险。面对一个仍吸收其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合作伙伴,加拿大是否有经济能力在这种博弈中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约占其 GDP 的 17,5 %。因此,如果出口额哪怕仅下降 20 %,加拿大将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当然,我们有能力承受这样的衰退,所有国家都能挺过去。好消息是,马克·卡尼(Mark Carney)

曾任中央银行行长。但这无疑将是非常痛苦的。

除了当前的危机,最终被质疑的是否是北美自由贸易本身的架构?如果美国总统可以定期威胁单方面征收新关税,那么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还能给加拿大保证什么?加拿大为了说服美国政府降低关税壁垒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我一直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因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过去多次证明他并不遵守诺言。美国与欧盟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签署了协议,但他会根据当天的情绪和当时的波动单方面质疑这些协议。与一个谎言家签署的贸易协定价值几何?11 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通常贸易属于国会的职责。

目前,共和党当选议员不敢质疑特朗普,因为他们希望确保获得党内的提名。但在选举之后,特别是如果民主党占据多数,可以认为这将释放许多共和党人的话语权,届时与美国谈判贸易协定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稳定。

采访记录:A.B.

作者:维克多·布瓦托(VICTOR BOITEAU)

[...OMITTED...]

直到现在,他们还假装在扮演绅士,彼此维持着某种礼貌。但现在,爱德华·菲利普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这是一场开学季的激烈交锋,也是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在经历了远离媒体雷达、在闲适、运动与阅读中度过的家庭假期后,这位“地平线党”(Horizons)的候选人在周五和周六前往马约特岛就移民问题发表讲话,其立场完全向右倾斜。他在8月初向《巴黎人报》透露,必须“通过休养来让自己回归时更加强大”。而他的竞争对手、来自复兴党的候选人则在7月和8月选择了“永久竞选”模式,穿梉于“日常”的法国各地,并密集接受采访。“加布里埃尔不认为夏季是休息时间,”议员普里斯卡·特夫诺(Prisca Thévenot)评论道。这是一场“全速前进的夏天”,阿塔尔希望以此弥补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据其亲信称,这一赌注已经成功。“这个夏天的教训就是爱德华·菲利普的下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的一位亲信在周一尖锐地评价道,并分析了当天公布的一项由 Toluna Harris Interactive 为 M6 和 RTL 制作的民调。根据不同情景,地平线党的党魁得票率在 14% 到 19% 之间波动,而让-吕克·梅朗雄(在四个情景中的三个中得票率为 17%)反超,后者目前处于能够进入第二轮与玛丽娜·勒庞(测试得票率在 35% 到 38% 之间)对决的位置。

“爱德华·菲利普面临的挑战是,在第一轮成为抵御梅朗雄的堡垒,在第二轮成为抵御勒庞的堡垒,”阿塔尔的一位亲信强调,“他正在输掉这场赌注。”只有一种假设能让菲利普领先于不屈法国(LFI)的领导人:即阿塔尔放弃参选,由弗朗索瓦·奥朗德代替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出马。一位地平线党的议员观察到:“每个人都在趾高气扬,但事实上,路还很长。”

“没有动力” 菲利普的支持者试图对该民调给出另一种解读。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的领袖能够团结右翼和中间派,以避免第二轮出现不屈法国与国民联盟(RN)之间的对决——前议员阿涅丝·菲尔明-勒-博多(Agnès Firmin Le Bodo)将其形容为“鼠疫与霍乱之间的决斗”。地平线党议员西尔万·贝里奥斯(Sylvain Berrios)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被淘汰。”而一名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的顾问则认为:“关于民调的评论简直荒谬”,该党的候选人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的得票率依然未能突破 10% 的大关。没有人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在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与爱德华·菲利普之间,右翼竞标升级

距离最高权力选举还有八个月,正当复兴党(Renaissance)的候选人认为自己能够追上竞争对手地平线党(Horizons)之时,这两位国家元首的继承者在移民或教育问题上,纷纷提出完全倾向右翼的方案。

2月10日,爱德华·菲利普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巴黎出席皮埃尔-伊夫·布尔纳泽尔(Pierre-Yves Bournazel)为市政选举举行的集会。 DANIEL PERRON HANS LUCAS

•••• 该政治空间的候选人并不具备动力。」

距离总统大选还有八个月,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继承人们之间气氛紧张。「一场野蛮的初选没有规则、没有法律,也没有时间表,」一名共和党(LR)顾问试图解释道。在缺乏组织化的筛选机制的情况下,两名候选人在右翼主张上展开竞争。在马约特岛,菲利普呼吁通过暂停接收难民申请、取消出生地原则(droit du sol)以及停止家庭团聚来「关闭移民闸门」。「他没有走极端,也没有搞民粹,而是采取了攻势,而且奏效了,」里约-拉-帕普(Rillieux-la-Pape)市长(地平线党)亚历山德拉·温森代(Alexandre Vincendet)赞赏道。「每个人都不得不根据他的立场来表态。」而让-吕克·梅朗雄在其运动的夏季大学期间,将此评价为「荒谬、可笑且具有挑衅性」;此前,玛丽娜·勒庞指责梅朗雄在2017年至2020年担任总理期间未能在该问题上采取行动。

这两位前总理在本周初还披露了他们的教育措施。作为教师之子,勒阿弗尔市长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承诺,将对学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构,这可能是自儒勒·费里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旨在让学校重新成为「我们的重大国家雄心」。在具体措施方面,这位地平线党的候选人提出将教师薪资提高20%,针对「霸凌者、扰乱者或旷课学生的父母以及暴力父母」设立「学校责任罚款」,并赋予学校更广泛的自主权。此外,还包括右翼的经典主张:基础知识、权威、功绩与卓越。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阿塔尔阐述了他深植于右翼的教育愿景:关闭100所「学校贫民窟」式的初中,将初中毕业证书(brevet)设为进入高中的强制条件,或恢复小学毕业证书(certificat d'études)作为进入6 $^{e}$年级的门槛——这一措施在2022年曾由瓦莱里·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和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主张——此外,小学每班人数将控制在20人。

「碾压比赛」 作为挑战者,阿塔尔继续质疑其竞争对手所谓的「天然候选人」地位。「面对极端势力,这次选举中不再有热门人选,」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甚至将自己定位为与地平线党候选人「平起平坐」。他的随行人员希望相信「比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开放」。凭借其政党充足的资金支持,阿塔尔并不打算放慢竞选步伐。他将于周日前往沙隆-香槟(Châlons-en-Champagne)参加博览会,随后前往里尔参加特卖会,最后前往图卢兹。

在中间阵营内部,这两位前总理之间的这种内斗令那些主张单一候选人的人感到担忧。「如果只关注于谁胜谁负,我们是在准备一场集体失败,而且可能在第一轮就失败,」民主运动党(Modem)议员领袖马克·费斯诺(Marc Fesneau)在X平台上警告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个候选人与另一个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而在于极端势力的增长,他们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对手。」

周日在菲尼斯泰尔省(Finistère)度假的参议院议长热拉尔·拉舍尔(Gérard Larcher)重申,他希望拥有一位「有能力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至于支持初选的人则坚持己见。「如果没有通过民主方式指定的候选人,右翼和中间派将无法获胜,」戛纳市长大卫·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在《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认为。

而主要相关人士则表现得十分淡定。菲利普在周六受邀参加 BFM TV 节目时主张,那些“旨在团结一致”的右翼和中间派候选人将在“11月至次年2月之间”完成整合。而他的竞争对手——文艺复兴党(Renaissance)则打算等到 2027 年年初才出手,“彻底终结比赛”。到目前为止,一切尚好。

教育:“知识冲击”计划以失败告终

国民教育部长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虽然行事低调但极其活跃,他将学校视为其优先事项之一。本文将回顾其那些已然失效的改革措施。

新学期尚未正式开始,学校就已成为 2027. 大选的战场。在短短几小时的间隔内,爱丽舍宫中间阵营的两大主要竞争者——爱德华·菲利普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分别于周一和周二在《费加罗报》和《世界报》上公布了他们的教育提案。这两位前总理的提案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回归基础、强调功绩、权威以及学术水平。地平线党(Horizons)的候选人承诺将对学校进行“大规模重构,这可能是自儒勒·费里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旨在使其重新成为“我们的重大国家雄心”。而复兴党(Renaissance)议员团主席则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打造“欧洲最好的教育体系”,将法国推向 PISA 排名榜首。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些往事。因为在新的承诺之前,曾有过旧的承诺。在 2023, 7 月至 2024 年 1 月前往马蒂尼翁宫(担任总理)期间(这五个月感觉像过了好几年),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格勒内尔街(教育局)发起了一场真正的媒体冲刺,以极快的节奏密集出台各项措施,并将其包装在极具营销力的“知识冲击”(choc des savoirs)计划中,旨在深刻改变学校。三年后,这次“冲击”的力量已大打折扣。除了依然强制执行的高一(seconde)实习,以及 6 月份恢复的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会考(bac),他最标志性的几项措施已被放弃、削减或修改。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此前引起轰动、但其中部分最终化为泡影的公告。

分级小组:虽被废弃,但再次出现在其政纲中

这是那个浮夸的“知识冲击”计划中旨在提高法国青少年水平的核心环节之一。2023 年 12 月,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宣布,初中生在法语和数学科目上将按水平被分为不同小组,首先在六年级和五年级实施,随后扩展至四年级和三年级。部长意图打破他认为会将学生“拉低”的“统一初中”模式,而教育界则对此类学校隔离行为发出警告。然而,这项措施在生效前就开始被瓦解。他的继任者尼科尔·贝卢贝更倾向于称之为“需求小组”,并允许学生定期回到原班级。随后,扩展至四年级和三年级的计划也被搁置。

在实际操作中,分级小组在实施的第一年就没能站稳脚跟。到 2025, 开学时,尽管该机制是强制性的,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初中完全落实。直到致命一击到来:2026, 3 月,政府最终取消了该机制的强制性。如今,各初中可自行决定是否组织分级小组。现任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周一在《进步报》中为这一选择辩护,认为这些小组的效果“因学校而异,差异极大”。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并未放弃,他在《世界报》中承诺将推广该机制,同时承认要“给学校留出更多灵活性”。

中学毕业证书与高中预备班:从未真正存在的“分水岭”

这一宣布同样曾引起轰动。阿塔尔(Gabriel Attal)曾承诺,从2025年起,如果没有获得中学毕业证书(brevet),将无法直接进入高中。未能通过考试的学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高中预备班”(prépa-seconde),通过一年的时间巩固所学知识,然后再继续学业。然而,这一机制从未以宣布的形式真正实施。2025年1月,就任教育部长的伊丽莎白·博尔内(Elisabeth Borne)做出裁定:进入高中最终不再强制要求持有中学毕业证书。但阿塔尔依然坚持,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将致力于实施这项改革。至于最初为考试不及格学生设计的“高中预备班”,现在则面向被认为基础薄弱的志愿学生开放。因此,阿塔尔构想的强制性过渡阶段已所剩无几。

校服:从未来的全面推广到逐渐萎缩的试点

另一个旨在制造话题的想法是“统一着装”。2023年底,阿塔尔启动了一项他希望具有“规模”的试点计划。如果试点

法国希望通过打造“欧洲最好的教育体系”,让其在PISA排名中位列前茅。

取得成功,校服将可以在所有学生中全面推广。但随后的进展则远没有那么辉煌。参与试点的地方政府和学校数量有限,且有几家在过程中中途放弃。近三年过去,全面推广并未实现。而2026年春季发布的首次评估结论显示,校服对“学生的行为和学习效果”影响“有限”,对校园氛围的影响则不一。《进步报》(le Progrès)中,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断言:“如果行不通,我们不会执迷不悟。”不过,有意愿的学校仍可在当地继续实施。

“教师协议”:远未达到最初的雄心

至于“教师协议”(pacte enseignant),并非阿塔尔的发明。该协议于2023年开学季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承诺的教师待遇提升框架下推出,但它仍成为新部长实现另一项重大承诺——减少缺课时数——的主要工具之一。志愿教师通过承担额外任务(尤其是短期代课)来获得更高薪酬。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增加工作量来获得略高的收入。阿塔尔希望说服约三分之一的教师签署完整协议(即承担三项任务)。

在第一年结束时,确实有约30%的教师签署了协议,但他们仅承担了至少一项任务,而非三项。国家最初预拨了大量资金,2025年为7.8亿欧元,但最终在2026年将预算削减至4.8亿欧元。参议院强调,这“更接近学校的实际消耗”。参议院认为,该协议促进了短期代课的落实,代课频率比此前高出2.5倍。但这距离解决缺课问题仍有很大距离。

通用国家服务(SNU):从承诺的全面推广到被放弃 在国民教育领域,阿塔尔曾主张将通用国家服务(SNU)推广至整个年龄段。其规模扩大尤其依赖于“参与型班级和高中”,允许志愿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凝聚力培训营。

三年后,全面推广从未实现。经过数年的试点,以及对其成本和在整个年龄段部署可行性的反复质疑,作为SNU核心的凝聚力培训营最终被放弃。

塞西尔·布尔纽夫(CÉCILE BOURGNEUF)

周二,在奥德省(Aude)的波马斯(Pomas)。照片 I.BIGOU-GILLES. AFP

奥德省遭遇龙卷风,景象宛如“末日”

周一17时左右,一场龙卷风席卷了波马斯村(Pomas),沿途摧毁一切。村民们虽平安无事,但深受此次灾难的心理创伤,他们讲述了面对巨大财产损失时的焦虑之情。

作者:SOLANGE DE FRÉMINVILLE 波马斯(奥德省)特派记者

树木被吹倒,屋顶被掀翻,汽车被撞毁,街道上覆盖着瓦砾……在卡尔卡松(Carcassonne)以南,被葡萄园和林地环绕的波马斯村一片狼藉。周一下午,龙卷风在短短几分钟内摧毁了沿途的一切。“我以为我要死了,”60岁的安妮克(Annick)流着泪低声说道。她的表哥陪她来到多功能厅,并讲述道:“在家里一切崩塌的那一刻,她躲在桌子下面。”自周一晚上起,失去住所或失去电力的居民们就在这里寻求避难。

在这个拥有1,000名居民的小镇上,三分之二的住宅(即330栋房屋)受到了时速117公里的旋风冲击。

几乎所有房屋都经过了评估,周二下午,省政府宣布其中102栋已被摧毁。大约20个家庭被安置在周边的度假屋中,其他人则前往亲友家。据精疲力竭的市长埃尔韦·吉内(Hervé Giné)称,共记录到约50人受伤,其中20人住院,但除了一例锁骨骨折外,没有重伤。他感叹道:“我们遭到了大自然的轰炸,”并分享了那种“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的感觉。

“我们都要死了” 市政厅本身也被“夷为平地,计算机设备被吹到空中”……“昨天无法启动备份计划,”这位市长无奈地承认,他被迫依赖于抵达现场的120多名消防员,他们“迅速到达并掌控了局面”。村小学因无法使用,将在开学季关闭。省长宣布,相关学生将前往周边市镇的学校就读。 在多功能厅里,37岁的让-雷米(Jean-Rémy)面色苍白,目光空洞地讲述道:

“我看到邻居家的门飞走了。”他停了下来,几乎落泪,随后重新组织语言。“它像个管子一样,铁片向四面八方飞散,发出像涡轮机一样的噪音。

它粉碎了一切,玻璃、瓦片、门。当时我和我3岁的孩子在一起。我的屋顶被掀开了。邻居的一面墙倒在了我的房子上。”

迪米特里(Dimitri)失去了一切。当风开始猛烈吹袭时,这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开始收拾他的躺椅,随后他看到“葡萄园里出现了一个旋风,卷走了所有的泥土”。“在我妻子去接两个孩子并下来之前,落地窗就爆炸了。我们躲在厕所里,我顶住门,门在晃动,孩子们尖叫着:‘我们都要死了’。”屋顶、二楼,一切都消失了,被吸入了旋风之中。“现在只剩下四面墙和裸露的楼板,”他仍处于震惊之中地讲述道,“卧室、浴室、我们的衣服、珠宝……全部被卷走了。”在花园里,“那棵近百年的橄榄树被连根拔起,被吸走了。橄榄树没了。大门也没了。一切都飞走了”。在朋友家度过一个失眠之夜后,他自问:“这是一场噩梦吗?”由于深受创伤,他仍能回想起“那个旋风,一切在爆炸”,并模仿着风的嘶鸣声。站在一年前购买的房子前,他沮丧地意识到:“我们回到了原点!”

“我没屋顶了”

“简直是世界末日!”她的邻居克里斯蒂娜证实道。“没有了屋顶,没有了墙,泳池里进了一棵橄榄树,沙发被吹到了花园尽头,只剩下几件衣服和一把椅子,”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性沮丧地说道。她的伴侣在龙卷风过后不久与她汇合,此时仍处于震惊之中,他向她描述了“一个巨大的质量体直冲房子而来,一声巨响,然后他被甩到走廊里,被掉下来的 Cumulus 空调机压住,屋顶被卷走了。”随后他悲伤地低语道:“我们才搬来四个月,一切都是新的。”

从跨越卡尔卡松(Carcassonne)至利穆(Limoux)铁路线的桥上望去,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倒伏树木、折断的树枝以及一片散乱的植被。上方,被毁坏的汽车提醒着龙卷风过境前的景象。“这里曾是一家车库,”56 岁的埃里克强调道,他正前往多功能厅申报损失。他讲述了那朵“黑云”,以及所有被“吸走的东西——屋顶、树木,就像被抽真空一样,天花板裂开,门被撕掉……我没屋顶了,也没大门了。”而且车也没了,被瓦片和从阳台掉下来的栏杆砸碎了。

对于退休人员马索来说,这同样是一场灾难,他昨晚在多功能厅的行军床上度过:他的花园“乱七八糟”,长条柚木桌和椅子“消失了”,“凉亭被吹翻了”,“一半屋顶的瓦片被卷走,玻璃破碎,电视机掉在地上……”但庆幸自己还活着,他承认道:“这些都只是财物。”

“全球变暖导致风暴日益剧烈”

周一,龙卷风同样袭击了韦尔泽伊(Verzeille,奥德省)。照片:丹尼斯·马雷沙尔(DENIS MARECHAL)。路透社

秋季,地中海和大西洋盆地附近积聚了大量湿气。风暴的数量并不一定增加,因为风暴是由来自北欧或北极的冷空气触发的。

但在触发风暴的扰动程度相同的情况下,风暴的强度更高,因为它们从大量可利用的湿热能量中汲取力量。龙卷风的数量没有增加,但其强度在提升,因为风暴本身变得更加剧烈。

如何预测龙卷风的形成?

龙卷风是非常微小的现象,发生范围仅几十米。因此,它们不能使用像法国气象局(Météo France)那样的大气模型,后者的最高分辨率网格约为一到两公里。这类现象被称为“亚尺度现象”。我们可以像法国气象局那样进行统计预测,即发布雷暴橙色预警,告知将有冰雹或闪电。但对于龙卷风,必须使用超高分辨率气象雷达实时跟踪雷暴的进展,以观察是否存在旋转分量。

我们需要一名专门跟踪此类现象的气象学家,以及一套能够自动触发(例如通过短信)的预警系统。但这需要极其昂贵的基础设施,只有像美国这样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负担得起,因为美国每年的龙卷风数量足以证明这些成本的合理性。而在法国,每年只有几十次龙卷风,其中许多并未造成破坏。 法国在极端天气现象方面是否正在趋近美国?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极端天气事件专家、研究员达维德·法兰达(Davide Faranda)指出气候变化在奥德省发生的灾难中所起的作用。

周一摧毁波马斯(Pomas)村的惊人龙卷风是一种每年发生几十次的现象,但很少如此剧烈。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研究所(Institut Pierre-Simon-Laplace)和巴黎-萨克雷大学(Université Paris-Saclay)的 CNRS 气候科学研究主任达维德·法兰达强调,自五月份以来连续的酷暑与夏末雷暴强度之间存在联系,而正是这种强度促成了龙卷风的形成。

龙卷风是如何形成的?

当出现伴有强风旋转的极强雷暴时,龙卷风就会出现。这需要冷暖气团的混合。目前,地中海呈现出较为典型的热带特征,由于自五月底以来一直处于酷暑状态,且几乎从未被天气扰动中断,陆地温度高且相当潮湿。随着夏季结束,冷空气扰动从大西洋和欧洲北部袭来。这些冷空气与温暖的陆地混合,从而触发了这些雷暴。

我们能否将这些现象与气候变暖联系起——

来?

我们无法直接建立这种联系,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模拟龙卷风形成的气候模型,因为龙卷风是极小尺度的现象。相反,雷暴的增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在夏季,越来越多的暖湿空气——

地中海和大西洋升温非常快,温度已达到墨西哥湾的水平。全球变暖产生了具有美国特征的雷暴,伴有巨大的冰雹和造成破坏的强龙卷风。

法国并没有变成俄克拉荷马州,但在特定的季节(尤其是秋季和夏末),我们拥有类似于美国中部的亚热带气候特征。

莫德·马蒂亚斯(MAUD MATHIAS)

当 AI 向律师求爱时

调查报告

一项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人使用人工智能来准备法律咨询,而法律专业人士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利用 AI 来丰富其辩护词。这一现象已经导致了一些错误。

作者:MATHILDE ROCHE

“你好,律师,ChatGPT 建议这样辩护,您怎么看?”两年来,这类信息不断涌入律师的收件箱。近几个月来,这种情况有所加速,并出现了几种不得不承认其大胆的变体:从“Perplexity 不理解您的策略,反而认为应该采取某种程序”到“这是由 Claude 起草的诉状,您能审核并发送给法官吗?”面对人们对人工智能日益大胆的使用,法律专业人士也开始体验到医生在二十年前观察到的“Doctissimo 综合征”。不出所料,这种恼怒感是一样的。“我们理解他们想节省时间,但有时我们花在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其方案不可行的时间反而更多,”法国国家律师协会(CNB)主席弗朗索瓦·吉罗(François Girault)指出,该机构代表了法国 79000 名律师。

在 CNB 2025 年 5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66% 的受访个人客户认为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咨询法律问题没有问题。这些结果已经过时,尤其是在家庭法和劳动法领域。“如今,所有客户在到访之前都先咨询过 AI,”许多观察人士注意到。“甚至在刑事案件中也是如此!”巴黎律师汤姆·米歇尔(Tom Michel)肯定地说道,尽管他专门从事为毒枭和名人处理严重诉讼的辩护工作。“现在给我发送‘待审阅’的预答复或直接引文的客户数量之多,令人不安,”他说,“而且偶尔这些内容几乎可用,但我的工作不是给 ChatGPT 做校对。”

为什么首先要在键盘上提出问题?在前期尽可能多地了解信息可以“避免在预约时显得太烦人,或者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去年一项调查的一位参与者这样回答。几位受访者强调,这样做可以避免在问了三个问题后就遭到“厌烦的目光”,也可以避免在“每项服务都计费”的情况下进行初步咨询。他们补充道:“如果我们带着相关信息来,速度会更快。”当律师可能被认为过于草率或难以联系时,AI 能立即搜索、回答并提供安慰。即使在凌晨 3 点,它也能以一种……计算机特有的耐心,进行简化、综合、普及、解释并重复。

“如果没有这种便捷了解自身权利的可能性,一些诉讼当事人可能永远不会寻求律师的帮助。”——律师弗朗索瓦·吉罗

“AI 为我们生成合同”

那些就某种情况的合法性咨询 AI 的诉讼当事人,赞扬其能够根据争议的具体语境进行调整,而搜索引擎只能提供通用答案。对话式的形式还让人能更好地把握自身处境或理解法律文件,且没有专业术语,也没有评判。一名认知计算技术的拥趸透露:“我正处于遗产继承过程中,在我睡觉前躺在床上问它的那些问题,你们得看看,因为我和我的兄妹之间有矛盾。”

“律师可能会坑你,我更希望在面对他们之前先掌握一些知识,”另一位正处于分居过程中的客户这样表达。他不再愿意像个“傻瓜一样,在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听对方说话”。其他证词也提到:“以前我们必须信任,现在我们有办法验证他们的知识水平。”该研究因此指出,诉讼当事人与法律专业人士之间存在一种“重新平衡”权力关系的需要。这(不单单)是因为不信任,更多是为了不再仅仅作为法律程序的旁观者,因为他们才是最直接的相关方。一名客户解释道:“我们觉得通过使用 Gemini 进行研究,我们真正成为了参与者,至少我们尽了一切努力,确保自己不会被欺负。”弗朗索瓦·吉罗(François Girault)在担任法国国家律师协会(CNB)职务的同时也是一名商业法律师,他矛盾地认为这对该行业是一个机遇:“AI 不仅能激发好的想法,它还能为我们生成合同。”什么?他解释道:“如果没有这种便捷地了解自身权利的可能性,从而确信支付费用以获得赔偿是有意义的,某些诉讼当事人可能永远不会寻求律师的帮助。”更有甚者,当这些信息更充分的新客户完成了深入的准备工作,并在第一次约见时就带齐了案件所需的材料,他认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节省了时间。

虚构的判例

问题更多地出现在那些在咨询律师的同时继续使用该工具的人身上。“我们必须保持引导态度,但至关重要的是要向他们解释过度依赖这些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向这些工具传输咨询记录或诉讼文件,”弗朗索瓦·吉罗(François Girault)补充道。虽然客户与顾问之间的交流受职业秘密保护,但将敏感信息

交给第三方平台会损害其机密性。此外,在将文件输入 AI 时如果不进行匿名化处理,就相当于在未经提及人员同意的情况下传播个人数据,可能会面临起诉。对于那些试图用生成式人工智能(IAG)来补充其顾问工作的人来说,风险更高。生成式 AI 的设计初衷是给出首先能满足用户需求的答案,因此它们极易引入错误或不准确的解读,从而毁掉一切。著名的“幻觉”——即生成式 AI 在面对无法给出答案的情况时倾向于凭空想象而产生虚假信息——在法律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为了巩固论点,软件可能会凭空捏造判例,且这些判例看起来足够真实,以至于被整合进案卷中……但不足以迷惑法官。

法国诉讼史上首批针对虚构引用做出裁决的司法决定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 日和 9 日。这两起案件中的当事人均未获得代表——没有律师——且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准备的案卷。那么,通过专业人士来避免这种情况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周后,在由律师起草的备忘录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错误。“因此,法院要求申请人及其顾问今后核实,他们在搜索引擎或人工智能帮助下找到的引用并非‘幻觉’,”佩里格(Périgueux)司法法院在 12 月 18 日的一份结论中如此指出,尽管法院在实体问题上支持了他们的主张。

律师也采用了这项技术并不令人意外。参议院早在 2024 年 12 月的一份关于人工智能与法律职业的信息报告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报告中已经发出了警告:“比起对就业的风险,AI 的主要挑战在于其正确使用。”两年后,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谨慎态度和职业道德,仅凭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对于法律研究员达米安·夏洛廷(Damien Charlotin)来说,这个问题大规模出现在我们的法庭上“只是时间问题”。首例案例于 2023 年 6 月在美国被记录。涉事律师史蒂文·施瓦茨(Steven Schwartz)如此坚信“ChatGPT 不可能编造案件”,以至于尽管对方当事人发出了警告……且他自己也无法在官方登记册中找到所引用的裁决,他仍拒绝修改文书。在诚恳道歉后,他被处以 5 000 美元的罚款。

“拥有最新流行的软件”

建议很简单:全部匿名化且全部核实。这份来自巴黎的文件确定了安全使用的四个基本原则:“维护职业秘密、保持律师的批判性判断、对生成结果进行系统性核实,以及持续培训的必要性。”所有条款都强调了保密性。额外建议:选择托管在欧洲的工具,并确保数据不被利用。一旦掌握这些基础,使用 AI 反而受到鼓励。le CNB写道:“在良好监管下,它能提高律师提供高效且相关服务的能力。”它被认为是节省法律研究时间、快速分析大量文档,以及改进撰写工作或自动化某些重复性且耗时任务的“优势”。

通过这一套 AI 民主化的手段,该行业的监管者还希望缩小小型律所与大型律所之间的差距。为了避免传统生成式 AI 模型的“幻觉”和偏差,法律出版商和法律科技公司纷纷开始销售专业工具,将搜索范围限制在内置的文档库中。这些方案的价格从每月每用户几十欧元到数百欧元不等。当大型律所毫不犹豫地花费五位数金额为所有员工配备这些专业软件时,小型机构即便在某些律师协会协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下,也无法承担这项支出。这种不公平竞争在律师协会内部引发了警觉,但专家们并不担心。

“他们只是在销售界面,一种‘手把手教你’的感觉,但只要具备一点技术知识,他们所做的功能很容易就能编程实现,”达米安·夏洛廷(Damien Charlotin)肯定地表示。国际商业法律师卡罗琳·巴扎(Caroline Baza)也持有相同分析:“向客户展示拥有最新流行的软件很有销售噱头,但现实是,大型律所购买了100个许可证,却只有三四个人知道如何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其余的人则继续把所有东西都扔进 ChatGPT 中。”这位在 AI 现象出现之初就成为资深用户的律师,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多项培训中,以学习如何为自己创建定制助手。

这种举措目前依然罕见,因为培训需要时间,而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已经极长的职业来说,时间成本太高。“但在两个确定性面前,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不使用 AI 的律所将会倒闭;而要负责任地使用 AI,就必须理解其运作方式,”已成为数字化转型顾问的律师卡桑德拉·马里通(Cassandre Mariton)断言。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参与者、模型和版本出现。此外,主权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自美国政府命令 Anthropic 切断外国用户访问 Claude 最新模型的权限以来。

“我们的附加值将是我们的专业知识” 因此,未来的方向是在内部创建自己的 AI 代理,并且

「AI为我们节省的时间,恰恰应该用来为人类留出更多空间」

卡罗琳·巴扎(律师)

依赖律所的独家专业知识。「要脱颖而出,」达米安·夏洛廷预测道,「不久之后的论据将是:凭借二十年处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我们深知何为有效,我们的AI将从具体案例中汲取营养——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只能依赖泛泛的数据。」当某些律师借助这场小型技术革命的东风,幻想能拓展业务范围——例如为陪同出席劳资纠纷庭审的客户解答税务问题——在他看来,这恰恰是最危险的依赖AI之路……最终沦为浩瀚数据海洋中的一滴水。

「不久之后,我们将见证超专业化的强势回归,」卡罗琳·巴扎也持同样观点,「我们最具附加值的,将是专业知识、策略,以及与客户的对话重建。」对她而言,那些用AI生成邮件回复或在网站上搭建聊天机器人的律师,是本末倒置:「AI为我们节省的时间,恰恰应该用来为人类留出更多空间。」那么,在自动化任务的透明度方面,情况如何?在调查中,79%的受访司法从业者认为,律师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其使用AI的情况——「却无法解释为何如此」。而在少数派看来,他们的法律顾问无需详述工作方法。「这可能会动摇我对她的信任,」一位年轻客户解释道,「这有点像看餐厅的厨房:我宁可什么都不知道。」

I-Avocat:从营销噱头到律师协会的停止通知

这位来自里昂的拳击手在推出这款应用时,试图提供由AI生成的法律咨询服务,却被指控非法从事律师职业。

作为首个在法律领域开发AI应用的先行者,里昂前拳击手伊萨姆·雷吉于2024年1月推出了一款名为i-Avocat的应用程序。该应用自称是“专为在法国复杂法律迷宫中提供相关法律咨询的尖端人工智能”,其数据库由“1100万数据”构成,涵盖律师学院和司法学院的课程以及过去50年的司法判决。

这位创始人既非法学专业毕业,也非数据科学家,但身边围绕着由7人组成的团队。他坚称其目的是让司法更加公平:“人们常说‘无人有权不知法律’,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理解法律谈何容易——法律知识正在沦为一种特权:有钱人能请到更好的律师,从而获得更好的辩护。”他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其意图诚然可嘉,但营销手段过于激进:“律师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我只需一分钟。律师可能要收费1000欧元,我只需69欧元。”

尽管这番营销噱头在48小时内迅速吸引了20 000次下载,却也招致巴黎律师协会的停止通知。法国国家律师协会指控伊萨姆·雷吉非法从事律师职业。他随后将应用更名为I-Légal,并将公司迁至迪拜。但项目似乎自此陷入停滞:应用商店的差评日益累积,曾与他合作的一位女律师也向《解放报》证实已退出该项目。

未能就我们的提问作出回应的创始人,近期开设了一家主打“健康蛋白质”快餐店,并推出了一款介于营养师与运动教练之间的新AI应用。这一失败案例为竞争对手们留出了空间。整个行业——从历史悠久的法律出版商到人工智能巨头——都已察觉到强劲需求,并正在开发专门针对法国法律的专业工具。

玛蒂尔德·罗什

侦探小说特刊夏季在报刊亭发售

《解放报》

不,《解放报》并未删除欧洲议会“不屈法国”议员在 Instagram 上的评论

此前,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公开指责本报进行“审查”和“谎言”,而拥有该社交网络的 Meta 集团承认,其自动化审核系统“错误地”隐藏了她的一条评论。

PHOTO TOM NICHOLSON. REUTERS

周二,这位欧洲议员在进行总统候选人的首次行程中,在雅尼克·雅多(Yannick Jadot)的陪同下,通过捍卫可再生能源和湿地,向生态主义者传递了信息。

作者: ARTHUR LOUIS 普瓦图沼泽特派员 Photo THÉOPHILE TROSSAT

对于任何总统大选候选人来说,这都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当他们经常被指责过于“巴黎中心主义”时:必须去“接触牛屁股”(深入基层)。周二,在首次竞选行程中,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也不例外,他在普瓦图沼泽(Marais poitevin)的泥土中弄脏了鞋子。在刚刚宣布支持他的巴黎生态主义参议员雅尼克·雅多的陪同下,这位“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的领导人上演了一场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和谐戏码。

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左)与雅尼克·雅多,周二在夏朗德-海洋省(Charente-maritime)的安迪伊-莱-马雷(Andilly-les-Marais)风电场。

拉斐尔·格鲁克斯曼首先在夏朗德-海洋省的圣让-德-利韦尔塞(Saint-Jean-de-Liversay)的一座风力发电机下,头戴安全帽现身。他身边的人被他委以重任,负责准备一份在 2027 年 5 月获胜后任期“前一百天”内实施的“生态紧急状态”计划。面对大批前来报道其开启竞选活动的记者,这位欧洲议会议员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比喻——“从高处看,能看得更远”——并为此次行程定下了基调。在经历了酷暑和森林火灾的夏天之后,他认为此次行程“极其重要地[应]致力于可再生能源”。

在普瓦图沼泽,拉斐尔·格鲁克斯曼打出绿色牌

“我们必须启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不愿进行的激进变革。有了我们,将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将是生态主义的,”他在媒体面前宣称。问题在于:虽然雅尼克·雅多和他“在退出天然气和石油 [或] 在法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但他们仍需在核能问题上达成共识。

《“能源枷锁”》

当2022年总统候选人反对发展这种能源时,其新的支持者则显得不那么绝对。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合作关系。“我们会在一个月、一个半月内讨论并找到共识,”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在离开亚尼克·雅多后不久表示,并坚持认为“必须发展两者[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编者注]”。“关键在于法国的自由。我们脖子上套着一条‘能源枷锁’,”他强调道,并承诺发起一场“将法国推向未来的生态革命”。

但首先,他们需要前往第二站:普瓦图沼泽的碧绿水域。在一艘通常用于运输牛只的大型机动船上,两人饶有兴致地看着记者们乘坐小划艇尾随而来。船队最终在一个小岛靠岸,一群休憩的肉牛被这支队伍惊扰。

在将牲畜隔离后,亚尼克·雅多得以赞美“一个美丽的地区,当地民选官员为保护普瓦图沼泽付诸行动”。几句对养殖户和风景的赞美,以避免被贴上“巴黎沙文主义”的标签,而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则接过话头,表达了对“深度改革”备受争议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渴望。

《“这不过是作秀”》

这位欧洲议会议员也附和了保护湿地的理由,这是此行的初衷。但在返回途中偶遇的一位诺曼底游客,却完全不认为这支由摄像机和麦克风组成的浮动队伍是在进行生态意识宣传。“烦死了。我投票四十年了,这不过是作秀罢了,”他抱怨道。几分钟后,在库隆市政厅前,当三十余名“公共场所”运动的活动人士为候选人鼓掌时,迎接仪式则热情得多。一群大多头发花白的小团体跟随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穿过小镇的街道。就在这时,一对情侣在队伍中用手机播放起俄罗斯国歌。这丝毫未能打乱这位欧洲议员的步伐——他坚决反对普京,且最近刚刚遭受克里姆林宫发起的干预企图。

要想动摇他,还需更多的事。整整一天,他不断重复着“迫不及待”投入竞选:“我不想再开那些协调会议了。”这番话透露出他对数周来与社会党人就初选条件进行谈判的厌倦,他不得不接受参与其中。“我想与我的社会党朋友们并肩作战。我们在欧洲选举中共同竞选,这次初选是重建左翼的机遇,”他强调道。

但要创造足够强的动力并非易事,因为让-吕克·梅朗雄在左翼民调中已遥遥领先。他还需吸引环保主义者,他们在欧洲议员与“不屈法国”领导人之间愈发举棋不定。在风力发电机与普瓦图沼泽的碧水之间,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已向他们伸出了第一只橄榄枝。

近东 加沙地区风筝引发以色列报复担忧

以色列当局提高了对哈马斯的语气,警告称如果“射击不立即[停止]”,将加强打击并进行撤离。所谓的“射击”是指:“风筝、无人机和气球。”近日在与该飞地接壤的边界附近记录到了十余只风筝。以色列军队确认,风筝上没有附带任何可疑材料,也不构成任何威胁。作为回应,哈马斯警告以色列发出的“指控和威胁具有危险性”,并声明这些风筝“基本上是来自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儿童玩具”。在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娜·沙姆达萨尼(Ravina Shamdasani)谴责这种“不可接受”且“令人震惊”的措辞。

阿富汗 100万名儿童可能死于营养不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周二警告称,如果不对其提供援助,阿富汗境内100万名患有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的儿童将面临死亡危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该国的代表塔朱丁·奥耶瓦莱(Tajudeen Oyewale)在喀布尔表示:“370万名儿童患有消瘦症,其中100万名患有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危及生命。”

昂蒂布海洋公园 博瓦尔动物园将不再接收海豚

工程费用目前估计为4500万欧元,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法律诉讼,以及政府缺乏承诺……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促使博瓦尔动物园管理层宣布放弃一项计划,该计划原定于2025年接收该关闭公园的部分鲸类动物。在缺乏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目前在西班牙的8只海豚(总共12只)最终可能会被送往亚洲的“酒店或主题公园”。

多莉·帕顿逝世,乡村金曲之殇

《Jolene》、《9 to 5》和《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些经典之作失去了它们的创造者。美国歌手、乡村音乐不可或缺的人物多莉·帕顿(Dolly Parton)在经历了50多年不间断的职业生涯后,于80岁时去世。她的侄子布莱恩·西弗(Brian Seaver)周二在Instagram上宣布了这一消息。“我曾想象过这一时刻的分量,但直到现在才真正感受到。这是一种荣誉、自尊与巨大悲痛的交织,”这位创作了3000首歌且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歌手的家族代表表示。多莉·帕顿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患病。她在2020年代依然活跃,直到2025年3月还发行了一首单曲,以纪念不久前去世的丈夫。她原定于5月在拉斯维加斯进行驻场演出,但因健康问题不得不取消。(法新社报道)照片:保罗·纳特金(PAUL NATKIN),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

详情请见我们8月27日周四的刊版。

性暴力:学生将面临一项新问卷

国家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在周一晚间宣布,在传统的开学新闻发布会前夕,每年分发给全体学生的校园欺凌年度问卷中将增加关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问题。

部长在接受多家地区日报采访时解释道:“从大班到高中三年级,1000万名学生将被询问他们可能遭受的情况”,并提醒人们“在法国,每十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性暴力的受害者”。

部长补充说:“这份问卷将是匿名的,但(学生)如果希望会见一位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可以选择留下姓名。”他计划“与学校工作人员、家长协会以及一个由儿童精神科医生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共同制定问卷内容。

爱德华·热弗雷担心地表示:“结果可能会产生地震般的影响,因为这一现象规模巨大”,随后他补充道,“国家教育部门是未成年人暴力事件的首要报告者”,去年因性暴力或父母失职而发出的担忧信息达 88000 份。

2025年秋季,巴黎课外活动领域披露了多起性暴力丑闻,数十名活动指导员被停职,其中部分涉及性侵。法国其他地区也报告了类似案例。更广泛地说,在利安娜(Lyhanna)事件引发冲击后,司法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透露,法国境内目前有 85 047 起针对未成年人性暴力的投诉正在处理中。

根据杰拉尔德·达尔马宁发送给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的综合报告,全国总检察长指出,在这个令人胆寒的数字之上,还应加上无数的“幽灵”卷宗,以及被遗弃或丢失的调查。例如,在这次夏季审查中,尼姆(Nîmes)的法官在调查部门的抽屉里发现了 3972 起程序,而此前记录的仅为 1497 起。

(结合法新社 AFP)

这是法国自行车制造商 Cycles Lapierre 获得的缓刑月数,该公司于周二根据自身申请进入司法重整程序。由第戎(Dijon)检察院宣布的该程序允许冻结债务并获得付款期限。这家成立于 1946 年的企业,其溃败标志着该行业在面对亚洲竞争时的危机。在母公司——荷兰 Accell 公司破产后,该公司于 8 月 5 日提交了司法重整申请,以便有时间寻找接盘者。(结合法新社 AFP)

唐纳德·特朗普在 6 月 18 日 白宫举行的一场 仪式上。 照片:ÉRIC LEE, 路透社

「勇气与欢乐」:对抗回潮法西斯主义

魁北克作家凯瑟琳·多里翁找到了对抗权威主义幽灵回归的解药:通过讲述反抗斯大林、希特勒或皮诺切特的故事,她坚信爱始终比邪恶更强大。

面对纳粹在1934年纽伦堡代表大会上拍摄的《意志的胜利》这部宣扬其「千年帝国」的恐怖计划,欢乐的力量如何抵御「邪恶势力」的回潮?当普京、特朗普、米雷伊等右翼独裁领导人「正在系统性地让我们对昔日覆灭的独裁政权的致命企图视而不见、遗忘」之际,我们该如何团结一致?这位年轻的魁北克作家兼剧作家凯瑟琳·多里翁试图回答这些困扰左翼人民——乃至所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问题,她自称是「西方帝国的谦卑臣民」。她已著有《烈焰头脑》(Lux出版社,2023年)和《丰饶的斗争》(Binge Audio,2024年),并将其化为一本精美的随笔:《勇气与欢乐》。书中提到的「欢乐」——唯一足以强大到「穿越法西斯风暴而不迷失方向」的力量,正如副标题所言。这本「蓝色小书」封面点缀着星辰,宛如无数希望的微光。在其同胞社会学家马克·福捷的《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一书中,他选择以自嘲的方式,以一场滑稽的「伪转化疗法」呈现主题。

时空裂隙

凯瑟琳·多里翁试图驱散萦绕脑海的葛兰西名言:「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迟迟未至,在这昏暗之中,怪物纷纷涌现。」她的解药是:「全身心投入他人的历史」,那些在斯大林、希特勒、佛朗哥或皮诺切特统治下「目睹民主崩溃」的人们的故事。这仿佛是一个「倾诉小组」,与过去那些「遭受今日威胁我们的政治灾难」的人们对话。

于是,在她翻阅的一个个迫害与反抗的小故事中,坚韧的陶醉战胜了悲剧。故事从她的祖母奥尔加·马尔贝-博戈瓦亚开始:她的父母在斯大林大清洗前夕明智地逃离苏联。「人民的敌人」?这正是特朗普用来将「Maga」运动的反对者钉在耻辱柱上的措辞,她在脑海中来回穿梭于1933年的列宁格勒与2025年的华盛顿之间。接着,我们来到柏林——1933年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年,一切由此开始。一位「爱上一名犹太女子」的年轻法学家试图理解同时代人对「希特勒效应」的奇异麻木:「为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的民族会被『一个人』的暴力所压制……」1939年,这位年轻法学家与未婚妻流亡伦敦,在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中如此发问。在这段时空裂隙之前:埃隆·马斯克在唐纳德·特朗普就职数小时后,在其支持者面前行纳粹礼。「……多么不可思议的对人类的中指……」但「也许闭上眼睛,威胁就会消失?」叙述者试图安慰自己。不,当然不会。我们又回到莫斯科,1938年的大审判,一对德国共产主义者夫妇本以为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两位爱人成为「一个人」疯狂夺取其理想后的牺牲品——海因茨·诺伊曼与玛格丽特·布贝。

「红色警示」

人们永远无法再次见到第一个男人——他被秘密逮捕并处决,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手。玛格丽特则从西伯利亚的古拉格监狱辗转至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斯大林将她作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礼物送给希特勒。她凭借对同囚——卡夫卡《致米莱娜书信》中的米莱娜——的爱得以幸存,后者在美军解放集中营的一年前便已离世。

时光流转,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的反移民拘留中心让人担忧「铁丝网世纪」的历史是否会重演。尤其是当埃隆·马斯克以奥威尔式的口吻向你解释「同情即奴役」之时:「当今社会充斥着如此多的同情,以至于你实际上是在自杀。」这位自由意志主义的反社会者近日在乔·罗根的节目中如此放言。于是我们又回到了2025年的多伦多,那里的乘客如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般重复着「这艘船不会沉没」的谎言,而冰山四伏,无数「红色警示」预示着法西斯主义的沉船。但凯瑟琳·多里永通过重新发现那些来自遥远又近在咫尺的抵抗故事——伊德里扎(1944年)、圣地亚哥(1973年)、布拉格(1977年)、莫斯科(2024年)等——发现「对邪恶的第二剂解药」(在同情之后)「也是一张通行证」:「在法西斯统治区域之外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如何逃脱那头比戈培尔的宣传更强大的野兽,如今它「藏身于算法、神经网络」并侵蚀我们的梦境?一次北方的插曲——与女儿在旷野中共度的生存训练——为她提供了唯一的答案:「我意识到,在这短暂的静止时刻[...]

《勇气与欢乐》 凯瑟琳·多里永 「自由书简」系列 Lux出版社,340页,20欧元

在这东北美洲茂密森林边缘真诚分享的瞬间,正是抵抗力量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必要养分。」面对楼梯间越来越响的靴子声,这或许显得天真甚至可笑?但我们会回应:「这本书如伍迪·格思里的吉他一般,能杀死法西斯」。

让-克里斯托夫·费罗

被黑的开学季:教育部沦为自身数字脆弱性的人质

省级中学校长和校长们在假期结束后发现,他们的邮箱无法访问,整个行政系统因网络攻击陷入瘫痪。

自7月25日针对教育部信息系统的网络攻击以来——共计3.46亿行信息!——各学区的校长们(如克雷泰伊、凡尔赛、南特、波尔多等)正在与时间赛跑。他们纷纷谴责无法远程访问邮箱或在线工具,而这些攻击者正是声称窃取了税务部门数据并“吸收”了教育部、学生、家长、教师及行政人员数百万条数据的同一伙人。

更糟的是,没有任何应急方案。教育部措手不及,似乎只能临时应对,令一线人员面对令人震惊的真空局面。如何解释在2026年,一个如此战略性的机构竟未配备任何网络攻击应对装置?一些学校在开学前本已紧绷的神经,如今更是连基本行政任务都无法完成:排课、与家庭沟通、准备学生人数统计。校长们尽管尽职尽责,却被迫陷入无助,只能等待中央服务恢复平台访问权限。

这一局面暴露出一个重大缺陷:完全依赖集中式工具,却没有任何“B计划”。没有分散式替代方案,没有紧急程序。仿佛网络安全仍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生死存亡之需。

这场危机并不意外。多年来,警报此起彼伏:审计法院的报告、内部审计、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证词,都曾指出系统的脆弱性、网络安全投入的不足,以及对工作人员数字化良好实践培训的缺失。然而,几乎无人采取行动。或者说,几乎什么都没做。多年来,警报此起彼伏:审计法院的报告、内部审计...

答案很简单: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平平。然而,反例不胜枚举。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等——面对类似威胁时,已建立应急装置和业务连续性协议。而在法国,人们似乎仍认为风险是理论上的,认为攻击只会发生在别国。

一记警钟

除了技术层面,这也是一场关乎主权的根本性问题。一个国家怎能接受其教育系统——共和国的支柱——轻易被网络攻击摧毁?投资于韧性基础设施、应急方案和团队培训的资金何在?

文 / 扬尼克·特里冈斯

签名:科科

社会党(PS)全国书记 教育事务 法兰西岛大区地区顾问

这场危机必须成为一记警钟。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权宜之计或安抚性的沟通。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民教育部的网络安全,配备与挑战相称的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停止将校长和行政人员视为单纯的执行者:他们应参与决策,接受培训,配备工具以应对这类局面。

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教育部何时才能理解,数字安全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一项义务?

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学和初中仍在低效运转,数百万学生可能因此承受这场混乱的后果。在这些学区,开学前景暗淡,校长们再次站在第一线,不仅要承担重压,还要为这个系统的缺陷买单。

亚瑟·哈拉里《“图像所散发的东西我们无法完全理解”》

与当代最具胆识的电影人之一的对话,他带领莱娅·塞杜和尼尔斯·施奈德出演奇幻力作《陌生人》,并试图避免对自己和观众而言显而易见的一切。

亚瑟·哈拉里——这位电影人同时也是编剧(其伴侣朱斯蒂娜·特里耶的《西比尔》与《坠落的女人》的编剧)和演员(在塞德里克·卡恩的《戈德曼案》中出演)——备受期待。在迄今已完成的三部长片中,这位1981年出生于巴黎的法国人已在评论界和业界树立起最具雄心与原创性的导演之一的地位,即使尚未被大众广泛认知。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对“法国电影”或传统意义上将作者电影、类型片与主流商业片划分的无形藩篱几乎不感兴趣,却以强大的力量突破这些藩篱。其2016年的奇幻力作《黑钻石》在安特卫普钻石商界上演,是一部充斥着强烈悬念的惊悚片,仿佛让人进入一个全新世界,同时深入一位非凡艺术家的心理;而2021年令人震撼的《小野田:丛林中的10 000个夜晚》(改编自日本士兵小野田宽郎的真实故事,他拒绝相信二战结束长达数十年)则让观众在近三小时内迷失于丛林与一个拒绝现实甚至死亡、最终与20世纪官方历史相背离的男人的幻觉之中。改编自与其弟卢卡斯·哈拉里共同创作的漫画《大卫·齐默尔曼案》,这部《陌生人》若有可能,则更加独特、奇异且雄心勃勃。对于那些关注其前两部长片细节的人而言,这部作品是其“硬核卡夫卡式”风格的逻辑延续,也是法国电影界久违的最奇特的大片之一,看似对邀请两位明星(莱娅·塞杜和尼尔斯·施奈德)参演或试图接棒《坠落的女人》(法国作者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商业作品之一,全球近700万入场,其中近200万在法国)的票房成绩毫不在意。事实并非如此(亚瑟·哈拉里是一个忧虑且雄心勃勃的人);这恰恰让这部影片的胆识更加强大且令人兴奋。

“交换身体”或“换皮”在类型文学或美国电影中早有应用——如《变脸》或布莱克·爱德华兹的《换装》。《陌生人》则避免了这些作品回避的存在主义后果,即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身处他人躯体时所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创作电影时,您是否在漫画的基础上考虑过这一点?

这里似乎存在一片几乎被遗忘的领域。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布莱克·爱德华兹的电影,在我看来,它在以粗俗喜剧开场后最终转向了令人眩晕的主题。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转折,走向了戏剧,乃至形而上与存在主义的眩晕,而它与《陌生人》之间存在着相当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是的,确实存在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这在卢卡斯的漫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一种极强的奇幻原理的运用——制造出完全疯狂的不可能之物,在不抹除现实的情况下改变现实秩序。这一原理让电影得以保持现实主义。我感受到其中蕴含着极强的探索潜力。

探索在影像中并不明显,因为角色似乎在激进地拒绝摆在他们面前的冒险:他们所关心的一切就是夺回自己的身体。大卫 / 伊娃登上一列开往德国的火车,随即又立刻折返。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在探索,甚至角色本身也在探索。这种“切换”产生了异化,创造出一片领地,一次位移。角色被迫像观众一样,直面并承受其后果。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冒险性超越了寻找身体本身,还包含了一种调查的维度。

后者似乎充满了各种引用...

并非特别体现在“换体”这一主题上,尽管在漫画出版之际,我和弟弟注意到一部漫画(其标题我已记不清),其基本设定似乎与这部电影的出发点相似——而我们此前并不知晓。不过,我们重读了卡夫卡的作品...那些年轻时读过的小说、短篇小说...卡夫卡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作家,我的第一个剧本就是改编自《邻居》这一短篇。

这部电影在法国拍摄,地点包括巴黎和北部地区。但身体交换制造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扭曲,万物变得陌生而令人不安。

确实如此。同时,有人向我指出,电影从一开始,前几个场景就带有一种奇异的色彩。这一点在漫画中也存在。在他的叙事中,那些颠覆人物生活的事件仿佛是从一种本已压抑的现实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卡夫卡的全部创新之处在于,他将奇异感渗透到人物对现实的反应中——他们对常态的反应完全背离常理。

无尽逃逸

变形、纠缠、溶解与消失,这些曾是——且不只是——奇幻电影的日常,在1997年,当大卫·林奇构想《迷失高速公路》时,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故事主角在叙事中段竟被另一个与之毫无关联的角色取而代之,电影煽动这一“政变”(或地陷般的滑动),并将其延伸至叙事最为盲目的后果与形式上最为动荡的境地。在影像的门槛内,在叙事脱轨的恒久威胁下,“疯狂”如鲍伊在影片开场所唱,我们惊惶的双眼见证了自身心理的碎片在眼前崩裂。

阿图尔·哈拉里,在其上部作品《小野田》那场——遗憾未能被更多人看到——的“政变”之后,如今怀揣着与当年林奇相同的猜想野心。当我们以为一切已被道尽、被展示,又该如何再次摸索着踏入未知之境。

这部电影难以述说。一名男子在一场派对上与人在阁楼般洞穴的垫子上发生粗暴性交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已附身于一名女子之躯;而她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高潮、迷狂、坠落、昏迷,然后在纯粹的存在恐惧中苏醒——仍是原我,却不再是自己。镜中的倒影成为一记突如其来的不可能现实的尖叫。大卫(尼尔斯·施奈德,为角色瘦骨嶙峋的形象而面目全非)这位神经衰弱的摄影师,变成了埃娃(莱亚·塞杜,永远的伟大),一位德国女演员,在短片与女招待的临时角色间徘徊。但这一首次人格转换进一步复杂化:当她试图寻回自我时,发现大卫——那名无家可归、饥肠辘辘、一贫如洗的流浪汉——如今已是玛莉亚(莉莉丝·格拉斯穆格),一名少女,同样在一夜荒野(一场音乐会后的灌木丛中)被性交的撕裂所取代。

同样,如同大卫一般,她的内在自我——或看似如此——被保留,却以牺牲或损害为代价,附着于一个令其厌恶的异体之躯。他们在无解的漂泊与无法理解的命运煎熬中,因偶然结下关系:大卫成了埃娃,玛莉亚则变成……他自己,抑或至少是被窃取的这具肉身。电影如同一场无尽逃逸,困于其中的角色因再也无法认出自己而精疲力竭,而我们观众则陷入迷失的认同欲望的陷阱。再也无法断言“我就是我”,转瞬间,那不带审问、唯带焦虑的回响便随之而来:“您是谁?”

在好莱坞,哈拉里与伴侣贾斯汀·特里耶凭借《坠落的解剖学》斩获2024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倘若故事在此展开,或许会沦为《天外魔踪》式群体换魂的惊悚模板。但哈拉里不愿逃避恐惧,也不将其化约为陈旧故事机制中的点缀。

显著特征

因为必须让焦虑重获其作为原初情感的尊严——或许在这里最终从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在这部电影中,一切都无法逃脱我们不得不称之为一场革命的最具破坏性面向,它将这些支离破碎的角色从他们自身中拖拽出来。这场革命不仅扭曲了他们对性别的认知,还强行将他们与他们认为构成自身小小特质的特征——那些源自家族历史、刻写在公寓每一个细节中的情绪起伏,以及多年以来神经症早已在这些细节中悄然筑巢的特质——剥离开来。

阿图尔·哈拉里在一种令人窒息的黑色电影风格中探索的极端状态,与其说是为了震撼我们(诚然,他做到了,且这种震撼会在片尾字幕后持续发酵),不如说是为了让那些迄今未被感知、更未被归类的情感可能性变得更加锐利、更加关键。噩梦的启示功能正在于此:将其源自的四分五裂之躯重新拼合,并赋予它另一种呼吸。

迪迪埃·佩龙

《L'INCONNUE d'ARTHUR HARARI》 主演:莱亚·塞杜、尼尔斯·施奈德……2小时19分钟

电影/

[第21页接续] 在“转换”之后,电影中可能发生千万种事情。为什么偏偏发生了那些发生的事?

我总是会忘记自己是如何写作的。在《坠落的解剖》时也是如此。吕克有一系列非常有结构性的直觉,我们在到来后重新打磨它们,比如当角色遇到一对兄妹时的那段大段插叙——这宛如他们所遭遇之事的偏执狂式延伸,因为主人公们正在寻求一份证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怪事并非仅属于他们,而最终这份证明却一无所指,因为一切仍充满歧义与模糊……

我从丹尼尔·克劳斯的作品中汲取灵感,特别是《如天鹅绒手套般被铸入模具》——这部漫画以其冷漠的奇异感、极度不安的氛围令我震撼。其中有那么一刻,一个角色远远观望着,我们不知道他在观察什么,在一些超乎寻常的公寓里。这些都已渗入我的思绪。在写作时,仿佛我们拇有某种天线。我在研究过程中允许自己大量“借用”他人的想法。这种创作如毛细现象般渗透氛围,有时甚至非常不均质。我哥哥曾有个想法:故事应在一座桥上结束。后来我回忆起卡夫卡最著名的短篇之一《判决》,其中描绘了一个儿子与父亲激烈争吵,父亲最终命令他跑到街上、去桥上,然后跳下去。这个角色照做了,跳下去,死了。这真的……这篇小说很可怕。一种绝对的判决。正如电影中那样。

这部漫画改编成电影的过程如何?

我总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寻找一个能点燃我的虚构组合。而这次,与吕卡合作时,我心想:该死,能找到这种看似简单却能开启叙事、存在与情感深渊的东西,简直不可思议!于是这个念头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直到我在6月戛纳电影节上看到

莱亚·塞杜,于戛纳电影节,6月。朱利安·米尼奥摄影

我意识到,布鲁诺·杜蒙的这部电影中,她能演男性角色。当我与吕卡完成创作后,我便知道自己将拍摄这部电影。接下来,我需要理解自己在写完以弟弟视角创作后,还能说些什么。我必须将其据为己有,转移它,转移自己。正是在写作场景的过程中,我才理解了方向,理解了叙事自由的巨大可能。当我写到大卫观看短片、观众随之发现的那一刻时,我异常兴奋。我心想:“好,这下电影里有五分钟完全由我做主——我不再受限于必须忠实于漫画原作,可以为所欲为。”我的思维非常理性:叙事必须源于前提,同时既出人意料又合乎逻辑。但当你被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叙事束缚时,它很快就会变成一幅等待上色的画。我必须找到一个令我兴奋且独特的点——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导演手法。

您认为以电影形式、由演员饰演角色来讲述这个故事,是否有助于观众相信其真实性?

我很快理解了这个故事的潜在力量:仅凭一次信念的行动,就能制造巨大的困惑。我们知道内部有另一个人存在,但我们从未拍到他,他却在那里。不过,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文学更适合这种表达。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蝾螈》中,叙述者凝视这种生物,最终变成它,仿佛灵魂发生了转移。这是纯粹的文学操作,是文学本质的浓缩。在我看来,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触及的正是这种飘忽不定的东西——我当初思考时并未精确预见或命名它,围绕着灵魂:当电影不再仅仅关注某人或某物时,会发生什么?我们拍摄某人、某物,但若这种更飘渺的存在无法通过外表捕捉,它又身在何处?这既是电影的局限,同时又完全属于电影本身。它触及电影虚构的核心问题:如何将信念的要素附着于纪实影像之上,而这种信念本身并无立足之地。

你是如何构建这部作品的舞台呈现的?第一幕的尸体偷盗场景看起来像是恐怖片。

有人告诉我,而且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莱娅在电影开头出现在镜子里的那一幕让人感到害怕。这是无意识的。有些东西必须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与欲望有关——大卫已经见过的那个女人出现并令他着迷。同样,地窖里的爱情场景,它的暴力性……我写的那场戏逐渐上升到一个暴力的高潮,混合了痛苦与快感。但这也与莱娅的表演方式有关。那场戏爆发了,是她的第一个拍摄日。她带来了一种超级动物性、暴力的东西,她完全主宰着大卫的身体。她带着那股能量来了,我觉得太棒了,实际上那场戏就是一幕侵犯、一幕掠夺与占有。关于舞台呈现,我也说不太清楚,但

即使我在剧本创作中设定了很多东西,包括布景元素等等,我始终对拍摄时出现的意外和从录制内容中发现的东西保持开放。我在我的第一部长片中意识到这一点:从影像中散发出的东西部分超出了我们的掌控。我想避免显而易见的东西,避免那种舞台呈现过于理论化、机械化的想法。所有那些出于掌控的东西,近来我与之有些格格不入。举个例子,奉俊昊是一个我越来越不喜欢的电影人。我觉得他的电影很快就过时了,因为他只追求纯粹的掌控。 《寄生虫》让我很不喜欢,我觉得那简直是广告片。这只是想说明我不喜欢那些试图兜售某种东西的影像,那些只想代表一件事的影像。那只是

传播。如果你问观众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都会看到并感知到同一件事。

所以这才奏效 到这种程度,实际上,这仿佛是当代作者电影的终极化身,也就是那种大师手法、对观众感受的绝对控制。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位置。

这种在掌控与放手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否主导了你决定拍摄一部电影的时刻?

自《黑色钻石》以来,人们经常对我说我的电影冷漠、冰冷、寒气逼人。最近一位朋友在看完《陌生女子》后又对我说了同样的话。这让我感到不安,但我知道其他人会觉得它热烈、炽热,而不是冷静疏离。因为我不试图制造一种单一的效果,而是精确地在某个地方让观众找到一个可以决定的空间,这为这些可能性留出了空间。实际上,在这部电影中,这一点被推到了极致,连我自己都不完全理解它是什么。我感受到它是流动的,昨天我为了核对拷贝又重看了一遍,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

为什么实体通过肉体关系窃取身体?

这是卢卡斯给我的一个前提:他告诉我这件事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我没有质疑,因为在我看来所有“身体交换”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后来我查了,根本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在性传播的污染中——确实存在。但身体交换和内在性、意识交换,这件事并没有明确的依据。直到事后我才意识到这很合理。我将其与乔治·巴塔耶的阅读联系起来,他笔下的色情是人类试图消除自身不完整感的时刻。这件事既令人不安,又同时充满崇高与黑暗——极端的孤独感,以及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某些界限的事实。这又回到了我刚才说的理论意识与浮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我拍完后发现,性爱场景是多么艰难和黑暗,完全不同于我对性的固有想象。别人甚至对我说,这部电影带有某种清教徒式的维度。

这部电影从未正面触及这一问题,但通过戴维这个角色和身体窃取的情节,似乎深刻地触及了你的犹太身份。戴维在父亲的摄影工作之后进行了自己的摄影创作,出现了私人照片,还有一场犹太式的葬礼,就像在《黑钻石》里那样。

「我们拍摄某人,拍摄某物, 但那个更飘忽的某物, 当我们只能拍摄表象时, 它在哪里?」

——阿瑟·哈拉里(电影导演)

这种犹太身份的痕迹在漫画原作中尤为明显,那里有一场双重自杀,一种直接与种族灭绝相关的诅咒。但当我开始改编时,我逐渐删除了这些元素。因为这些已经被做过了。我当时觉得有可能更接近卡夫卡,保持一种更普遍的外观维度——在他的小说中,犹太这个词从未被提及。当然,我的理解是,犹太人的故事首先是故事本身,以及对某些人性数据的隐喻。这部电影也被W. G. 塞巴尔德的幽灵缠绕——围绕照片的情节,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他。我在阅读他时发现的关于幸存者自杀的问题,都隐藏在这部电影的深处。但我希望人们能选择以其他方式观看它。也是因为我们显然正处于一个许多人对犹太故事感到厌倦的时刻(微笑)。

这部电影将在一个战略性的时间点上映——8月的最后一周,这周曾为《坠落的女人》带来过好运。它在戛纳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但这是一部雄心勃勃、成本高昂的电影,主演阵容也很强大。在上映前夜,你的心态如何?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目标:这部电影必须卖座。

《阿瑟·哈拉里的未知女子》 图片来源:帕泰电影公司

我的其他电影完全没有卖座。倒是《黑钻石》还不错,接近100 000的票房,这并不算差。而《小野田》简直就是失败,尽管这部电影有一定的口碑。其间还上映了《坠落的女人》。实际上,这部电影凭借其投资、演员阵容,以及作为《坠落的女人》续作的定位,如果它完全不卖座,对我来说将是个坏消息。同时,它又是一部真正古怪、黑暗的电影,并不试图制造诱人的效果。我仍然处于这种奇怪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我渴望拍出卖座的电影,因为我与电影的联系始于慷慨的开放性——因为我首先喜欢的那些电影并不难懂,是好莱坞式的、超易消化的电影。另一方面,我

nourri par Eustache、Akerman 或 Godard,并创作受他们电影启发的影片,这与创作类型片完全不同。实际上,这正是我的动力所在。这仿佛是我想要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既要面向所有人,又只能面向某些人。这看起来矛盾,但这正是《Anatomie...》成功的地方。出乎所有人意料——我完全没想到《Anatomie...》能以这样的方式被人接受,不仅是这里的许多人,而是在全世界。这对我来说仍是个谜。但今天激励我继续尝试坚持这种做法的,也是因为我拍的电影需要时间,成本不菲,制作规模如此之大,至少目前我无法用少量资金完成。这仿佛让我被迫必须成功,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人允许我拍十部昂贵却不卖座的电影。

所以我现在处于这种期待中,我们走着瞧,而且我真的很好奇。我知道会有一个玻璃天花板,电影不可能卖出一百万张票,但可能……不少。或者很少!我认为会去告诉亲近的人去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数量不会太多。或者我错了。

电影/

《狗星》并非闪耀之作

雅各布·埃尔多迪的俊美并非万能。摄影:法比奥·洛维诺

里德利·斯科特执导的第29部影片改编自彼得·海勒的小说,由雅各布·埃尔多迪饰演一位心灵纯净的飞行员,试图拍摄世界,但这部作品却乏善可陈。

“如今满屏都是女孩在树林中被发现死亡的故事,以及比所有人都聪明的FBI特工或超级英雄。该死!总该有其他故事可讲吧。”里德利·斯科特在88 ans于8月23日在《综艺》杂志如此感叹。事实确实如此,《狗星》并未讲述女孩在树林中被发现死亡的故事,片中也没有超能力者,也没有FBI的特工。这个世界在导演的第29部长片中已荡然无存——这位《异形》《末路狂花》和《银翼杀手》的导演,近年却也拍出了《异形:契约》《古驰家族》和《拿破仑》这样的作品。

一场瘟疫几乎摧毁了人类,仅存的幸存者在或多或少隔绝的地区东拼西凑地生存着。

无线电信号。主人公希格(雅各布·埃尔多迪饰)是一名飞行员兼机械师,与他的狗贾斯珀和一名沉默寡言的前海军陆战队员班格利(乔什·布洛林饰)一起生活在废弃的飞机残骸中。若说有什么新意,那可真谈不上:《狗星》不过是又一部近期末日题材电影,从《内战》到《28年后》的翻版。此外,这还是对彼得·海勒小说《狗星座》(为何不保留原名?音节太多?)的相对忠实改编,但影片却将原作的细腻之处一概抹杀,只剩下夸张的情节:希格是个心地纯良、满怀悲悯的角色,班格利则是个我行我素的硬汉;希格相信他人,班格利却只想朝人脑袋开枪,最好是远距离射击;希格因在补给任务中收到无线电信号而想去冒险,班格利则警告他这个世界已沦为蛮荒之地。影片的景色壮丽,回忆苦涩,告别撕心裂肺,还有那美国夜景。好人心地善良,坏人嚎叫杀戮,而粗汉们迟早会发现,他们骨子里其实也是好人。

在形式上,斯科特也竭尽所能地往这张“比萨饼”上添加元素:西部片、爱情、剧情、科幻、恐怖片,甚至还从电子游戏世界中偷来几个点子。诚然,那些用真实条件拍摄的破旧飞机镜头,以及谢天谢地、焦点并非总是停留在前景演员身上的场景,整体上还算赏心悦目。但《狗星》终究显得乏善可陈、出奇地轻飘,更别提它是部关于如此严肃主题的电影,更何况还是由里德利·斯科特执导——这些年来(几十年?几个世纪?),我们早已习惯了他那些沉重的教科书式作品和那些既随意又乏味的历史课。

中立。这种对比在绝对意义上是值得欣赏的,但极其令人不安:主角死亡、令人厌恶的揭露、重大动荡,所有这些都以如此冷漠的语气、如此漠然的态度接连上演,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镜头或剧本背后是否真的存在任何人,这种叙事逐渐剥夺了海勒小说的全部活力。「该死的结尾!总该有其他事情可讲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里德利。说到底,所有故事都差不多。这本身并不是问题:区别不在于讲述什么,而在于如何讲述。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承载它的声音。而在此处,我们根本听不到这种声音。

《狗星》 里德利·斯科特 执导 主演:雅各布·埃尔ordi、玛格丽特·夸利、乔什·布罗林……1小时58分钟

《“邦博内拉”》,球场女神

一个足球天才少女被一名诡计多端的教练在一部不均衡但由一位出色演员支撑的都市黑色电影中相中。

片名中的"邦博内拉"(Bombonera)是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奇球场——博卡青年队主场——的微缩引用。严格来说,该词也作"糖果盒"解。对于一部微缩足球电影——如同存在微缩高尔夫——即在缩小场地、缩减队员规模的模型化比赛,这与影片的尺寸、微缩制作、充斥缺陷与优点的部分完美契合,这些特质正是那些黑马获胜的关键。

在这部由西琳·布拉努瓦尔执导的虚构作品——她的第二部影片,此前曾拍摄过同一主题的纪录片《沥青上的足球》(2016)——叙事重拾《金钱的颜色》的主题,

将台球桌上的较量转化为脚下的传递:即街头的成年骗子与他操控的天才少女为翻本而展开的把戏。"邦博内拉"将"足球天才少女"这一角色转变为一位拥有天赋的年轻女足球运动员(劳拉,14岁),而骗子及准父亲这一角色则由一名冒牌足球教练担纲,他带领球队一路杀进锦标赛决赛(埃齐奥,生活中的流浪汉)。布拉努瓦尔如同她的前辈们一般,将都市黑色电影与体育片的郊区倾向混搭。前一方面——即阴谋诡计——比后一方面——五对五的比赛——更为成熟,后者的比赛场景拍摄混乱,缺乏游戏感与节奏感,导演试图通过糟糕的减速镜头与过度剪辑的蒙太奇来弥补,却切断了所有电影动感。但多亏了演员们,特别是苏菲亚内·盖拉卜——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骗子被自己的把戏与内心的骗局所俘获,与维玛拉·庞斯(小天才的母亲)组成了一对感情上的傻瓜搭档——他那迷茫的流氓气质与卑劣的手段引导着本就犹豫的执导风格,与影片本身一般,整体虽缺乏长远的冲刺,却有着扎实的底蕴。

卡米耶·内韦尔

《邦博内拉》 西琳·布拉努瓦尔导演 主演:苏菲亚内·盖拉卜、维玛拉·庞斯、埃玛·布马利… 1小时27分钟

当文化重新点燃香烟

在精心制作的音乐短片、阴暗的剧集或是实时拍摄的社交媒体动态中,流行文化正在重新将香烟搬上舞台,仿佛试图重新激发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因此,尽管其消费量在下降(这当然是好事!),但它的想象空间却依然顽固地存在着……

2021年2月4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定下目标:让「2030年时年满20岁的一代」成为「近代史上首个无烟一代」。五年后的今天,这一说法仍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因为尽管这一赌注并未完全输掉——在进步的推动下(2024年,5.6%的高中生每日吸烟,而2010年这一比例为30.8%¹),但距离成功仍遥遥无期。问题在于,香烟的形象早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想象中,被视为一种美学对象、酷劲十足的象征、自由的标志或是反叛的表达……香烟在年轻人大量消费的内容中被过度呈现。例如,在热门剧集如《唐顿庄园》、《极乐世界》或《怪奇物语》中,烟草无处不在;而在众多音乐短片中,香烟与服装或布景一样,成为构成场景的核心元素。一项2018年针对796部嘻哈音乐短片的美国研究²显示,其中至少四成短片出现了香烟、大麻、电子烟或烟雾。这足以维系一个神话。「艺术家们早已忘记,他们的粉丝正在观察他们,他们是影响力的源泉。当他们手持香烟出现在镜头前时,他们在传递——有时是无意间——吸烟很酷、没问题、可以尝试的信息。」音乐记者阿利娜·阿法努库埃解释道。

一层顽固的烟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某些烟草公司就开始向电影制片方支付费用,以将其品牌与令人向往的角色联系起来。烟草行业的内部档案「烟草文件」显示,1983年,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曾从一家烟草公司收取50万美元,以在至少五部电影中吸烟³!因此,尽管官方广告禁令关闭了公开的宣传窗口,但这些代码却不幸地存活了下来。如今,音乐节、音乐短片、网红和社交媒体提供了更加分散的传播渠道:没有海报,没有标语,仅仅是一根香烟被随意地拿在手中。在这些看似自发的影像背后,阿利娜·阿法努库埃提醒人们关注某些公众人物的真实处境:「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相信他们看到的所有影像。在他们喜爱的艺人中,有些人手持香烟出镜,但他们并不真的吸烟;还有些人正在戒烟,并将戒断视为真正的痛苦。」她还举例说明,一位英国摇滚巨星在戒烟后保住了自己的高音。

看图而非评判艺术家

与“香烟等于自由”这一陈旧公式背道而驰,阿利内·阿法努库改写了这一象征:“真正的炫耀,是不陷入成瘾。真正的力量,是能够享受一场音乐会、与朋友共进晚餐,而无需因吸烟休息而离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她强调道。正是这种自由,让一系列监管措施应运而生,通过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持续提高烟草价格、设置健康警示图形、推行无商标包装、报销尼古丁替代品费用以及开展预防运动等手段,试图保护公众。但对阿利内而言,烟草行业始终领先一步:“他们为让我们接受香烟而想出的点子,远比为警示其危害而设计的更有力。”结果到了2026年,香烟在文化界卷土重来。而与此同时,每年仍有68 000人因吸烟而丧生,相当于十个满座的巴黎泽尼特体育场的容量。

汉娜神秘失踪。摄影:菱形影业

《解冻》:冰封之巅

马努埃拉·马泰利的第二部长片扣人心弦却时有怯意,讲述一个小女孩对一位在智利后独裁政权时代失踪的年轻滑雪冠军的迷恋。

在《解冻》开头,观众或许会联想到两部与这部发生在1992年智利的儿童视角悲剧几乎毫无关联的电影。卡彭特的《怪形》(1982)因周围积雪环绕的山区背景而让人浮想联翩。而当镜头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著名的《惊魂记》淋浴间场景中那样,长时间停留在水槽排水口——这里流出的是小英内斯刚掉落的乳牙血迹——观众又会想到《Psychose》(1960)。

小鹿般的双眼。两部恐怖片中那种身份破碎与面对“他者”的冲突,为《解冻》的开端注入了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年仅9岁的英内斯在安第斯山脉之巅的家族酒店中百无聊赖,而这个刚刚走出独裁统治的国家正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投资者与游客。在这些人中,14岁的德国半职业滑雪选手汉娜迅速成为女主角的迷恋对象,两人结下友谊。

马努埃拉·马泰利在其第二部作品《智利1976》(2023)后执导本片,她立即调用惊悚片的叙事手法,为角色间的关系增添了模糊性。英内斯面无表情,一双小鹿般的眼睛,最初只是一个被汉娜深深吸引的旁观者。

电影/

汉娜,经过长时间的接近后,她成功地抵达了。朋友、大姐姐,或是替代母亲的角色,汉娜开始对小女孩产生影响,后者似乎几乎在慢慢地“吸血”似的榨取着她。

希区柯克式的悬疑。那种无法言说的威胁,仿佛在智利厚重的积雪下酝酿,可能来自这对二人组的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两个男人围绕着汉娜,如同陪她散步的焦躁的狗:她的滑雪教练,人们怀疑他曾与她越过一条红线,以及因内斯的表亲,决意将这位年轻的德国女孩据为己有。

正是在这种悬念中,《解冻》最令人信服,一场暴风雪扰乱了情感的纹理。故事中段出现了另一个希区柯克式的动机:一个女人消失了,随后情节集中在寻找汉娜,她已然蒸发无踪。后者的母亲惊慌赶到,汉娜的母亲与因内斯——她的翻译和向导——之间日益亲密的关系继续挖掘着一种隐秘的扭曲:因内斯,这个梦想着远方的小女孩,是否试图取代那位失踪的陌生女子,而她此前曾借用过对方的化妆品和衣物?

话虽如此,我们不难察觉马泰利另有所思。通过若隐若现地强调历史背景,并通过这桩无法解释的失踪案,影片指向了独裁年代,试图为其提供一则遥远的寓言。在这一点上,《解冻》似乎野心过大,或又过于胆态,以至于影片未能围绕这一隐喻达到高潮。真正令影片熠熠生辉的,更多是其主角——那双充满天真但或许也隐藏着其他神秘事物的大眼睛。

克莱芒·科里亚

《解冻》 导演:马努埃拉·马泰利 主演:玛雅·奥鲁克、玛雅·雷·多马加拉…… 片长:1小时48分钟

《装饰》中的"老鼠"如何从内部啃噬

阿诺尔德和他的伙伴们无所事事。摄影:Le Pacte

阿尔韦托·巴斯克斯的第三部动画长片通过角色的卡哇伊风格与绝望社会的强烈反差,因缺乏细腻而令人疲惫。

一群疯狂的火焰狼群焚烧贫民窟,一只影子恶魔在黑水池塘前用竖琴吟唱,一家跨国公司的城堡从肉体上压制脚下的城市……当《装饰》的红缎幕布拉开时,呈现的是一座濒临崩溃的巴比伦。一架圣经风琴正突出即将降临的地狱,两只老鼠从屋顶上凝视着这一切。近十年来,自首部长片《Psiconautas》起,阿尔韦托·巴斯克斯始终在重复同一套叙事框架:可爱小动物巨大眼睛的表现力与彻底的无所事事之间的残酷反差。这些小动物完全陷入抑郁,在一个先抛弃穷人、现在又开始吞噬中产阶级的社会中挣扎。影片首先关注长期失业的啮齿动物阿诺尔德的悲惨命运——他靠服用抗抑郁药和观看同一家名为"阿尔玛"的公司生产的卡通片来麻痹自己。阿诺尔德再也不敢出门,害怕遭遇那些不愿看到他痛苦、甚至准备施舍他的人的轻蔑。

他的妻子玛丽亚一个人工作,却始终无法摆脱即将被驱逐的威胁。

巴斯克斯审视了这片绝望之地,这里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发生:从极端暴力的崩溃到自杀,再到无声的慢性死亡。阿诺尔德决定离开,前往城外的森林,寻找另一种可能的世界。这次逃亡却变成了一场血腥屠杀:陪伴他的朋友被一只巨型猫头鹰撕碎,阿诺尔德狼狈而归,满身伤痕。他成了逃兵。成了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有人监视我,不想让我知道更多,"他向试图理解他陷入阴谋论的妻子保证。这部影片以其绘画风格和几个镜头中营造的氛围、色彩对比而令人印象深刻,但因其过度的粗糙、不断累加的绝望与夸张("世界是个美妙的剧场,但角色分配糟糕透了"或"适应病态社会并非健康的标志")以及堆砌的丑陋嘲讽形象——从变成肥胖瘾君子的卡通鸭子到黑暗版的小叮当仙子——而令人疲惫。或许如果没看过阿尔韦托·巴斯克斯的前作,这种可爱与可怖的不和谐感还能产生些许效果?但看完第三部后,观众已无法忍受。

马里于斯·沙皮

《装饰》 导演:阿尔韦托·巴斯克斯(1小时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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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周三)

天气平静温和,全国大部地区笼罩在雾气中,平原及山谷地区尤为明显。 下午 全国大部天气平静且温暖。西北部预计有风暴发展。傍晚时分,降雨和雷暴迅速席卷全国西部地区。

8月27日(周四)

法国天气扰动,一条雨-雷暴锋面自西向东横扫全国,地中海沿岸地区亦受影响。

下午 全国大部天气温和不稳,各地出现雷阵雨。

法国 / 最低温(℃) / 最高温(℃) :--- 里尔 / 18 / 26 卡昂 / 18 / 27 布雷斯特 / 17 / 23 南特 / 18 / 26 巴黎 / 19 / 28 斯特拉斯堡 / 18 / 27 第戎 / 17 / 27

法国 / 最低温(℃) / 最高温(℃) :--- 里昂 / 19 / 31 波尔多 / 18 / 31 图卢兹 / 21 / 32 蒙彼利埃 / 21 / 27 马赛 / 21 / 28 尼斯 / 23 / 28 阿雅克肖 / 23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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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世界(4 / 7)

重返伊萨卡

整个夏天,《解放报》想象那些虚构传奇组合的现代版本。今天,我们来看看《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几乎重逢的尤利西斯与潘妮洛普。

原版的尤利西斯曾在特洛伊城墙下征战十年。在残酷的众神和逆风的驱使下,他又漂泊了十年才回到被遗弃的故岛。而潘妮洛普在没有丈夫音讯的情况下,顶住求婚者的纠缠,一边编织织锦一边每夜拆掉,承诺织完之日便择一而嫁。

2026年,尤利西斯是一位长途探险家。他用声音和光影记录下地球海洋濒危之美,还将足迹拓展至整个宇宙,远超昔日的"我们的大海"。他历经磨难与损伤:在边缘海域遇险、神秘失踪、在最偏远角落意外现身。以上是官方且Instagram化的版本。也有人说他是特工,被派往最险恶战线。他潜入过"伊斯兰国"组织,也混迹于瓦格纳集团内部。还有人视他为狡黠的谈判专家,曾试图推动加沙、德黑兰或基辅危机的解决。种种冒险经历本该让他与环保电视人或从高处跌落的太空人走到一起,却不过是一层磨损的伪装。在国家机密的沉默中,这个足智多谋的男人更可能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扮演着法国版"杰森·伯恩"或美国版"马洛特鲁"的角色。

2026年,潘妮洛普则统治着他们自古未归的伊萨卡岛——自从尤利西斯消失后,他们的儿子忒勒玛科斯从未成功接班。她最初开了一家高端织布作坊,却被奢侈品界视若无物。但她组织能力强且务实,将小王国转型为当下潮流的接纳地:她的隐蔽巢穴接待了避税移民、内容创作者、电子舞曲狂欢者,还有逃离周边冲突的难民。伊萨卡已变成迪拜、伊维萨与兰佩杜萨的混合体,抑或伊萨卡、多多尼与扎金索斯。当下的女主人比远古的前辈更主动。

2026年,潘妮洛普不再只是让求婚者空等、推迟岛屿治理改革。她拥有充沛资源,还能随心所欲地摆布那些出身名门却既觊觎她的财富又垂涎她青睐的竞争者。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荷马笔下那位贞洁如处女或预见隐居生活的理想妻子,或许并未恪守忠贞。更何况,年轻一代男性对这位自然主义画风的"资深女士"更是百般讨好、竭力奉承。

若尤利西斯因此怨她,未免太过分——他自己也没少招惹是非。他的情场得意虽多,却更常沦为猎物。他曾屈服于卡吕普索的魅力,却拒绝接受她那份"新鲜细胞永生术"的馈赠;他抵御住了女巫喀耳刻的化学控制,这位女术士兼毒贩早在#MeToo之前就将船员变成了啃橡果的猪。被自身弱点牢牢束缚的尤利西斯,没有投入海妖的怀抱——她们的诱人旋律背后藏着敏感数据的转移。

在2026年,尤利西斯回到了他的故土。岁月之风和年华之热浪将他推向归途。他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乡愁。这个词语,倘若仔细阅读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笔下的《奥德赛的奥德赛》,既意味着“思乡之痛”,又意味着“归乡之苦”。早在公元前一千年,抑或在21世纪,重返养育之地或许既是一种放弃,也是一种解脱。至于与长期被忽视的妻子重逢——她已习惯了这种疏忽,并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前行——同样充满风险。一方的迟缓未必与另一方持续的活力相匹配。这位漂泊者渴望脱身,他迫不及待地脱下飞翼凉鞋,换上勃肯鞋,颈椎发出咔嚓声响,仿佛在环顾四周,这份意愿却可能与那位习惯了忙碌、嗜好掌管事务与人力资源的女强人的坚持背道而驰。两个个体——他们的期待与顾虑远不如古代前辈那般性别化——还能说些什么呢?

他们之间的疏离在无声中发生。他们的交流被加密,隐匿。尤利西斯2026自知受到监听,对这些“大哑巴”军队的“千里耳”心存戒备,他为之效力却又以非正规身份行事。

厌倦的潘妮洛普2026最终认为这个借口实在牵强。她只是偶尔点击丈夫那寥寥几条动态,而这些虚拟重现早已不再令她动容。更何况,失踪者的面孔往往被隐藏。为了重获一份对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宁静,并开启最后一次新生活,尤利西斯2026求助于整形外科手术。这位名为赫斐斯托斯的重塑者常被召唤参与证人保护计划。

出于安全与谨慎考虑,尤利西斯2026乘风筝板直抵伊萨卡的一处岩岬,在黄昏时分登陆。他在一处废弃猪舍过夜。翌日清晨,他偷走一艘皮划艇,沿河而上,朝着二十年前离开的那片广阔领地前进。在橄榄树下,一场电子音乐晚会正酣。在幽蓝的泳池周围,潘妮洛普2026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满脸胡茬、T恤因盐渍变硬的尤利西斯则显得平凡无奇。无人认出他,连潘妮洛普也不例外。唯有射箭比赛中,庄园主人展现出的灵巧与能力,才让潘妮洛普为他打开了那张他亲手打造的婚床。

在一次略显陈腐的新闻行程中,我们抵达伊萨卡,原本期待见证一场仿若希腊岛屿宣传片的圆满结局。一个养老金基金、一家退休金资本化机构为这场迟暮重逢提供了支撑。在与这对老情侣私下会面后,我们很快发现这场蜜月不过是一场简陋的、几近虚假的翻拍。潘妮洛普2026太过珍视她那份勤勉独立,不愿放弃掌控权。而尤利西斯2026则可能再度踏上一场意义不明的任务,这对他来说不啻为逃离居家软禁与加速边缘化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到雅典娜在附近徘徊,她是他的情报官。这意味着《奥德赛》尚未终结。

文/吕克·勒·瓦扬 画/詹姆斯·阿尔本


[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382.028.199、75013、80064、75015、1130、3490

Tornade dans l'Aude «J'ai cru que j'allais mourir»

PAGES 10-11

Interview d'Arthur Harari «L'inconnue», l'ombre d'un double PAGES 20-23

L'AMITIE «Libé» donne la parole à celles et ceux qui mettent l'amitié au cœur de leur existence. Un mode de vie défendu dans un essai par la députée insoumise Clémence Guetté, qui propose la création de nouveaux droits. Témoignages et interview. PAGES 2-5

UN NOUVEAU MODE DE VIE

ÉDITORI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Résistance

Faire de l'amitié un projet politique, voilà une idée intéressante. Qui en dit long sur l'état de nos sociétés. Fracturées, explosées, hystérisées, épuisées. Les individus n'ont jamais été aussi reliés, connectés, d'un bout à l'autre de la planète, et pourtant ils ont rarement semblé aussi seuls et effrayés par le monde extérieur. Il y a de quoi, c'est vrai, et l'ami-e est sans doute, dans ce contexte, la personne la plus rassurante qui soit car elle n'exige rien, elle est là, quand il le faut, à l'écoute. L'amour est une explosion, l'amitié un cocon. L'amour déstabilise, l'amitié rassure. Et c'est sans doute pourquoi nous en avons tant besoin, une dizaine d'années après #Metoo qui a fait bouger les lignes et les liens traditionnels. Mais il ne faudrait pas pour autant opposer l'amour et l'amitié. Idéalement, les deux se complètent. Ni ériger l'amitié en dogme ou en ordre nouveau. Clémence Guetté a eu la formidable idée d'écrire 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mais ce n'est pas un acte spontané ni gratuit. L'autrice, député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fait partie du premier cerc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candidat à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qui se tiendra dans huit mois. A ce stade, chaque prise de parole compte et celle-ci s'inscrit dans un projet global qui est celui de la «Nouvelle France» prônée par LFI. Elles sont peut-être là, les limites du projet. La force et la beauté de l'amitié, c'est d'abord la liberté totale, l'absence de contraintes, il n'y a pas de meilleur-e ami-e que celui ou celle que l'on retrouve après dix ans d'absence comme si l'on s'était quittés la veille. Un lieu de résistance, oui, un espace de réinvention, oui, mais faut-il vraiment «légiférer l'amitié», comme le propose Clémence Guetté? On peut ne pas être d'accord mais estimer que c'est un beau débat. Le sujet surgira peut-être dans la campagne, il faut l'espérer même, ça nous changera agréablement des diatribes haineuses contre celles et ceux qui viennent d'ailleurs.

INVENTER SA FAMILLE «Vivre avec mes amis, c'est le schéma rêvé»

«Libé» a échangé avec des Françaises et Français qui font fi des cadres normatifs pour mettre leurs relations amicales au centre de leurs vies, de la colocation à l'achat, jusqu'à la parentalité partagée. Ils témoignent de la puissance «intime et politique» de ces liens.


Alice et Marie-Sophie nourrissent l'envie

Par KIM HULLOT-GUIOT et CAMILLE PAIX Photos FLORENCE BROCHOIRE. DIVERGENCE

U n bouquet de fleurs séchées dans les bras, la première mariée rayonne dans ses dentelles blanches. La deuxième porte un haut fin et un pantalon blanc. La troisième une jupe nouée, la quatrième une robe longue toute en transparence, la cinquième une toilette courte à col Mao... Sur les photos de la cérémonie symbolique, cinq tenues immaculées, cinq mariées, mais un seul mariage. Ou plutôt, un «amiage», comme l'ont nommé Zoé, Lehana, Marie, Juliette et Jeanne.

Cet été, la bande d'amies s'est juré soutien et assistance, pour la vie, devant familles et copains. L'amoureux de Lehana était même témoin. «On célèbre les diplômes, les baptêmes, les mariages... Mais il n'y a pas d'espace pour fêter l'amitié, raconte Zoé, 27 ans. Cette fête, c'est une promesse: si on veut ne pas se perdre, comme ça arrive souvent après les études, il faut l'organiser, ne pas le laisser au hasard.» Originaires de Lyon (Rhône), les vingtenaires ont vécu dans différentes villes, de Paris au Chili. Avant, pour trois d'entre elles, de se retrouver à Marseille (Bouches-du-Rhône). «Les deux autres cherchent le moyen de venir. On a pris des appartements proches. On se priorise les unes les autres. On s'aide à déménager, on se soutient quand on est malades...» déroule la jeune femme, qui travaille dans la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Le lien de ces «amies sœurs» est un «mur porteur»: «Tant que j'ai ces quatre meufs, je suis sereine. On affronte ensemble les défis de la vie d'adulte, revendique Zoé. Nos parents pensaient que ça allait nous passer, qu'on aurait bientôt d'autres priorités. Mais on ne veut pas se faire avoir par ce que la société veut nous faire privilégier, le repli sur le couple et la famille.» Comme elles, de nombreuses Françaises et Français investissent passionnément leurs liens amicaux. Alors que la libération sexuelle, l'avènement du pacs, l'ouverture du mariage aux couples de même sexe, #MeToo ou encore l'explosion des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ont fait évoluer les cadres traditionnels, considérer les amis comme secondaires face au sacro-saint couple a-t-il encore du sens?

VIE À CINQ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lusieurs livres ont célébré le pouvoir rebelle et émancipateur des relations amicales. Une tradition éditoriale naissante à laquelle la députée insoumise du Val-de-Marne Clémence Guetté ajoute sa pierre en publiant ce jeudi 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essai et service après-vente de sa proposition de loi destinée à offrir un cadre formel à ceux qui vivent en amitié comme on vit en famille. Parce que «dans notre corpus juridique, tout est pensé pour le couple et la famille», écrit Clémence Guetté, et que «les ami-es, les autres liens d'affection et de solidarité, eux, sont les grands oubliés du droit».

«On a tellement grandi avec le fait qu'il n'y avait que la famille qui était censée être source de droits que c'est presque un impensé», dit Alice, qui partage auprès de ses presque 15000 abonnés sur Instagram les détails de son amitié fusionnelle avec sa «Best Friend Forever», Marie-Sophie. Les trentenaires, amies depuis quinze ans, ont même imaginé ensemble un jeu de cartes, un «oracle de l'amitié», pour «mettre à l'honneur la puissance intime et politique de l'amitié» qui, chez elles, est une «planète qui prend autant de place que les relations amoureuses». Une fusion qui crée généralement une «présomption de couple», puisque se tenir la main dans la rue, être la +1 lors des mariages ou se surnommer «mon cœur» ne peut pas vouloir dire autre chose. «La plupart des gens nous disent qu'avec "M-So", on dirait un vieux couple. Il n'y a tellement pas assez de représentations amicales proches que c'est directement associé à une relation romantique», soupire Alice.


d'acheter un logement ensemble.
Louis a construit une maison avec son épouse, Xiaotong, et un couple d'amis, Fabien et Orlane.

«Je suis l'oiseau bizarre quand, au travail, j'explique que je suis en coloc avec quatre personnes, dont mon chéri, raconte de son côté Coralie. Certains trouvent ça très cool et d'autres ne comprennent pas. Mes parents, eux, ne veulent pas en entendre parler.» A Tours (Indre-et-Loire), la colocation de cette pédiatre de 30 ans avec Manon, responsable bibliothécaire de 39 ans, Nicolas, auxiliaire de vie de 34 ans, Arthur, médecin généraliste de 31 ans et sa consœur Juliette, 29 ans, est un autre exemple d'amitié érigée au rang de famille.

Tous auraient les moyens financiers d'habiter seuls ou à deux. Mais vivre à cinq leur permet de «ne pas être en autarcie avec [leurs] amoureux», explique Coralie. Juliette, maquée depuis cinq ans avec un homme qui vit dans une autre colocation, avait, elle, «peur de tomber dans les schémas classiques de couple, avec les travers genrés et le train-train. J'aime qu'il faille de la volonté pour se voir». Quant à Ma non, une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vie classique avec un amoureux, dont elle est séparée, l'a convaincue que ce modèle ne lui «correspondait plus du tout. Mon compagnon actuel est père de deux enfants, je passe du temps avec eux et je leur laisse aussi de l'espace. Ça n'enlève rien à l'amour que je leur porte. Vivre avec mes amis, dans un truc qui n'est pas aussi cloisonné que la famille, c'est le schéma rêvé».

Cette vie à cinq - plus le chat, Peppe - a des vertus: «La communication en amitié est bienveillante. Ça m'a appris à mieux discuter avec mon compagnon aussi», observe Manon. «On a des amis en dehors, on est indépendants. Mais avec les colocs, c'est le niveau au-dessus, familial», dit Juliette. «On se retrouve tous dans ce terme de famille choisie,

«En amitié, la communication est bienveillante. Ça m'a appris à mieux discuter avec mon compagnon.»

abonde Coralie, surtout quand, comme moi, on est aussi différents de sa famille biologique.» Les colocs aimeraient aujourd'hui déménager, et même acheter ensemble, mais leur troupe effraie souvent propriétaires et courtiers. «Le schéma classique, espace parental et petites chambres, n'est pas adapté pour toutes et tous», relève Clémence Guetté, qui entend «amicaliser le logement».

A Préaux, près de Rouen (Seine-Maritime), c'est ce qu'a fait Louis, qui a

Manon en colocation avec plusieurs amis construit avec son épouse, Xiaotong, et un couple d'amis, Fabien et Orlane, une maison dont ils ont dessiné les plans. Une drôle de double maison, avec à chaque famille son cocon, et des espaces communs entre les deux – un jardin partagé, une cave pour mutualiser le stockage, un salon pour jouer au babyfoot, faire des repas communs et recevoir les copains, et une salle de jeux qui fait le trait d'union entre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à l'étage. Quand il s'est mis à «fantasmer sur la notion d'entraide» en lisant Pablo Servigne et Pierre Kropotkine, le paysagiste de 33 ans a tout de suite pensé à son vieil ami de maternelle: «Se dire "on a des copains à côté tout le temps", c'est génial.»

Pour concrétiser leur projet, la route a été longue. Que ce soit dans leurs entourages, où ils ont senti beaucoup d'incompréhensions, ou pour trouver une banque et un notaire tolérants. «On nous a dit: “Votre projet ça ne marchera pas parce que l'amitié ça ne dure pas toute la vie. Ce qui est assez con parce que l'amour non plus ça ne dure pas forcément», s'agace Louis. Pour Alice et Marie-Sophie, qui nourris- sent aussi l'envie d'acheter une maison où vivre ensemble avec leur noyau dur d'amies, c'est la preuve que l'amitié n'est «pas reconnue comme une forme légitime de modèle de vie». «Même si on est amies depuis quinze ans, on va nous mettre des bâtons dans les roues, se dé- sole Alice, alors que si tu n'es un couple que depuis deux ans, on te fera un prêt.»

Chez Louis et Xiaotong, l'enjeu est aussi d'entourer leur fils unique de 8 ans. Depuis deux ans que la maison est terminée, les «trois enfants passent leur temps à passer d'une maison à l'autre». Il y a des convois relais pour l'école et à des courses faites les uns pour les autres. Au fil du temps s'est aussi développée une sorte d'«éducation participative», remarque Louis: «Les enfants de Fabien et Orlane nous appellent tonton et tata, et tous les trois ont l'impression qu'ils sont cousins. C'est un peu une ambiance familiale.»

EXPÉRIENCE FÉMINISTE C'est ce «village» dont on dit qu'il est nécessaire pour élever un enfant que cherchait à construire Lena (1) quand elle a proposé à son amie Anne-Fleur une place dans la vie du bébé qu'elle faisait toute seule. Anne-Fleur avait déjà connu un parcours de PMA avec son ex-femme et la perte de leur enfant, de quoi «déconstruire un rapport biologique à la parentalité» et chercher à s'investir auprès des enfants de ses proches. L'écrivaine de 33 ans a embrassé ce «rôle un peu particulier» en devenant un pilier pour son amie enceinte. «On a trop rigolé, parce que ça n'arrive jamais d'aller à un cours d'accouchement avec ses meilleures potes. C'était vraiment son enfant, mais on le faisait ensemble.»

Au moment de la naissance, même si elle n'habite pas dans la même ville, Anne-Fleur était là. «Le bébé est né dans mes mains, j'ai coupé son cordon... s'émerveille-t-elle. Ce sont des moments, normalement, qu'on ne réserve pas à une amie.» Quel est le rôle d'Anne-Fleur? Celui d'amie, d'épaule sur laquelle se reposer, de marraine – même si ce statut ne recouvre aucune réalité juridique? «Je ne suis pas sa marraine à lui comme je suis la marraine de mon autre filleul, dit la jeune femme. Mon rôle est assez flou, c'est ce qui est à la fois fragilisant et intéressant. Progressivement, on invente notre relation, j'ai confiance. C'est sûr que ça peut se péter la gueule, car ce n'est pas régi par une quelconque loi, mais c'est le risque de toute relation humaine.»

«La vie qu'on s'est créée est sans codes, se félicite aussi Louis. Dans ce genre de projet, il faut tout réinventer.» Pour Anne-Fleur, cette «façon militante de refaire famille» faite de tâtonnements, de constructions-déconstructions, est une expérience féministe et «très queer» qui la ramène à une époque révolue où «toute une bande Suite page 4

Suite de la page 3 de femmes élevaient les enfants des un-es des autres et où les portes étaient ouvertes». De fait, ces aventures hors du cadre normatif de la famille prennent souvent racine en dehors de l'hétérosexualité, autant qu'elles sont des «brèches dans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selon les mots de Clémence Guetté.

Véronique et Alexandre (1) sont intimes depuis la fac. «Cette année, on fête nos trente ans d'amitié», se félicite la Marseillaise de 51 ans. Lui gay, elle lesbienne, à une époque où «il n'y avait ni le pacs ni le mariage et encore moins l'adoption», ils s'étaient fait une promesse: s'ils n'avaient pas d'enfants chacun de leur côté, ils les feraient ensemble. Leurs jumelles ont aujourd'hui 15 ans et Véronique, qui a eu trois autres enfants depuis, est formelle: «Mélanger l'amitié avec la parentalité, ça me paraît plus logique que la mélanger avec l'amour. C'est plus évident avec les amis, on s'accepte tels qu'on est.»

«SI ON DÉCÈDE, IL N'A AUCUN DROIT»

Aujourd'hui, Véronique et Alexandre habitent à 500 mètres l'un de l'autre. Les filles se baladent entre les deux maisons et autour d'elles gravite tout un réseau d'adultes-ressources, les anciens compagnons et compagnes de leurs parents, les nouveaux, les amis et amies, et moult grands-parents et beaux-grands-parents. L'amitié de leurs parents a mûri avec elles. «On a grandi ensemble, on a vieilli ensemble et on s'est soutenus. Et on aura un autre cycle amical quand elles seront autonomes», dit Véronique.

A Paris, Jérôme (1), 49 ans, et Adrienne (1), 41 ans, coparents de jumeaux de 16 mois, sont, eux, «des parents, des colocataires, des amis bien sûr et une tribu surtout», théorise Adrienne. Ils sont «d'abord devenus amis». Leur projet de bébé, initié par Adrienne, a été rejoint en cours par Quentin (1), 33 ans, l'amoureux de Jérôme, devenu coparent à part entière. «Il a trouvé sa place très vite, dit Jérôme, mais légalement, Quentin n'existe pas. Si on décède Adrienne et moi, il n'a aucun droit.» La bande planche sur une manière de formaliser tout ça.

Parmi les pistes, la délégation d'autorité parentale ou l'adoption simple, qui ne coupe pas les liens entre enfants et géniteurs. «Quoi qu'il arrive dans mon couple, dit Jérôme, on veut absolument que le lien soit maintenu. Il fait partie de notre famille.» Dans cette «famille composée» qui va «à l'encontre de beaucoup de figures imposées», les aménagements tiennent souvent du bricolage. Mais l'amitié et l'amour fixent le tout. «Quelle est la limite entre les amis et la famille ? s'interroge Jérôme. J'ai des amis dont j'estime qu'ils sont plus proches de moi que des membres de ma famille.»

Depuis que l'arrivée dans sa vie d'Adrienne, de Quentin et des jumeaux a tout chamboulé, le jeune père juge qu'il manque de mots pour définir les contours de ces relations. «Il y a un vocabulaire à inventer, souffle-t-il. Adrienne et moi, est-ce que c'est une amitalité? J'attends aussi de voir comment les jumeaux vont se l'approprier. Peut-être qu'ils mettront, eux, des mots qu'on n'a pas encore trouvés.»

Clémence Guetté: «L'amitié est un sujet éminemment subversif et révolutionnaire»

«Parentalités nouvelles», «colocations aménagées», «mutation professionnelle amicale»... La députée insoumise, qui publie jeudi son livre «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propose d'offrir un cadre légal à ceux qui reconfigurent leur existence autour des relations amicales, cherchant à desserrer l'étau de la famille traditionnelle.

Un jour de juillet. Clémence Guetté reçoit dans son bureau du Palais Bourbon. La député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et vice-président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qui publie à quelques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son premier livre, 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prend le temps de choisir ses mots. Clémence Guetté, qui défend les «liens collectifs face à l'individualisme et l'extrême droite», fait de nombreuses propositions afin de «légiférer l'amitié».

Elle souhaite «offrir» de nouveaux droits à tous ceux qui se sentent «étouffés» dans le cadre des familles traditionnelles. Une manière de rendre officiel un monde qui a déjà changé: les existences ne se construisent plus «exclusivement» autour du couple et du mariage.

Les exemples de vies amicales sont nombreux: faire des enfants entre amis, habiter sous le même toit, choisir de partager les événements majeurs de son existence loin de sa famille de naissance. Les beaux moments ont leur importance mais les moins drôles aussi. «La possibilité d'ouvrir un congé pour qu'un ami puisse prendre soin d'un autre correspond à une réalité vécue par de nombreux Français, explique-t-elle. Combien de personnes ont reçu de l'aide de la part de leurs amis pour affronter une terrible maladie?» Un sujet qui touche plusieurs fils à la fois. Clémence Guetté veut placer la «politique de l'amitié» au cœur de la «Nouvelle France» des insoumis.

Votre livre est-il une attaque «culturelle» contre la famille traditionnelle?

Je m'inscris dans la lignée de combats contre l'enfermement des individus au cœur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schémas correspondant à la norme dominante. J'interroge l'épanouissement individuel, qui se heurte souvent à des violences physiques, psychiques ou sexuelles. J'assume de participer à la bataille culturelle contre les réactionnaires qui ont toujours invoqué la famille traditionnelle – un papa, une maman, des enfants – pour justifier leur agenda. Ils s'opposent au divorce, au mariage pour tous, à la PMA [procréation médicalement assistée] pour toutes, et cetera. Je précise qu'on ne retire rien à personne en donnant des droits nouveaux.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sont heureuses dans le modèle traditionnel. Je cherche juste à ouvrir l'horizon pour les autres et élargir les possibles.

Il y a déjà eu des travaux sur l'amitié, notamment ceux du philosophe Geoffroy de Lagasnerie ou de la journaliste Alice Raybaud, qui sont référencés dans votre livre. Qu'est-ce qui vous a menée à porte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Je suis entourée de gens qui ne conçoivent pas leur vie comme le modèle dominant le propose. Ils veulent habiter autrement qu'en couple, imaginent des parentalités nouvelles, chérissent et mettent au cœur de leur existence des amis, souhaitent passer leurs vieux jours dans des colocations aménagées. Si tant de personnes cherchent des failles pour desserrer l'étau, ça doit correspondre à un phénomène contemporain et social, une aspiration plus large à imaginer des existences dans lesquelles la structure familiale est plus souple.

La «politique de l'amitié» est un programme que vous souhaitez mettre en place en cas de majorité au Parlement après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Il y a de nombreuses propositions qui feront débat mais permettre à chacun de prendre des jours après le décès d'un(e) ami(e) devrait mettre tout le monde d'accord... Le consensus n'existe pas?

Je n'en suis pas certaine. Regardez l'allongement du congé parental pour accueillir un nouveau-né: le sujet a été débattu à plusieurs reprises dans l'Hémicycle et il n'y avait pas d'évidence... Si les événements de la vie qui touchent à notre humanité – comme une naissance, une maladie ou la perte de quelqu'un qu'on aime – mettaient tout le monde d'accord autour de solutions politiques, on l'aurait déjà constaté. Le camp de la droite et des réactionnaires est obnubilé par la satisfaction du patronat. Tout est empêché dès qu'il pourrait s'agir de grappiller du temps au capital.

La droite et son extrême ne croient pas en l'amitié?

Depui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droite a fait de la famille une valeur cardinale contre l'idéal de fraternité et d'amitié universel des révolutionnaires. Sous Vichy, la dev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a été remplacée par «Travail, famille, patrie». La famille réactionnaire est encore, aujourd'hui, au cœur de l'agenda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à travers la défense de politiques natalistes sur fond xénophobe. Son programme propose, par exemple, de réserver l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 aux enfants dont au moins un des deux parents est français. Cette famille réactionnaire est centrale dans le processus d'extrême droitisation en cours. On l'a vu avec le «réarmement démographique» promu par Emmanuel Macron. La politique de l'amitié est un contre-modèle idéologique. Je me place dans les pas de la gauche de rupture qui a toujours œuvré en ce sens. Je rappelle que Jean-Luc Mélenchon défendait le pacs [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dans les années 1990 ou le partenariat social au début du mandat d'Emmanuel Macron.

«Les relations interpersonnelles ont été reléguées à la sphère privée, dévalorisées, parce qu'elles ne produisent pas de richesses dans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Des révolutionnaires, à l'image de Saint-Just, ont théorisé l'amitié. Elle était, à ses yeux, le fondement d'une «société nouvelle et d'un lien civique permettant de construire la République et la nation». Pourquoi l'amitié, qui était présent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t-elle perdu sa place politiquement?

L'amitié était une notion centrale durant la Révolution parce que l'imaginaire était progressiste. Une équivalence était dressée entre des liens interpersonnels pour former une société plus juste; les Hommes étaient liés les uns aux autres. Aujourd'hui, les gens au pouvoir, des libéraux, promeuvent l'individualisme et la compétition. Les relations interpersonnelles ont été reléguées à la sphère privée, dévalorisées, parce qu'elles ne produisent pas de richesses dans le système capitaliste. Notre camp doit se saisir de l'amitié pour favoriser les liens collectifs. On ne dirait pas à première vue, mais l'amitié est un sujet éminemment subversif et toujours révolutionnaire.

La «politique de l'amitié» est-elle en lien avec la «Nouvelle France» proclamée par La France insoumise?

Totalement. La «Nouvelle France» part d'un constat anthropologique: le peuple français n'est plus le même qu'en 1958, date de la Constitution de la VeRépublique. Aujourd'hui, six personnes sur dix vivent hors de leur département de naissance, et un quart des familles sont des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Les gens ont reconfiguré leurs existences.

On sait, par exemple, que les personnes divorcées – dont le nombre a été multiplié par trois en un demi-siècle – ont plus de chance de voir, dans la semaine, leur meilleur ami qu'un proche parent ne vivant pas avec eux. Cette importance de l'amitié est encore plus prégnante pour les mondes populaires. Les habitants des quartiers dépendent plus de solidarités matérielles et affectives extra-familiales que les autres; de même pour les personnes immigrées. Aujourd'hui, les gens bricolent leur existence comme ils peuvent en se mettant parfois en insécurité mentale ou matérielle. Nous devons leur offrir un cadre, normaliser leurs envies, leur accorder des droits.

Vous proposez une «mutation professionnelle» pour suivre un(e) ami(e) qui déménage... D'où vient cette idée?

Il faut repartir au point de départ pour comprendre. J'ai diffusé un questionnaire sur l'amitié sur mes réseaux sociaux. J'ai été débordée: plus de 7000 réponses en 24 heures. Les gens m'ont raconté leurs amitiés, des maladies, des deuils et des ruptures amicales dans des termes sublimes. Parmi les témoignages, la mutation, c'est-à-dire la possibilité de suivre un ami muté pour son travail dans une autre ville, une sorte de rapprochement amical sur le modèle du rapprochement familial, est revenue à plusieurs reprises.

Comment légiférer l'amitié sans mettre une pression sur les rapports amicaux en les rendant officiels?

J'ai conscience de marcher sur une ligne de crête en défendant cette politique. Les amitiés sont perçues, à juste titre, comme des espaces

Clémence Guetté, coprésidente de l'Institut La Boéti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à Paris, le 20 juillet. MATHIEU ZAZZO

de liberté et de souplesse. Il ne s'agit pas, en légiférant, de remplacer ce carcan familial par une sorte de nouveau carcan amical. J'ai choisi la méthode des droits nouveaux que notre mouvement porte depuis des années pour éviter cet écueil. Ces droits ne formalisent aucune nouvelle obligation, ils sont universels, ils visent à rétablir l'égalité matérielle. Par exemple, étendre le congé parental à un ami est une possibilité ouverte à ceux qui feraient ce choix, mais ne comporte aucune contrainte.

L'amitié engendre des coûts. Il faut sortir, voyager, parfois faire garder ses enfants pour entretenir un lien. Est-il possible, politiquement, de changer de modèle?

On a tous déjà ressenti une forme de pression relative au coût de la sociabilité. Par exemple, comment faire quand le mariage de gens qu'on aime occasionne des frais mais que les budgets sont serrés ? Il y a aussi le coût des événements quotidiens, retrouver des proches en soirée, participer à une cagnotte d'anniversaire... J'ai lu un chiffre édifiant : aujourd'hui, une personne sur deux pense que l'amitié coûte cher. La «politique de l'amitié» est justement une proposition globale: elle porte l'idée de l'augmentation des lieux de gratuité. Voir ses amis ne devrait pas être conditionné à la possibilité de payer un café, une entrée au cinéma, un dîner au restaurant.

Aujourd'hui, les espaces publics où il est possible de rencontrer ses proches gratuitement sont rares. La chute du nombre de bancs publics dans l'espace urbain en témoigne.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 est liée à une réflexion plus générale sur la démarchandisation de notre société.

La question du genre est présente dans votre livre. Vous expliquez que l'amitié est très souvent représentée à l'écran et dans les livres par des hommes...

Vous connaissez le test de Bechdel, pour mesurer la place et la visibilité des femmes dans une œuvre de fiction ? Il y a trois critères. Il doit y avoir au moins deux femmes nommées dans l'œuvre, elles doivent parler ensemble et d'un sujet qui est sans rapport avec un homme. Très peu d'œuvres de fiction passent le test.

Dans l'imaginaire patriarcal qui est le nôtre, les relations entre femmes sont marquées du sceau de la jalousie et de la compétition. Innocentes voire vertueuses quand, dans les représentations culturelles, des femmes bourgeoises entretenaient des amitiés cantonnées à l'espace domestique, les solidarités féminines ont ensuite été perçues comme potentiellement subversives vis-à-vis de l'ordre établi – à raison! – et donc discrédités. La «politique de l'amitié» est un projet féministe.

Il est parfois difficile de gérer les amitiés. On revient souvent dans les bras des plus proches après un drame ou une mauvaise passe. Il faudrait aussi légiférer sur le temps pour mieux gérer ses amitiés?

Cette question amène directement à la réflexion sur le temps libéré pour avoir des semaines de travail plus courtes. La pression professionnelle pèse sur nos vies. Je le vois pour moi-même. J'ai été obligée de mettre ma vie amicale dans mon agenda. On peut se dire que c'est une situation réservée aux cadres et que la question du temps est plus simple à gérer avec des horaires fixes. Mais comment fait-on quand des enfants entrent dans l'équation ? Comment fait-on quand on a le dos cassé après une journée de travail pour trouver la force de se rendre disponible pour ses proches ? Rendre du temps aux gens, c'est leur permettre d'en avoir pour leurs proches... dont leurs amis.

Recueilli par RACHID LAÏRECHE

Des ouvrages pour visibiliser des liens effacés

Avant la députée LFI Clémence Guetté, plusieurs autrices ont écrit sur l'amiti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théorisant le caractère politique de ce sentiment.

Qui compte pour moi? Qui se soucie de moi? Qui est proche de moi? Au tournant d'une vie, des questions, simples en apparence, peuvent faire vaciller les croyances les plus solides. Et si mes ami-es constituaient ce réseau d'attaches qui soutient mon existence? Dans un mouvement post #MeToo de remise en cause des liens traditionnels, l'amitié connaît un retour en force. Mes ami-es forment cette famille que je me suis choisie: pourquoi ces relations, tout aussi estimables que celles d'un couple-marié-deux enfants, ne seraient-elles pas valorisées socialement? Journaliste au Monde, Alice Raybaud a vu arriver les «prémices» de cette nouvelle vague amicale. Dans Nos Puissantes amitiés publié en 2024 (La Découverte), elle décrit «l'envie de plus en plus affirmée par une partie de la jeunesse, de faire sauter les hiérarchies relationnelles, d'interroger la prééminence donnée à l'amour romantique, d'assumer un rapport plus distancié avec la sexualité». Soulever le couvercle de la conformité sexuelle et familiale, c'est mettre à jour des relations souvent invisibilisées, car considérées comme quantité négligeable, qui tissent pourtant des espaces-refuges.

Affirmer. Là, entourées de celles et ceux qui leurs ressemblent, en lisière, des femmes, des leiennes, des gays, des personnes queer, des hétéros critiques de leur condition construisent leurs existences, peuvent être eux-mêmes sans craindre les foudres de l'ordre environnan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Virginia Woolf théorisait déjà le caractère essentiel de ces liens extra-familiaux. «Otez-moi l'amour pour mes amis, l'urgence brûlante de l'importance de l'existence hu-

Au début du XX $^{e}$ siècle, Virginia Woolf théorisait déjà le caractère essentiel de ces liens extra-familiaux.

maine, de ce qu'elle a d'attirant et de mystérieux, et je ne serais plus qu'une membrane, une fibre incolore et sans vie que l'on pourrait jeter comme n'importe quelle déjection.» Aujourd'hui, par le biais de plusieurs publications, le monde des amitiés sort de l'ombre, avec cette volonté de rendre visible, et donc d'affirmer, ce qui, longtemps, est resté dans les limbes. Par exemple, ces amitiés féminines, si peu évoquées dans les fictions, si souvent effacées des biographies – au profit des étapes survalorisées du mariage et de la maternité.

Vital. Dans Un désir démesuré d'amitié (Seuil), sorti en 2024, l'écrivaine et théoricienne de l'art Hélène Giannecchini évoque «la beauté et la puissance» de ces généalogies alternatives, à travers notamment le travail photographique de Donna Gottschalk. Dans les années 60 à New York, la photographe américaine saisit celles et ceux qui l'entourent et qu'elle aime: amies, amantes, colocataires, voisines, frères et sœurs. Un univers sensible pris dans la répression sexuelle de l'époque, relégué à la marge et pourtant, si vital et vivant. Compter sur ses ami-es constitue cet ancrage primordial pour ne pas sombrer dans la précarité existentielle et l'isolement, succomber à la violence d'une société si peu tolérante. L'amitié est bien un «sentiment politique», estime Hélène Giannecchini.

Un lieu de résistance, affirme le philosophe Geoffroy de Lagasnerie, dans son essai 3. Une aspiration au-dehors (Flammarion, 2023). Partant de son amitié personnelle partagée avec le philosophe Didier Eribon et l'écrivain Edouard Louis, il décrit un contre-pouvoir, un espace de réinvention par rapport à la conformité et aux pouvoirs d'Etat. L'amitié est cette forme de vie beaucoup plus ouverte, plus libre, plus émancipatrice, affirme-t-il bravache, que la famille, l'amour, le couple... Et si l'amitié pouvait tout changer ? se demande la journaliste Giulia Foïs, dans un court pamphlet publié en janvier aux éditions de La Martinière /Alt. Avec son livre, la député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Clémence Guetté, ramasse ces aspirations contemporaines et les porte politiquement. Dans les années 70, la philosophe Hannah Arendt disait déjà de l'amitié qu'elle n'était pas seulement un sentiment intime mais bien cette valeur politique, commune et partagée. A partir de la philia, l'amitié entre citoyens, vantée par Aristote, elle voyait dans ces liens «une des conditions fondamentales du bien-être commun».

CÉCILE DAUMAS

CANADA Mark Carney, l'ex-banquier qui règle ses comptes avec Trump

PROFIL

Face aux menaces commerciales des Etats-Unis, le Premier ministre canadien, au pouvoir depuis dix-huit mois, a fini par choisir l'affrontement avec l'annonce, mardi, de taxes sur des produits américains. Une nouvelle crise pour celui qui veut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historique de son pays envers son voisin.


Mark Carney à London en Ontario le 16 juillet. PHOTO CARLOS OSORIO.

Par ALEXANDRE BILLETTE

«Ils ont demandé trop, et ils ont offert trop peu.» Samedi, Mark Carney résumait d'une formule lapidaire l'échec des négociations commerciales avec Washington, qui s'apprête à taxer de 50% quelque 28 milliards de dollars canadiens (plus de 17 milliards d'euros) de produits importés aux Etats-Unis. Le Premier ministre canadien avait ordonné à ses négociateurs, la veille en soirée, de rentrer à Ottawa; le Canada ripostera «dollar pour dollar», a-t-il prévenu. Pas d'insulte ni de grand geste théâtral face à Donald Trump, mais le ton froid de celui qui constate qu'un mauvais accord serait plus dommageable qu'une crise ouverte, même si cet acte de résistance «augmentera les coûts et réduira le choix» des Canadiens, admet Carney.

C'était chose faite dès mardi, avec l'annonce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sur plus de 700 produits américains importés au Canada – lait, bois, acier, matériel agricole et électronique notamment – qui seront touchés par des taxes supplémentaires allant jusqu'à 50 % dès le 8 septembre. Dans la foulée, Ottawa a annoncé 7,5 milliards de dollars canadiens d'aides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s travailleurs touchés par les surtaxes américaines.

Une riposte, mais pas d'insulte ni de grand geste théâtral de Mark Carney face à Donald Trump; plutôt le ton froid de celui qui constate qu'un mauvais accord serait plus dommageable qu'une crise ouverte, même si cet acte de résistance «augmentera les coûts et réduira le choix» des Canadiens, admet le Premier ministre canadien.

Une scène qui aurait été difficile à imaginer il y a dix-huit mois. Lorsqu'il succède à Justin Trudeau, dont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l'ancien banquier n'a jamais exercé le moindre mandat électif. A 59 ans, l'ex-gouverneur de la Banque du Canada, puis de la Banque d'Angleterre, est raide comme un grand patron, abscons comme un technocrate et a un charisme inversement proportionnel à son intelligence – il est très intelligent.

Nombreux sont ceux qui l'imaginaient déjà exploser en vol en traversant le mur du son de la politique politicienne, des poignées de mains et des soirées électorales dans les cuisines de militants.

Il remporte pourtant les élections canadiennes d'avril 2025 alors que la défaite était promise au Parti libéral, usé par dix années de règne de Justin Trudeau. Quelques semaines après le retour de Donald Trump à la Maison Blanche, Mark Carney est porté par une qualité de-venue soudainement essentielle: en pleine offensive de l'Américain contre l'économie et la souveraineté canadiennes, le banquier semble savoir quoi faire, dans le calme, lorsque tout le monde panique.

EXIGEANT PARFOIS CASSANT Car c'est un peu son métier depuis vingt ans. Nommé à la tête de la Banque du Canada en février 2008, il devient à 43 ans le plus jeune patron d'une banque centrale de l'un des pays du G7, sept petits mois avant la faillite de Lehman Brothers qui fait vaciller le système financier mondial. Pour éviter une crise du crédit, Mark Carney baisse alors presque à zéro le coût de l'argent, met des fonds à la disposition des banques et promet de maintenir les taux d'intérêt très bas afin de rassurer ménages et entreprises. Dans un portrait qui lui est consacré par le mensuel canadien Maclean's, ceux qui ont travaillé avec lui décrivent le même mélange : une sagacité fulgurante, une confiance en soi quasi illimitée et une capacité à décider sous pression. L'ancien gouverneur de la Banque du Canada David Dodge le résume ainsi : Mark Carney tolère mal la «pensée floue». En contrepartie, ses anciens collègues d'Ottawa et de Londres le reconnaissent volontiers : il a un tempérament exigeant, au risque d'être parfois cassant.

Face aux «pensées floues» de Trump, pourtant, il n'a pas joué immédiatement la carte de la confrontation. Durant ses premiers mois au pouvoir, Carney cherche l'arrangement avec Washington, multiplie les gestes d'apaisement et accepte de retirer des pans entiers de la riposte commerciale prévue par Ottawa. «Au départ, Mark Carney pensait qu'en étant gentil avec Trump, il obtiendrait ses faveurs, observait en janvier sur une radio québécoise le politologue Frédérick Gagnon,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Mais il a réalisé que la gentillesse ne fonctionne pas avec lui.»

Le 20 janvier au Forum économique mondial de Davos, devant un parterre de caciques tétanisés par les errances de Donald Trump, Mark Carney connaît son épiphanie. Il ne cite pas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certes, mais la cible est évidente. Il y dénonce les grandes puissances, qui «ont commencé à recourir à l'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comme moyen de pression. Aux droits de douane comme levier. A l'infrastructure financière comme moyen de coercition. Aux chaînes d'approvisionnement comme vulnérabilités à exploiter».

«PLAN A»

Il appelle les puissances moyennes à s'unir, «car si nous ne sommes pas à la table des négociations, nous serons au menu». L'auditoire de Davos, d'ordinaire impassible, l'ovationne. Dès le lendemain, Donald Trump éructe: «Le Canada vit grâce aux Etats-Unis: souvenez-vous-en, Mark, la prochaine fois que vous ferez vos déclarations.»

Mark Carney n'a pourtant rien d'un révolutionnaire. Sa vision géopolitique ressemble à une gestion de portefeuilles financiers, appliquée aux Etats. Elle commande de supprimer les obstacles au commerce entre provinces canadiennes, d'accélérer le développement des infrastructures, d'investir dans la défense, l'énergie et les minerais critiques, et de chercher des clients en Europe


REUTERS

«Le pays a la capacité de supporter une telle récession»

comme en Asie. Ottawa veut doubler en dix ans les exportations hors Etats-Unis. «Consolider notre force au pays et diversifier no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à l'étranger, ce n'est pas notre plan B. C'est notre plan A depuis le début», assurait-il samedi.

Vaste programme et énorme défi. Près des trois quarts des exportations canadiennes prennent encore la direction des Etats-Unis, et les représailles pourraient être sanglantes. La fermeté de Carney sera jugée à l'aune des emplois perdus et du temps nécessaire pour ouvrir le pays à d'autres marchés; peut-être le vrai test politique du Premier ministre, qui devra non plus calmer les financiers par sa crédibilité, mais faire désormais accepter à ses électeurs le coût, sonnant et trébuchant, d'une confrontation directe avec l'instable président du grand voisin américain.

Le double étiquetage est devenu symbole de la bataille commerciale. L'obligation de signalétique en anglais et en français des produits vendus au Canada est devenue une cible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Notre article sur Libé.fr.

Au moment où Washington multiplie les menaces douanières, le Canada cherche à se détourner progressivement de son premier marché. Une stratégie ambitieuse, mais économiquement risquée, comme l'explique le politologue québécois Stéphane Paquin.

Longtemps arrimé à son immense voisin, le Canada cherche désormais à diversifier ses exportations et à renforcer son marché intérieur. Une rupture qui prendra du temps et pourrait coûter cher, selon le politologue Stéphane Paquin, professeur titulaire à l'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 du Québec.

Le Premier ministre Mark Carney affirme désormais que «l'Amérique a changé» et que le Canada ne reviendra pas à son ancienne relation avec les Etats-Unis. Est-ce un discours destiné à répondre à Donald

Trump ou assiste-t-on à un réel changement de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face à Washington?

Il y a trois niveaux dans la stratégie du gouvernement canadien. Le premier, c'est d'avoir été très accommodant, très conciliant envers les Etats-Unis. Le Canada a fait énormément de concessions, en matière d'immigration, de gestion frontalière. Ils ont supprimé presque l'essentiel des tarifs douaniers qui avaient été appliqués par le gouvernement canadien en septembre. Ils ont fait plusieurs concessions qui étaient même in-acceptables. Le nouveau pont Gordie Howe [reliant les deux pays entre Détroit et Windsor, et inauguré le 27 juillet, ndlr] par exemple : le Canada l'a payé en totalité, et le gouvernement a concédé la moitié des revenus des péages aux Etats-Unis.

La deuxième stratégie, c'est de multiplier les partenariats et ententes internationales. J'ai relevé 17 initiatives depuis que Mark Carney est au pouvoir: des partenariats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l'Indonésie,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la Chine, le Qatar, l'Inde, le Japon... Et il y a d'autres négociations qui sont en cours, comme avec les Etats du Mercosur. Donc, il s'agit de diversifier les partenariats. La troisième stratégie, c'est de favoriser la construction d'un

marché intérieur plus robuste, alors que le fédéralisme canadien s'apparente à l'Union européenne et qu'il y a toujours des obstacles au commerce, par exemple des normes phytosanitaires, de sécurité et juridiques distinctes entre les provinces, qui font en sorte que le commerce est parfois difficile à l'intérieur même du pays. Mark Carney fait de la diversification des exportations vers l'Europe, l'Asie et d'autres marchés la réponse stratégique à la pression américaine. Mais après plusieurs décennies d'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nord-américaine, jusqu'où peut-il réellement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canadienne aux Etats-Unis ? Et à quelle échéance?

A l'heure actuelle, 75% des exportations du Canada sont à destination des Etats-Unis. L'objectif du gouvernement, c'est de diminuer ce chiffre à 50%, ce qui est déjà énorme. Elles ont déjà baissé significativement de quelques points de pourcentage depuis un an et demi. Mais l'essentiel de ce que l'on exporte aux Etats-Unis est transporté par camion, ce qui est beaucoup plus simple d'un point de vue logistique. Donc, il faut certes renforcer le marché canadien, ce qui est possible, mais il faut aussi revoir nos infrastructures logistiques, nos ports... On est en train de faire des investissements massifs pour créer un nouveau port près de Montréal, par exemple, pour favoriser les exportations à destination de l'Europe. Même chose dans la région de Vancouver pour l'Asie. Mais tout ceci prend du temps. Et nos exportateurs ont beaucoup plus de facilité à exporter aux Etats-Unis, parce qu'ils en respectent déjà les normes et les standards.

En suspendant les négociations et en annonçant des droits de douane équivalents «dollar pour dollar», Carney prend le risque d'une guerre commerciale. Le Canada a-t-il les moyens économiques de tenir ce bras de fer avec un partenaire qui absorbe encore l'immense majorité de ses exportations?

C'est une question très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exportations du Canada vers les Etats-Unis représentent à peu près 17,5 % du PIB. Donc, si elles baissent ne serait-ce que de 20 %, le Canada se retrouvera dans une situation de récession assez sévère. On a la capacité de supporter une telle récession, bien sûr. Tous les pays sont capables de passer à travers. La bonne nouvelle, c'est que Mark Carney

est un ancien gouverneur de banque centrale. Mais c'est sûr que ce sera très douloureux.

Au-delà de la crise actuelle, est-ce finalement l'architecture même du libre-échange nord-américain qui est remise en

cause? L'accord de libre- échange entre le Canada, les Etats-Unis et le Mexique garan- tit-il encore quelque chose au Canada si le président améri- cain peut régulièrement mena- cer d'imposer unilatéralement de nouveaux droits de douane? Le Canada a fait énormément de concessions pour convaincre l'ad- 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de bais- ser ses barrières tarifaires. J'ai toujours été dubitatif sur cette stratégie parce que Donald Trump a démontré à plusieurs re- prises par le passé qu'il ne respec- tait pas sa parole.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et plusieurs autres pays, les Etats-Unis ont eu des ac- cords qu'il a remis unilatérale- ment en question selon son hu- meur du jour et les fluctuations du moment. Que vaut un accord commercial avec un menteur?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aux Etats-Unis en novembre vont être déterminantes parce que, norma- lement, le commerce est une res- ponsabilité du Congrès.

Pour l'instant, les élus républicains n'osent pas contester Trump, car ils veulent s'assurer d'avoir la nomination du parti. Mais après ces élections, notamment si les démocrates sont majoritaires, on peut penser que ça va libérer la parole de plusieurs républicains, et que la situation sera peut-être plus stable pour négocier un accord de commerce avec les Etats-Unis.

Recueilli par A.B.

Par VICTOR BOITEAU

Ils feignaient jusqu'à présent de jouer aux gentlemen, entretenant entre eux une forme de cordialité. Le climat s'est brusquement tendu entre Edouard Philippe et Gabriel Attal. Un coup de chaud de rentrée, la dernière avant la présidentielle. Le candidat Horizons a fait la sienne à droite toute, lors d'un déplacement à Mayotte vendredi et samedi sur le thème de l'immigration, après des vacances en famille loin des radars médiatiques, entre farniente, sport et lecture. Il fallait «se ressourcer pour revenir plus fort», confiait-il au Parisien début août. Son rival du parti Renaissance, lui, a opté pour une «campagne permanente» en juillet et en août, sillonnant la France «du quotidien» et multipliant les interviews. «Gabriel ne considère pas que le temps estival est un temps de repos», commente la députée Prisca Thévenot. Un «été pied au plancher» sur lequel Attal comptait pour combler son retard sur son concurrent.

A entendre sa garde rapprochée, le pari est réussi. «La leçon de l'été, c'est la chute d'Edouard Philippe», cinglait, lundi, un proche de Gabriel Attal, décortiquant un sondage Toluna Harris Interactiv pour M6 et RTL, publié le même jour. Oscillant entre 14 et 19% des intentions de vote selon les scénarios, le patron d'Horizons est rattrapé par Jean-Luc Mélenchon (17% dans trois scénarios sur quatre), en position de se hisser au second tour face à Marine Le Pen (testée entre 35 et 38%).

«L'enjeu pour Edouard Philippe était d'être le rempart au premier tour face à Mélenchon et le rempart au second tour face à Le Pen, souligne un proche d'Attal. Il est en train de perdre son pari.» Une seule hypothèse permet à Philippe de devancer le leader LFI: celle qui verrait Attal renoncer à se présenter et François Hollande porter les couleurs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à la plac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Chacun bombe du torse, observe un député Horizons. Mais dans les faits, le chemin est encore long».

«PAS DE DYNAMIQUE» Les philippistes tentent d'offrir une autre lecture du sondage. Selon eux, seul leur champion est en mesure de rassembler la droite et le centre pour éviter un second tour entre LFI et le RN, «un duel entre la peste et le choléra», dixit l'ancienne députée Agnès Firmin Le Bodo. «Si on ne se rassemble pas, prévient le député Horizons Sylvain Berrios, on passe à la trappe». «Les commentaires sur les sondages sont grotesques, peste, de son côté, un conseiller Les Républicains, dont le candidat du parti, Bruno Retailleau, ne dépasse toujours pas la barre des 10%. Personne n'a à s'en réjouir. Aucun

Entre Gabriel Attal et Edouard Philippe, la surenchère droitière

A huit mois de l'élection suprême, alors que le candidat Renaissance croit pouvoir rattraper son rival Horizons, les deux héritiers du chef de l'Etat multiplient les propositions, à droite toute, sur l'immigration ou l'éducation.

Edouard Philippe et Gabriel Attal le 10 février, à Paris, lors d'un meeting de Pierre-Yves Bournazel pour les municipales. DANIEL PERRON HANS LUCAS

•••• des candidats de cet espace politique n'est en dynamique.»

A huit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les esprits s'échauffent entre les héritiers d'Emmanuel Macron. «Une primaire sauvage n'a pas de règles, de lois, de calendrier», tente d'expliquer un conseiller LR. A défaut d'un départage organisé, les deux candidats rivalisent de propositions droitières. A Mayotte, Philippe a appelé à « fermer les vannes de l'immigration » en suspendant les enregistrements des demandes d'asile, le droit du sol et le regroupement familial. « Sans outrance et sans démagogie, il a été à l'offensive et ça a fonctionné, salue Alexandre Vincendet, maire (Horizons) de Rillieux-la-Pape. Tout le monde s'est positionné par rapport à lui. » « Aberrant, ridicule et provocateur », l'a rabroué Jean-Luc Mélenchon, en marge de l'université d'été de son mouvement, quand Marine Le Pen l'a accusé de ne pas avoir agi sur le sujet lors de son passage à Matignon, de 2017 à 2020.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ont également dévoilé, en début de semaine, leurs mesures pour l'école. Fils d'enseignants, le maire du Havre promet, dans une interview au Figaro, une «refonte massive de l'école, la plus importante peut-être depuis Jules Ferry» afin qu'elle redevienne «notre grande ambition nationale». Au rayon mesures, le candidat Horizons propose une revalorisation des enseignants à hauteur de 20%, une «amende de responsabilisation scolaire» visant les «parents d'enfants harceleurs, perturbateurs ou absentéistes et les parents violents» et une plus large autonomie accordée aux établissements. Sans oublier les classiques de la droite: savoirs fondamentaux, autorité, mérite excellence. Auprès du Monde, At-tal a déroulé sa vision bien ancrée à droite de l'éducation: fermeture de 100 collèges «ghettos scolaires», brevet obligatoire pour pouvoir entrer au lycée ou retour du certificat d'études à l'entrée en 6 $^{e}$ – une mesure défendue par Valérie Pécresse et Eric Zemmour en 2022 –, mais aussi 20 élèves par classe en primaire.

«ECRASER LE MATCH» Toujours challenger, Attal continue de contester la prétendue candidature naturelle de son rival. «Face aux extrêmes, il n'y a plus de favoris dans cette élection», estime-t-il dans son interview au Monde, se plaçant même au «coude-à-coude» avec le candidat Horizons. «Le match est plus ouvert que jamais», veut croire son entourage. Assis sur un confortable matelas financier à la tête de son parti, Attal ne compte pas ralentir la cadence de sa campagne. Il sera dimanche à la foire de Châlons-en-Champagne avant la braderie de Lille puis une virée à Toulouse.

Au sein du bloc central, ces chicayas entre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inquiètent les partisans d'une candidature unique. «En se focalisant sur des que-elles, on prépare une défaite collective et ce dès le premier tour, a mis en garde, sur X, Marc Fesneau, patron des députés Modem. Le vrai sujet n'est pas l'écart entre telle ou telle candidature, c'est la progression des extrêmes, nos seuls vrais adversaires.»

En goguette dimanche dans le Finistère, le président du Sénat, Gérard Larcher, a rappelé son souhait d'avoir un candidat «en capacité d'être au second tour». Quant aux partisans d'une primaire, ils n'en démordent pas. «Sans candidat désigné démocratiquement, la droite et le centre ne seront pas en mesure de l'emporter», estime le maire de Cannes, David Lisnard, dans une tribune au Monde.

Les principaux intéressés, eux, jouent la sérénité. Invité samedi sur BFM TV, Philippe a argué que les candidats de droite et du centre qui ont «vocation à se rassembler» le feront «quelque part entre novembre et février». Son adversaire Renaissance se laisse, lui, jusqu'en début d'année 2027 pour «écrase[r] le match». Jusqu'ici tout va bien.

Education: «un choc des savoirs» qui a fait flop

Furtif mais hyperactif minist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Gabriel Attal, place l'école comme l'une de ses priorités. Passage en revue de ses réformes qui se sont dégonflées.

La rentrée n'est pas encore passée que l'école est déjà devenue un terrain de bataille pour 2027. A quelques heures d'intervalle, Edouard Philippe et Gabriel Attal, deux des principaux prétendants du bloc central à l'Elysée, ont dégainé lundi et mardi, dans le Figaro et le Monde, leurs propositions sur l'éducation. Avec, chez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des airs de déjà-vu : retour aux fondamentaux, mérite, autorité, niveau scolaire. Le candidat Horizons promet une «refonte massive de l'école, la plus importante peut-être depuis Jules Ferry» afin qu'elle redevienne «notre grande ambition nationale». Le président des députés Renaissance, lui, ambitionne de propulser la France en tête des classements Pisa avec «le meilleur système éducatif d'Europe».

De quoi rappeler quelques souvenirs. Car avant les nouvelles promesses, il y eut les anciennes. Entre juillet 2023 et son départ pour Matignon en janvier 2024 (cinq mois ressentis en années), Gabriel Attal avait mené rue de Grenelle un véritable sprint médiatique, dégainant à un rythme effréné des mesures à tout-va, le tout emballé dans un très vendeur «choc des savoirs», censé profondément transformer l'école. Trois ans plus tard, le choc a sacrément perdu de sa force. En dehors des stages de seconde toujours obligatoires ou du retour des épreuves du bac général et technologique en juin, ses mesure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ont été abandonnées, rabotées ou transformées. Petit retour sur ces annonces qui avaient fait grand bruit avant, pour certaines, de faire pschitt.

Les groupes de niveau : à la trappe, mais de retour dans son programme

C'était l'une des pièces maîtresses du pompeux «choc des savoirs» pour relever le niveau des jeunes Français. En décembre 2023, Gabriel Attal annonce que les collégiens seront désormais répartis en groupes de niveau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d'abord en sixième et cinquième, avant une extension aux quatrièmes et troisièmes. Le ministre entend rompre avec le «collège uniforme» qui tire selon lui les élèves «par le bas» quand la communauté éducative alerte contre cette ségrégation scolaire. La mesure commence pourtant à être détricotée avant même son entrée en vigueur. Sa successeure, Nicole Belloubet, préfère parler de «groupes de besoins» et permet aux élèves de retrouver régulièrement leur classe entière. L'extension aux quatrièmes et troisièmes passe ensuite à la trappe.

Sur le terrain, dès leur première année d'existence, les groupes de niveau ne prennent pas. A la rentrée 2025, alors que le dispositif est obligatoire, seul un tiers des collèges les mettent complètement en place. Jusqu'au coup de grâce. En mars 2026, le gouvernement supprime finalement le caractère obligatoire du dispositif. Les collèges restent aujourd'hui libres d'en organiser ou pas. Un choix qu'a justifié l'actuel ministre de l'Education, Edouard Geffray, dans le Progrès, lundi, estimant que les effets de ces groupes sont «très inégaux selon les établissements». Mais Gabriel Attal ne lâche pas l'affaire et promet dans le Monde de les généraliser, tout en concédant «laisser davantage de souplesse aux établissements».

Brevet et prépa-seconde : le grand couperet qui n'a jamais existé

L'annonce avait, elle aussi, fait du bruit. A partir de 2025, promettait Gabriel Attal, plus question d'entrer directement au lycée sans avoir décroché son brevet. Les recalés devaient passer par une nouvelle «prépa-seconde», une année destinée à leur permettre de consolider leurs acquis avant de poursuivre leur scolarité. Là encore, le dispositif n'aura jamais vu le jour sous la forme annoncée. En janvier 2025, Elisabeth Borne, devenue ministre de l'Education, tranche: le brevet ne sera finalement plus obligatoire pour entrer en seconde. Mais là encore, Gabriel Attal persiste en annonçant sa volonté de mettre en place cette réforme s'il devient président. Quant à la prépa-seconde, pensée à l'origine pour accueillir les élèves ayant échoué au diplôme, elle est désormais proposée aux élèves volontaires jugés fragiles. Du sas obligatoire imaginé par Attal, il ne reste donc plus grand-chose.

L'uniforme : de la future généralisation à l'expérimentation qui s'étiole

Autre idée taillée pour faire parler : la «tenue unique». Gabriel Attal lance, fin 2023, une expérimentation qu'il veut «d'ampleur». Si elle est

Le patron des députés Renaissance veut placer la France en tête des classements Pisa avec «le meilleur système éducatif d'Europe.»

concluante, l'uniforme pourra être généralisé à tous les élèves. La suite est nettement moins flamboyante. Le nombre de collectivités et d'établissements volontaires reste limité et plusieurs renoncent en cours de route. Près de trois ans plus tard, la généralisation n'a pas eu lieu. Et la première évaluation publiée au printemps 2026 conclut à des effets «limités sur le comportement des élèves et les apprentissages» et contrastés sur le climat scolaire. «Si ça ne marche pas, on ne va pas s'entêter», tranche Edouard Geffray dans le Progrès. Les établissements qui le souhaitent peuvent tout de même continuer localement.

Le «pacte enseignant»: loin des ambitions de départ

Le «pacte enseignant», lui, n'est pas une invention de Gabriel Attal. Lancé à la rentrée 2023 dans le cadre de la revalorisation des profs promise par Emmanuel Macron, il devient tout de même l'un des principaux outils du nouveau ministre pour tenir une autre de ses grandes promesses, celle de réduire les heures de cours perdues. Les enseignants volontaires sont payés davantage en échange de missions supplémentaires, notamment des remplacements de courte durée. Du travailler plus pour gagner un peu plus. Attal entend convaincre environ un tiers des enseignants de souscrire au pacte complet, soit trois missions.

A la fin de la première année, autour de 30% ont effectivement signé mais en prenant au moins une mission, pas trois. L'Etat avait prévu beaucoup d'argent, 780 millions d'euros en 2025, et a finalement réduit l'enveloppe à 480 millions en 2026, «plus proche de la consommation réelle de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souligne le Sénat. Selon lui, le pacte a permis de faire progresser les remplacements de courte durée. Ils sont 2,5 fois plus souvent assurés qu'un un auparavant. Mais cela reste loin de régler le problème des cours perdus.

Le SNU : de la généralisation promise à l'abandon A l'Education nationale, Gabriel Attal défendait la généralisation du service national universel (SNU) à toute une classe d'âge. Une montée en puissance devait notamment passer par les «classes et lycées engagés», permettant aux élèves volontaires d'effectuer leur séjour de cohésion sur le temps scolaire.

Trois ans plus tard, la généralisation n'aura jamais eu lieu.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d'expérimentation et des interrogations récurrentes sur son coût et la faisabilité de son déploiement à toute une classe d'âge, les séjours de cohésion, au cœur du SNU, ont finalement été abandonnés.

CÉCILE BOURGNEUF

A Pomas (Aude), mardi. PHOTO I.BIGOU-GILLES. AFP

Dans l'Aude, une tornade aux airs d'«apocalypse»

Lundi, vers 17 heures, une tornade a ravagé le village de Pomas, emportant tout sur son passage. Les habitants, sains et saufs mais traumatisés par la catastrophe, racontent l'inquiétude face aux énormes dégâts matériels.

Par SOLANGE DE FRÉMINVILLE Envoyée spéciale à Pomas (Aude)

A rbres abattus, toits arrachés, voitures défoncées, et des rues couvertes de gravats... Au sud de Carcassonne, le village de Pomas, entouré de vignes et de bois, est dévasté. En quelques minutes lundi après-midi, la tornade a tout détruit sur son passage. «J'ai cru que j'allais mourir», murmure Annick, 60 ans, en pleurs. «Elle s'est cachée sous une table au moment où tout s'effondrait dans sa maison», raconte son cousin, qui l'accompagne à la salle polyvalente, où les habitants privés de logement ou d'électricité ont trouvé refuge depuis lundi soir.

Les deux tiers des habitations de ce bourg de 1 000 habitants, soit 330 maisons, ont subi l'impact d'un vent tourbillonnant à 117 kilomètres à l'heure.

Quasi toutes ont fait l'objet d'une évaluation, et 102 ont été déclarées détruites par la préfecture mardi après-midi. Une vingtaine de familles ont été re-logées dans des gîtes alentour, d'autres sont

parties chez des proches. Une cinquantaine de blessés ont été recensés, avec 20 hospitalisations mais aucun grave, hormis une clavicule cassée, d'après le maire, Hervé Giné, épuisé. «On a été bombardé par la nature», lance-t-il, partageant «le sentiment d'avoir vécu une guerre».

«ON VA TOUS MOURIR» La mairie elle-même a été «anéantie, le matériel informatique en l'air»... «Impossible d'activer le plan de sauvegarde hier», avoue l'édile, impuissant, forcé de s'en remettre aux plus de 120 sapeurs-pompiers venus sur place, qui sont «vite arrivés et ont pris les choses en main». L'école communale, impraticable, sera fermée pour la rentrée. Le préfet a annoncé que les enfants concernés iraient dans les écoles des communes environnantes. Dans la salle polyvalente, Jean-Rémy, 37 ans, visage gris et regard dans le vague, raconte:

J'ai vu la porte d'un voisin s'envoler.» Il s'arrête, au bord des larmes, se reprend. «Ça faisait comme un tube, avec des bouts defer qui partaient dans tous les sens, et le bruit d'une turbine.

Ça fracassait tout, les vitres, les tuiles, les portes. J'étais avec mon petit de 3 ans. Ma toiture s'est arrachée. Un pan du mur du voisin est tombé sur ma maison.»

Dimitri a tout perdu. Au moment où le vent s'est mis à souffler fort, le quinquagénaire s'est mis à ranger ses transats, puis il a vu «un tourbillon dans les vignes, qui emportait toute la terre». «Le temps que ma femme aille chercher les deux petits et descende, les baies vitrées ont explosé. On s'est réfugiés dans les toilettes, je tenais la porte, ça bougeait, les petits criaient : "On va tous mourir".» Le toit, le premier étage, tout a disparu, aspiré dans le tourbillon. «Il n'y a plus rien que les quatre murs et la dalle nue, raconte-t-il, encore sous le choc. Les chambres, la salle de bains, nos vêtements, bijoux... tout a été emporté.» Dans le jardin, «l'olivier presque centenaire a été soulevé, aspiré. Il n'y a plus d'olivier. Il n'y a plus de portail. Tout s'est envolé». Après une nuit sans sommeil chez des amis, il s'est demandé : «C'était un cauchemar?» Traumatisé, il revoit encore «le tourbillon, tout qui explose», mime le sifflement du vent. Devant sa maison achetée il y a un an, il constate, dépité : «On se retrouve à zéro!»

«JE N'AI PLUS DE TOIT»

«C'était l'apocalypse!» confirme sa voisine, Christine. «Il n'y a plus de toit, de mur, il y a un olivier dans la piscine, le canapé est au fond du jardin, il reste quelques fringues, une chaise», se désole la quinquagénaire. Son compagnon, sous le choc, qu'elle a rejoint peu après la tornade, lui a décrit «la grosse masse qui arrivait droit sur la maison, le gros boum, et lui, projeté dans le couloir, sous le Cumulus qui est tombé, le toit qui s'est envolé.» Et de lâcher tristement: «Ça faisait quatre mois qu'on était là. Tout était neuf.»

Depuis le pont qui passe au-dessus de la voie de chemin de fer qui relie Carcassonne à Limoux, on aperçoit les arbres tombés en travers, les branches cassées et tout un fouillis de végétation épars. Au-dessus, des voitures saccagées rappellent l'activité avant le passage de la tornade. «C'était un garage», souligne Eric, 56 ans, qui se dirige vers la salle polyvalente pour déclarer le sinistre. Il raconte «le nuage noir» et tout qui a été «aspiré, les toitures, les arbres, dans un effet de succion, les plafonds fissurés, les portes arrachées... Je n'ai plus de toit, plus de portail». Et plus de voiture, fracassée par des tui-les et la rambarde qui a dégringolé d'un balcon.

Un désastre, aussi, pour Marceau, retraité, qui a passé la nuit sur un lit de camp dans la salle polyvalente: son jardin «sens dessus dessous», la longue table en teck et les chaises «disparues», «la tonnelle couchée», «les tuiles emportées sur la moitié du toit, les vitres cassées, la télévision tombée...» Mais, content d'être en vie, il admet: «C'est du matériel.»

«Le réchauffement global génère des orages de plus en plus violents»


La tornade est aussi passée à Verzeille (Aude), lundi. PHOTO DENIS MARECHAL. REUTERS

mide s'accumule près des bassins méditerranéen et atlantique à l'automne. Il n'y a pas forcément plus d'orages, puisque ces derniers sont déclenchés par l'air frais qui arrive d'Europe du Nord ou du pôle Nord.

Mais à parité des perturbations qui déclenchent les orages, ces derniers sont plus intenses parce qu'ils prennent l'énergie de cette chaleur humide en grande disponibilité. Les tornades ne sont pas plus nombreuses, mais leur intensité augmente car les orages eux-mêmes sont plus intenses.

Comment peut-on prévoir la formation de tornades?

Ce sont des phénomènes très petits, qui se produisent sur quelques dizaines de mètres. Ce ne sont donc pas les mêmes modèles météorologiques que Météo France, dont les plus résolus ont des mailles de l'ordre d'un ou deux kilomètres. On les appelle phénomène de sous-échelle. On peut faire une prévision statistique comme Météo France, c'est-à-dire mettre l'alerte orange pour les orages, dire qu'il y aura de la grêle ou des éclairs. Mais pour les tornades, il faut suivre en direct la progression de l'orage avec des radars météo à très haute définition pour voir s'il y a cette composante de rotation.

Il faudrait avoir un météorologue qui suit de façon spécifique ces phénomènes et un système d'alerte automatique qui se déclenche, par exemple par SMS. Mais cela demande des infrastructures très coûteuses que seuls quelques pays comme les Etats-Unis peuvent s'offrir, puisqu'il y a un nombre de tornades suffisant dans l'année pour justifier ces coûts. En France, il y a quelques dizaines de tornades par an, dont beaucoup ne font pas de dégâts. Est-ce que la France est en train de se rapprocher des Etats-Unis en termes de phénomènes météorologiques extrêmes?

Le chercheur spécialiste des événements météorologiques extrêmes au CNRS Davide Faranda pointe le rôl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dans la catastrophe qui a eu lieu dans l'Aude.

L' impressionnante tornade qui a dévasté le village de Pomas lundi est un phénomène météorologique qui survient quelques dizaines de fois dans l'année, mais rarement avec tant de violence. Davide Faranda, directeur de recherche CNRS en sciences du climat à l'Institut Pierre-Simon-Laplace et l'Université Paris-Saclay, souligne le lien entre les canicules successives depuis le mois de mai et l'intensité des orages de fin d'été qui ont permis la formation de la tornade.

De quelle manière se forment les tornades?

Elles apparaissent quand il y a des orages très intenses avec une forte rotation des vents. Il faut un mélange de masses d'air froid et chaud. En ce moment, on a des caractéristiques plutôt tropicales sur la mer Méditerranée, où les terres sont chaudes et assez humides parce qu'on a eu des conditions caniculaires depuis la fin du mois de mai, presque jamais interrompues par des perturbations. Avec la fin de la saison estivale, des perturbations d'air frais arrivent de l'Atlantique et du nord de l'Europe. En se mélangeant avec ces terres chaudes, cet air froid déclenche ces orages.

Est-ce qu'on peut lier ces phénomènes au réchauffement cli-

matique?

On ne peut pas faire directement ce lien puisqu'on n'a pas de modèles climatiques capables de former les tornades, qui sont des phénomènes à très petite échelle. En revanche, l'intensification des orages est liée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A cause des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pendant la saison estivale, de plus en plus d'air chaud et hu-

La Méditerranée et l'Atlantique se réchauffent très vite, et atteignent des températures de l'ordre du golfe du Mexique. Le réchauffement global génère des orages aux caractéristiques de plus en plus

américaines, avec des grêlons énormes, des tornades plus intenses qui font plus de dégâts.

La France n'est pas en train de se transformer en Oklahoma, mais on a des caractéristiques qui ressemblent de plus en plus aux climats subtropicaux des

Etats centraux des Etats-Unis dans des saisons spécifiques, notamment l'automne et la fin de l'été.

MAUD MATHIAS

Quand l'IA fait la cour aux avocats

ENQUÊTE

Alors qu'une étude révèle que deux personnes sur trois utilisen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our préparer leurs rendez-vous juridiques, les professionnels eux-mêmes y ont de plus en plus recours pour enrichir leurs plaidoiries. Un phénomène qui génère déjà des erreurs.

Par MATHILDE ROCHE

«Bonjour Maître, ChatGPT propose de plaider ceci, qu'en pensez-vous ?» Deux ans que les messages du genre affluent dans les boîtes de réception des avocats. Avec une accélération ces derniers mois, générant quelques variantes dont il faut reconnaître l'audace, de «Perplexity ne comprend pas votre stratégie et pense plutôt à telle procédure» à «Voici le mémoire rédigé par Claude, pourriez-vous valider et envoyer aux juges ?» Face à l'utilisation de plus en plus décomplexé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s professionnels du droit goûtent à leur tour au «syndrome Doctissimo» observé par les médecins il y a une vingtaine d'années. Sans surprise, l'exaspération est la même. «On comprend qu'ils veuillent gagner du temps, mais on en perd parfois plus à leur expliquer pourquoi leur proposition n'est pas bonne», constate François Girault,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prospective et innovation du Conseil national des barreaux (CNB), l'institution représentative des 79000 avocats de France.

Dans une étude publiée en mai 2025 par le CNB, 66% des clients particuliers interrogés ne voyaient pas de problème à interroger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générative sur leurs problèmes juridiques. Des ré- sultats déjà caducs, en particulier en droit de la famille et droit du travail. «Aujourd'hui tous les clients arrivent après avoir consulté une IA au préalable», remarquent de nombreux observateurs. «Même en pénal!» assure Tom Michel, avocat parisien pourtant spécialisé dans la défense des magnats de la drogue et des célébrités pour de graves contentieux. «Le nombre de clients qui m'envoient désormais des préréponses ou des citations directes “à relire”, c'est perturbant, dit-il. Et occasionnellement presque exploitable, mais mon travail n'est pas vérificateur de ChatGPT.»

Pourquoi d'abord poser son problème sur le clavier? Se renseigner un maximum en amont permet «de ne pas arriver trop chiante au rendez-vous, sans savoir de quoi on

«Sans cette possibilité de se renseigner facilement sur leurs droits, certains justiciables ne se seraient peut- être jamais tournés vers un avocat.» François Girault avocat

parle», répond une participante de l'enquête menée l'année dernière. De quoi s'épargner «des regards exaspérés» au bout de trois questions, mais aussi des consultations préliminaires «quand chaque pre-station est facturée», soulignent plusieurs interrogés. Qui ajoutent: «Si on arrive avec des billes, ça ira plus vite.» Quand les avocats peuvent être jugés expéditifs ou injoignables, l'IA recherche, répond et rassure instantanément. Même à 3 heures du matin, elle simplifie, synthétise, vulgarise, explique et se répète avec une patience... d'ordinateur.

«L'IA NOUS GÉNÈRE DES CONTRATS»

Les justiciables qui consultent des IA sur la légalité d'une situation vantent leur capacité à s'ajuster au contexte spécifique d'un litige, là où un moteur de recherche fournit des réponses généralistes. L'aspect conversationnel permet aussi de mieux appréhender leur situation ou de comprendre des documents légaux, sans jargon ni jugement. «Je suis en pleine succession et il faut voir les questions que je lui pose dans mon lit avant de me coucher parce que j'ai des soucis avec mon frère et ma sœur», confie un adepte de l'informatique cognitive.

«Les avocats, ça peut vous entuber et je préfère avoir des connaissances avant d'arriver devant eux», formule un autre client, en cours de sé-


Aux Etats-Unis, des avocats ont été condamnés à six mois

paration. Plus question d'arriver «benêt, à écouter sans rien dire». «Avant on devait faire confiance, maintenant on a moyen de vérifier leurs connaissances», mentionnent aussi d'autres témoignages. L'étude pointe ainsi un besoin de «rééquilibrer» le rapport de force entre justiciables et professionnels du droit. Pas (seulement) par méfiance, plutôt pour ne plus être simples spectateurs du processus juridique alors qu'ils sont les premiers concernés. «On a le sentiment que grâce à ces recherches avec Gemini, on est vraiment partie prenante, en tout cas qu'on aura tout fait pour ne pas se laisser faire», explique une cliente. François Girault, avocat en droit des affaires en parallèle de ses missions au CNB, voit paradoxalement une opportunité pour la profession : «Non seulement l'IA peut faire émerger de bonnes idées, mais elle nous génère des contrats.» Plaît-il? «Sans cette possibilité de se renseigner facilement sur leurs droits, donc d'être convaincus de l'intérêt d'engager des frais pour obtenir réparation, certains justiciales ne se seraient peut-être jamais tournés vers un avocat», justifie-t-il. Mieux, quand ces nouveaux clients mieux informés font un travail préparatoire poussé et arrivent au premier rendez-vous avec les pièces nécessaires au dossier, il y voit un gain de temps pour tout le monde.

JURISPRUDENCES INVENTÉES

Les problèmes arrivent plutôt avec ceux qui continuent de l'utiliser en parallèle de leur avocat. «Il faut rester pédagogues, mais il est primordial d'expliquer les risques qu'ils prennent à trop se fier à ces outils, notamment en leur transmettant des comptes rendus de consultation ou des pièces de leur procédure», dit encore François Girault. Si les échanges entre client et conseil sont protégés par le secret professionnel, confier des informations sensibles


d'interdiction de plaider pour avoir rendu un mémoire truffé d'hallucinations d'IA. PHOTO MEDIA RAW STOCK. GETTY IMAGES. MONTAGE LIBÉRATION

à une plateforme tierce compromet leur confidentialité. Par ailleurs, ne pas anonymiser les documents versés à l'IA revient à communiquer d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sans le consentement des personnes citées et peut exposer à des poursuites. Les risques augmentent pour ceux qui tentent de compléter les travaux de leur conseil avec d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génératives (IAG). Conçues pour édicter des réponses devant d'abord satisfaire la demande de l'utilisateur, elles sont bien trop susceptibles d'introduire des erreurs ou des interprétations inexactes qui pourraient tout saboter. Les fameuses «hallucinations», ces fausses informations produites par les IAG quand elles préfèrent imaginer que faire chou blanc, n'épargnent pas les recherches juridiques. Pour consolider un argumentaire, les logiciels peuvent ainsi inventer littéralement des jurisprudences, assez plausibles pour être intégrées au dossier... Mais pas pour confondre les juges.

Les premières décisions de justice de l'histoire du contentieux français des références fictives datent du 3 et 9 décembre 2025. Deux affaires où les justiciables étaient non représentés – sans avocat – et avaient monté leur dossier avec l'aid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générative. D'où l'importance de passer par un professionnel pour éviter ça ? Si seulement.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ard, les mêmes erreurs ont été relevées dans des mémoires rédigés par des avocats. «Le tribunal invitera donc le requérant et son conseil à vérifier à l'avenir que les références qu'ils ont pu trouver sur des moteurs de recherche ou à l'aid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e sont pas des hallucinations», note ainsi le tribunal judiciaire de Périgueux dans une conclusion du 18 décembre, tout en leur donnant raison sur le fond.

Que les avocats se soient eux aussi emparés de cette technologie n'est pas une surprise. Le Sénat le notait dès décembre 2024, dans un rapport d'information s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les professions du droit. Avec déjà une mise en garde: «Plus que les risques sur l'emploi, l'enjeu principal de l'IA repose sur son bon usage.» Deux ans plus tard, preuve en est que l'expertise ne suffit pas sans prudence et déontologie. Pour le chercheur en droit Damien Charlotin, «ce n'était qu'une question de temps» avant que le problème arrive en masse dans nos prétoires. Le premier cas a été recensé aux Etats-Unis, en juin 2023. L'avocat incriminé, Steven Schwartz, était tellement persuadé que «ChatGPT ne pouvait pas fabriquer des affaires» qu'il n'a jamais voulu revoir sa copie, malgré les alertes de la partie adverse... Et sa propre incapacité à trouver les décisions citées dans les registres officiels. Après de plates excuses, il a écopé d'une amende de 5 000 dollars.

OPTER POUR DES OUTILS HÉBERGÉS E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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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ébut d'une nouvelle ère dans le monde judiciaire que Damien Charlotin, enseignant à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es de Paris et à Sciences-Po Paris sur l'adaptation du droit et des juristes à la technologie et à l'IA, s'est mis à documenter pour avertir ses élèves. Grâce au système américain permettant un libre accès à toutes les décisions de justice, il a déjà recensé pas moins de... 1079 cas aux Etats-Unis. Le Canada (172) et l'Australie (74) complètent le podium, mais l'absence de données numérisées dans le reste du globe fait dire au chercheur que le phénomène est très sous-estimé, notamment en France... Où il a tout de même relevé dix ca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Pour le chercheur, la responsabilité doit peser sur l'homme et non sur la machine: si le juriste ne vérifie pas les informations fournies par l'IA, «ce n'est plus une erreur informatique». Avec trois ans d'avance sur la question, les sanctions sont de plus en plus lourdes outre-Atlantique. En juin de cette année, des homologues californiens ont été sanctionnés à six mois d'interdiction de plaider devant la cour d'appel fédérale de neuf Etats américains pour avoir non seulement rendu un mémoire truffé d'hallucinations, mais surtout nié la source des erreurs, jusqu'à invoquer de simples fautes de frappe.

En France, les juges se contentent pour l'instant de commentaires sarcastiques. «On est dans une première vague où ils tapent gentiment sur les doigts des avocats, mais la prochaine étape ce sera des dommages et intérêts, et une convocation devant les instances disciplinaires pour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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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 des justiciables estiment devoir être informés de l'utilisation de l'IA par leur avocat. MEDIA RAW STOCK. GETTY MONTAGE LIBÉRATION

quement déontologique», avance François Girault au nom du CNB. Puisqu'aucun bâtonnier n'a encore rencontré ce problème à sa connaissance, les différentes institutions représentatives continuent de miser sur la prévention. Plusieurs manuels de bonnes pratiques ont été publiés depuis deux ans pour aider les robes noires à se saisir au mieux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à l'instar des guides du Conseil national des barreaux et du Conseil des barreaux européens, ou du livre blanc du barreau de Paris.

«AVOIR LE DERNIER LOGICIEL À LA MODE»

Les recommandations sont simples: tout anonymiser et tout vérifier. Le document parisien identifie quatre fondamentaux pour une utilisation sécurisée : «La préservation du secret professionnel, le maintien du jugement critique de l'avocat, la vérification systématique des résultats produits, et la nécessité de se former continuellement.» Tous insistent sur la confidentialité. Idée bonus: opter pour des outils hébergés en Europe, avec une garantie sur la non-utilisation des données. Une fois ces bases acquises, l'emploi de l'IA est plutôt encouragé. «Bien encadrée, elle augmente la capacité des avocats à délivrer un service efficace et pertinent», écrit le CNB. Elle serait «un avantage» pour gagner du temps dans les recherches juridiques, pour l'analyse rapide de grands volumes de documents, mais aussi pour améliorer son travail de rédaction, ou automatiser certaines tâches répétitives et chronophages.

A travers cet arsenal de démocratisation de l'IA, les garants de la profession espèrent aussi réduire la fracture entre petits et gros cabinets. Pour éviter les hallucinations et biais des modèles d'IA génératives classiques, les éditeurs juridiques et les entreprises de la legal-tech se sont tous mis à vendre des outils spécialisés qui limitent la recherche à des fonds de documentation intégrés. Des solutions proposées pour certaines à plusieurs centaines d'euros par mois et par utilisateur. Quand les grandes firmes n'hésitent pas à débourser des sommes à cinq chiffres pour équiper tous les collaborateurs de ces logiciels spécialisés, les plus petites structures ne peuvent pas se permettre cette dépense, malgré des partenariats négociés par certains barreaux. Une concurrence déloyale qui alerte au sein des Conseils mais n'inquiète pas les experts.

«Ils vendent juste l'interface, le côté "on vous prend par la main" mais ce qu'ils font peut facilement se programmer, avec un peu de connaissance technique», assure Damien Charlotin. Une analyse partagée par Caroline Baza, avocate en droit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C'est vendeur auprès des clients d'avoir le dernier logiciel à la mode, mais la réalité, c'est que les gros cabinets paient 100 licences pour seulement trois ou quatre personnes à savoir l'utiliser à son plein potentiel, pendant que le reste continue de tout balancer dans ChatGPT.» Cette grande utilisatrice de l'IA dès l'apparition du phénomène a préféré investir son argent dans plusieurs formations pour apprendre à se créer un assistant sur-mesure.

Une initiative encore rare, puisque se former prend du temps, beaucoup trop dans ce métier aux horaires déjà à rallonge. «Mais c'est la seule solution face à deux certitudes : les cabinets qui n'utilisent pas l'IA vont couler, et pour utiliser l'IA de manière responsable, il faut comprendre comment ça fonctionne», assure Cassandre Mariton, avocate devenue conseillère en transformation numérique. D'autant plus quand le mond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st en constant mouvement, avec des nouveaux acteurs, modèles et versions quasi tous les jours. Et que se pose la ques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en particulier depuis que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a ordonné à Anthropic de couper l'accès aux derniers modèles de Claude aux utilisateurs étrangers.

«NOTRE VALEUR AJOUTÉE SERA NOTRE EXPERTISE» L'avenir serait donc de créer ses propres agents IA en interne, et de

«Le temps que l'IA nous permet de gagner sur certaines tâches doit justement servir à laisser plus de place à l'humain.»

Caroline Baza avocate

miser sur le savoir exclusif du cabi- net. «Pour se démarquer, l'argument sera bientôt de dire qu'avec vingt ans d'expérience sur ce type d'affaires, on sait ce qui fonctionne et que notre IA va puiser dans nos cas concrets, contrairement à nos concurrents qui ont de la data généraliste», prédit Damien Charlotin. Quand certains avocats s'imaginent, grâce à cette petite révolution technologique, pouvoir élargir leur scope – propos- er de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fisca- les d'un client qu'ils accompagnent aux prud'hommes par exemple – ce serait pour lui la meilleure façon d'être dépendants de l'IA... et de se noyer dans la masse.

«On va bientôt voir un retour en force de l'hyperspécialisation, pense aussi Caroline Baza. Notre meilleure valeur ajoutée sera notre expertise, notre stratégie et le retour du dialogue avec le client.» Pour elle, les avocats qui utilisent l'IA pour générer leurs réponses par mail ou créer des chatbots sur leur site prennent le problème (ou la solution) à l'envers: «Le temps qu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ous permet de gagner sur certaines tâches doit justement servir à laisser plus de place à l'humain.» Avec quel degré de transparence sur l'automatisation des tâches? Dans l'enquête du CNB, 79 % des justiciales interrogés estimaient que leur avocat était tenu de les informer de leur utilisation de l'IA, «sans réussir à justifier pourquoi». Pour une petite minorité à l'inverse, leur conseil n'avait pas à détailler ses méthodes de travail. «Ça briserait ma confiance en elle peut-être, explique une jeune cliente. C'est un peu comme regarder dans la cuisine d'un resto : je préfère autant ne pas savoir.»

I-Avocat: du coup marketing à la mise en demeure

Le boxeur lyonnais à l'origine de l'application, qui entendait offrir des conseils juridiques générés par IA, a été accusé d'exercice illégal de la profession.

Premier à exploiter le filon de l'IA dans le monde juridique, Issam Reghi, ancien boxeur lyonnais, a lancé en janvier 2024 une application baptisée i-Avocat.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de pointe conçue pour offrir des conseils juridiques pertinents dans le labyrinthe des lois françaises», enrichie par «11 millions de données», des programmes des écoles du barreau et de la magistrature aux décisions de justice des cinquante dernières années.

Le fondateur, ni diplômé en droit ni data scientist mais entouré d'une équipe de sept personnes, assure œuvrer pour plus d'équité dans la justice. «On nous dit que nul n'est censé ignorer la loi mais c'est dur pour le grand public de la connaître et de la comprendre, ça devient un privilège: si t'as de l'argent, t'auras une meilleure défense parce que t'auras un meilleur avocat», expliquait-il alors à la presse. L'intention est louable mais la com un peu trop provocatrice: «Un avocat mettrait un an, je ne mets qu'une minute. Un avocat t'aurait coûté 1000 euros, je ne coûte que 69 euros.»

Si le coup marketing a vite déclenché 20 000 téléchargements, il lui a aussi valu une mise en demeure du barreau de Paris en quarante-huit heures. Accusé d'exercice illégal de la profession par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barreaux, Issam Reghi a changé le nom en I-Légal et délocalisé sa société à Dubaï. Mais le projet semble depuis à l'abandon : les mauvais commentaires s'accumulent sur les plateformes de téléchargement d'applications, et une des avocates qui l'accompagnaient a précisé à Libération avoir quitté l'aventure.

Le fondateur, qui n'a pas répondu à nos questions, a récemment ouvert un commerce de restauration rapide «sain et protéiné» et lancé une nouvelle IA à mi-chemin entre nutritionniste et coach sportif. Un fiasco qui laisse le champ libre aux applications concurrentes. Tout le secteur – des éditeurs juridiques historiques aux géants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 a constaté la forte demande et développe des outils spécialisés dans le droit français.

MATHILDE ROCHE

POLAR 50 NUANCES DE NOIR

Avec Franck Thilliez Camilla Läckberg David Peace Dolores Redondo Benjamin Dierstein Robert Harris Fred Vargas

LES BONNES FEUILLES DES PROchains ROMANS Arturo Pérez-Reverte Julia Chapman Jean-Christophe Grangé Caryl Férey Tiffany Quay Tyson Harlan Coben et Reese Witherspoon

NOTRE CAHIER JEUX ■ Test : Quel-le lecteur-ice de polars êtes-vous ? ■ Les sept erreurs par Coco ■ Les mots croisés mystère

Libé

HORS-SÉRIE POLAR EN KIOSQUE TOUT L'ÉTÉ

Libération

Non, «Libération» n'a pas supprimé de commentaire de Rima Hassan sur Instagram

Alors que l'eurodéputée insoumise avait accusé publiquement notre journal de «censure» et de «mensonge», le groupe Meta, qui détient le réseau social, a reconnu que son système de modération automatisé avait masqué «par erreur» un de ses commentaires.

PHOTO TOM NICHOLSON. REUTERS

Pour son premier déplacement d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mardi, l'eurodéputé, accompagné par Yannick Jadot, a envoyé un message aux Ecologistes en défendant le renouvelable et les zones humides.

Par ARTHUR LOUIS Envoyé spécial dans le Marais poitevin Photo THÉOPHILE TROSSAT

C'est un passage obligé pour tout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autant plus quand on lui reproche régulièrement son parisianisme : aller «toucher le cul des vaches». Mardi, pour son premier déplacement de campagne, Raphaël Glucksmann n'y a pas échappé et a sali ses chaussures dans la terre du Marais poitevin. Accompagné du sénateur écologiste de Paris Yannick Jadot, qui vient de lui annoncer son soutien, le patron de Place publique a mis en scène une idylle placée sous le signe de la préservation de l'environnement.

Raphaël Glucksmann (à gauche) et Yannick Jadot, dans le parc éolien d'Andilly-les-Marais (Charente-maritime), mardi.

Aux côtés de celui qu'il a chargé de préparer un «état d'urgence écologique» à mettre en place dans les «cent premiers jours» de mandat en cas de victoire en mai 2027, Raphaël Glucksmann s'affiche d'abord casque sur la tête à la descente d'une éolienne à Saint-Jean-de-Liversay (Charente-Maritime). Attendu par une masse de journalistes venus suivre son entrée en campagne, l'eurodéputé lance une métaphore toute trouvée – «De là-haut, on voit loin» – et donne le ton de ce déplacement dont il étai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qu'il] soit consacré au renouvelable», après un été marqué par les canicules et les feux de forêt.

Dans le Marais poitevin, Raphaël Glucksmann sort la carte verte

«On doit engager des transformations radicales qu'Emmanuel Macron n'a pas voulu faire. Avec nous, il y aura un cap et il sera écologiste», clame-t-il devant la presse. Problème: si Yannick Jadot et lui sont «d'accord sur la sortie du gaz et du pétrole [ou] sur le fait que la France est en retard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il leur reste à s'entendre sur la question du nucléaire.

«UNE LAISSE ÉNERGÉTIQUE»

Quand l'ancien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2022 s'oppose au développement de cette énergie, son nouveau champion, lui, demeure moins catégorique. Pas de quoi faire vaciller leur tandem. «On va discuter et trouver un point d'accord d'ici un mois, un mois et demi», évacue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loin de Yannick Jadot, maintient qu'il «faut développer les deux [le nucléaire et le renouvelable, ndlr]». «Ce qui se joue c'est la liberté de la France. On a une laisse énergétique autour du cou», appuie-t-il en promettant une «révolution écologique qui va projeter la France dans l'avenir».

Mais il s'agit d'abord de se projeter vers la deuxième étape de leur voyage: les eaux verdâtres du Marais poitevin. Dans une grande embarcation à moteur habituellement destinée au transport de bovins, les deux hommes s'amusent de voir les journalistes les suivre dans de petits canots à rames. Le cortège débarque finalement sur un îlot où un troupeau de vaches à viande est surpris dans son repos par la caravane.

Les bestiaux tenus à distance, Yannick Jadot peut vanter «une région magnifique avec des élus qui agissent pour la protection du

Marais poitevin». Quelques louanges sur les éleveurs et le paysage pour s'éviter les procès en parisianisme et Raphaël Glucksmann enchaîne sur ses envies de «réformer en profondeur» la très contestée 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 européenne.

«QUE DE LA COMMUNICATION»

Le député européen abonde au passage sur la défense des zones humides, raison d'être de ce déplacement. Mais un touriste normand croisé sur le chemin du retour est loin de voir dans ce ballet flottant de caméras et de micros une opération de sensibilisation écologique. «Ça me saoule. Ça fait quarante ans que je vote et ce n'est que de la communication», regrette-t-il.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devant la mairie de Coulon, l'accueil est plus chaleureux quand une trentaine de militants de Place publique applaudissent leur candidat. Et le petit groupe aux cheveux majoritairement grisonnants de suivre Raphaël Glucksmann dans une déambulation à travers les rues de la commune. C'est alors qu'un couple se met à lancer l'hymne russe sur son téléphone au milieu du cortège. Pas de quoi dévier le député européen, aux positions très anti-Poutine et récemment victime d'une tentative d'ingérence lancée par le Kremlin, de sa marche.

Il en faudra plus pour perturber celui qui n'a de cesse de répéter tout au long de la journée qu'il a «hâte» de faire campagne. «Je n'ai plus envie de faire des réunions de cadrage», affirme-t-il encore. Une façon de confier sa lassitude après plusieurs semaines de négociations avec les socialistes autour des modalités d'une primaire à laquelle il a dû se résoudre à participer. «Je veux mener cette bataille avec mes amis socialistes, on a fait campagne aux européennes et cette primaire est l'opportunité de refonder la gauche», appuie-t-il.

Encore faudra-t-il créer une dynamique suffisamment forte alors que Jean-Luc Mélenchon fait désormais la course en tête dans les sondages à gauche. Et attirer les Ecologistes, toujours plus tiraillés entre l'eurodéputé et l'insoumis. Entre les éoliennes et les eaux du Marais poitevin, Raphaël Glucksmann leur a lancé une première main tendue.

Depuis le Sud libyen, les Haftar se rêvent en patrons du Sahara Contrôle sécuritaire,

contrebande, libérations d'otages, soutien aux groupes armés... Saddam Haftar, le fils cadet du maréchal libyen, homme fort de l'est et du sud du pays depuis une décennie, étend son influence sur le désert, jusqu'à s'immiscer dans les affaires de ses voisins soudanais, tchadien, nigérien et malien. PHOTO AFP

Proche-Orient A Gaza, des cerfs-volants font craindre une riposte d'Israël

Les autorités israéliennes ont monté le ton contre le Hamas, avertissant d'une intensification de leurs frappes et d'une évacuation si «les tirs ne [cessaient] pas immédiate-ment». Les tirs en question: «Des cerfs-volants, des drones et des ballons.» Une dizaine de cerfs-volants a été recensée ces derniers jours aux abords de la frontière avec l'enclave. Aucun matériau suspect n'y était attaché et ils ne représentaient aucune menace, a confirmé l'armée israélienne. En réaction, le Hamas a mis en garde contre «le danger des allégations et des menaces» venant d'Israël, déclarant que les cerfs-volants étaient «essentiellement des jouets d'enfants provenant de camps de déplacés». A l'international, Ravina Shamdasani, porte-parole du Haut-Commissariat aux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 a dénoncé une «rhétorique inacceptable» et «scandaleuse».

Afghanistan Un million d'enfants pourraient mourir de malnutrition

Un million d'enfants souffrant de malnutrition aiguë sévère en Afghanistan se trouvent en danger de mort si rien n'est fait pour leur venir en aide, a prévenu mardi l'Unicef. «3,7 millions d'enfants souffrent d'émaciation [maigreur extrême, ndlr] et, parmi eux, 1 million souffre de malnutrition aiguë sévère, mettant leur vie en danger», a déclaré Tajudeen Oyewale, représentant de l'Unicef dans le pays, depuis Kaboul.

Marineland d'Antibes Le zoo de Beauval n'accueillera pas les dauphins

Prix du chantier désormais estimé à 45 millions d'euros, recours juridiques engagés par des ONG, absence d'engagement du gouvernement... La multiplication des incertitudes a poussé la direction du zoo de Beauval à annoncer l'abandon du projet visant à devait accueillir une partie des cétacés du parc fermé en 2025. En l'absence de solution, les huit dauphins actuellement en Espagne – sur douze au total – pourraient à terme être envoyés en Asie, dans «des hôtels ou des parcs d'attractions».

Mort de Dolly Parton, country tubes

Les bijoux Jolene, 9 to 5 e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sont orphelins. Après plus d'un demi-siècle de carrière ininterrompue, leur autrice et compositrice, la chanteuse américaine Dolly Parton, figure incontournable de la country music, est morte à l'âge de 80 ans, a annoncé son neveu Brian Seaver sur Instagram mardi. «J'ai imaginé le poids de ce moment, mais je ne l'ai réellement senti que maintenant. C'est un mélange d'honneur, de fierté et de grande tristesse», a déclaré le représentant de la

famille de la chanteuse aux 3000 chansons, également une figure très engagée politiquement. Dolly Parton était malade depuis quelques mois. Encore active dans les années 2020, jusqu'à un single en mars 2025, hommage à son mari mort peu de temps auparavant, elle devait donner une résidence à Las Vegas en mai, qu'elle avait dû annuler pour des problèmes de santé. (Avec AFP) PHOTO PAUL NATKIN. GETTY IMAGES

A retrouver dans notre édition du jeudi 27 août.

Violences sexuelles: un nouveau questionnaire pour les élèves

Des questions su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seront ajoutées au questionnaire annuel sur le harcèlement scolaire distribué chaque année à l'ensemble des élèves, a annoncé lundi soir le minist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Edouard Geffray, à la veille de la traditionnelle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rentrée.

«De la grande section de maternelle à la terminale, 10 millions d'élèves seront interrogées sur ce qu'ils ont éventuellement été amenés à subir», a expliqué, dans un entretien à plusieurs journaux quotidiens de la presse régionale, le ministre, rappelant qu'«un enfant sur dix est victim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en France».

«Ce questionnaire sera anonyme, mais [les élèves] auront la possibilité de laisser leurs noms s'ils souhaitent rencontrer un adulte de confiance», a ajouté le ministre, qui compte élaborer le contenu du questionnaire «avec les personnels scolaires, les associations de parents d'élèves et un comité d'experts dont des pédopsychiatres».

«Les résultats risquent d'être sismiques, car le phénomène est massif», dit craindre Edouard Geffray, avant d'ajouter que «l'Education nationale est le premier signaleur des violences sur mineurs», avec 88000 informations préoccupantes émises sur l'année dernière pour violences sexuelles ou défaillances parentales.

Plusieurs scandale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dans le périscolaire parisien ont été révélés à l'automne 2025 et des dizaines d'animateurs suspendus, notamment pour agressions sexuelles. Des cas similaires ont également été signalés dans d'autres régions de France. Plus largement, après l'onde de choc suscitée par l'affaire Lyhanna,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Gérald Darmanin, avait révélé l'existence de 85 047 plaintes en cours de traitement dans l'Hexagone pour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A ce chiffre glaçant devraient être ajoutés les innombrables dossiers «fantômes», ainsi que les enquêtes à l'abandon ou perdues, pointés par les procureurs généraux du pays, d'après leur synthèse envoyée par Gérald Darmanin à son homologu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Par exemple, lors de ce passage en revue estival, les magistrats de Nîmes ont mis au jour 3972 procédures dans les tiroirs des services d'enquêtes, au lieu des 1497 jusqu'alors enregistrés.

(avec AFP)

C'est le nombre de mois de sursis obtenus par le fabricant français de vélos Cycles Lapierre, qui a été placé en redressement judiciaire à sa demande mardi. La procédure, prononcée par le parquet de Dijon, permet de geler les dettes et d'obtenir des délais de paiement. L'entreprise née en 1946, dont la déroute est emblématique de la crise de la filière face à la concurrence asiatique, avait déposé le 5 août une demande de placement en redressement, afin de lui donner le temps de trouver un repreneur après la faillite de sa maison mère, le néerlandais Accell. (avec AFP)

Donald Trump lors d'une cérémonie à la Maison Blanche, le 18 juin. PHOTO ÉRIC LEE, REUTERS

«Le courage et la joie» pour affronter ce fascisme qui revient

L'autrice québécoise Catherine Dorion a trouvé l'antidote à la résurgence des démons autoritaires : à travers des histoires de résistance à Staline, à Hitler ou à Pinochet, elle veut croire que l'amour est toujours plus fort que le mal.

La force de la joie face à ce «triomphe de la volonté» dont les nazis avaient fait le programme monstrueux de leur «Reich pour mille ans» au congrès de Nuremberg de 1934, filmé par Leni Riefenstahl. Comment résister au retour des forces du mal à l'heure où la tentation fasciste submerge à nouveau l'idéal démocratique

comme une marée noire? Comment faire front commun quand Poutine, Trump, Milei

et les autres leaders de droite autoritaires «travaillent méthodiquement à nous rendre aveugles et amnésiques» aux projets mortifères des anciennes dictatures déchues ? La jeune écrivaine et femme de théâtre québécoise Catherine Dorion a tenté de répondre à ces questions

EN HAUT DE LA PILE qui obsèdent le peuple de gauche, et, au-delà, tous les vrais démocrates, en «humble sujet de l'Empire occidental». Déjà autrice des Têtes brûlées (Lux 2023) et Luttes fécondes (Binge Audio, 2024), elle en a fait un bel essai: le Courage et la Joie. La joie... la seule force assez puissante pour «traverser la tempête fasciste sans perdre le nord», comme le précise en sous-titre ce «petit livre bleu» à la jaquette constellée d'étoiles comme autant de lueurs d'espoir. Dans Devenir fasciste, son compatriote, le sociologue Mark Fortier, avait choisi l'autodérision sous la forme d'une drolatique pseudo-thérapie de conversion.

FAILLES SPATIO-TEMPORELLES

Catherine Dorion, elle, a voulu chasser «le ver d'oreille» de la citation de Gramsci qui lui tournait dans la tête: «Le vieux monde se

meurt, le nouveau monde tarde à apparaître, et dans ce clairobscur surgissent les

monstres.» Son remède? «Plonger tête baissée dans l'histoire d'autres personnes» qui sous Staline, sous Hitler, sous Franco ou sous Pinochet «ont assisté à l'effondrement de leur démocratie». Une sorte de «groupe de parole» avec ceux qui, dans le passé, «ont souffert des maux politiques qui nous menacent aujourd'hui».

Et, c'est l'ivressede la résilience qui l'emporte sur le drame des petites histoires de persécution et de résistance qu'elle feuillette en partant de celle sa grand-mère, Olga Malherbe-Bogovaya, née de parents ayant eu la bonne idée de fuir l'URSS juste avant le déclenchement des purges staliniennes. «Ennemis du peuple»? C'est précisément la formule employée par Trump pour désigner à la vindicte «Maga» ceux qui lui résistent encore aux Etats-Unis, remarque-t-elle en faisant l'aller-retour mental entre Leningrad 1933 et Washington 2025. Et nous voilà à Berlin, l'année de l'incendie du Reichstag par laquelle tout a commencé, avec un jeune juriste qui, «amoureux d'une femme juive», entreprit d'observer l'étrange anesthésie de ses contemporains face à «l'effet Hitler»: «Pourquoi la volonté de tout un peuple éduqué et cultivé s'est-elle laissée écraser [...] par la brutalité d'un seul homme», s'interroge en 1939 le jeune juriste exilé à Londres avec sa fiancée dans Histoire d'un Allemand de Sebastian Haffner. Avant cette faille spatiotemporelle: les deux saluts nazis exécutés par Elon Musk devant une foule de partisans de Donald Trump, quelques heures après l'investiture du Néron du Capitole à Washington. «Quel incroyable fuck you à l'humanité»... mais «peut-être qu'en fermant les yeux la menace disparaîtrait?» tente de se rassurer la narratrice. Non, bien sûr. Nous revoilà à Moscou, les grands procès de 1938 et un couple d'Allemands communistes qui pensaient y avoir trouvé refuge : deux amoureux victimes de la folie d'un seul homme qui s'est emparé de leur idéal, Heinz Neumann et Margarete Buber.

«RED FLAGS»

On ne revit jamais le premier, arrêté et exécuté en secret par le NKVD. Margarete passa, elle, d'un goulag de Sibérie à Ravensbrück, livrée par Staline à Hitler comme cadeau du pacte germano-soviétique. Elle survivra par la force de l'amour pour sa codé-

tenue, la Milena des Lettres à Milena de Kafka, morte un an avant la libération du camp par les Américains.

Par-delà le temps, les centres de rétention anti-immigration de l'ICE font craindre que l'histoire du «siècle des barbelés» se répète. Surtout quand, dans un élan orwellien, Elon Musk t'explique que l'empathie, c'est l'esclavage : «Il y a tant d'empathie aujourd'hui qu'en fait tu te suicides toi-même», a ré- cemment balancé le sociopathe libertarien au micro de l'animateur Joe Rogan. Et nous revoilà à Toronto en 2025, «comme les passagers du Titanic répétant que ce bateau ne peut pas couler», alors que les icebergs sont partout comme autant de «red flags» annonçant le naufrage fasciste. Mais Catherine Dorion redécouvre à travers d'autres histoires de résistance venue de ce passé si loin si proche – Idrija 1944, Santiago 1973, Prague 1977, Moscou 2024, etc. – que «le deuxième antidote» au mal (après l'empathie) «est aussi un sauf-conduit»: «La possibilité de se lier avec d'autres en dehors des zones de domination fasciste.»

Comment échapper à la bête qui, plus forte que la propagande de Goebbels, est maintenant «dans les algorithmes, les réseaux neuronaux» et envahit jusqu'à nos rêves? Une parenthèse boréale – un stage de survie en compagnie de sa fille en pleine nature – lui livre la seule réponse qui vaille: «J'ai compris que, dans ce bref moment suspendu [...],


LE COURAGE ET LA JOIE CATHERINE DORION «Lettres libres», Lux, 340 pp. 20 €.

ce moment d'attention sincère partagé à l'orée d'une grande forêt du nord-est de l'Amérique, se trouvait l'aliment essentiel dont la résistance avait besoin pour vivre et grandir.» Un peu naïf, voire dérisoire face à ces bruits de bottes que l'on entend monter quatre à quatre dans l'escalier? On répondra que « ce livre tue les fascistes » aussi bien que la guitare de Woody Guthrie.

JEAN-CHRISTOPHE FÉRAUD

Rentrée piratée : l’Education nationale, otage de sa propre fragilité numérique

Proviseurs et principaux ont découvert à leur retour de congés des messageries inaccessibles et une administration paralysée par une cyberattaque.

Depuis la cyberattaque du 25 juillet contre les systèmes informatiques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 346 millions de lignes d'informations! –, c'est un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qui s'est engagée pour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académies – Créteil, Versailles, Nantes, Bordeaux... – où des proviseurs et enseignants dénoncent l'impossibilité d'accéder à leur messagerie ou à leurs outils informatiques à distance. Proviseurs et principaux découvrent, à leur retour de congés, des messageries inaccessibles, des outils en ligne bloqués, et une administration paralysée face à des pirates, les mêmes qui ont revendiqué le vol des données du fisc et qui annoncent avoir «absorbé» des millions de données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d'élèves, de parents, d'enseignants ou encore de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Pire : aucune solution de contournement n'a été prévue. Le ministère, pris de court, semble improviser, laissant les acteurs de terrain face à un vide sidérant. Comment expliquer qu'en 2026, une institution aussi stratégique que l'Education nationale ne dispose d'aucun dispositif de secours en cas de cyberattaque? Le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déjà sous tension avant la rentrée, se retrouvent pour certains dans l'incapacité d'assurer des tâches administratives basiques : gestion des emplois du temps, communication avec les familles, préparation des effectifs.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réduits à l'impuissance malgré leur volonté et leur professionnalisme, se voient contraints d'attendre que les services centraux rétablissent l'accès aux plateformes.

Cette situation révèle une faille majeure : la dépendance totale à des outils centralisés, sans aucun «plan B». Aucune alternative décentralisée, aucune procédure d'urgence. Comme si la cybersécurité était encore considérée comme un luxe, et non comme une nécessité vitale pour le service public d'enseignement.

Cette crise n'est pas une surprise. Les alertes se multipliaient depuis des années : rapports de la Cour des comptes, audits internes, témoignages d'enseignants et de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ous pointaient la vulnérabilité des systèmes, le manque de moyens alloués à la sécurité informatique, l'absence de formation des agents aux bonnes pratiques numériques. Pourtant, rien n'a été fait. Ou si peu.

Le ministère a préféré investir dans des outils toujours plus centralisés, toujours plus lourds, sans jamais anticiper leur effondrement. Aujourd'hui, c'est l'ensemble de la chaîne éducative qui paie le prix de cette négligence. Les élèves, les parents, les enseignants, tous sont touchés dans ces académies par cette défaillance, alors que la rentrée approche à grands pas.

Un électrochoc

Au-delà de l'aspect technique, c'est aussi une question fondamentale de souveraineté qui se pose. Comment un Etat peut-il accepter que son système éducatif, pilier de la république, soit aussi facilement mis à mal par une cyberattaque? Où sont les investissements dans des infrastructures résilientes, dans des solutions de secours, dans la formation des équipes?

Par YANNICK TRIGANCE

Cette crise n'est pas une surprise. Les alertes se multipliaien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rapports de la Cour des comptes, audits internes...

La réponse est simple : ils brillent par leur absence. Pourtant, les exemples ne manquent pas. D'autres pays – Australie, Canada, Royaume-Uni, Etats-Unis... –, confrontés à des menaces similaires, ont su mettre en place des dispositifs de secours, des protocoles de continuité d'activité. En France, on semble encore croire que le risque est théorique et que les attaques ne concernent que les autres.

Il est temps d'agir

SIGNÉ COCO

Secrétaire national PS éducation et conseiller régional Ile-de-France

Cette crise doit servir d'électrochoc. Il ne s'agit plus de se contenter de rustines ou de communications rassurantes. Il faut repenser en profondeur la cybersécurité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avec des moyens humains, techniques et financiers à la hauteur des enjeux. Il faut aussi, et surtout, cesser de considérer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et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comme de simples exécutants : ils doivent être associés à la réflexion, formés, outillés pour faire face à ce type de situation.

Et la question reste entière : Quand le ministère comprendrat-il que la sécurité numérique n'est pas une option, mais une obligation ?

En attendant, des milliers de lycées et collèges fonctionnent à ce jour au ralenti, et des millions d'élèves risquent de subir les conséquences de cette désorganisation. Dans ces académies, la rentrée s'annonce sous d'inquiétants auspices et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en première ligne vont une nouvelle fois supporter le poids, mais également les conséquences d'un système défaillant.

Arthur Harari «Ce qui émane des images nous échappe en partie»

Rencontre avec l'un des cinéastes les plus audacieux de sa génération, qui embarque Léa Seydoux et Niels Schneider dans le fantastique «l'Inconnue», et cherche à éviter les évidences pour lui comme pour les spectateurs.

D'Arthur Harari le cinéaste – également scénariste (Sybil et Anatomie d'une chute de sa compagne Justine Triet) et acteur (le Procès Goldman de Cédric Kahn) – on attendait énormément. En désormais trois longs métrages remarquables dans les deux sens du terme, le Français né en 1981 à Paris s'est imposé, sinon aux yeux du grand public, à ceux de la critique et de son métier comme l'un des plus ambitieux et originaux réalisateurs de sa génération. Un artiste de facto très peu intéressé à faire du «cinéma français» ou en tout cas à se conformer aux divisions invisibles, mais puissamment opérante qui le dessinent traditionnellement entre cinéma d'auteur, cinéma de genre et cinéma populaire. Le fantastique Diamant noir (2016), qui se déroule dans l'in-

Recueilli par OLIVIER LAMM Photo NOLWENN BROD

framonde des diamantaires à Anvers, était de ces thrillers bourrés ras-la-gueule qui donnent l'impression de pénétrer dans un monde tout neuf autant que dans la psyché d'un artiste hors norme; quand l'effarant Onoda, 10 000 nuits dans la jungle (2021), inspiré de la vie du soldat japonais Hiroo Onoda qui refusa de croire à la fin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endant des décennies, nous perdait pendant près de trois heures dans la jungle et l'hallucination d'un homme dédaignant le réel mais aussi de mourir, enfin, et de rejoindre l'histoire officielle du XXe siècle. Adapté du Cas David Zimmerman, bande dessinée coécrite avec son frère Lucas Harari, l'Inconnue est, si c'était possible, plus singulier, étrange et ambitieux encore. Une suite logique, pour qui sait être attentif aux dé- tails, aux deux premiers longs de ce kafkaïen hardcore, et l'un des plus bizarres blockbusters français de très longue date, qui a l'air de se soucier comme d'une guigne d'aligner deux stars (Léa Seydoux et Niels Schneider) à son affiche comme de prendre la suite d'Anatomie d'une chute, plus gros succès commercial du cinéma d'auteur français de notre ère (près de 7 millions d'entrées dans le monde dont presque 2 en France). Ça n'est pas le cas (Arthur Harari est un inquiet, et un ambitieux); ce qui rend l'audace de ce film plus puissante, et emballante encore.

L'échange de corps, ou «body swap» a été mis à profit dans la littérature de genre ou, au cinéma, dans la comédie américaine - Freaky Friday ou Dans la peau d'une blonde de Blake

Edwards. Des fictions qui éludent les conséquences existentielles au centre de l'Inconnue, qui découleraient du fait se retrouver dans le corps de quelqu'un d'autre. Y avez-vous songé en écrivant le film, après la bande dessinée ?

Il y avait un territoire qui semblait presque délaissé. Même si je ne suis pas entièrement d'accord sur le film de Blake Edwards, qui selon moi finit par affronter des trucs vertigineux après avoir commencé comme une comédie grossière. Le film opère une espèce de bascule vers le


Arthur Harari à Paris le 10 juillet.

drame, voire le vertige métaphysique et existentiel, et il y a des points communs assez troublants avec l'Inconnue. Donc oui, il y avait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qui existe énormément dans la BD de Lucas, le recours à un principe fantastique très fort qui est la production d'un truc impossible complètement fou, qui modifie l'ordre du réel sans effacer le réel. Un principe qui permet de rester dans le réalisme. J'ai senti qu'il y avait un potentiel d'exploration assez fort pour le film.

L'exploration n'est pas évidente à l'image, dans le sens où les personnages semblent refuser radicalement l'aventure qui s'offre à eux: tout ce qui les préoccupe est de récupérer leur corps. David/Eva monte dans un train pour l'Allemagne, avant d'en redescendre aussitôt.

Pour moi, le film explore, et même les personnages en fait. Le «switch» produit une altérité, crée un territoire, un déplacement. Les personnages sont forcés, comme le spectateur est forcé, de regarder les conséquences et de les subir. Il y a une dimension d'enquête aussi qui pour moi dépasse celle de la recherche du corps. C'est l'aventure que permettait selon moi le récit.

Ce dernier semble gorgé de références...

Pas tellement sur le territoire du body swap, même si, au moment de publier la BD. on a attiré notre attention avec mon frère sur un manga dont le titre m'échappe, dont le principe de base a l'air de ressembler au point de départ de la BD et du film – qu'on ne connais-sait pas. Par contre, on a relu Kafka... Les romans que j'avais lus jeune, les nouvelles... Il se trouve que Kafka est l'auteur qui m'a le plus marqué, mon tout premier scénario était une adaptation de la nouvelle le Voisin, qui a à voir avec le dédoublement.

Le film est tourné en France, à Paris et dans le Nord. Mais l'échange de corps produit une distorsion du réel très forte, où tout devient étrange et inquiétant.

Oui. En même temps on m'a fait remarquer que dès le début du film, les premières séquences sont teintées aussi d'une espèce d'étrangeté. C'était présent dans la BD, le personnage est déjà à côté de sa vie, dans une espèce d'incapacité à habiter son être ou son histoire. Il y a quelque chose de kafkaïen là-dans. Dans ses récits, on a l'impression que les événements qui viennent bouleverser la vie des personnages arrivent comme une espèce de développement d'un réel qui est déjà oppressant et vrillé. Toute l'invention de Kafka est de distiller une étrangeté du fait que les personnages ne réagissent absolument pas comme ils devraient réagir au regard de la norme. Comme si le film fantastique arrivait comme une excroissance de quelque chose qui est déjà là. Suite page 22

CINÉMA/

«L'Inconnue», touchée par l'angoisse

Fantastique et suffocant, le nouveau film d'Arthur Harari pousse ses personnages, incarnés par Léa Seydoux et Niels Schneider, dans des états extrêmes.

«Je hais et abjecte en lâche tout être qui ne reconnaît pas que la vie ne lui est donnée que pour refaire et reconstituer son corps et son organisme tout entier.» Cette phrase écrite par Antonin Artaud en 1947 résonne dans son étrangeté même avec l'aventure convulsive que traversent les personnages de l'Inconnue. C'est peu dire que le cinéma moderne s'est aventuré loin dans les explorations des états limites de l'individu, ouvert à toutes les expériences et crises.

Fuite sans fin

Les métamorphoses, hanti- ses, dissolutions et dispari- tions qui ont fait l'ordinaire du cinéma – et pas seulement fantastique – ont été portées un cran plus loin quand en 1997 David Lynch imagine Lost Highway.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pouvait en plein milieu du récit être substitué par un autre n'ayant a priori aucun lien avec lui, le film fomentant ce coup d'état (ou glissement de terrain) et l'en- dossant jusqu'à ses consé- quences narratives les plus aveuglantes et formellement tourmentées. Dans l'embra- sure des images et sous la constante menace d'un récit hors de ses gonds, «deran- ged» comme le chantait Bo- wie en ouverture du film, se déchiraient sous nos yeux ef- farés les membres de notre propre psyché.

Arthur Harari, aujourd'hui et après le coup de force de son précédent film Onoda, hélas trop peu vu, est porté par une même ambition spéculative que Lynch à l'époque. Quand on croit que tout est dit et a été montré, comment s'avancer à nouveau et à tâtons dans l'in-connu.

Le film ne se raconte pas facilement. Un homme se réveille dans le corps d'une femme et celle-ci connaît le même sort après que l'un et l'autre, au cours d'une fête, se soient jetés dans un coît brutal à même un matelas trouvé dans un sous-sol aux allures de grottes. Orgasme, extase, chute, coma et réveil dans la pure terreur d'exister toujours mais n'être plus soi. Le reflet dans le miroir devient cri d'un impossible soudain réalisé. David (Niels Schneider, méconnaissable d'avoir dû terriblement maigrir pour le rôle), photographe neurasthénique est devenu Eva (Léa Seydoux, immense à jamais), jeune comédienne allemande alternant courts métrages et extras de serveuse. Mais cette première dépersonnalisation se complique encore quand, cherchant à se retrouver, elle comprend que David, SDF, affamé et dans le plus complet dénuement, est désormais Malia (Lilith Grasmug), jeune fille à son tour substituée selon le même arrachement sexuel, une nuit dans les buissons, après un concert.

Là encore, comme pour David, son moi intérieur est – ou semble – sauvegardé, au profit ou aux dépens d’un corps étranger et qui par ailleurs le ou la dégoûte. Se noue entre eux une relation de hasard dans l’errance d’une solution introuvable et les affres d’un sort incompréhensible, entre David devenu Eva et Malia devenu... lui-même, ou du moins ce corps volé. Le film agit comme une fuite sans fin, commune aux personnages exténués de ne plus se reconnaître et à nous spectateurs pris au piège dans notre désir d’identification déboussolé. Il n’est plus possible d’affirmer «c’est moi» sans qu’aussitôt, comme en écho, lui réponde la question moins inquisitrice qu’anxieuse «vous êtes qui ?».

Sans doute qu'à Hollywood où Harari est allé chercher avec sa compagne, Justine Triet, l'oscar du meilleur scénario pour Anatomie d'une chute en 2024, la situation se serait déployée dans le sens d'une grande contagion de métempsychose sur le modèle panique des différentes versions de l'Invasion des profanateurs de sépultures. Mais Harari ne veut pas échapper à la peur ni la rendre anecdotique tel un ressort de vieille fiction efficace.

Traits distinctifs

Car il faut redonner à l'angoisse sa dignité de sentiment primordial et peut-être ici en définitive fondamentalement politique puisque rien n'échappe dans son film à ce que l'on doit bien appeler une révolution dans ses aspects les plus ravageurs et qui emporte ces personnages dissociés hors d'eux-mêmes. Défigurant leur rapport au genre bien sûr mais aussi les déliant de gré ou de force à ce qu'ils pensaient être leurs traits distinctifs de leur petite singularité, les hauts et bas d'une humeur héritée d'une histoire familiale, inscrite aussi dans les moindres détails d'appartements où la névrose depuis des lustres nidifiait en silence.

Les états extrêmes qu'Arthur Harari explore dans le style d'un polar suffocant servent moins à nous impressionner (ce qu'il fait et durablement, le film continue de travailler bien après son générique de fin) qu'à rendre plus acérée, plus cruciale la possibilité d'émotions qui n'avaient été jusqu'ici ni ressenties et encore moins répertoriées. C'est la fonction éclairante du cauchemar d'assembler à nouveau le corps dispersé dont il provient et de lui prêter un autre souffle.

DIDIER PÉRON

L'INCONNUE d'ARTHUR HARARI avec Léa Seydoux, Niels Schneider... 2h19.

CINÉMA/

Suite de la page 21 Il pourrait se passer mille choses dans le film à la suite du «switch». Pourquoi se passe-t-il celles qui se passent?

Je finis toujours par oublier comment j'écris les choses. C'était pareil sur Anatomie d'une chute. Lucas avait une série d'intuitions très structurantes, qu'on a retravaillées quand je suis arrivé, par exemple cette grande parenthèse quand les personnages rencontrent un frère et une sœur, qui est comme une espèce d'extension paranoïaque de ce qui leur arrive puisque les protagonistes sont en quête d'une attestation que ce truc qui leur arrive ne les concerne pas qu'eux et qu'au final, ça n'atteste de rien parce que ça reste totalement ambivalent et am-

bigu... J'ai été puiser dans les trucs de Daniel Clowes, dans Comme un gant de velours pris dans la fonte, une BD qui m'avait frappé par son espèce d'étrangeté froide, extrêmement malaisante. Et il y a un moment, un personnage comme ça qui observe de loin, on ne sait pas ce qu'il observe, dans des appartements hyper bizarres. Ça, ça a infusé. Quand on écrit, c'est comme si on avait des antennes. Je me permets beaucoup de voler des choses quand je suis dans un processus de recherche. Ça fonctionne par capillarité d'ambiance, et des fois c'est très hétérogène. Mon frère avait l'idée que l'histoire devait se terminer sur un pont. Et je me suis souvenu plus tard que l'une des nouvelles les plus connues de Kafka, qui s'appelle le Verdict, met en scène la confrontation entre un fils se disputant très fort avec son père, qui finit par lui ordonner de partir dans la rue, de courir, d'aller sur le pont et de sauter. Et le personnage le fait, il saute et il meurt. C'est vraiment... La nouvelle est horrible, quoi. Une condamnation absolue. Comme dans le film.

Comment s'est passée l'adaptation de la BD en film ?

Je mets toujours énormément de temps à trouver une combinatoire de fiction qui m'allume. Et là, avec le truc de Lucas, je me disais: mais putain, c'est incroyable d'avoir trouvé ce truc qui a l'air si simple et qui ouvre sur des abîmes narratifs, existentiels, émotionnels! Et donc ça me trottait en tête. Et j'ai vu


Léa Seydoux, au Festival de Cannes, en juin. PHOTO JULIEN MIGNOT

France, le film de Bruno Dumont avec Léa Seydoux, et ça a tilté, qu'elle pouvait faire ça, jouer un homme. Quand j'ai terminé d'écrire avec Lucas, je savais que j'allais faire un film. Puis il a fallu que je comprenne ce que moi j'avais à dire, après avoir écrit en me mettant dans les yeux de mon frère. Il a fallu que je me l'approprie, que je le déplace, que je me déplace. C'est en écrivant des scènes que j'ai compris où j'allais, que j'ai compris l'énorme liberté narrative qui s'ouvrait. J'ai été très excité en écrivant le moment où David regarde un court métrage, et où on prend part à sa découverte. Je me suis dit «OK, là j'ai cinq minutes dans le film où je fais absolument ce que je veux. Je suis plus tenu par la nécessité d'être fidèle à la BD, ça peut être absolument n'importe quoi». J'ai un esprit très rationnel, pour moi un récit doit découler de ses prémices et à la fois être étonnant et logique. Mais quand tu es tenu par un récit très structuré comme celui-là, ça peut très vite devenir comme un dessin qu'on doit colorier. Je dois trouver un endroit qui m'excite et qui me semble singulier, particulier – en fait, c'est déjà de la mise en scène.

Selon vous, le fait de raconter cette histoire dans un film, avec des acteurs interprétant des rôles, aide-t-il à faire croire à son histoire?

J'ai vite compris ce qu'offrait l'histoire, qui permet de produire un trouble énorme avec un simple acte de foi. On sait qu'à l'intérieur, il y a quelqu'un d'autre et on ne le filme jamais, mais il est là. Après, c'était aussi un grand risque de se forer. La littérature est mieux adaptée. Il y a une nouvelle de Cortázar, Axolotl, dans laquelle le narrateur regarde cette bestiole avant de la devenir, comme s'il y avait un transfert d'âme. C'est une opération purement littéraire, un concentré de ce qu'est la littérature. Il me semblait que de faire un film de cette histoire, on touchait quelque chose de ça, ce truc évanescent que j'avais pas exactement anticipé ou nommé comme ça quand j'y réfléchissais, autour de l'âme – qu'est-ce qui se joue quand c'est pas simplement l'entité totale, corporelle, physique ou matérielle qui est en jeu, et qui en général ce que le cinéma filme : une donnée brute. On filme quelqu'un, on filme quelque chose, mais ce quelque chose qui serait plus flottant, où est-il quand on ne peut filmer que les apparences? C'est à la fois une limite du cinéma et en même temps complètement le cinéma. Et ça touche à la question de la fiction au cinéma, où il s'agit d'adosser à des images documentaires un élément de croyance qui n'a pas lieu d'être.

Comment avez-vous construit votre projet de mise en scène par rapport à ça? La première scène de vol de corps ressemble à une scène de film d'horreur.

On m'a dit ça, et ça m'a beaucoup surpris, que l'apparition de Léa au début du film, dans le miroir, était effrayante. C'est inconscient. Il y avait quelque chose qui devait être saisissant, mais qui avait aussi à voir avec le désir, l'apparition de cette femme que David avait déjà vue et qui le fascine. De même la scène d'amour dans la cave, sa violence... La scène que j'avais écrite montait vers un climax violent, qui mélangeait la douleur et le plaisir. Mais c'est aussi lié à la manière dont Léa l'a jouée. C'était explosif, son premier jour de tournage. Et elle a apporté un truc hyper animal, violent, elle est complètement en domination du corps de Niels. Elle est arrivée avec cette énergie-là, que j'ai trouvé géniale, et de fait c'est une scène d'agression, c'est une scène de prédation et de prise de possession. Pour la mise en scène, je ne sais pas comment le dire exactement, mais même si je pose des choses en écriture, des éléments de scénographie et tout, je reste toujours ouvert à ce qui survient au moment où on enregistre, et à la découverte de ce qui se dé- gage de ce qu'on a enregistré. Je m'étais rendu compte de ça avec mon premier long métrage: ce qui émane des images nous échappe en partie. Je veux éviter l'évidence, l'idée dont la mise en scène serait trop théorique, mécanique. Tout ce qui procède d'une maîtrise, je suis un peu en délicatesse avec ça ces derniers temps. A titre d'exemple, Bong Joon-ho est un cinéaste qui me plaît de moins en moins. Je trouve que ses films se ringardisent très vite parce qu'il n'est que dans un principe de pure maîtrise. Parasite m'a beaucoup déplu, j'ai trouvé ça publicitaire. C'est pour dire que je n'aime pas les images qui vendent quelque chose, qui sont censées représenter une chose et une seule. C'est de la communication. Si on demande aux spectateurs ce qu'ils ont vu, ils ont tous vu et perçu la même chose.

C'est pour ça que ça marche.

C'est pour ça que ça marche. C'est pour ça que ça marche à ce degré-là et en fait, c'est comme si c'était une incarnation ultime de ce qu'est censé être le cinéma d'auteur aujourd'hui, c'est-à-dire la grande maîtrise, le grand contrôle même de ce que le spectateur ressent. Moi, je n'ai aucune place là-dedans.

Cet équilibre difficile entre la maîtrise et le lâcher-prise préside-t-il quand vous décidez de faire un film ?

On m'a souvent dit depuis Diamant noir que je fais des films froids, glaciaux, glacés. Un ami me l'a redit récemment à propos de l'Inconnue. Je suis déstabilisé mais je sais que d'autres vont le trouver fiévreux, ou chaud plutôt que clinique et déta-ché. Comme je ne cherche pas à créer un effet univoque, mais précisément à un endroit où quelque chose du spectateur v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décider, ça laisse de la place à ces possibilités. Et de fait, là, c'est très poussé sur ce film, moi-même je comprends pas exactement ce qu'il est. Je sens qu'il est mouvant, je l'ai revu hier pour vérifier la copie et j'ai commencé à le voir un peu différemment.

Pourquoi l'entité qui vole les corps le fait-elle par le biais des relations charnelles?

C'était un donné pour Lucas : il m'a dit ça passe par le sexe et je ne l'ai pas questionné, parce qu'il me semblait que dans tous les films de body swap ça passait par le sexe. Ensuite j'ai regardé, et pas du tout, c'est jamais le cas. Dans It Follows, il y a la contamination par le sexe – ça existe. Mais l'échange de corps et d'intériorité, de conscience, il n'y a pas d'évidence à ça. C'est a posteriori que je me suis dit que ça faisait sens. J'ai rapproché ça de mes lectures de Georges Bataille, sur l'érotisme comme moment où l'incomplétude ressentie par l'humain cherche à s'abolir. Il y a un truc très troublant, et à la fois exaltant et très sombre – la solitude extrême, le fait qu'on dépassera jamais certaines limites. On en revient à ce que je disais tout à l'heure sur les idées théoriques conscientes et les choses qui remontent. J'ai constaté après avoir filmé à quel point les scènes de sexe étaient dures et noires, très différentes de ma propre vision du sexe en fait. On m'a d'ailleurs dit que le film présentait une dimension puritaine.

Sans jamais aborder la question de front, le film, par le personnage de David et le vol des corps, semble profondément travaillé par votre identité juive. Il y a le travail photographique de David à la suite de celui de son père, l'apparition de photos personnelles, et un enterrement juif, comme dans Diamant noir.

«On filme quelqu'un, on filme quelque chose, mais ce quelque chose qui serait plus flottant, où est-il quand on ne peut filmer que les apparences ?»

Arthur Harari cinéaste

C'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a BD, où il y a un double suicide, une malédiction directement liée au génocide. Mais quand il s'est agi d'adapter, j'ai progressivement retiré. Parce que c'était déjà fait. J'avais l'impression qu'il y avait moyen de se rapprocher de Kafka, de rester dans une dimension d'apparence plus universelle – dans ses fictions, le mot juif n'est jamais prononcé. Bon, moi, mon interprétation, c'est que les histoires juives sont d'abord des histoires, et des métaphores de certaines données d'humanité. Le film est également hanté par W. G. Sebald – l'intrigue autour des photos, c'est sa faute directement et indirectement. Et les découvertes que j'ai faites à travers lui sur la question du suicide des rescapés, tout ça est là, dans ce qui travaille le film. Mais je veux qu'on puisse décider de le voir autrement. Aussi parce qu'on est très clairement dans un moment où il y a plein de gens qui en ont marre des histoires juives, quoi (sourire).

Le film sort à une date stratégique, la dernière semaine d'août -qui avait porté chance à Anatomie d'une chute. Il a été plutôt bien accueilli à Cannes, mais c'est un film ambitieux, qui a coûté assez cher, avec deux stars à son affiche. Quel est votre état d'esprit à la veille de sa sortie? Il y a un enjeu très simple, c'est qu'il faudrait que le film marche un peu.

L'Inconnue d'Arthur Harari. PHOTO PATHÉ FILMS

Mes autres films n'ont pas du tout marché. Diamant noir, ça va, il a fait pas loin de 100 000, ce qui est pas indigne. Onoda, c'était vraiment un échec, même si le film a une forme de réputation. Et puis entre-temps, il y a eu un Anatomie d'une chute. Et de fait ce film-là, avec les moyens qu'il a, le casting qu'il a, et aussi le fait qu'il s'inscrit dans la suite d'Anatomie..., ce serait une mauvaise nouvelle pour le film, pour moi, qu'il ne marche pas du tout. Et en même temps, il est véritablement bizarre, noir, il ne cherche pas à produire d'effet de séduction. Je reste dans cette espèce de porte-à-faux bizarre. D'un côté, j'ai envie de faire des films qui marchent, parce que j'ai un lien au cinéma ouvert à la générosité dans ce qu'il propose, parce que c'est les films que j'ai aimés d'abord, les films qui n'étaient pas difficiles, hollywoodiens, ultra-digestes. De l'autre, j'ai été nourri par Eustache, Akerman ou Godard, et faire des films inspirés par leurs films, c'est pas la même chose que de faire des films de genre. De fait, c'est ça qui me stimule. C'est comme si je voulais réussir un truc impossible, parler à tout le monde tout en ne parlant qu'à certains. C'est très paradoxal mais c'est quelque chose que Justine a réussi. Contre toute attente - moi je ne m'attendais pas du tout à ce qu'Anatomie... parle comme ça, non seulement à beaucoup de gens ici, mais dans le monde entier. Ça reste un peu un mystère pour moi. Mais ce qui me stimule aujourd'hui, de continuer à essayer de tenir ce truc-là. Aussi parce que les films que je fais, ils prennent du temps, ils coûtent un peu cher, ils ont cette ampleur de fabrication qui fait que je ne peux pas les faire avec peu d'argent, en tout cas pour le moment. Et c'est comme si j'étais un peu condamné à ce que ça marche un peu, parce que je sais qu'on ne me permettra pas de faire dix films qui coûtent cher et qui ne marchent pas. Donc je suis un peu dans cette expectative-là, on va voir, et je suis très curieux en fait. Je sais qu'il y aura un plafond de verre, le film ne peut pas faire un million d'entrées, mais il peut faire... pas mal. Ou très peu! Je pense que la quantité de spectateurs qui vont dire à leurs proches d'aller le voir n'est pas hyper large. Ou alors me trompeur.

CINÉMA/

«The Dog Stars» n'y met pas du chien


La beauté de Jacob Elordi ne fait pas toutou. PHOTO FABIO LOVINO

Adaptation sans finesse d'un roman de Peter Heller, le 29 $^{e}$ film de Ridley Scott avec Jacob Elordi en pilote au cœur pur prêt à sauver le monde est terriblement inoffensif.

« I n'y a plus maintenant que des histoires de filles retrouvées mortes dans les bois et d'agents du FBI ou de superhéros plus malins que tout le monde. Merde à la fin! Il doit bien y avoir d'autres choses à raconter.» Ainsi s'exclamait Ridley Scott, 88 ans, le 23 août dans Variety. De fait, The Dog Stars ne parle pas de fille retrouvée morte dans les bois et personne n'y possède ni superpouvoirs ni de carte du FBI. Ce monde-là a entièrement disparu dans le 29 $^{e}$ long métrage du réalisateur d'Alien, Thelma et Louise et Blade Runner, mais également, et c'est tout le problème, Alien Covenant, House of Gucci et Napoléon.

L'humanité a été décimée par une épidémie et seuls subsistent quelques survivants, organisés plus ou moins sommairement dans des régions plus ou moins isolées.

Message radio. Comme Hig (Jacob Elordi), pilote et mécanicien aéronautique qui vit au milieu de carcasses d'avion avec son chien Jasper et un ancien marine taciturne nommé Bangley (Josh Brolin). Pour la nouveauté, on repassera: The Dog Stars renvoie à l'aréopage de films postapocalyptiques récents, de Civil War à 28 Ans plus tard. Il s'agit en outre d'une adaptation du roman de Peter Heller, la Cons-

tellation du chien (pourquoi ne pas avoir gardé ce titre d'ailleurs? Y'avait-il trop de syllabes?), relativement fidèle dans les grandes lignes mais aux aiguilles systématiquement poussées dans le rouge, gommant toutes les finesses du récit initial. Hig est un être pur au grand cœur hanté par la douleur, Bangley un dur à cuire qui n'en fait qu'à sa tête; Hig croit en son prochain, Bangley ne pense qu'à lui mettre une balle en pleine tête, si possible à distance raisonnable; Hig veut partir à l'aventure à cause d'un message radio capté pendant une mission de ravitaillement, Bangley le met en garde contre la jungle hostile qu'est devenu le monde. Les paysages sont magnifiques, les souvenirs cuisants, les adieux déchirants et la nuit américaine. Les gentils ont le cœur qui déborde, les méchants crient et tuent, et les bourrus comprendront tôt ou tard qu'au fond ils sont gentils aussi.

Dans la forme également, Scott met absolument tout ce qu'il peut sur la pizza: western, romance, drame, SF, film d'horreur et même quelques idées piquées au monde du jeu vidéo. Et il faut reconnaître que dans l'ensemble, elles ne sont pas franchement désagréables ces images de vol en coucou rapiécé tournées en conditions réelles et ces séquences où le focus n'est pas, Dieu merci, systématiquement fait sur l'acteur au premier plan. Reste que The Dog Stars apparaît aussi terriblement inoffensif et étonnamment léger, pour ne pas dire vaporeux. A fortiori pour un film sur un tel sujet, qui plus est signé Ridley Scott, dont on avait fini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décennies? siècles?) à s'habituer aux pensums lourdingues et aux cours d'histoire aussi hasardeux qu'assommants.

Neutralité. Le contraste est, dans l'absolu, appréciable, mais extrêmement déstabilisant: mort d'un personnage central, révélations répugnantes, bouleversements majeurs, tout s'enchaîne avec une telle neutralité de ton, un tel désintérêt, qu'on en vient à douter de la présence de qui que ce soit derrière la caméra ou même au scénario, qui dévitalise progressivement tout le roman de Heller. «Merde à la fin! Il doit bien y avoir d'autres choses à raconter.» En fait pas tant que ça, Ridley. Les histoires sont un peu toutes les mêmes, au fond. Et ce n'est pas un problème en soi: la différence se fait non pas sur ce qu'on a à raconter mais sur la manière dont on le fait. Ce n'est pas l'histoire qui compte mais la voix qui le porte. Et en l'occurrence ici, on ne l'entend pas.

LELO JIMMY BATISTA

THE DOG STARS de RIDLEY SCOTT avec Jacob Elordi, Margaret Qualley, Josh Brolin... 1h 58.

«Bombonera», déesse du stade

Une jeune prodige du foot est repérée par un entraîneur entourloupeur dans un polar urbain inégal mais porté par un comédien prodigieux.

La Bombonera du titre est la référence miniature au stade légendaire de Buenos Aires qui abrite l'équipe des Boca Juniors. Le terme signifie sinon strictement «la bonbonnière». Pour un film de minifoot – comme il existe le minigolf – c'est-à-dire aux matchs se disputant sur une surface réduite en équipe réduite et en modèle réduit, c'est ton sur

ton avec les dimensions du film, production miniature, bardée des défauts et qualités de ces parties mal engagées qui ont la gagne des outsiders.

Dans cette fiction signée Syrine Boulanouar – son deuxième film après un documentaire sur le même thème du streetfoot, Ballon sur bitume (2016) – le récit reprend surtout les thèmes de la Couleur de l'argent,

transposés des tables de billard aux passements de jambes: soit l'adulte arna-queur à la rue et le jeune très doué qu'il manipule pour se refaire. Bombonera change le genre de l'enfant de la balle en une jeune footballeuse au talent inné (Laura, 14 ans), et le personnage de l'escroc et père de substitution par un entraîneur de foot imposteur qui mène l'équipe jusqu'en finale du championnat (Enzo, galérien de la vie). Boulanouar mêle comme ses aînés polar urbain et film de sport versant banlieue. Ce premier aspect, les manigances, est beau-

Dans Bombonera, Laura est incarnée par Emma Boumali. PHOTO ZINC FILM

coup plus abouti que le second, les matchs à cinq contre cinq étant filmés de façon désordonnée, sans sens du jeu et du rythme auquel il veut remédier à coups de ralentis fâcheux et d'un montage trop cut qui coupe tout élan cinégénique. Mais, grâce à son comédien, Soufiane Guer-

rab, prodigieux en entour- loupeur qui se laisse pren- dre à son propre jeu, à sa propre arnaque de cœur, formant duo de dupes sen- timentaux avec Vimala Pons (la mère de la petite prodige), son air paumé de marlou et ses coups bas renfrognés guidant la mise en scène hésitante de son équipe, à l'image du film, l'ensemble a de bonnes épaules à défaut de longue foulée.

CAMILLE NEVERS

BOMBONERA de SYRINE BOULANOUAR avec Soufiane Guerrab, Vimala Pons, Emma Boumali... 1h 27.

Quand la culture rallume la cigarette

Dans les clips léchés, les séries sombres, ou encore les stories prises sur le vif, la pop culture remet la cigarette en scène comme pour tenter de raviver son pouvoir d'attraction auprès des jeunes. Alors, si sa consommation recule (et tant mieux!), son imaginaire, lui, résiste...

Le 4 février 2021, Emmanuel Macron fixait le cap : faire de « la génération qui aura 20 ans en 2030 [...] la première génération sans tabac de l'histoire récente ». Cinq ans plus tard, la formule ressemble encore à un vœu pieux. Car si le pari n'est pas complètement perdu, porté par des progrès spectaculaires (en 2024, 5,6 % des lycéens fumaient quotidiennement, contre 30,8 % en 2010¹.), il reste encore loin d'être gagné. En cause, une image de la cigarette trop solidement accrochée aux imaginaires comme un objet esthétique, de cool attitude, de liberté, de rébellion... Une cigarette, trop représentée, d'ailleurs dans des contenus largement consommés par les jeunes. Par exemple, dans les séries à succès comme Peaky Blinders, Euphoria ou Stranger Things, le tabac est omniprésent quand, dans de nombreux clips, il fai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mise en scène au même titre qu'un vêtement ou un décor. Une étude américaine de 2018², portant sur 796 clips hip-hop, relevait d'ailleurs la présence de tabac, de cannabis, de cigarettes électroniques ou de fumée dans au moins quatre vidéos sur dix. De quoi entretenir comme un mythe. « Les artistes ont oublié qu'ils étaient observés par leurs fans et qu'ils étaient une source d'influence. Or, lorsqu'ils s'affichent cigarette à la main, ils véhiculent, parfois malgré eux, l'idée que fumer c'est cool, qu'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qu'on peut y aller », explique Aline Afanoukoé, journaliste musicale.

UN ÉCRAN DE FUMÉE BIEN TENACE

Dès les années 1980, certains cigarettiers ont rémunéré des placements au cinéma afin d'associer leurs marques à des personnages désirables. Les « tobacco documents », ces archives internes de l'industrie du tabac, révèlent ainsi qu'en 1983, Sylvester Stallone a reçu 500 000 dollars d'un cigarettier pour fumer, dans au moins cinq de ses films $^{3}$ ! Alors, si les interdictions publicitaires ont fermé les vitrines officielles, les codes, eux, ont malheureusement survécu. Festivals, clips, influenceurs et réseaux sociaux offrent désormais un terrain beaucoup plus diffus : aucune affiche, aucun slogan, simplement une cigarette tenue, l'air de rien. Derrière l'apparente spontanéité de ces images, Aline

"

Le vrai flex, c'est de ne pas rentrer dans une addiction Aline Afanoukoé - Journaliste musicale

Afanoukoé alerte sur la réalité vécue par certaines personnalités publiques qui ont le vent en poupe : « J'aimerais dire aux jeunes de ne pas croire toutes les images qu'ils voient. Parmi les artistes qu'ils aiment et qu'ils voient avec une clope, il y en a qui ne fument pas réellement et d'autres qui essaient d'arrêter et qui vivent leurs tentatives de sevrage comme une vraie souffrance. » Et de citer aussi, pour poursuivre la démonstration, l'exemple d'un très grand rockeur britannique qui a pu conserver ses aigus en arrêtant de fumer.

REGARDER L'IMAGE PLUTÔT QUE JUGER L'ARTISTE

À rebours de cette vieille équation entre cigarette et liberté, Aline Afanoukoé renverse le symbole : « Le vrai flex, c'est de ne pas rentrer dans une addiction. La vraie force, c'est de pouvoir profiter d'un concert, d'un repas avec ses potes, sans devoir quitter la salle pour sa pause clope. C'est ça, la vraie liberté », insistet-elle. Une liberté que les réglementations successives ont tenté de protéger en encadrant toujours davantage la consommation de tabac avec l'interdiction de fumer dans les lieux publics, la vente prohibée aux mineurs, les hausses successives des prix, les avertissements sanitaires illustrés, le paquet neutre, le remboursement des substituts nicotiniques, les campagnes de prévention... Mais, pour Aline, les industriels du tabac ont conservé une longueur d'avance : « Ils ont développé beaucoup plus d'idées puissantes pour nous faire adhérer à la cigarette que pour nous mettre en garde contre ses effets néfastes. ». Résultat en 2026 : le retour de la cigarette dans le monde de la culture, notamment. Et pendant ce temps, des vies qui partent en fumée avec 68 000 morts $^{4}$ par an à cause du tabac, soit l'équivalent de dix Zénith de Paris remplis à pleine capacité.


Hanna (Maia Rae Domagala) disparaît sans laisser de trace. PHOTO LES FILMS DU LOSANGE

«Dégel», en haut du glacement

Haletant mais parfois timide, le deuxième long de Manuela Martelli narre la fascination d'une fillette pour une jeune championne de ski disparue dans le Chili post-dictature.

On peut penser, au début de Dégel, à deux films qui ont a priori peu de choses à voir avec ce drame à hauteur d'enfant situé dans le Chili de 1992. The Thing de Carpenter (1982), à la vue des régions

enneigées entourant le décor principal d'un hôtel de montagne. Puis, Psychose (1960), alors que la caméra s'attarde, tel Alfred Hitchcock dans la célèbre scène de douche, sur le siphon d'un évier où s'écoule du sang, ici celui de la petite Inès qui vient de perdre une dent de lait.

Yeux de biche. Deux films d'épouvante, d'identités éclatées et de confrontation avec l'altérité, dont le spectre infuse une étrangeté aux prémices de Dégel. Du haut de ses 9 ans, Inès s'ennuie dans l'hôtel familial trônant en haut des Andes, tandis que le pays, tout juste sorti de la dictature, espère changer d'air en ouvrant grand ses portes aux investisseurs et touristes étrangers. Parmi ceux-ci, Hanna, skieuse allemande semi-pro de 14 ans, devient rapidement un objet de fascination pour l'héroïne, qui se lie d'amitié avec elle.

En convoquant d'emblée des références au thriller, Manuela Martelli, qui signe son deuxième film après Chili 1976 (2023), charge d'ambiguïté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personnages. Inès, avec sa bouille mutique et ses yeux de biche, est d'abord une observatrice obnubilée par

CINÉMA/

Hanna, qu'elle réussit, après une longue phase d'approche, à atteindre. Amie, grande sœur ou mère de substitution, Hanna commence à déteindre sur la fillette, qui semble presque la vampiriser à petit feu.

Hitchcockien. La menace indicible, qui paraît couver sous les épaisses neiges chiliennes, pourrait autant venir de l'intérieur du duo que de l'extérieur. Deux hommes tournent autour de Hanna, comme les chiens agités qui l'accompagnent en promenade : son instructeur de ski, que l'on suspecte d'avoir franchi avec elle une ligne rouge, et un cousin d'Inès, déterminé à faire de la jeune Allemande sa petite amie.

C'est dans ce suspens que Dégel convainc le plus, balayé par un blizzard qui trouble le maillage des affects. Au mitan du récit survient un autre motif hitchcockien: une femme disparaît, et l'intrigue se concentre ensuite sur la recherche de Hanna, qui s'est volatilisée. La relation de plus en plus intime entre la mère de cette dernière, débarquée en catastrophe, et Inès, qui lui sert de traductrice et de guide, continue à creuser une perversité feutrée: Inès, fillette qui rêve d'ailleurs, cherche-t-elle à prendre la place de l'étrangère disparue, dont elle empruntait plus tôt le maquillage et les vêtements?

On se doute cela dit que Martelli a la tête ailleurs. En insistant par touches sur le contexte historique et à travers ce cas de disparition inexpliquée, le film fait signe vers les années de dictature, visant à en livrer une lointaine parabole. Dégel paraît à ce niveau trop ambitieux, ou trop timide, pour que le film monte en puissance autour de cette métaphore. C'est davantage au niveau de son personnage principal, de ses grands yeux emplis d'innocence, mais aussi peut-être d'autres choses mystérieuses, que le film s'avère le plus magnétique.

CLÉMENT COLLIAUX

DÉGEL de MANUELA MARTELLI avec Maya O'Rourke, Maia Rae Domagala... 1 h 48.

Les souris de «Decorado» rongent de l'intérieur


Arnold et ses copains sont désœuvrés. PHOTO LE PACTE

Jouant de manière impressionnante sur le contraste entre des personnages kawai et la société désespérée dans laquelle ils se débattent, le troisième film d'animation d'Alberto Vázquez épuise par son manque de subtilité.

D es meutes enragées de loups pyro- manes qui incendient les fau- bourgs, un démon d'ombre qui mé- dite avec sa harpe devant l'eau anthracite d'un étang, le donjon d'une multinationale qui domine et écrase physiquement une cité à ses pieds... Quand s'ouvre le rideau de satin rouge du petit théâtre de Decorado, c'est pour révéler une Babylone au bord de la rupture. Un orgue biblique venant souligner l'enfer sur le point d'ad- venir que contemplent deux souris depuis le toit de leur maison. Depuis maintenant près de dix ans, et son premier long mé- trage Psiconautas, Alberto Vázquez tra- vaille le même canevas. La même brutalité du contraste expressif entre le dessin ka- wai de petits animaux aux yeux immenses et le désœuvrement total dans lequel ils sont plongés, petits êtres totalement dépressifs se débattant avec une société qui, après avoir abandonné les plus démunis, se charge maintenant de dévorer sa classe moyenne. Decorado regarde d'abord le triste destin d'Arnold, rongeur en chômage longue durée qui se gave d'antidépresseurs et de cartoon tous deux produits par la même compagnie, Alma. Arnold n'ose plus sortir, de peur de subir le mépris de ceux

qui ne veulent pas voir sa détresse ou, pire, sont prêts à lui faire l'aumône. Son épouse María, elle, travaille pour deux, sans parvenir à éloigner la menace d'expulsion qui leur tourne autour.

Vázquez regarde cette zone du désespoir où tout semble possible, du pétage de plombs hyperviolent au suicide, en passant par la lente agonie silencieuse. Arnold tranche et s'en va chercher ailleurs, hors de la ville, à travers bois, pour voir si un autre monde est plausible. L'escapade vire au bain de sang. Le pote qui l'accompagne se fait concasser par une chouette géante, et Arnold rentre chez lui, humilié et marqué. Il est celui qui a fui. Celui qui ne se contente pas de ce qu'il a. On l'observe, on ne veut pas qu'il en sache plus, assure-t-il à sa femme qui le regarde sombrer dans le complotisme. Impressionnant par son dessin, par les atmosphères qu'il sait élaborer en quelques plans et contraste de couleurs, ce conte dickensien gore du capitalisme tardif épuise par son manque de subtilité, par son besoin d'en rajouter toujours plus dans la détresse, dans l'emphase («le monde est un théâtre merveilleux, mais la distribution est déplorable» ou «ce n'est pas un signe de santé que d'être adapté à une société malade»), dans l'empilement de figures horribles et narquoises, du canard de cartoon devenu junkie obèse à la version dark de la fée Clochette. Peut-être que si l'on n'a pas vu les précédents films d'Alberto Vázquez la dissonance entre le mignon et l'odieux peut-elle encore faire son effet? Au bout du troisième, on n'en peut plus.

MARIUS CHAPUIS

DECORADO d'ALBERTO VÁZQUEZ (1h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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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ysse et Pénélope Tout l'été, «Libé» imagine ce que seraient devenus des duos mythiques de fiction. Aujourd'hui, les héros de «l'Odyssée», réunis, ou presque.

Dix ans durant, l'Ulysse originel a guerroyé sous les remparts de la ville de Troie. Contraint et forcé par les dieux cruels et les vents contraires, il a vagabondé dix autres années avant de rallier son île abandonnée. Sans nouvelles de son époux, Pénélope y avait résisté aux assauts des prétendants, promettant de choisir l'un d'eux quand sa tapisserie serait achevée, tout en la défaisant chaque nuit.

Ulysse 2026 est un explorateur au long cours. Il a mis en son et lumière la beauté menacée des mers de la planète. Il s'est téléporté dans tout l'univers, bien au-delà de la Mare nostrum du passé. Il lui est arrivé avanies et avaries, entre naufrages aux confins, disparitions inexpliquées et surgissements inattendus dans les recoins les plus perdus. Voilà pour la version officielle et instagrammée. Il se dit aussi que c'est un agent des services, envoyé sur les fronts les

moins riants. il se serait infiltré au cœur de Daech comme au sein du groupe Wagner. D'autres le voient plutôt comme un négociateur roué qui aurait tenté, avec un succès modéré, d'accélérer les sorties de crise à Gaza, à Téhéran ou à Kyiv. Il est probable que ses périples aventureux qui auraient dû le rapprocher d'un Hugo Clément écolo-cathodique ou d'un Thomas Pesquet tombé de haut, n'aient été qu'une couverture élimée. Et que, dans le silence des secrets d'Etat, ce malin aux mille ruses ait plutôt suivi le parcours sinueux d'un Jason Bourne à la française ou d'un Malotru à l'américaine.

Pénélope 2026, elle, régente leur Ithaque initiale où Ulysse n'a pas remis les pieds depuis une éternité et où leur fils Télémaque ne s'est pas imposé en successeur émérite. Elle a commencé par installer un atelier de tissage haut de gamme, mais le monde du luxe l'a traitée comme quantité négligeable. Organisée et pragmatique, elle a ouvert son petit royaume aux tendances du moment. Sa tanière préservée a fait bon accueil aux expatriés fiscaux et aux créateurs de contenus, aux teufeurs electro comme aux migrants qui fuient les conflits adjacents. Ithaque est devenue à la fois Dubaï, Ibiza et Lampedusa. Ou si vous préférez Malte, Mykonos et Lesbos. L'actuelle patronne des lieux est moins passive que ne l'était

LE PORTRAIT sa lointaine devancière. En 2026, Pénélope ne se contente pas de faire patienter ses soupirants et de remettre à demain la réforme de la gouvernance de l'île. Elle a

de la ressource et fait danser à sa guise les impétrants issus de bonnes familles qui en veulent autant à son argent qu'à ses faveurs. Il est probable qu'en ce XXI $^{e}$ siècle, l'épouse idéale décrite par Homère en abstinente sexuelle, sinon en veuve potentielle anticipant son ermitage, n'ait pas été d'une fidélité exemplaire. Et ce d'autant que la jeune génération masculine a dopé son écoute et redoublé de prévenances envers une senior très nature peinture.

Ulysse serait mal venu de lui en vouloir tant il n'a pas été en reste. Ses conquêtes ont été nombreuses, même s'il a été plus souvent la proie que le chasseur. Il a cédé aux charmes de Calypso, mais a refusé de bénéficier de la transhumanité à cellules fraîches que celle-ci, amoureuse au dernier degré, lui proposait. Il a résisté à la soumission chimique que lui réservait Circée, magicienne et dealeuse qui, bien avant #Me-Too a réussi à transformer les membres de son équipage en porcs grignoteurs de glands. Solidement ligoté au mât de ses faiblesses, Ulysse ne s'est pas jeté dans les bras des sirènes dont les mélodies tentatrices cachaient aussi des transferts de données sensibles.

En cette année 2026, Ulysse revient vers son lieu d'origine. Il est poussé dans le dos par le meltem de l'âge et le sirocco des années. Il souffre d'un brusque accès de nostalgie. Ce terme, si on lit bien l'Odyssée de l'Odyssée que signe Christophe Ono-dit-Biot, signifie à la fois «mal du pays» et «douleur du retour». Mille ans avant notre ère comme au XXI $^{e}$ siècle, il est probable que faire machine arrière vers ses terres nourricières soit autant un renoncement qu'un soulagement. Quant aux retrouvailles tardives avec une épouse délaissée qui s'est accommodée de cette négligence pour avancer à sa manière, cela est tout aussi risqué. Le ralenti de l'un ne rime pas forcément avec l'énergie maintenue de l'autre. La volonté de désengagement du baroudeur, soucieux de retirer ses sandales ailées et de chausser des Birkenstock avant de faire craquer ses cervicales en guise de tour d'horizon, peut contrarier la persistance à l'ouvrage de la sédentaire hyperactive qui a pris

goût à la marche des affaires et à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Qu'ont encore à se dire deux individus bien moins genrés dans leurs attentes et leurs réticences que ne l'étaient leurs antiques prédécesseurs? La prise de distance entre eux s'est faite sans que rien ne soit dit. Cryptées, leurs communications étaient ma-

Tandems inséparables de la littérature ou mariés inoubliables du cinéma : Libé a téléporté des personnages mythiques de fiction dans notre époque. Portraits imaginés de couples à l'épreuve de notre temps.

laisées. Ulysse 2026 se savait sur écoute et se méfiait des «grandes oreilles» de ces «grandes muettes», ces armées pour qui il œuvrait en irrégulier.

Lassée, Pénélope 2026 a fini par trouver que le «confidentiel défense» avait bon dos. Et elle s'est contentée de cliquer de loin en loin sur les rares storys de son époux dont les réapparitions virtuelles l'émouvaient de moins en moins. Ceci d'autant que le visage du perdu de vue était souvent dissimulé. Pour reconquérir une tranquillité qui n'a jamais été dans sa nature et se refaire une nouvelle vie, la dernière, Ulysse 2026 a eu recours au bistouri d'un chirurgien esthétique. Nommé Héphaïstos ou parfois Vulcain, ce reconstructeur est souvent requis dans le cadre des programmes de protections de témoins.

Par mesure de sécurité et souci de discrétion, Ulysse 2026 rallie Ithaque en kitesurf jusqu'à une pointe rocheuse qu'il aborde au couchant. Il passe la nuit dans une porcherie désaffectée. Au matin, il dérobe un kayak pour remonter vers l'immense domaine quitté voici vingt ans. Sous les oliviers, une soirée electro bat son plein. Aux alentours de la piscine bleutée, Pénélope 2026 est au centre de l'attention. Avec sa barbe hirsute et son tee-shirt durci par le sel, Ulysse ne paye pas de mine. Personne ne le reconnaît, pas même Pénélope. Seul un concours de tir à l'arc permettra au propriétaire des lieux de démontrer sa dextérité et ses capacités et de voir Pénélope lui ouvrir le lit conjugal qu'il avait lui-même charpenté en menuisier expert.

Dans le cadre d'un voyage de presse un peu faisandé, on a rejoint Ithaque en pensant assister à la mise en scène d'un happy end, aux airs de campagne promotionnelle pour l'île grecque. Adossée à un fonds de pension, une caisse de retraite par capitalisation s'est associée à ces retrouvailles hors d'âge. Après avoir rencontré en tête-à-tête les deux tourtereaux, il est vite apparu que la lune de miel n'était qu'un remake minimal assez fake. Pénélope 2026 tient trop à son indépendance industrieuse pour abandonner les commandes. Ulysse 2026, lui, pourrait repartir pour une mission d'une importance incertaine, manière comme une autre d'échapper à l'assignation à résidence et au déclassement accéléré qui guettent les mis aux arrêts volontaires.

On a vu rôder dans les parages Athéna, son officier traitant. Ce qui est signe que l'Odyssée n'est pas achevée.

Par LUC LE VAILLANT Dessin JAMES ALBON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6.08.2026)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Libération》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克莱蒙斯·盖特友谊政治学立法提案】 [F3_6 🔍]

    • 事件简述:不屈法国议员克莱门斯·盖特(Clemence Gayet)在《论一种友谊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l'amitié,La Découverte出版社)中提出将友谊政治化,并提交法律提案,旨在为“以友谊为核心组织生活”的人群提供正式法律框架。该提案试图突破传统家庭法框架,为“选择性家庭”提供制度认可。[F3_6 🔍]
    • 制度批判切入点:该事件触动了法律体系的排他性设计与权利分配机制——现行法律体系以“伴侣与家庭”为中心构建权利义务框架,友谊关系被系统性排除在制度保护之外。盖特的提案暴露了法律制度如何通过结构性排斥(structural exclusion)维护特定生活模式的合法性,同时压制其他可能的社会组织形式。[F3_6 🔍]
  2. 【加拿大-美国贸易关税战与“A计划”对外战略】 [F12_22-F14_26]

    • 事件简述: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面对美国拟对加拿大280亿加元(170亿欧元)产品征收50%关税,宣布采取“一比一”报复措施,并启动“A计划”推动对外贸易多元化,试图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F13_24 🔍]
    • 制度批判切入点:该事件暴露了主权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结构性依附与权力博弈机制。卡尼的“A计划”实质上是对霸权国家通过贸易工具实施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的制度性回应,凸显了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如何被强权国家工具化,以及中小国家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被动地位。[F14_26 🔍]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法律体系的排他性设计与友谊政治学的制度颠覆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克莱蒙斯·盖特的《论一种友谊政治学》及其法律提案,直指法国法律体系的核心排他性设计:现行法律框架以“伴侣关系”(couple)与“家庭”(famille)为中心构建权利义务体系,友谊关系被系统性排除在制度保护之外。[F3_6 🔍] 盖特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一切都是为伴侣和家庭设计的,而朋友以及其他情感与团结的纽带,则是法律中被严重遗忘的部分。”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困境在于:法律通过结构性排斥(structural exclusion)维护特定生活模式的合法性,同时压制其他可能的社会组织形式。[F3_6 🔍]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盖特的提案通过话语重构(discursive reconstruction)试图颠覆法律体系的排他性逻辑。她将友谊定位为“私密且政治”的力量,强调其对抗社会孤独与恐惧的功能。[F2_4 🔍] 这种话语策略通过去施事化被动语态(如“被严重遗忘的部分”)与技术专家话语(如“为友谊立法”)掩盖其政治性本质。盖特的修辞策略将友谊政治化为一种抵抗工具,但其法律提案本身却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制度化认可。[F7_14 🔍] 她坦言:“我探讨的是个人成长,而这种成长往往会遭遇身体、心理或性方面的暴力。我坦然地参与这场针对反动派的文化战争,因为他们一直援引传统家庭——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几个孩子——来证明其议程的正当性。”这种话语策略通过将友谊定位为“反动派”的对立面,试图赋予其制度变革的合法性。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盖特的友谊政治学提案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Foucault's genealogy of power)形成对话。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现代法律体系通过规范化权力(normalizing power)将特定生活模式合法化,同时排斥其他可能性。[F8_16 🔍] 盖特的提案试图通过制度化友谊关系,突破这种规范化权力的束缚。然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福柯强调权力的微观运作与话语构建,而盖特试图将其制度化,这暴露了批判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张力。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盖特的提案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与平台化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兴起,友谊关系被商业化为“社交货币”,但同时也被算法化为“用户数据”。[F8_18 🔍] 盖特的法律框架试图通过制度化友谊关系,抵御平台资本主义对情感关系的商业化侵蚀。然而,其政策含义在于:如何在不丧失友谊自发性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制度保护。这需要借鉴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理论资源,构建一种去中心化的法律框架,使友谊关系能够在制度层面获得认可,同时避免被国家权力或资本逻辑所挟持。


专题二:霸权国家的贸易胁迫与中小国家的制度性困境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面对美国拟对加拿大280亿加元(170亿欧元)产品征收50%关税,宣布采取“一比一”报复措施,并启动“A计划”推动对外贸易多元化。[F13_24 🔍] 这一事件暴露了主权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结构性依附与权力博弈机制。卡尼的“A计划”实质上是对霸权国家通过贸易工具实施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的制度性回应。[F14_26 🔍] 然而,加拿大75%的出口目的地仍然是美国,这一结构性依附使其在贸易战中处于被动地位。[F17_32 🔍] 卡尼的“A计划”试图通过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其政策含义在于:如何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秩序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卡尼的贸易战策略通过话语重构(discursive reconstruction)试图赋予其行动以合法性。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谴责大国们“开始将经济一体化作为施压手段,将关税作为杠杆,将金融基础设施作为胁迫手段”,[F14_27 🔍] 这种话语策略通过将贸易战定位为“反霸权”行动,试图赋予其道德合法性。然而,卡尼的策略本身依赖于加拿大作为中小国家的结构性弱势:其出口结构(75%依赖美国市场)与物流基础设施(主要依赖陆路运输)使其在贸易战中处于被动地位。[F17_33 🔍] 这种话语策略通过将贸易战定位为“捍卫主权”,掩盖了其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被动性。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卡尼的贸易战策略与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Polanyi's double movement)形成对话。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商品化一切(commodification of everything)侵蚀社会关系,导致社会反弹。[F16_31 🔍] 卡尼的“A计划”试图通过贸易多元化抵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霸权,但其政策含义在于:如何在不损害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秩序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卡尼的贸易战策略在当代全球治理危机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ism)与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的兴起,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面临严重挑战。[F18_35 🔍] 卡尼的“A计划”试图通过构建多边贸易联盟,抵御霸权国家的经济胁迫。然而,其政策含义在于:如何在不损害全球贸易秩序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体系。这需要借鉴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的理论资源,构建一种去中心化的国际贸易秩序,使中小国家能够在制度层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友谊政治学的制度化困境】 研究问题:在数字资本主义与平台化社会中,友谊关系如何在不丧失自发性的前提下,获得制度保护?需要构建何种去中心化的法律框架,使友谊关系能够在制度层面获得认可,同时避免被国家权力或资本逻辑所挟持? 理论资源: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参与式民主理论。

  2. 【霸权国家贸易胁迫的制度性回应】 研究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中小国家如何通过构建多边贸易联盟,抵御霸权国家的经济胁迫?需要何种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使中小国家能够在制度层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理论资源: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多边主义理论。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026-08-26)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个体生命体验、情感撕裂与生活世界崩解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注意:专注微观人性体验,不重复宏观制度批判):


  1. 【龙卷风幸存者叙事】 [F1_1 🔍] [F1_2 🔍]
    • 事件简述:2026年8月26日《解放报》头版报道奥德省波马斯村(Pomas)龙卷风袭击事件,幸存者克里斯蒂娜与伴侣目睹房屋瞬间被摧毁,泳池中出现橄榄树,沙发被吹至花园尽头。目击者形容“简直是世界末日”,伴侣被空调机压住,屋顶瞬间消失。他们在四个月前刚搬入新家,一切尽毁。法国气象局因技术分辨率限制无法精准预测龙卷风,将其定性为“亚尺度现象”。
    • 情感政治切入点:此事件触动了肉身脆弱性与制度冷漠的痛感裂痕。技术官僚模型将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简化为“亚尺度现象”的数据盲区,与目击者“以为会死”的呐喊形成话语温度差,揭示了系统理性对生命意义的剥夺

  1. 【五人合租家庭的友谊实验】 [F3_5 🔍] [F3_6 🔍] [F4_7 🔍] [F4_8 🔍] [F5_9 🔍] [F5_10 🔍]
    • 事件简述:图尔五人合租家庭(科拉莉、马农、朱丽叶、阿图尔、尼古拉斯)拒绝传统伴侣模式,认为友谊关系更能抵御孤独与性别刻板印象。路易与妻子晓彤、好友法比安和奥兰共同设计双拼房。安妮-弗勒在好友莉娜分娩时剪断脐带,扮演教母角色,却因缺乏法律框架面临关系模糊性。克莱门斯·盖特议员提出“住房友谊化”概念,试图为友谊关系提供法律框架。
    • 情感政治切入点:此事件触动了现代性家庭解体与情感重构的张力。友谊被政治化为“私密且政治”的力量,却在房东、银行与公证人面前遭遇制度性排斥,揭示了法律体系对非血缘关系的遗忘

  1. 【AI辅助法律咨询中的“Doctissimo综合征”】 [F26_49 🔍]
    • 事件简述:三分之二的人使用AI准备法律咨询,律师收到客户询问“ChatGPT建议这样辩护,您怎么看?”的邮件。AI生成的合同与诉状被视为“节省时间”的工具,但律师们警告过度依赖会导致法律专业判断的丧失。一名认知计算技术拥趸透露在遗产继承过程中使用AI解决家庭矛盾,却忽视了情感纠葛与伦理边界
    • 情感政治切入点:此事件触动了技术理性对人类情感尊严的侵蚀。AI被视为“优势”,但其生成的法律文本缺乏人类同情与伦理判断,将家庭纠纷简化为算法问题,忽视了肉身痛感与情感记忆的复杂性。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 【技术官僚理性的冷漠之眼:龙卷风预测的数据盲区与肉身痛感的爆发】


1. 系统理性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Logos)

龙卷风作为“亚尺度现象”,在法国气象局(Météo France)的技术官僚模型中被简化为统计预测的盲区。其最高分辨率网格约为一到两公里,无法捕捉发生范围仅几十米的龙卷风。系统理性将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末日”呐喊)简化为可量化的气象数据,忽视了肉身脆弱性与情感崩溃的复杂性。技术官僚模型的冷色调语言(如“亚尺度现象”“统计预测”)与目击者的热色调语言(如“以为会死”“简直是世界末日”)形成话语温度差,揭示了系统理性对生命意义的剥夺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的现象学深描(Phenomenological Pathos)

克里斯蒂娜与伴侣的叙事展现了肉身痛感的爆发性: - 瞬间崩溃:泳池中出现橄榄树,沙发被吹至花园尽头,屋顶瞬间消失。这种视觉与触觉的冲击,将生命体验简化为碎片化的感官记忆。 - 情感断裂:伴侣被空调机压住,克里斯蒂娜形容“以为会死”。这种濒死体验,揭示了存在主义焦虑制度冷漠的张力。 - 生命意义危机:他们在四个月前刚搬入新家,一切尽毁。这种时间性的断裂,将家庭记忆未来想象瞬间摧毁。


3. Logos 与 Pathos 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系统理性将龙卷风定义为“非理性”自然力量,却忽视了其情感反噬的政治功能: - 系统理性的压制:技术官僚模型将龙卷风视为“可预测但无法精准捕捉”的现象,将目击者的痛感定义为“非理性”的情绪爆发。 - 底层情感的隐性理性: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末日”呐喊,实则是对分配正义生存尊严隐性控诉。龙卷风作为“非理性”力量,反而成为对量化治理逻辑情感反噬,揭示了制度理性与生命意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 制度端冷色调语言:法国气象局的“亚尺度现象”“统计预测”等术语,将生命体验简化为数据单元
  • 生活端热色调语言: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末日”“以为会死”等呐喊,展现了肉身痛感的爆发性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系统理性对痛感的压制,可能导致社会心理韧性的丧失。目击者的痛感若长期被忽视,可能转化为集体愤怒政治冷漠。因此,需要重新定义技术官僚模型的边界,将肉身痛感纳入预警系统的核心。


专题二: 【友谊的政治化实验:克莱蒙斯·盖特的法律提案与“选择之家庭”的情感裂痕】


1. 系统理性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Logos)

克莱门斯·盖特议员的法律提案试图为“像对待家人一样生活在友谊中的人们”提供正式框架,但其系统理性模型仍深陷资本主义家庭模式的桎梏: - 法律体系的遗忘:盖特指出,“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一切都是为伴侣和家庭设计的”,友谊关系被视为“法律中被严重遗忘的部分”。 - 量化评估的困境:银行与公证人拒绝为五人合租或共同购房提供贷款,因“友谊不会持续一生”。这种量化评估,将情感纽带简化为可预测的经济风险,忽视了友谊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的现象学深描(Phenomenological Pathos)

五人合租家庭与共同抚养实践展现了情感重构的张力: - 友谊的政治化:科拉莉等人拒绝传统伴侣模式,认为友谊关系更能抵御孤独与性别刻板印象。这种情感动员的政治化,实则是对资本主义家庭模式的反抗。 - 关系脆弱性:安妮-弗勒在好友莉娜分娩时剪断脐带,扮演教母角色,却因缺乏法律框架而面临关系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既是自由的源泉,也是不确定性的根源。 - 制度排斥:路易与晓彤、法比安和奥兰共同设计双拼房,却遭遇房东、银行与公证人的制度性排斥。这种排斥,揭示了法律体系对非血缘关系的遗忘


3. Logos 与 Pathos 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盖特的法律提案试图将友谊关系纳入制度框架,但其系统理性模型情感动员的政治化之间存在辩证摩擦: - 系统理性的压制:法律体系将友谊视为“可预测但无法持续一生”的关系,忽视了情感纽带的复杂性。 - 底层情感的隐性理性:五人合租与共同抚养的实践,实则是对分配正义生存尊严隐性追求。友谊被政治化为“私密且政治”的力量,却在制度框架面前遭遇情感断裂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 制度端冷色调语言:法律体系的“可预测性”“持续一生”等术语,将情感纽带简化为经济风险
  • 生活端热色调语言:科拉莉等人的“选择之家庭”“友谊神谕”等概念,展现了情感重构的激进性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盖特的法律提案若无法突破资本主义家庭模式的桎梏,可能导致情感动员的政治化沦为制度话语的附庸。因此,需要重新定义法律框架的边界,将友谊关系视为生命意义的核心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提炼 2~3 个具有穿透力的开放性研究追问:

  1. 技术官僚理性与人类情感尊严如何和解?

    • 龙卷风预测的数据盲区与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末日”呐喊,揭示了系统理性对肉身痛感的压制。未来研究可探讨:如何将情感痛感纳入技术官僚模型的核心?例如,是否可通过情感大数据肉身传感器,捕捉目击者的痛感爆发,从而重新定义预警系统的边界?
  2. 情感动员的政治化如何避免沦为制度话语的附庸?

    • 克莱门斯·盖特议员的法律提案试图将友谊关系纳入制度框架,但其系统理性模型情感动员的政治化之间存在辩证摩擦。未来研究可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友谊友好”的法律体系?例如,是否可通过实验性法律框架(如“友谊合同”),为选择之家庭提供法律保障,同时避免制度话语的殖民
  3. AI辅助法律咨询如何平衡效率与人类情感尊严?

    • AI生成的法律文本缺乏人类同情与伦理判断,客户将其视为“解决矛盾”的工具,实则忽视了肉身痛感与情感记忆的复杂性。未来研究可探讨:如何构建一个“AI+人类”的法律咨询模式?例如,是否可通过AI辅助判断人类伦理审核的结合,既提高效率,又保护情感尊严